二章：重建身体文明

阅读传统的伦理学著作，最大感觉就是空洞，脑子里生不成相关图像。男女老少、黑白黄棕一概全无，只有抽象的教条从天空划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祖宗明白，道德修养要从自己的身体起步。人类依靠身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未来几百年可能还会如此。无论坚持正义还是抵制邪恶，你的身体都是最终依靠。

请放弃那些在天上飘来飘去，在书本里抄来抄去的教条，返回我们的身体，开始道德科学化的第一步。

修身养性话文明

健康与迷信

科学中的身体

新健康观

负面情绪和内感觉

树立科学生育观

过度医疗

接受死亡

只能活一次！

克制成瘾行为

尊重性取向

超人类主义

修身养性话文明回本章

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肯定会听到“修身养性”这个词。是的，古代文明无论诞生于何处，有什么形式，都充满了身体元素。

一方面，人体是古代最重要的能量源，绝大部分劳动环节靠身体完成，健康身体是生存的保障。另一方面，古代缺医少药，疾病威胁无处不在。几分之一的婴儿无法活到成年，很多健康成年人会因病夭亡。

既然医药缺乏，人们就只能靠生活方式调养身体，抵抗疾病。从宗教条文到普通民俗，都有大量养生内容。又为了让人们能够遵从，有些直接建立在道德信条之上。伊斯兰教在这方面是个典型，从严厉戒酒到死后速葬，都是符合古代卫生条件的规定。

无论传统民俗是否有科学依据，能否真正保健，背后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作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并不指望社会来维护自己的健康。

对于身体，古代产生了三个方向的文化。一种以佛教为代表，把身体当成对精神的约束，贬为“臭皮囊”，欲弃之而后快。佛教经典有大量关于身体的描述，但不是让信徒热爱它，保护它，而是厌恶与嫌弃它。古代各大宗教都有苦行，也是要通过伤害身体提升精神境界。

另一派的代表是道教，他们希望通过服药或者修炼，突破身体局限，获得先天身体所不具备的功能。“养生”一词就来自庄子，后世道家更提倡“仙道贵生”、“长生成仙”。在各种古文明里，只有道教把身体抬到信仰的核心位置，具体修炼方法也基本围绕身体展开。

在中国古代，道与儒家和佛家长期并列。“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各有各的生态位。道家在长期对身体的研究中，发展出不少朴素经验科学成果，成为道德科学化的早期尝试之一。

大部分古文明对身体的态度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他们承认身体有局限，并不试图改变它，但希望通过训练和保养，最大限度发挥身体潜能。他们也接受生理需求，强调节欲而不是禁欲。

苦行很艰苦，修仙又不可能成功，凡是对身体采取中间立场的古文明，更能获得普通人的接受。但无论哪一种，古代道德文献里都充满了对身体元素的探讨，和对日常生活的要求。这让它们直接、鲜活、深入地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让道德离开身体元素，走向抽象讨论，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在今天成为主流。一方面机器代替身体，成为主要动力源，依靠体能的劳动越来越少，体能差一些不耽误挣钱。

另一方面，人类建立起现代医疗系统，并且不断发展，能治愈越来越多“不治之症”，这使得现代人有放纵身体的本钱。最大误区就是不再“作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转而托付于医疗或者福利系统。

传统文明的身体元素在科学界也都有继承者。嫌弃身体的观点发展为“缸中之脑”假说，或者对“数字永生”的追求。重视身体的一派表现为超人类主义，希望通过基因编辑、人机合体等技术，打破基因带来的局限。

健康与迷信回本章

缺乏有效的医药手段，古人靠日常生活中的严格约束保持健康，繁衍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缺乏现代科学，迷信一直借助人们对健康的关心来传播。

无论传统宗教还是新兴宗教，很多都以“治病”为传播手段，福音书中的耶稣就是典型，法轮功则完全从保健入手吸引信徒。普通人也会因为罹患重病而倒向迷信。当今伪科学的重灾区多发生在健康领域，与外在的伪科学相比，事关身体的伪科学更吸引关注。

这些都是“健康崇拜”的表现。健康是每个人的正常追求，死亡也是人人都尽量推迟的事。健康崇拜则将追求健康、逃避死亡置于其他价值之上，让人为此放弃正常工作与生活。

秦始皇在晚年把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寻找长生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因服食仙丹死亡的皇帝不乏其例。末代俄国沙皇的国师拉斯普庭也是靠偏方“治疗”皇子的血友病得到恩宠，从此干预朝政。

