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眼

【美】彼得·沃茨

张志鹏　译

杨 涛　图

　　我不是罪犯，我没有犯罪。

　　队伍前面，一个女人刚被截住。她三十几岁，咖啡色皮肤，戴着一顶娜圣莎牌贝雷帽，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得天真而无辜。看情况她是服用了雌性荷尔蒙①，企图扰乱安检人员的判断。只消朱唇微启，媚眼轻抛，荷尔蒙激发的化学刺激就能绕过理性，直接把信息传递到安检员的脑干：这个人是朋友，不需要做机器检查……

　　但她大概忘了，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机器：分子水平的机器。安检员的大脑均经过微调改造，对口头辩护和化学气雾统统“免疫”。两位安检员带着她朝一扇白色的门走去，对她的抗议无动于衷。我告诉自己要硬下心肠，莫管他人瓦上霜——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敢冒这种险？不管她在想什么，肯定不止想想那么简单——乘客是财路，航空公司不会因为脑子里有点坏念头就把人带走，至少目前还不会。她肯定做了什么，她肯定把那些想法付诸行动了。

　　离登机还有半小时。我前面至少还排着五十个守法公民，而安检还没开始。一个嗡嗡作响的箱子刚被搬到队伍前面，活像一只大张着嘴的螃蟹，全副武装，阴森地蛰伏在那里。一位安检员从它的影子里走出来，开始沿着队伍抽查。刚才那个女人是今天的第一只猎物，这让她很兴奋—— 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告诉自己这是法制社会，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不是罪犯，我没有犯罪。这句话在脑海里盘旋，好像法庭上的自我辩护。

　　我不是罪犯，我没有犯罪。

　　但我知道，无论如何，那该死的机器照样会指控我。

　　队伍前面，神秘的检查箱亮了起来。从劣质音响里传出一个录好的女性声音，宣布登机安检开始。声音在候机厅里回荡，守卫懒散地抬起了头。安检时必须交出随身物品——时髦的坠饰、名贵的珠宝、便携式办公设备——完成检查后才能取回。安检设备会对大脑进行全面扫描，哪怕一对耳环都能造成严重干扰。接受过医学移植和汞补牙的人也不受欢迎，他们得另外排队，到特别的房间去，接受旧式的口头盘问和体腔检查。

　　广播在继续：乘坐西部喷气航空公司航班的各位旅客，大家好。在正式接受安检之前，请收听几点注意事项：患有癫痫、耳蜗功能障碍或格雷式综合征的旅客请主动向工作人员报告；拒绝接受扫描的旅客将丧失登机资格，且恕不退款；对因扫描可能引起的暂时性或其他神经方面的副作用，本公司概不负责；正式接受扫描之前，必须同意上述条款……　说扫描有副作用，并非空穴来风。早些年，一些癫痫患者曾在扫描过程中出现轻度痉挛。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位大名鼎鼎、著作等身的牛津学者，这位坚定的无神论者，居然在希斯罗机场检查站变成了虔诚不渝的基督徒——尽管最终原因被归咎于他体内的肿瘤（两个月后还要了他的命）。还有一位圣保罗的老寡妇，去年简直成了媒体的宠儿，因为她从某法院检查站出来后，居然患上了跑鞋恋物癖。幸亏老太太宅心仁厚，没有选择对簿公堂，索尼公司因此省了一大笔赔偿金——不过有传言说，她决定撤诉前刚好又被SWank系统扫描过，但这一传言从未得到证实。

　　“目的地？”

　　就在我出神的当儿，安检员抽查到了我这里。她用一束生物测定激光扫过我的脸。我眨眨眼，试图驱散残留的视觉图像。

　　“目的地？”女安检员重复道。

　　“耶洛奈夫①。”

　　她瞟了一眼手里的登记表。“出差还是旅行？”这种问题根本毫无意义，甚至不属于标准检查程序。自从有了SWank系统，这类琐碎盘问早就成了明日黄花。她之所以如此纠缠，无非是看我不顺眼罢了。她就是觉得我不对劲儿——究竟哪里不对，可能她自己也说不清。

　　“都不算。”我答道。

　　她突然抬起头来。不管之前她在怀疑什么，我的含糊其辞听上去都显得欲盖弥彰。“去参加葬礼。”我补充道。

　　她一言不发，径直走开了。

　　天父，我知道你不在我身边，童年时我就放弃了信仰。让其他人继续愚蠢地迷信吧，他们大可以继续卑贱地敬拜超自然力量，以此自我安慰和开脱；那些不敢面对黑暗现实的懦夫，也不妨继续用虚幻的往生来自我麻痹。我不需要这些虚无缥缈的概念。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但就是欲罢不能。

　　我突然好奇，不知道那机器能不能偷听到我们的谈话？　在抨击Swank的问题上，就像从前对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克隆技术一样，梵蒂冈教廷毫不心慈手软。他们坚持，上帝造人的神圣法则不容干涉，自由意志不容侵犯，即使选择侵犯本身也是一种自由。

