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的负性情感母题研究

On the Negative Feeling Motif in Sci-Fi Films

余莉

　　我们都知道，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白日梦”是现代人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而大多数的科幻电影是我们人类有意臆造出来的“噩梦”，我们人类为何深深迷恋这种“自己吓自己”的活动呢？随着影视技术的进步，科幻电影在视觉上打造的各种虚拟现实或虚拟未来，可以在越来越逼真的视听世界里让观众经历探险、磨难或毁灭，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乐此不疲地自我恐吓呢？

　　如果我们回顾科幻电影的历史的话，会发现围绕科幻电影的七大主题：星际文明、时空旅行、机器人、生物工程、专制社会、生存环境、超自然能力（江晓原，2007），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情感母题是表达恐惧，及其衍生出的愤怒宣泄，以及预防性的悲伤等。社会学家特纳总结了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对基本情感的研究，归纳认为愤怒、恐惧、悲伤、高兴等四种情感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在这四大基本情感中，有三个是负性情感，只有一个是正性情感。（1）既然科幻电影承载了人类最基本的负性情感，这种文化生产对于社会秩序的建设具有何种价值？观众为什么不是趋利避害拒绝观看，而是非要掩着眼睛、从指头缝中也要经历这种心甘情愿的折磨？我们从中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情感满足和文化体验？试图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依次回答三个问题：1.科幻电影里我们体验到了什么？2.科幻电影如何消解我们的恐惧、愤怒和悲伤？3.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电影？

　　假定情境与技术恐惧症

　　科幻电影类型有很多的亚类型，比如动作科幻、喜剧科幻、灾难科幻、太空科幻、怪物科幻等等。总体来说，科幻电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假定情境之上的，这就决定了其对未知、乃至完全不可预知、不可控的基本态度，必然会突出表现科技幻想给观众带来“惊”到不可思议的感受。

　　同时，同样是“惊吓感”的电影，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科幻片带来的惊恐感和恐怖片的恐怖感是略微有些不同。恐怖片（非科幻题材类的）追求营造惊吓的气氛和效果，是意外的、意想不到的、血腥残酷的，追求“吓一跳”的刺激效果；而科幻片的惊恐感是建立在探索未知的基础上，表面上看是现在不可能，但不代表未来不可能，其在惊吓恐怖之余，多了一层忧虑、焦虑感，就是让观众进入到电影假定情境之中后就会生出惧怕、敬畏之心。可以说，科幻电影自身文本的情感心理建构逻辑以及观众观影情感心理的建构逻辑都循着“惊—恐—怒”的层次一步步深入。

　　在一本专门讲述如何写科幻电影剧本的书里，英国作家罗伯特·格兰特在强调了科幻与奇幻的区别主要是故事必须要有科学来驱动才能向前发展之后，专门讨论科幻是一种类型，更是一种场景，他罗列了一些科幻电影故事前提，例如时空穿梭、太空旅行、后世界末日时代、历史、外星人外星球机器人、超能力变形变异，然后强调到无论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科幻元素对电影的决定性作用在于科幻景观的假定成立。（2）假定情境就是电影时空的设置，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创造一个肖似当下的“他国”，其文化意涵的实质还是投射自身当下。

　　如果说所有的电影都要给主人公设置一种困境从而展开叙事的话，科幻电影最偏好的假定情境就是困境的极致版——绝境。一个人在火星（《火星救援》）、地球幸存者的最后一列列车（《雪国列车》）、地球即将被冰封、被行星撞击、被洪水淹没、被病毒灭绝、人类被自身研发的机器人反噬等等……这个“绝境”的设置就是同时置电影中人物角色和看电影的观众于一种“惊”的极致状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危险，作为观众的我们会切实感受到恐惧，面对不可知我们人类怎么选择，面对诱惑我们怎么面对自我，这些问题在“绝境”的设置下会更具有终极拷问的意义。

　　科幻电影与技术的关系是一对悖论，一方面电影技术的发展推动电影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从“现实的渐近线”不断地朝着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的轨迹发展，每一次电影技术的进步都增强了电影的奇观效应，这在科幻类型电影中体现尤为突出。可以说，没有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科幻电影的发展。但是，特别有趣的是，正是这些无限迷恋地展示各种对技术细节的想象的电影，却有着深深的技术恐惧症。由于地球人不断地探索比地球文明高级不知多少倍的外星文明导致的星球灾难、由于疯狂科学家的失控导致的变态机器人、生态灾难等等，技术发展失控成了科幻电影中地球毁灭人类灭绝的最大想象性噩梦。这个噩梦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正是我们现代人的发展悖论：我们发明了机器，但是机器令我们丧失了很多作为人类个体的劳动价值。