由于缺乏科学基础，古代很多养生术从目标上就定位错误。比如，道教让女性“斩赤龙”，也就是练习断绝月经。即使目标正确，也有放血、服食丹药等错误的养生方法。

经过上百年反封建洗礼，中国的健康崇拜很少再披上传统迷信外衣，但却以伪科学或者传销的方式传播。八九十年代伪气功在中国大行其道，就是健康崇拜的一次大爆发。很多伪气功流派从宣传养生开始，拉住铁杆支持者，进而转向教主崇拜。也正是由于从身体入手，这类邪教的信徒往往很难转化，他们坚信自己的健康状态得到了改善。

在中国，经过对邪教的打击，健康崇拜转而由“安慰剂行业”传承。这个行业出售既无保健价值，也无治疗功能的物品，靠讲故事来让人们购买。为锁定消费者，商家往往借用哲学或者宗教理论，拔高所售物品的价值，让它成为信仰对象，激发膜拜行为。市面上售卖的安慰剂有很多，但商家几乎都在宣传同一个理念：什么都不如健康重要，为健康可以放弃正常的生活。

从古到今，健康崇拜有几个不变的本质特点。首先把饥饿、干渴、出汗等“一过性反应”称为病症，制造焦虑。通过暗示，让人们觉得身体出了问题。

其次，健康崇拜提供的保健治疗方法都有强烈的仪式感：祈祷、通电、断食、女性剃光头、禁忌性生活、远离亲人。所提供的物品多能制造主观愉悦。古代丹药含有重金属成分，服后脸红心跳。今天的安慰剂也往往有创造快感的成本。

再次，健康崇拜会把病因归结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古代的理由包括瘴气和不良的风水，今天是电磁辐射和环境污染。安慰剂产业尤其爱提癌症，因为很多环境问题都可以算成“致癌因素”，难以查清。

现代医学能证伪这些健康崇拜现象，所以，从业者往往视之为大敌，声称医学无效，故意压制他们这些有效的疗法。进而从各种角度批判现代科技和工业，声称它们破坏而不是提升了健康，将健康崇拜引向反科学和反现代化。

寻找科学基础回本章

古代人类依靠身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导致各种文明都有身体元素。但是，这样只能掌握零星知识，无法对客观世界有整体认识。近代科学诞生后普遍使用仪器，能超越感官去认识宇宙，最终形成今天的自然科学体系。

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就是人从科学体系中被挤出去。现代科学以物理学为基础，描述了不以人为中心的宏大而冷漠的世界。道德的义务论转型，或者说道德的抽象化，也恰恰伴随着现代科学的诞生而形成。

用物理学解释道德？很多人这么尝试过，但那不是道德科学化的方向。道德科学的基础只能是与人有关的科学，生理心理学就是一个重点。它是心理学的主要分支，研究人类心理现象与生理活动的关系。生理心理学必须等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成熟后才能深入，所以它虽然很早诞生，但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得到迅猛发展。公众，特别是道德专家对它的前沿成果一无所知。

最初，生理心理学只研究脑，后来扩展到整个神经系统，再后来，激素等生物化学现象也纳入研究。生理心理学最重要的原则，是每种心理活动必须有对应的生理基础。生理心理学家的日常工作就是寻找这些生理基础。眼球如何产生视觉？额叶如何形成意志？海马区在记忆中有何作用？诸如此类。

生理心理学是驱逐心身二元论的利器。缺乏生理心理学知识，无神论者就很难说清心理活动为什么都有物质基础，具体又有哪些物质基础。面对围绕“灵魂”产生的宗教现象，如降神、附体等等，生理心理学最有针对性。

各国都有科学家相信特异功能，但几乎都不是生命领域的科学家。反而是医学家和心理学家，站在批判特异功能的前沿，原因就是他们具备相关知识。

在不断积累的生理心理学基础上，八十年代心理学界出现“具身认知”论。在此之前，心理学考察脑时可以不管身体，考察身体时可以不管环境。具身认知论把这类观点称为“离身认知”，他们提倡“脑在身体里，身体在环境中”，三者合一，才能正确认识行为规律。