　　不过我注意到，通过技术手段对颞叶②动手动脚，似乎并不被视为侵犯自由意志，而且已在某些领域开始流行。

　　天父，你谴责纯粹的罪念，一如谴责实际的罪行。还记得多年前，早已放弃信仰的我问你：那些未付诸行动的罪又当如何？如果你觊觎邻人的妻子，想象谋杀的快感，但只是纸上谈兵，将会怎样？你和蔼地看着我——或许眼神里还带着一份理解，一份我从不相信你能具有的深刻理解——然后却用超级漫画英雄似的口吻责备道：纵然只是在想象中行恶，在上帝眼里，也与实际犯罪无异。

　　耳中突然响起一声短促的钟鸣，我一下子想要立即来上一杯，比如苏格兰威士忌——让那木叶清香辗转萦绕在口齿间，实在是一大享受……我回过神四处望了望，果然看到一块广告牌正起劲地朝我辐射：皇冠威士忌。该死的垃圾广告！根据现行法律，向大脑植入商标属于违法行为。激发购物欲望无可厚非，但把大脑与商标强行绑定，那就侵犯了个人专属的“自由意志”。不过实际上，这么规定不过是做个姿态，安抚一下那些狂热的民权分子而已，就像植入广告前耳中响起的钟鸣音，提示你的大脑将要接受广告辐射，但根据法律，你的意志自由不会受到侵犯——有了这个提示音，广告商就不算违法。因为只要还能意识到大脑正被入侵，你就仍然有机会行使自由意志。

　　一位老站在我前面，正在小声呜咽，而就在刚才，他似乎还一切正常。这种事时有发生：广告触发了错误的神经连接。如果要模拟高品质全景式感官刺激，SWank仍得借助头盔的帮助才行；而那些远程信号——比如广告辐射——的作用，与其说是“植入”，不如说是“触发”。据说诀窍在于控制嗅觉，一来，脑叶体积够大，便于远程定位；二来，脑叶结构相对简单，比起有数十亿神经细胞的视觉中枢，更容易远程操控。事实上，脑叶非常原始，和哺乳动物比起来，它更接近低等爬虫类生物的身体构造。研究人员耗资数百万，发现了一些普适通用的嗅觉-情绪反应，比如金银花的味道让人想起童年，松木的清香则会勾起关于圣诞节的回忆。通过触发特定的反应，科学家既能让我们喜欢诺曼·罗克威尔的风景画，也能让我们迷恋萨德侯爵的情色小说。同样的道理，刺激特定的神经感受器，大脑就能自行产生垃圾广告。　然而对某些人来说，金银花唤回的童年里，可能母亲正在遭受家庭暴力；对另一些人而言，圣诞节也许正好是妹妹割腕自杀的忌日。

　　不过这种意外情况屈指可数。一千个人里，只会有一两个产生轻微不适情绪，真正触发痛苦体验的几率更是只有万分之一。然而即便如此，一些人还是觉得这个比例太高。另有一些人，想到这些机器除了声音和画面，甚至还能将欲望、观念和宗教信仰也植入大脑，不禁不寒而栗。不过，以可爱婴儿和性感女郎为卖点的传统广告，不是也在通过声像之类的刺激手段，愚弄我们的理性，直接向我们肉体灌输欲望吗？任何辩论或说理，都是货真价实的思想改造。阳春白雪的诗歌也好，下里巴人的宣传手册也罢，都像间谍程序一样，在试图侵入、篡改我们的价值观。上个月，“脑域”游戏公司有位宣传员在他们的论坛上辩解道：“我的程序需要SWank系统——利用声音改变大脑中的特定神经连接，才能在游戏里模拟出更加身临其境的体验。难道仅仅因为SWank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想取缔它？” 这种反对理由确实站不住脚，而且很容易导向荒唐结论。查禁SWank？那还不如把艺术创造和法庭辩护也拖进黑名单；干脆直接取缔言论自由，更是一劳永逸。

　　天父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哪怕只言片语，也足以让人潸然泪下。

　　队伍继续前移。我们依序走到嗡嗡响的机器面前，鱼贯而入，次第而出，检查效率高得简直不正常——仿佛在科技的洗礼下经历了一次重生，出来后，每个人都暂时变成了圣人。天父啊，高压缩超声波，这就是用来净化我们的“圣水”。几年前媒体对这项技术的炒作之声甚嚣尘上，即使高居天堂，你一定也注意到了，至少应该听说过教皇发布了谴责训令。本世纪初，索尼公司以开发游戏的名义将其注册为专利，随即又承诺，笨重昂贵的视听屏和电极将很快被轻巧便宜的集成盒取代，后者能在家庭环境中随时追踪人体位置，完全绕过传统的视觉和听觉，直接将模拟的感官体验植入大脑。（事实上这项技术直到今天仍未普及。植入信号也许确实以超声波为载体，但定位大脑却是通过追踪电磁辐射来实现的，而显然没几个人愿意让家里充满电磁辐射。）后来，该技术在医院、机场和主题公园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普及的梦想于是得以延续，直到收费终于降低到大众水平。天父，除此之外，各种衍生技术也大行其道：失聪者又能去听；失明者重获光明；那些经历过巨大感情创伤的人，甚至能删除所有痛苦的记忆——只要不停付费就行。