　　工业化革命以后，人类见识到了科学技术推动世界天翻地覆、日新月异。担忧机器取代人类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人对异化的本能恐惧和排斥，异化是人性化的反面。变形变异题材电影就是这种对异化的形式化表现。对抗各种假象中的威胁，其实质是投射人类对现代化侵袭的抵抗心理。当然，科幻电影中反映出的技术恐惧中也夹杂了我们日常的其他各种人文困境。例如《阿凡达》中的环保反思，《雪国列车》关于极权和乌托邦的隐喻，《她》中对于人际情感交流的绝望悲伤。

　　恐惧和愤怒是两种不同的情感，相对于恐惧容易导致的无力感，激发愤怒常常带来对抗的力量。

　　“绿巨人”是关于愤怒情感的一个最具有象征意味的电影形象。从这种角度来看，愤怒虽然是一种负性情感体验，但是强烈的愤怒对情感防御策略和防御机制的激活唤醒，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恐惧和愤怒都具有不可控的特点。这是科幻电影中一个隐含的主题，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可控和不可控，是一个终极命题，就像永恒的理性与感性之争，人类一切科技进步所取得的对自身生命或外部世界的控制能力都仅仅是不断扩大，却不可能取得终极胜利。人类因不可控而感到的无力、渺小、挫败、恐惧、担忧、焦虑，这些情感体验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科幻电影中的身临“绝境”其境，具有相同本质。

　　人性打败技术

　　尽管恐惧、愤怒、悲伤等基本负性情感体验只是科幻电影中的一部分，但仍然是相当大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好奇的地方，我们人类为何要不断复制生产这种可能引发负性情感体验的文化产品呢？社会学家研究认为恐惧、愤怒和悲伤等情感自身不能够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因此通过负性情感和正性情感的复合生成新的有助于社会联系的情感，例如惊奇、希望、感激、自豪、怀旧、敬畏等能够潜在促进社会联系的塑造，减轻负性情感对社会秩序的破坏。（3）也就是说，在电影设立假定情境之初，的确是以负性基本情感作为电影故事生发的心理动机，但是通过情节的发展，电影完成了不同基本情感的复合，生成各种次级情感以及更复杂的复合情感，而这些次级的复合情感对于减弱负性情感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性有好处，例如由愤怒和高兴复合会产生复仇与正义的快感，厌恶恐惧和满意高兴复合在一起可能产生敬畏崇敬等。

　　科幻电影情感主题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化有着较为模式化的情感策略，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代入代偿。代入代偿的移情是一种最基本的电影唤起观众情感认同策略，这一点在科幻电影中的具体表现在通过电影人物对电影假定情境设置产生反应、应对、行动。毫无疑问，所有的科幻电影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吃惊”——某种科技造成的想不到和没办法，这种强刺激会引起人的心理应激反应。在现实中，面对强刺激，人类的心理应激反应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而在一个限定的叙事框架里，银幕上人物的角色任务就是代替观众去面对这一挑战与困境。当电影人物消沉、悲痛、愤怒时，观众感同身受，从而宣泄了其自身在日常现实中累积的负性情感。当电影人物奋发振作、努力抗争、历经艰险、战胜自我，这都是积极的应激反应，对于观众来说，既有代偿作用，也有着情绪传染和鼓舞作用。

　　2.重复弱化。前文提到，研究者将科幻电影主题归纳为七大类，通过重复去陌生化，建构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减弱了心理冲击，可以消解掉一些负性情感的作用，这是负性情感的防御策略。观众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观影经验，对强情感刺激的出现有了“戒心”，每一个新的科幻创意都不过是一种熟悉的陌生，即使营造的假定情境再令人身临其境，观众的观影经验和电影作为可控白日梦的本质都会令观众意识到身处情感的安全领域内，不会失控。不会失控的情感刺激只是一段有惊无险的冒险经历，并不会真的伤害到自身，随着重复刺激的次数增加，其对观众造成的情感刺激强度也必然减弱。

　　3.衍生迁移。从基本负性情感到复合的次级情感是科幻电影的情感转换策略。在恐惧、愤怒等基本负性情感作为电影情感体验历程的起点之后，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不同功能角色人物的出现，主人公可能会遇到人生导师、助力伙伴、爱情伴侣、战斗同盟，可能会得到鼓励、帮助、认可、肯定、赞美等正面情感刺激，这些情感和负性的恐惧、愤怒、悲伤情感复合，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次级情感，减弱了负性情感的破坏性，也迁移了负性情感基调对故事主线的主导。

　　4.俗套套路。科幻电影作为一般的商业电影，最后都会有一个结局，这种封闭式叙事模式对于观众的情感过程来说，是一个闭环的“解决方案”，其引起的负性情感对于社会秩序不仅是无害的，更是一个治愈的模式，从而形成一个易于接受的情感接受策略。爱情拯救世界、正义打败邪恶已经成为了毫无意外的套路，透过科幻类型的现象形式，其本质和爱情片的套路毫无二致。《ET》中童真的友情其实是puppylove的套路；《第五元素》中更是烂俗地直接将拯救地球的第五元素化身为外星女丽露，而千钧一发之际，是靠男主爱情才挽回她求生意志从而拯救地球；《AI》中表现的机器人与人类的家人之爱符合好莱坞电影中重视家庭的传统价值观；超级英雄系列都是关于自我成长和爱情能够赐予英雄力量的套路，总而言之，人类大爱打败一切绝境。