具身认知论者基于很多新发现。比如，想象一个动作和实际做一个动作，脑的活动方式类同。各种古代文化里面主要的形容词都差不多：光明、温暖、上升是褒义词，黑暗、寒冷、下降是贬义词。这说明人类文化有体感上的共同基础。

最初，具身认知论仍然把研究重点定位于认知。今天的学者更愿意把它当成形容词，用“具身性”或者“具身的”，指称把身体沉浸于环境后发生的现象。

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义务论兴起的背景，恰恰是科学界普遍流行“离身认知”论。不考虑心理的生理基础，也不考虑实践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们发现这条路在科学上走不通之后，也会意识到它在道德上走不通。

在心理-生理-环境的交接处，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科学。

新健康观回本章

兜兜转转，人类社会从古代走到当代，关于健康的理念也应该现代化，形成指导现代人生活的新健康观。

首先要明确，人类文明仍然是基于身体的文明。今天虽然遍布科学仪器，我们仍然靠身体进行最后的判断，并基于身体行为来改造世界。象“切尔诺贝利”这样造成重大损失的事故，就是由于当值人员判断失误，而非计算机发生故障，所以才成为道德谴责和法律追究的对象。

未来，人类可能会使用克隆人、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等先进技术，大量非天然物质嫁接于我们的身体，但它们仍然只是身体功能的扩展，而非代替。只有发生数字永生，或者AI的全面控制，身体元素才有可能在文明中消失。

天然身体不仅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工具，更是责任的基础。正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体，才拥有不同的责任。我的行为出了错，责任在我。你的行为出了错，责任在你。如果身体界限消失，责任边界也会消失。我还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责任归属的文明如何运转。

其次，身体健康是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而不是终极目标。不能单纯追求无病或者长寿，而不追求人生意义或者生活质量。这一点在中老年群体中尤其明显，身体机能衰退，同龄人不断去世，都给他们制造压力。很多人象溺水者一样抓牢各种养生术的野草，使得老年群体成为滋生伪科学和邪教的重要土壤。

再次，健康追求要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排除前科学时代的保养方式。但是这并不容易。传统养生保健多与传统哲学和宗教理论结合起来，体系完整，意义明确。与之相比，现代科学迟迟没建立系统的保健养生体系，只是创造出零散的保健知识和技术，这使得它在完整性上很难与传统保养方法竞争。

虽然在生理学知识上，现代科学远远超过朴素经验科学。但是，现代科学在健康领域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医疗，而医疗体系需要有人患病才能运转。医学变成一个期待人们生病的行业，缺乏动力去研究日常保健和养生。在落实新健康观上，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们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是对古代健康文明传统的继承。虽然医疗系统和福利系统都有空前发展，但是社会不应该承担个人非健康生活方式的后果。如果一个人长期吸烟、酗酒，却在患上癌症后希望社会为他的治疗买单，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以前，由于缺乏跟踪行为的技术，保险公司会事先做体验，并基于身体条件调整保费。今后，保险公司会根据大数据对个人生活的记录调整保费。吸毒、吸烟、甚至长期购买垃圾食品，都有可能提升健康成本。

不要以为有科学加持，新健康观很容易确立。恰恰相反，现代科学是一个重物轻人的体系，主要关注物质世界如何运转，以及物质财富如何创造。如何把数百年积累的科技成果用于人的健康，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负面情绪和内感觉回本章

你幸福吗？

面对这个问题，没几个人有正面回答，情绪体验往往和金钱无关。现在自杀的人，年收入可能远远高于八十年代的“万元户”。韩国刚宣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2022自杀率便高居全球第四。

真正的问题不是虚无飘渺的“幸福”，而是如何处理负面情绪。它是指主观感觉不愉快的各种情绪，包括焦虑、恐惧、悲伤或者抑郁等等。

从科学角度上看，负面情绪虽然在感觉上不愉快，但也是人类正常心理活动。大部分负面情绪来自个体与环境的冲突，其中一些如焦虑和愤怒，都有明确生理基础，是人与高等动物共有的先天情绪。有些负面情绪更与深度饥饿、重病、长期幽闭等生理问题有关。

产生负面情绪，主要的外在原因是个体和环境形成冲突。事业失败，婚姻危机，物理伤害或者未来预期不良，都会引发负面情绪。它对个体形成压力，驱使人们解决问题，改变现实。所以，负面情绪是重要的人生动力。

