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的异境域文学的歧途——《地铁》面面观

吴岩

　　2011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这一年，中国的高铁突破时速400公里后在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上投入全面运营。不到半年，一次发生在浙江的强烈碰撞，破灭了这个由高技术营造繁荣幻境。紧接着，北京广州的两处电梯事故之后，上海地铁又不经意地“轻度追尾”，再次让人们怀疑起多年来信仰着的、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信条，即便是此后天宫一号载人空间站成功对接，民众的感受也没有太大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在询问，我们的时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成就和制造的灾害是否正在同步增长？科学技术真的是一种与价值观无涉的、可以独立发展的、没有道德负载的纯洁认知空间吗？

　　也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突然想到了前不久才正式出版的韩松小说《地铁》。在故事中，由于不恰当的高速发展而导致了地铁世界发生畸变，并最终使社会发展改弦更张、走向极端。难道，科幻小说真是一种能够预言未来的文学？韩松又是怎样的一个作者？应该如何看待他的作品？在中国的科幻文学甚至纯文学的版图上，韩松又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8月21日下午，参加第二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的各地文学理论工作者汇聚上海作家协会，举行了“《地铁》与韩松科幻小说研讨会”，深入细致地将当前科幻文学的崛起和韩松科幻小说在文坛的贡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本文将从韩松科幻的独特性及意义、《地铁》的艺术成就与问题、科幻小说的未来前景等三个方面简述这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

　　韩松科幻的独特性与继承性

　　在科幻文学领域中，韩松早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早在1991年，他的作品《宇宙墓碑》就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举办的世界华人科幻小说竞赛的大奖。与当代所有其他科幻小说不同，韩松的科幻作品常常不是以某个科技发展的创新为核心，更多情况下，作品展示了科技时代的怪异，是科幻的异境。那么从纯文学的大版图中，到底应该怎么勘察韩松的创作？是否也会当成一种文学的歧途呢？

　　一些研究者敏锐地看到，其实，韩松在科幻文学方面展现的独特性，在主流文学领域中却有着扎实的根基。严锋指出，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从先锋走回归了历史，曾经在80年代走强的先锋文学好像流失不见了。其实，先锋并没有流失，它有可能进入了亚文学。事实上，韩松科幻创作中独特的幻想性、精神性、抽象性和余华、格非、马原的实验文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可能韩松作品的内容更加残酷，因为他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人文的空间被融合了技术，甚至，作家也超越了人类的观察视角。在讨论韩松科幻小说的继承性方面，严锋谈到了韩松小说跟鲁迅的关系。他指出，韩松作品里的“吃人“可以追溯到鲁迅，而像《乘客与观察者》中的“7X7飞机”也马上可以让人想到“铁屋子”。铁屋子里的人日复一日，处于催眠的昏睡。韩松和卡夫卡也是有渊源的。康凌认同这个跟鲁迅的比较，他通过《地铁》的例子回应说，“但韩松不是在铁路里面呐喊，他是告诉所有的乘客这个轨道的尽头是坟，或者说这个轨道根本没有尽头。韩松对未来是非常绝望的。这种绝望来源于自己身在其中，无法对世界进行有效的批判。”郭艳感到，韩松的创作有后现代背景，还跟村上春树的作品具有某种关联。与村上不同的是，韩松更多采用了对物本身的解读。“他的吃人场面很暴力，他肢解理性的物质世界，肢解人类本身……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越深入，就越会发现他的隐喻非常到位。”

　　针对上述从国外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寻找渊源的说法，郭凯表示反对。他提出在韩松作品的背后，往往是有一个高度理性的框架作基础，有着大量丰富的资料做铺垫，文学作品更像是对这些框架的变形，延伸，超越和阐释，很难想象村上春树和卡夫卡会这样写小说，他转述说：“几年前韩松说，我们本质上是一个农业民族。是一群辛辛苦苦土里刨食的农民，这个农耕民族现在集合在一起搞所谓的重工业，还发射了几只太空飞船，所以很有科幻气质。”换言之，韩松是的新闻写作和科幻是在一个领域中进行的，从来不存在人格分裂。

　　科幻作家夏笳的发言比较全面，他指出阅读韩松的科幻小说要把握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当下，由于人类是没有可能在此时此刻就瞬间地把握当下，小说(特别是幻想小说)就具有了重要意义。第二是现实。韩松的小说不是什么关于现实的隐喻，它本身就是现实。第三是常态，这种常态是通过变态来反应的，他的作品里面会看到很多变态的重口味的东西。”夏笳认为，阅读和批评科幻小说必须有特殊的方式。“需要有一个三维坐标系，这其中，X轴展示从科技/物质到人文精神的程度，在这个主轴上科学解释或寓言性能带来阅读快感。Y轴展示从认知到疏离的程度，作家要把所有东西重新架构一下还是让你看到习以为常其实是有问题的。Z轴展示的是从叙事到非叙事的程度，你要更多叙事圆满还是更开放空间去思考。传统的科幻小说、最土、最烂素的科幻电影可能只是在叙事的维度里，而韩松的小说更多是在对顶角上，人文精神、更疏离现实、非叙事性。韩松的小说多是从点子到意向，无穷无尽的意向，不做矛盾的梳理，好像作者也在意向中迷路了。他尤其不做想象性的解决，这导致他的小说看上去小说的成份比较淡，更像新闻记者在撰写来自某一个和我们平行贴近的宇宙中的事情。”

