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

南希·法莫

　　“噢，我是当真的，”穿着粉红色礼服的女孩说道。“再不拿出来我就报火警。”她用扇子轻轻地点着那个小伙子的鼻子；那些货真价实的西班牙式花边与她的裙子很相配。那个年轻人烂醉如泥，对着女孩的头发嘟哝着。

　　“你弄得我难受极了，我要叫了，”她又说道。“天哪，要是让妈撞着，她非暴跳如雷不可。”虽然嘴上这样说着，可是她并没有动，可以说，根本就没挪动。那男人还在她胸脯上乱摸着，而萨利看看周围，前屋很暗，散发着从佛罗里达花高价买来的桅子花香气。通过房门，萨利看见跳舞者随着乐队演奏的节奏旋转，这支黑人乐队是从姆哈莱雇来的。乐队正在演奏“不是行为不规”的曲子。妈妈，寻找着向屋外看。

　　“花花公子，”萨利边说边轻推了一下那个年轻人。他醉得不成样子，只这轻轻的一推，他就从椅子上掉了下去，他坐在地上，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那模样滑稽极了。萨利把羽毛披肩披在肩上后，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

　　当这个少女飞快走过时，一双小小的法国式高跟鞋在台阶上卡嗒卡嗒地响着，她妈妈开始说“我不赞成——”

　　“哎呀，妈妈，别扫兴好不好？”

　　“我得和你爸讲讲。这将是你最后一次在这举办这种恶心的晚会。挂在屁股上的酒瓶子，男女亲吻抚摸，还有低俗的音乐”。

　　萨利气冲冲地冲上楼去。母亲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天哪，那是1924年，所有的棒小伙早就不品茶，也不会信守三年的婚约。世界变化太快了，再也没有那种母亲说过的端坐在客厅中，忠守自己珍宝的女孩了。

　　萨利的头突然剧痛了一下，便倚在门框上。汤米在他的劣等威士忌里放了什么东西？天啊，这倒霉的酒喝得让她看什么都是双影的，她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黑暗的卧室，在丝绸窗帘前稳了稳身子。在远远的墙角上挂着一面镜子，她在镜子中看见了她穿过的门，还有在阴影中，站着一个男人。

　　“楼下开舞会，”萨利说道。她想坐一会儿，让头脑清醒一下，再回去跳舞。楼下不断传来爵士乐声，还掺杂着男人们的高谈阔论和阵阵爽朗的笑声。声音太大了。母亲会发火的。那个男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舞会在楼下。”那个男人只是茫然地站着，凝视着萨利，仿佛她是幽灵一般。他穿着古怪，根本就没穿礼服，一件白色的长衣，廉价的裤子和那种她从未见过的便宜货色的黑布鞋上系着副白鞋带。那可笑的鞋底一看就知道不是皮制的。他是商人还是小偷？房间里有一个小阳台，从窗帘的缝隙中她能看见一小块黑色的天幕。他该不是从阳台上跳进来的吧？

　　看了一眼他的面孔，她不禁要惊叫了。她现在已习惯了这种昏暗的光亮，而且完全能看清他的表情。萨利早就习惯了她情人们眼光中哈叭儿狗般的神情，每次她都要嘲笑一番。

　　然而这个人脸上那种近似女性般的腼腆却让她觉得好笑。“哦，不过是一个乡下姑娘，”萨利想道，并淫猥地笑了笑。那个男人也回报以微笑。

　　他绝不是她在舞会上碰见的那种男人。现在她开始仔细端量他，黑头发，大鼻子，黝黑的皮肤。犹太人。她父亲虽与犹太人做生意，但并不与其交往。多有趣呀！妈妈又该发火了。她又笑了笑，很诱人。

　　那人向她走近了一步，停了下来，就好像他不会再往前走了一样。直至此时她才明白这个人原来是在镜中，可她却不在，镜里也没有她的身影。她走向镜子伸出手去，但那人并没有伸手来接。她就像是走在梦中，就在她往前移动时，楼下的大钟开始敲起了十二点钟的钟声。当第一声钟鸣隆隆作响时，一列火车呼啸着驶过城市黑暗的街道和白雪。这是新年除夕，既将从1924年进入到1925年。火车开过，它的吼叫声在公寓楼中振动，把曼哈顿的办公大楼抛在后面。