然而，负面情绪常被用于传教。首先，传教者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负面情绪上，以“痛苦”作为人生不幸的首要指标。其次，他们割裂负面情绪和客观现实的关系，宣称痛苦的原因是你不理解正确的教义。最后他们宣称，只要接受他们的教义，就能永远摆脱负面情绪。

而他们提供的具体方法，无非是让信徒脱离现实，重陷自我中心状态，在内心里寻找平衡与解脱。接受这种宣传，把压制负面情绪当成头等大事的人，现实中会表现为麻木不仁，丧失生活动力。

佛教最早把教义建立在对负面情绪的研究上，并以解除“八苦”为目标。在这套教义里，所有负面情绪都是恶，你如果能体验到，就说明修为不到家。

值得警惕的是，除了传教士，现实中某些心理咨询师也正在走上这条路。他们无法客观检验心理问题，只好把“负面情绪”作为交易的指标，把减少负面情绪称为疗效。

另一种常被迷信误导的心理现象叫做内感觉，又称机体觉，是人体对自身内部生理活动的感觉，有别于视、听、嗅、味、触等针对外界刺激的感觉。内感觉又分动觉、内脏觉和平衡觉三种，分别感受运动状态、内脏状态和身体平衡。

清醒时，外感觉提供的信息占总量90%以上，平时我们很少体验到清晰的内感觉。如果有意隔离外部刺激，内感觉便会充斥意识域。肌肉体验到酸、麻、软、胀，内脏有发热感觉，其实它们平时就存在，只不过被忽视。

在打坐、冥想之类宗教活动中，信徒处于信息高度隔绝的状态，内感觉大量涌现。传教者便赋予这些感觉以宗教色彩。相对于以崇拜主神为主的西方宗教，以自我修炼为主的东方宗教更强调内感觉。曾经危害一时的伪气功，就用激发内感觉作为效果来宣传。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无论负面情绪还是内感觉，都是正常心理活动。我们需要给予调节，使之贯注于有益活动，而不需要追求六根清静。

树立科学生育观回本章

生育首先是一个生理现象，同时也是重要的道德选择。今天，生不生孩子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但是，让我们先抛开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从伦理道德发展史上进行梳理。

封建时代生产率增长缓慢，扩张势力不是通过提升技术，而是增加人口。家族以之为中心，国家也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几乎所有轴心信仰都鼓励生育，并将其视为宗教义务。

《圣经》创世纪中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伊斯兰教圣训中称：“你们聘娶多生孩子、招人喜欢的女人，复生日我以你们的人数跟别的民族竞争。”儒家更将延续血脉视为个人义务大力推广。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这些儒家文化社区都以人口稠密著称。

在传统生育观推动下，古代社会反复因为人口爆炸导致战争动乱。工业革命之初，传统生育观保持了巨大惯性，人类总量迅速提升到以前的七倍，大大削弱科技进步带来的福祉。

只有进入现代，发达国家才提倡少生优生。但是，社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于经济基础不再是家庭，“养儿防老”被健全的社会福利取代，生孩子带来的个人利益越来越少，负担却越来越重。很多人发现，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对父母毫无帮助，他们开始拒绝生育。

很多人焦虑于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写了不少经济或者福利建议。他们忽视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个人为什么要生孩子？现代社会无权征用女人的子宫。如果成年人从经济和养老上不再需要子女，仅仅陪伴动机，远不足以让他们支付养育后代的成本。

传统生育观已经与现代社会脱节。必须面对现实，以科学为本建立新的生育观。出发点就是强调生育的社会责任。生育不仅满足个人需要，更是为文明培养继承人。家长在生育前必须精心考虑为子女提供什么样的教育，而不是在习俗压力下被动完成生育任务。

家长要为孩子的未来负责，而不是让后代成为扩展家族和个人势力的工具，凡以子女为工具的行为都属于自私自利。父母不仅生育了生理意义上的后代，更是把他生在具体的环境中。儿童长大后的成就或者挫折，归根结底受限于环境。把孩子生在什么环境下，对父母来说是严肃的选择。

现代人的主要责任是通过事业为社会作贡献，而不是依靠子女形成优势。如果成年人事业成功，也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社会资源。所以在现代社会，父母这个身份要低于职业身份。没有什么“全职太太”或者“奶爸”，那只是个体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借口。