　　《地铁》的艺术成就与问题

　　多数与会者都肯定，韩松的科幻小说《地铁》是一篇具有独到特征的作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陈述上的寓言和意向性、故事和语言的鬼魅和晦涩、以及内容触及了科技时代的物我关系等。

　　刘志荣认为：中国作家写的科幻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民族寓言，但在韩松的小说《地铁》和《我的祖国不做梦》里，深化出来的是技术时代人类处境的寓言，这说明它已经超过民族寓言的层次。“《地铁》既是时代技术的寓言也是进化论的寓言。在小说第二部分，进化过程迅速出现了变异和蜕化，还出现了分杈，到第三部分则出现了迷宫式的结构。这个迷宫式的结构是很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结构模式。当然迷宫也是一个人类的寓言。小说借助了洞穴寓言，人在地下洞穴里面遗弃了地铁，努力的奋斗，重新寻找失去的美好的世界。当他们终于到了天堂时才发现这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洞穴。”他觉得这是对洞穴寓言的推广和创新。就此，康凌也提出，铁路始终是纠缠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史当中一个重要意象，它不仅代表了国家梦想，以及围绕这个梦想展开的斗争和努力，同时也有新感觉经验的载体，比如新的文学里面呈现的速度，时空的突然转换等。梁鸿认为，科幻小说可以成为民族寓言，“这不是缺点反而有意外的美感，因为科幻不一定飘在现实之外，是可以回来，只不过叙事的方式，介入的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张莉也对小说的寓言性进行了阐述。

　　黄轶发现，当人们读《地铁》或韩松的其他科幻小说时，会自觉联系到中国非常强大的另一个传统就是鬼故事，但韩松的鬼故事跟韩国、日本、甚至中国古代的鬼故事也不相同。如何定位这些鬼故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飞氘同意韩松喜欢写鬼，但是他认为这里的鬼既是古典的鬼，又是科技时代的鬼。鬼也是有现代性的。韩松的句子读起来还有点玄学，很舒服，象很多水里面的废墟在慢慢的流过，句子是不断延展的。此前，康凌已经提到了韩松小说的鬼魅问题，与之不同的是他将韩松的鬼魅跟晦涩联系起来，认为晦涩产生的原因是一个作家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遇到的写作上的困惑。“这种滞涩、晦涩难懂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不是在书写已经有定见的历史，因而可以非常圆滑的表现出来，他是在说明一个新的问题。一个新的问题用什么样新的形式来梳理呢，这是韩松遇到的问题，可能也是所有试图说明新问题人所面临的困难。”康凌还发现，韩松会在文本中没有节制地使用科技语汇，甚至达到滥用的程度，而跟他同样齐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则在科技语汇上非常谨慎节制，每个语汇都对应着一个解释。看来，韩松的词语是用来制造独特气氛的工具。

　　杨庆祥从不同的读者期待上区分了两类小说。他指出安妮宝贝关于地铁的小说《告别》是符合了官方和大众对地铁期待的。大众对地铁首先没有想到有鬼，他们想到的是地铁一来，周边的房价飙升，是城市现代化进程。这是安妮宝贝和韩松想象不同的地方，安妮宝贝是一个大众的作家，但是韩松不是，因为他的想象和主流的想象，和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想象不一样，韩松给我们提供的很多话题。《地铁》最重要的是题材的敏感性，地铁是非常敏感的，这就证明韩松是非常有眼光的作家。韩松的写作契合了当下的情形。在创作上，韩松和法国新小说写物的传统有关，人应该是小说的配场，这和我们经常谈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韩松是非常先锋的。他的作品里有大量的形容词都是写物的，当然对这一特征在创作和表达上的优劣，杨庆祥也做了相当细致、可信的分析。