　　钟声又响了，缓慢悠长，火车驶在无止境的轨道上，驶出了夜幕。火车驶近她的卧室时，响起了孤寂的汽笛声。直至驶至门外，车才停了下来。

　　“你想看看gorks？”一个男人懒洋洋地坐在桌后说道。一个用橡胶和皮毛制成的玩具小妖精，张开着双臂，端坐在桌上一个临时记录本上，脖子上挂着的标签上写着：爱我。

　　鲍森医生并不赞成使用“gork”这个词，但他不想反对这位主任这样说。“gork”很有可能来自他的本族语波兰语。这个词意思是泡菜，一种油腻的带有大蒜味令人恶心的泡菜，但黑面包上要加上一点五香熏牛肉。他认为是这些患紧张症病人使他的同乡想起用“gorks”这个词，这些病人笨重、安静地躺在床上。这是一个轻蔑的词，鲍森医生从来不用。“我想在这些病人身上试用左旋多巴，”他说道。

　　“是的，噢，我听见了，”主任说道。“萨克医生的实验。

　　把他们唤醒，再催他们入睡。好像不值得这么做。“

　　鲍森医生并不同意。成年累月地躺在床上，让惹人心烦的护士们帮助进食，让人像翻谷袋一样翻来翻去，这样的活法让人难以忍受。这是活着的死亡。萨克医生接受了这些活死人，他在他们的额头上写下上帝的名字，他们就会“醒来‘”。他们活着。如果几周后名字消褪，他们就又会入睡，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的。即使是伴随着痛苦的生活也要远远好于失去知觉的昏迷。鲍森医生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大的孩子，他知道对那些放弃的人们来说会有什么下场。人们称他们为贻贝人，他们已毫无生气，还不如那些用来添炉烧火的干柴。

　　“我还打算使用一下强力维他命疗法，”鲍森医生说。“据我推测，这些病人多年来营养消耗过多，导致了大脑失去了知觉。”

　　“我们的病人喂养进食全是依靠最好的食谱。”

　　“对，的确，”鲍森医生显然不这样认为，“可要治疗昏迷病人还远不止于此。他们不会动。我还打算开始实施一个锻炼计划。”

　　“他们接受身体锻炼疗法，”主任说道，“一周两次。”是的，一周总有那么两次他们被推到花园并被留在那儿赏花。鲍森医生想。“我意识到这一点，但伴随使用左旋多巴，会取得长久效果的。”

　　“这些就是你们这帮科学家用来写新闻的材料，”主任叹了口气说道。“你们为什么不找个小实验室去折磨小老鼠，而别管我的计划安排呢？”

　　鲍森医生礼貌却目光坚定地盯着这个魁梧的男人。

　　“天哪！”主任最后道，“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我已够费劲的了。我想：你有卫生部的推荐信吗？”

　　“对，”鲍森医生说。

　　“你们这种人就这样。好吧。我就分你一个病人。她得的就是那种你也许会称之为博士要研究的那种病。五十年来毫无改善。

　　“只一个？”鲍森医生说。

　　主任接着说，“从她身上开始，让我们看看你治得怎样。”

　　听到这儿鲍森医生只能同意。

　　他第一眼看见萨利时，那是在玫瑰园中。每周二和周五，所有得痉挛病的病人都会被穿着整齐，再坐在轮椅上被推到花园里。他们垂着头，他们的手以一种奇怪的角度弯曲着。他们在蔓藤围绕的架子下坐成一排，在那儿太阳光不会炙伤他们的皮肤。有些人嘴里嘟哝着无意义的话语，另一些人机械地扭来扭去，使他们的轮椅发出吱吱的声音。缺乏锻炼使许多人脸上都露出一种奇怪而又懒散的表情。他们的面孔，虽然好多人已很老了，却没有皱纹。岁月并没有在他们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上了年纪的人也没有多少白发。

　　萨利有着一头软软的金黄色的卷发。鲍森医生注意到她的指甲修剪过并涂了指甲油。她母亲去世时，曾在遗嘱里标注，她的女儿不但要接受一定的身体治疗，而且要让她活得有滋有味。因此，每周都有一名美容师来到疗养院为她修指甲，修脚，做头型，再给她喷上昂贵的香水。萨利好像并未注意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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