我们尊重的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社会意义的人，基于这个理由要支持女性堕胎权，因为人只有出生后才算独立的行为主体。孕妇是成熟的行为责任人，有选择生与不生的权利。很多宗教都有反对堕胎的教条，并影响到现实中的立法。这是科学无神论和传统宗教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过度医疗回本章

在美国，排名第一的行业是什么？不是房地产，不是金融，也不是军火，而是健康医疗行业。算上健康保险金，已经占到美国GDP16%。平均到个人身上更是全球第一梯队，是中国人均医疗支出的25倍！然而，美国的人均寿命仅仅和中国持平。

造成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过度医疗，美国是过度医疗的反面典型。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他们收费奇高的医疗系统。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好，然而只不过是现代医疗普及较晚，过度医疗现象还不够深入而已。早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刊物已经开始讨论过度医疗现象。检查时就高不就低，手术时使用昂贵材料，乱开辅助药物，国外过度医疗的几乎每个弊端，都已经在国内有所体现。

当时就有人估算，病人如果托关系，医生可以为他省去50%医疗费用。反过来，这就是过度医疗所抬升的成本。

在这个时代讨论与身体有关的伦理道德，过度医疗是个关键问题。2023年中国逮捕了一批医院院长，罪名虽然是“受贿”，实际上都是为医药公司当托，属于过度医疗问题。

当然，从历史上看，过度医疗是个新问题。古代不乏过度医疗的小故事，但古人很难求医问药，这种事情不普遍。伴随现代医疗的普及，过度医疗基本影响到所有人。举例来说，我们买的每盒药物几乎都过量，你抽屉里一定有大把没吃完的药。

甚至，过度医疗可能永远是一个新问题。因为不断有新药或者新疗法投入使用。它们有没有效？是否有宣传中的效果？或者只是一个赚钱的新名目？

靠希波克拉底誓言，或者《医师法》、《基本医疗保健和健康促进法》，解决不了过度医疗，它在本质上根源于“健康后移”：人们只有在生病时才关注自己的健康。

医疗行业有钱可赚，是因为你生了病。你可以把资源用于体育和保健，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避免或者减轻病症，尽可能不让医院赚到这笔钱。根本上讲，我们都要把健康主导权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交给医院。现实中，由于体力劳动价值下降，以及医院能够保命，人们日益轻视对身体健康的责任，交出健康主导权。

仍以美国为例，它以占人类4%的人口，消费了全球六成毒品，四成以上成年人有肥胖症。这些发生在医院之外的事情，直接导致美国人频繁就医，让医疗体系能够维持高价，大量社会资源并没有用于促进身心健康。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不是靠市场机制，二不是靠法律监督，更多要依靠自己的道德修养，靠戒烟、戒酒、回避垃圾食品、克服睡眠障碍，靠每天挤时间从事体育锻炼。

当然，我们支持国家以各种方式打击过度医疗。但作为个人，在科学指导下主动维护自身健康，不让医院赚自己的钱，岂不是更好。

接受死亡回本章

平时的过度医疗可以避免，临终前被拉到医院抢救，就不得不付出高额费用，而且并不能挽救生命。很多案例中，老人去世时的治疗会让亲属陷入贫困。在另一些情况下，由于医学界尚无对症药物，有些疾病给人带来长期痛苦。这些都产生了安乐死的需求。

然而，安乐死更有道德上的意义，就是我们如何接受自己终究要死亡的现实。死亡恐惧向来是宗教传播的重要动力，因许诺来世，宗教能够在幻想中帮助人们减少死亡恐惧，在历史上曾经是临终关怀的主要手段。有些宗教如藏传佛教，还会以死亡前后的生理变化作为评定修行水平的标准。

中国古人在死亡恐惧约束下，靡费巨万进行厚葬。帝王葬礼往往消耗几分之一的国家财政，西汉时期生产的巨量黄金因为陪葬消失在地下，以至于到东汉时基本退出流通。这些花费使得大量财富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是导致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直到当代，厚葬还是某些少数民族家庭返贫的原因。

无神论者否定灵魂不灭，认为身体是物质性的存在，死亡即是人生永远消失。然而，无神论者同样要面临死亡带来的恐惧。这种恐惧会伴随终生，越到晚年越强烈。没接受过死亡考验，并且严肃思考过生死问题的人，算不上真正的科学无神论者。