　　故事都很俗套，内容都很励志，核心都很鸡汤，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反思的是，这种俗套的智慧正是我们人类代代相传的某种生存智慧，当我们人类面对一个“有神”不能解释验证的、一切依靠科技发展的“无神”的世俗生活时，什么可以支撑我们的信念？陪伴我们一起面对恐惧？安慰我们的焦虑？

　　情感生发于人类内心，以某种不可控（情不自禁）的方式呈现，但其实却是人类唯一可以自发性的东西。

　　在宗教信仰让位于娱乐信仰的时代，精神寄托越通俗越普适，情感几乎成为了人类最后的救赎希望。

　　预演的防御机制

　　很多电影研究者注意到了科幻电影与神话的关系。例如张东林在1994年就提到科幻片具有神话性质（《科幻电影：在幻象与本体之间》），（4）王留认为科幻电影受欢迎是因为采用了神话的叙事手法，（5）刘智分析了基督原型在科幻电影中的功能，（6）韩福龙从神话学角度分析科幻电影的神话叙事元素和神话思维对科幻电影的影响，归纳出科幻电影的神话叙事体现在几种主要的叙事原型上：诞生神话、世界末日与洪水再生、英雄神话、变形神话、救世主等等。（7）戴锦华通过叙事学理论解析《第五元素》，直言科幻片就是“负载、传递并尝试想象地转移和解决内在于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内在于现代性叙述中的矛盾——科学与技术间的分裂和对立”。（8）神话与科技是一对矛盾体，神话表述的是关于不可知、不可言说、不可解释的事物，而科技则意味着可以推理预演、可以解释、有逻辑的事物。当人类把这二者混在一起创造出现代神话——科幻电影时，显示出的是人类对一切未知力量的恐惧本能，这和神话起源的文艺创作心理是一致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认为原型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在文学中反复使用的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神话就是原型。科幻电影就是一个关于科技主题的现代神话，是具有原型意义的文艺形式。科幻电影披着科技的外衣，内核却是人类关于恐惧这一基本情感的抵抗、适应和消解。

　　科幻电影的心理机制就是人类对内部及外部世界的可控与不可控之争的挣扎，而科幻电影开出的药方竟然是用正性情感强化我们的心理承受力，这就等于是通过改善内部不可控的部分来抵御外部不可控，只能说明不可控才是生命世界的终极状态。

　　当我们认识到恐惧是人类的宿命情感时，是否会对愤怒、悲伤这样的负性情感增加了一些承受能力呢？就像《绿灯侠》的主题，我们每个人都有恐惧，我们也许不是本性勇敢的人，但是面对恐惧是我们必须的选择，而一旦我们选择面对恐惧，就意味着我们战胜了自我，从而获得了神力战胜一切。这也正是《绿灯侠》之类的超级英雄科幻电影的世俗意义——哪怕我们在自我安慰，这也是有价值的。科幻电影反复讲述的负性情感故事，是现代神话的结构性社会功能。

　　现代神话的作用就是抵御现代性的侵袭，在现代语境下，用人类古老的神话叙事本能安抚情感困境中的现代人。但是技术永远解决不了情感问题，技术只能为情感的发生、交互、反馈提供便利，最终人类的情感要靠“人性”的确认得到解决。人类对待机器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就像科幻电影表现的那样，迷恋技术、仰仗技术又惧怕技术，惧怕技术替代自己的价值，惧怕技术失控而反过来荼毒人类生灵。机器人再高级，也替代不了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意义。尽管有《我的机器人女友》这样成功人机相恋的电影，但最终也是通过一个跨越时空的女友替代了机器人女友，因为从物种的角度来说，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人工智能》《她》这类人机相亲相恋的故事其实是对“拟人”的最终否定。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科幻电影这样完全假设的故事情境中，人类理智还会恪守着基本情感伦理。（9）即使现代科技的发展似乎可以将电影中的情境越来越逼真的实现，比如Safari的智能化，甚至智能性爱娃娃也在不远的未来可能实现。但是人就是社会动物，必须要身处于一个社会结构之中，与其他人产生交流、获得反馈，人的不确定性和机器的程序控制永远有着本质区别。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想象、制造可以情感交流的机器人呢？或者人类臆想出的机器人为什么想变成人？因为这不过是现代人需要情感慰藉，却在现实中受到情感交流挫败，转向将情感寄托投射在一种可控的交流客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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