　　与杨庆祥类似，康凌也试图在不同作家的对比中把握韩松的创作。他拿董启章、王安忆和韩松三个人进行比较，发现“在王安忆作品中，物和人的关系还是有机的；到董启章那里这一关系已经不确定；但在韩松这里，人完全被取消只有物的世界！”他指出，韩松的可贵在于告诉我们新技术时代使原先拥有的关于人的概念、关于人性的概念、关于救赎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刘铁群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对韩松自身的作品进行比较上。她从《地铁》和《红色海洋》两部长篇小说上发现，韩松探讨人类的过去、现代和未来，其指向确实都是自我救赎。“这种救赎涉及到人兽之间的轮回，是在人性和兽性之间的挣扎状态。在韩松的两部作品中，人类为了拯救自己再次变成动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蜕化，也可以说是拯救。而极限的环境的形成和文明有关。”

　　飞氘认为，最重要出的是，韩松的多部小说，都是在阐述“是否应该把我们的未来建立在前人的尸骸上”这种命题。确实，“这种命题比较适合科幻小说去表达！” 张莉同意韩松的小说是在重新建立一种现实，而这种现实有极强的象征性。

　　对于《地铁》存在着缺陷这一点，评论家们看法一致。但缺陷到底在何处，则看法不一。陈思认为，呈现的世界面貌过分单一。“我认为一个长篇小说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应该在情调上有所摇摆，这才是形式上内在的动力。虽然《地铁》是长篇，但是我感觉是用中短篇拼凑成的，因为他格调内部没有矛盾性，所以无法形成推进的过程。”此外，小说的反省不够。梁鸿也有同样的观点。

　　杨庆祥也从语言和情节上考察，认为韩松的小说有一个叙事模式，每一个小说的开头都是村上春树的世界末日，而结尾则有卡夫卡风格。霍俊明也认为，韩松的小说在情节方面可以预测，这是一个缺陷。康凌指出，“文本当中提到国家主义、跨国资本、提到C公司，这个东西我开始抱有很高的期待，我想知道它后面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结果。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写到，C公司只是一种随机体，除了液体什么也不是。期待落空了，跨国资本和国家主义之间以什么样的组合，在韩松的书里没有找到，错失了文本往不同方向生长的可能性。”

　　对上述问题，熟悉韩松的飞氘回应说，韩松的创作其实就是在“急迫地表达”，这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韩松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是急迫的表达者，当人物对话没有逻辑，叙事出现别扭、当出现奇奇怪怪的比喻，立刻会让人感到叙事者的存在。“其实，韩松里面唯一一个值得讨论的形象就是他本人，他每天这样写着。”

　　科幻小说的未来前景

　　联系到刘慈欣的科幻三部曲《三体》正在大众甚至知识分子中走红的现象，很多评论家提出了自己对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类的看法。

　　黄轶指出，讨论科幻小说应该放在文化思潮中进行。韩松的创作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上，都还不是科幻小说的主流模式。科幻小说传入中国是晚清和民初的时候，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当中，科幻小说和政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四大类型里只有科幻和侦探流传了下来。科幻小说与民族解放关系密切，因为只有实现了科技的进步才能够国富民强。当时的科幻小说我都读过了，这些作品创造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未来想象模式，表现了人们对知识领域中正在上升的科学的接纳。当时，把现代性想得太美好了。事实上，在这类作品传入的时候西方已经出现了现代性的分裂，但是中国却需要一个国富民强的叙事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现在的科幻小说，迎合了一个反现代性思考的思潮，在这个思潮中有对现代性的批判，确实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极大的矛盾。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从提倡科学主义到反对科学主义，非常一元论。韩松可能陷入这样一个过程，是从科学主义到虚无主义。作为一个作家，当面对人类被物质控制的时候，进入无限发展黑暗的轨道，找不到光明的时候，我们情感上的悲悯在哪里？我们还是呼唤一种建设的后现代主义。

　　刘志荣肯定了科幻小说在当前和未来的价值，但他指出，科幻作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洞穴寓言会重新引申出一个科学和人文、哲学和技术、古代和现代等多方面的博弈。很多科幻小说已经牵扯到这一点了，但是它们的讨论和对话还不够深入。刘慈欣的《三体》也有这个问题。“不是他们想象力不够，不是他们科学素养不足，不是他们文学修养不够，而是在人文方面的修养还有所欠缺。这个方面还可以让很多的议题讨论的更加深入一点，也可以表达的更加深入一点。”

　　霍俊明则对出版社乱贴标签表示反对，他指出“韩松的《地铁》，在封面上写“XXX中国的卡夫卡”，这是非常可悲的，我们在21世纪仍然在向西方的这个那个致敬？

　　由于时间短暂，许多论题都还没有真正展开，而讨论会的时间趋近结束，暂停是不可避免的。在从上海返回北京的路上我的心情复杂。对我们这些多年沉浸在科幻领土的居民来说，韩松的小说确实提供了某种与众不同的全新的异境，现在看来，这些异境并非文学的歧途，至少，对纯文学批评家来说不是。我只觉得这样的讨论到来得太晚。如果更早展开这种对话，也许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会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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