很多人年轻时倾向无神论，却在晚年倒向宗教。象小说《牛虻》的主人公，临刑前仍然拒绝教士提供忏悔的机会，才算真正经受考验。宗教界有种说法：病房里没有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应该将病危通知书当成人生最后的考验。

人体只是生物性存在，只有身体发出的行为才有社会价值。如果健康恶化，行为能力严重下降，既无法为社会服务，也不能保证生活质量，可以选择安乐死来结束物质性的身体。

安乐死与尊重生命并不矛盾。现代社会有过度医疗的弊病，人在临终前会接受大量既痛苦又不能根治的医疗服务，过着缺乏尊严的生活。安乐死恰恰是对生命的尊重。它不同于自杀，前提是个人已经充分履行对社会和家人的责任，并且无法律纠纷需要解决，不能以安乐死作为逃避社会责任的手段。

安乐死与仍然占据舞台的轴心文明相冲突。轴心文明起源于农业时代，人类普通早夭，增殖人口是重要目标。所以，轴心信仰系统普遍追求长寿，反对自杀。安乐死就是变相自杀，自然会被抵制。

在很多国家，安乐死只能偷偷进行，不受法律保护。临终关怀作为替代品得以存在。它不会主动让病人致死，但是放弃治疗手段，照料病人走完生命历程。其费用大约是重症室的几分之一，虽然不算低，但很少会导致家庭财政破产。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地区的人均寿命早就超过八十岁。2000年后出生的孩子，有一半可以看到2100年。如何自主地、有尊严地渡过人生最后时光，将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要考虑的问题。

只能活一次回本章

2021年，美国散户在金融分析师吉尔带领下，推高电子游戏商GameStop的股价，让华尔街对冲基金受到严重打击。吉尔和他的信徒们以“YouOnlyLiveOnce（YOLO）”为口号，翻译过来就是“你只能活一次”。类似于中文的“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人只能活一次，是自然身体给我们的基本约束。只要数字永生、细胞修复之类技术奇迹还未实现，这就是身体伦理的基础。然而，这也是近代科学长期去魅的结果。YOLO这个口号诞生在基督教社会里，本身就是一大突破。

人只有一次生命，不存在来世，整个无神论道德体系都基于这个生理前提。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在他的现世中承担责任。我们必须尊重这个只能活一次的生命，尽可能让它拥有更多、更积极的价值。

古代宗教体系往往要设置“来世”概念，让信徒为来世幸福奋斗，放弃很多现世追求，将现世仅作为来世的过渡阶段和附属阶段。接受这类观念的教徒对生活态度消极，既不为社会创造财富，也不会真正关注他人幸福，整日沉迷于宗教仪式，对周围麻木不仁。

在古代社会，“来世”不光是宗教虚构，也是很多活人的任务。巨大的金字塔都是为法老的来世而修建，其工程量如果用于修建水利设施，会灌溉出万顷良田。传统藏区神权政府最多时，拿出每年赋税的几分之一制作酥油花，用来贡献神明。

无神论者将生命视为物质性存在，由远古超新星爆炸形成的各种重原子构成，不存在可以离体的灵魂。对个体来说，现世死亡就是永久死亡。于是，无神论者都要面临一个任务，就是如何规划好这唯一的一生。

其实，即使在宗教社会，很多人也早就接受“只能活一次”的事实，只是对其做出负面回应。法王路易十五那句“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就是代表。据考证，这句话原是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讲的。她认为路易十五做了很多荒唐事，会触怒上帝，在他死后降下大洪水。这句夸张的话在传播中，被改造成对待是否有来生的冷血宣言。因此，当代有些人认为，失去宗教的“来生”观念让人们变得自私冷漠。

在这里，我们需要挖掘义务论的可取之处，那就以善恶本身指导行为，而不是以奖惩来指导行为。如果一个人做善事，仅仅是因为追求来世能上天堂。或者不做恶事，仅仅是担心死后下地狱，说明他尚未建立是非观念，所作所为只是在与神明作交易。

今天，人只要接受科学教育，一般都会在青春期开始就接受只能活一次的事实。在此前提下，人们应该加倍珍惜时间，把“一生”拆解成几万个日夜，认真规划。牢记只能活一次，会让你努力学习、谨慎选择、积极创造、不断进取。