　　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效应并不是持久的。高频声波尽管能激发或抑制神经突触的活性，却无法真正改变神经回路的物理结构。一旦外加信号消失，大脑就会回到原先的自然状态。这一特性，不但让服务供应商有利可图，也给法院省了不少麻烦。“内在自我的完整性”永远是敏感话题——假如坐个飞机都会让脑子被重新“烧录”，肯定会带来不少棘手的法律问题。

　　不过不得不承认，新技术带来了高效率。再也没有耗时费力的背景核对，再也没有侵犯隐私的“随机”审查，用来揪出“害群之马”的冗长盘问也成为了历史。短暂地经过颅磁场，再来一束高频声波——检查结束，“下一个。”仅仅一年前，检查完五十个人至少要好几个小时，而现在，不到一刻钟，我已经排进了前十。新技术带来的不光有方便快捷，更有安全保障，就像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俄罗斯轮盘赌结束后，剩下的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再也没有“9·11事件”，再也没有“里约热内卢暴动”；再也不用担心恐怖爆炸把建筑物夷为平地，或者脏弹①袭击城市带来疫病危机。当然，破坏分子永远存在，恐怖主义从不消停，这点毫无疑问。不过今天，他们的黑手只能伸向那些不受SWank系统保护的地方了。像这样的航班，环境友好，安保严密，任何乘客都是温顺无害的，就像我一样。谁能说不是呢？

　　要搁在从前，我可能会希望自己是个精神病人。那时检查制度还很宽松，机器只用来测试情绪反应：眼球快速扫视，或者皮肤伽伐尼②电流值。任何道德沦丧之徒都能面带笑容，脸不红心不跳地轻松过检。然而，SWank技术引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科技的触角远远深入到事物表面之下：前额皮质活动、葡萄糖代谢，都在监控范围之内；谋杀犯、变态狂和潜在破坏分子被一网打尽。

　　当然，即使检查时被扣住了，也会被释放的，毕竟反社会倾向本身并不违法。见鬼，如果每一个问心有愧的人都要被剔除，那商务舱岂不是没人能坐了？

　　队伍里零星有几个儿童，大多有家长陪同，只有三个例外——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长得真漂亮，但神情紧张，好像容易受惊的野生动物。年纪最大的孩子看起来不超过九岁，脖子上有块雀斑。

　　我不由自主地被他们吸引住了。

　　忽然之间，孩子们又能出去玩了。近几个月，公园里和广场上，常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毫无防备，天真无邪，无比脆弱。SWank系统的存在仿佛给了父母们一个歇口气的机会。尽管还要过很久，它才能走出机场和政府办公楼，普及到孩子们日常玩耍的地方，但爸爸妈妈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情愿在覆盖每个街角的闭路监视系统里寻找自我安慰，不管怎么说，那些摄像头在不停地摇摄、扫描，就好像有真人站在后面一样。可是，爸爸妈妈们甚至不愿意花上五分钟，上网搜一搜，看看在这个“监视社会”里，利用激光笔和拍摄死角制造监视漏洞是多么容易。 我们在恐惧中生活得太久了。如今，哪怕是虚假的安全感，人们都如此渴望；即使是尚未兑现的承诺，他们也会紧紧抓住不放。这并不新鲜。你聊什么郊区房价或者南极冰盖消融，爸爸妈妈们从来都是寅吃卯粮，赊账过日子的。

　　所以，如果他们的孩子真有什么不测，那也是咎由自取。

　　队伍继续向前。忽然间，轮到我了。

　　安检员挥手示意我过去。我上前一步，感觉像赴刑场。如果能避免走到这一步，如果能摆脱这种遭遇，如果能步行到西北居住区去，而不是让这肮脏的机器对我的大脑动手动脚的话……

　　有人在“螃蟹”的嘴巴处用喷漆印了两个黑字：暗影。我犹豫地看了安检员一眼。

　　“它能看透人心里的罪恶。”他邪恶地笑了笑，“进去吧。”

　　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

　　检测室的内壁微光闪闪，布满了细密的铜丝网。伴随着轻微的液压系统噪音，扫描头盔慢慢落下来。那么大个帽盔，戴在头上感觉却很轻。护目镜滑了下来，好像一副眼罩。我正置身于一个微型宇宙中，只有全知的上帝与我同在。头颅深处传来电流的嗡嗡声。

　　我什么坏事都没做，我一直奉公守法。也许我使劲儿想，上帝就能听到。为什么要扫描大脑？如果注定要事后涂改，何必还事先读取内容？因为大脑并非像复写本那么简单。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有着独一无二的精致结构，想要修改，就必须了解原有的内容。然而，各种动机和意图纠缠在一起，汇成一股暧昧不清的信息洪流，从额叶皮层到扣带沟回，从下丘脑到屏状核，孳生蔓延，无穷无尽……更糟糕的是，这里面可没有发光二极管来标记邪恶思想，也不会有什么安妮斯顿神经元①来提示“这人是爆炸狂”。于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安全，大脑必须接受全盘扫描——为了每一个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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