也正是由于不接受来生观，我们与亲朋好友都只能在现世中交往，无论爱恨都留在现世，不存在后世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要更要积极地关心在此生相遇的人。

克制成瘾行为回本章

现代道德理论的基础是自由意志论，然而，成瘾行为(addictivebehaviors)的存在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个基础。

成瘾行为是指基于生理变化，不可自制地反复从事某种活动或滥用某种物质。这种行为据说已经有五千年，但是在古代，人们很难找到成瘾行为背后的生理变化。现代医学最初是从药物成瘾入手来研究成瘾现象，因为药物带来的生理变化更明确。

现在，不光是毒品和烟酒，嗜糖、嗜盐这些对身体有不良影响的习惯已经被视为成瘾行为。也不光是赌博、网瘾等有害社会的行为，购物、性行为，甚至读书、跑步之类，只要过度从事，都被怀疑有成瘾倾向。

总之，某种行为你非常想做，不做就会有戒断反应，情绪低落、心烦意乱，它就有可能是成瘾行为。生活习惯与成瘾行为的区别，就看有没有难以逆转的生理变化。随着生理心理学技术不断发展，专家们不断发现神经系统局部区域的功能，大部分成瘾行为对应的生理基础都被找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考察这些变化来自先天还是后天，这是道德评价的前提。

比如，怀孕的母亲吸毒，婴儿出生后就有毒品戒断反应，他无法为此负责。然而，一个人随意发生性行为，到底是患了“性瘾”，还是纵欲过度？虽然连取名《性瘾》的电影都有人拍，但医学界并未接受“性瘾”这个提法，仍然把它视为后天养成的习惯。

当代最严重的成瘾行为就是毒品。从鸦片、古柯叶这类天然毒品，到海洛因、可卡因这些提取物，再到咳嗽糖浆这类软性毒品，吸毒行为正在快速迭代。如今引起各国关切的“芬太尼”，便一直是外科手术用药。

对于毒品带来的危害，中国人有历史教训。不仅平民百姓深受其害，政治人物也是如此。“918事变”时张学良正是瘾君子，每隔一小时就需要注射，完全不能理政。

将建国理论定位于自由意志论的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头号毒品消费国，40%的青年人有吸毒经历。由于有代议制，民众里面占比越来越高的瘾君子会选出代言人，修改法律，逐渐为毒品开禁。解禁大麻，设置官方注射点都是这类政策变化。同时，随着西方政治人物不断有人沦为瘾君子，其决策过程逐渐变得难以预料。

笔者小时候，人们随意在公共场所喷云吐雾，醉驾入刑也是在2011年5月1日才开始实施。在世界卫生组织带领下，各国相继发布“限糖令”。这些都说明人们逐渐重视成瘾行为，开始用法律约束，不再把它们视为能够“自由选择”对象。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基于病理性成瘾的行为不应该有民事效应，更不用说法律效应。鉴于毒品戒断缺乏显著成就，未来可能出现针对吸毒人员的民事条款，禁止有过吸毒行为的人参军、从政或者当警察，剥夺他们的很多民事权利，以避免社会财富被这些人在成瘾状态下滥用。高度成瘾者成为现代社会的下等人。

尊重性取向回本章

在西方国家，LGBT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作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早在八十年代，我就见证过同性恋在中国“去罪化”的过程。

当时，同性恋还属于流氓罪，警察有权拘捕。不过当时的警察告诉我们，他们一般会打开警笛，从远处将同性恋聚会驱散了事，很少真正执行这条法令。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同性恋去罪化已经可以公开讨论。

作为心理专业的学生，我还见识过更多的异常性行为，甚至有鲜为人知的“自恋癖”，仅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性冲动，对其他人，无论同性异性都没兴趣。还有彻底的“无性恋”，从生理上厌恶各种性行为。

见得多了，让我从那时起就相信它们既不是罪，也不是病，只是不同的性习惯。九十年代，同性恋正式归入心理疾病，2001年又从“精神病诊断条例”中去掉，成为一种性行为取向。中国至少从国家层面已经完成了同性恋“去罪化”和“去病化”，至于家庭压力或者社会压力，那纯粹个人问题。

但是，既然选择把道德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也需要否定同性恋圈子里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那就是把同性恋当成无法抑制和改变的先天取向，并由DNA遗传。直到2019年我找到的资料表明，科学界仍未发现所谓“同性恋基因”。向我提出这个证据的人，也没有谁说明它的出处。

无论同性恋还是所有LGBT行为，可能都是后天养成的习惯。事实上，同性恋圈层中的“掰弯”行为，就是对“先天说”的变相否定。“掰弯”是指吸引异性恋从事同性恋行为，通过扩大同性恋群体，减少同性恋面对的社会压力。如果同性恋真属于遗传因素，直男直女就不存在“掰弯”的可能性。

社会对异常性行为的严厉压制，主要是由于在贫困时代，人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生活。个别人如果有异常性取向，会对其他人带来困扰。世界各国将同性恋去罪化和去病化，都是在过去几十年伴随住房条件改善完成的。性取向中的少数派可以与多数派分开居住，眼不见心不烦。相反，越是贫困国家，居住条件越差，对同性恋越不宽容。

然而，LGBT运动正在走向与性宽容无关，甚至相反的方面，使人们忽视性道德进步的真正目标。

家庭道德是传统道德的基础，核心任务是保证财产传递给血脉纯正的后代，所以将性视为道德头等大事，“万恶淫为首”。今天，个人通过工作立足于世，降低对性问题的关注才算道德进步。对现代人来说，驾车时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危害，比非婚性行为要严重得多。

其次，除了极其罕见的“自恋癖”和“无性恋”，一般人满足性欲都需要借助他人身体，而每个人都拥有对身体的支配权。无论异性性行为还是同性性行为，严禁强奸，严禁违背对方意志的性骚扰才是根本原则。

最后，个体彼此之间容纳对方的性取向，不能强制别人改变态度。无论强制改变同性恋，还是强制改变异性恋，都违反了这个原则。

超人类主义回本章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2018年看成划时代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医生贺建奎宣布他成功编辑两名婴儿的基因。科学界当然知道滋事体大，贺建奎当年就获选《Nature》年度十大科学人物。然而他很快被捕、判刑，这件事也被冷处理。

对基因进行编辑，是全球“超人类主义”者的一次重大实践。在不远的未来，这种思潮也会对传统道德形成最大冲击，并且没有之一。

道教徒梦想提升天然身体的机能，但他们没有真正有效的技术手段，超人类主义则是这种理想在科学时代的变种。通过用人造物代替天然机体、植入芯片、改变基因，他们可以让人体获得前所未有的功能。

然而，这个过程中要突破的并非只有生理局限，还有传统道德中的身体元素。它们很少被明示出来，深嵌在所有传统文化当中。但是如果受到挑战，立刻会有人出来维护。

法律上很多条款都与身体有关，比如伤害罪和强奸罪。各国法律都认为，针对身体的犯罪比针对财富的犯罪更严重。对抢劫的量刑就不以罪犯抢夺财物的价值为标准，因为抢劫会导致伤害身体。然而，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再是天然身体，上述各种条款都要做彻底修改。

对于老人、儿童，或者男女两性，道德和法律也都会有不同要求。比如，法律会减免高龄老人的刑事责任。如果通过组织工程技术改造感官、肌肉和骨骼，让老人获得和年轻人一样的行为能力，那么，他是否可以在犯罪后规避法律惩罚？

超人类主义者很早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声称要突破双重局限——基因局限和传统道德局限。1998年，超人类主义协会在英国成立。2012年，超人类主义者在西方各国成立政党。2016年，美国超人类主义政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

目前，医学界只允许对人体进行恢复性改造。比如给盲人装上电子眼，给老人装上人工耳蜗。这些改造让老弱病残获得普通人的行为能力，容易获得社会支持。

然而，人体很难在几十年内明显进化，技术却可以。上述技术很容易突破普通人的平均水平，让人获得超级视力、超级听力，甚至超级体力。这样便会出现功能性改造，没病没灾的健康人为获得某些超级能力而改造身体。

对超人类主义的一大指责，是这类技术会加剧社会不公，让强者把金钱或者权力优势通过身体进一步加强。其实，一门技术只要获得应用场景便会量产，最终让普通人也用得起。第一款抗生素“盘尼西林”曾经是有钱人才用得起，现在的抗生素甚至有滥用风险。

面对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故事，人们没有这类指责。因为那些有超级身体的漫画角色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解决普通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根本问题在于人们是从利益角度，还是从责任角度来看待身体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