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science fiction）原本是一种独特类型文学的简称。在西方，这一类型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后。布里安·奥尔迪斯 （Brian W. Aldiss） 认为，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ry Shelley）于 1818 年创作了世界首部科幻小说。此后，这一类型历经法国的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英国的 H.G. 威尔斯 （H.G.Wells） 等的努力逐渐发展，并于 20 世纪初被植入美国。雨果·根斯巴克 （Hugo Gernsback） 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创立了这个词汇，使文类获得命名。此后，科幻在美国的发展顺利，由于小约翰·W·坎贝尔 （John W. Campbell, Jr.）等的推动，这个文类跟通俗文学的某些特征相互融合，加上美国独有的边疆探索精神，导致了它在文化和商业领域的成功。

　　进入 60 年代，强调创意和故事性的美国科幻作品跟电影艺术结合，为这个文类向影视媒介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在今天，科幻已经从简单的叙事文学转向多种不同的媒介或创意类型之中，它的繁荣给电玩设计、主题公园建设、建筑设计、甚至工业与民用产品设计都带去了增值。仅仅以电影为例，好莱坞每年上演影片中最卖座的“大片”总少不了几部科幻作品。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类型，科幻题材完全可以单独计算 GDP 增量。

　　随着科幻创意的繁荣，人们深感对这一类型创意的基本知识还相当不足。笔者查阅了近年来国内作者撰写的科幻与设计关系的博硕士论文，发现其中的现状描述或事实总结较多，具有一定解释性和推广力的理论还相对较少。众所周知，理论不但对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创意过程具有帮助，更可以推进创意实践的发展。

　　鉴于科幻小说的发展相对持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和理论探索，因此，将这种叙事文学理论转述给设计从业者和研究者，可能是加速科幻设计理论生成的简便有效方法。本文将综述当前两个最重要的科幻理论家的观点，并呈现出科幻文学在过去 200 年中打开的四大创意空间。

　　一、科幻理论举要根据《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的阐述，西方科幻文学理论和批评大致经历了从读者感叹到作家抒怀再到学者分析几个阶段。在 20 世纪的早期，科幻研究者大都是科幻杂志的读者，他们投书“读者来信”专栏，提供自己的真知灼见。可惜这些观点没有系统，而且多数受到所讨论的作品的限制。科幻批评与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了作者受读者来信启发后所进行的系统反思。可惜这类文章仅仅属于感悟，至多只是某种行动研究，缺乏概括性。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原有文学场的核心跟边缘界限开始模糊，科幻随即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视野，出现了一系列比较系统化的学术理论。由于这些理论跟占据主流的文学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之间具有天然联系，科幻在整个文学和文化历史中的位置也得以凸现。

　　[1]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祖籍克罗地亚的加拿大批评家达科·苏恩文 （Darko Suvin） 的观点。

　　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研究相当深入。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不是某个不存在的地方，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具有意图的、富于社会性的“方法”。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人类规划和建设城市过程中，乌托邦起着积极的作用，它不单设想，还积极地发起建构新的未来。在詹姆逊看来，如果城市的发展真的能按照事物内在规律进行，那将释放出诸多深层次的可能性。但在今天，城市规划和建设完全不是这样，它正在变成中产阶级或富翁给自己提供避难所的保守的陈词滥调。从这个意义上看，乌托邦就不单单是指城市规划的那种表征，它还指一种作用，这种作用能打开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裂缝，揭示出我们在未来想象上的局限性。在詹姆逊的理论中，研究乌托邦一定要依赖辩证法，要从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思考创意与局限。

　　詹姆逊相信那种认为乌托邦无处不在的观点。他指出，区Science Fiction Theory and Creative Space科幻理论与创意空间内容摘要 ：科幻文学产生至今已经有接近 200 年的历史。科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读者中心、作者中心和学者中心三个发展时期。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科幻理论由詹姆逊和苏恩文提出。

　　詹姆逊认为，科幻属于乌托邦文学，是人类否定现实、建构未来的方法。它的繁荣恰好在主流文学失能的时代。苏恩文则指出，科幻是认知和疏离宰制的文学，它的核心是创新。两个理论都强调，科幻的内容跟形式相互统一，以创意为目的。文章还回顾了过去 200 年中科幻作家开拓出的空间、时间、社会 / 技术和心灵四个大型创意空间。

　　关键词 ：科幻、理论、创意、乌托邦、詹姆逊、苏恩文吴 岩Wu Yan注释[1] 有 关 科 幻 研 究 的 历史，可参见《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的第三编“科幻批评简史”。这一章主要是针对西方科幻过去 200 年的批评历史进行的回顾。（美）罗伯特·斯科尔斯、弗雷德 里 克· 詹 姆 逊、 阿瑟·B· 埃 文 斯 ：《 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苏湛、李广益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特别策划：设计未来Design Future35总第227期 2012 03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2.03.024分乌托邦愿望与乌托邦形式是恰当的。首先，乌托邦是每个人都有的、潜意识的一种未来冲动，它支配一切未来导向的行为。

　　由于这些冲动的表达常常比较隐蔽，因此，研究者需要从蛛丝马迹中发掘。其次，对那些有结构的乌托邦，千万不要忘记在这种结构化的乌托邦叙事中其实混杂着非结构化的未来冲动，两者可能并不一致。上述理论将乌托邦问题从叙事文学拓展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于是，世界格局的变化、科技创新的走向、社会演进的程度和文学流派的发展都被融为一体，只要这些过程中存在着人对未来的谋划，就存在了乌托邦。一句话，乌托邦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所在，也是人能动作用于未来的重要方式。

　　相当遗憾的是，在当代社会，人类正在失去原本应该强大的乌托邦构筑能力。詹姆逊回顾了过去半个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后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长期冷战，使乌托邦彻底失去了作用。一方面，冷战使乌托邦跟斯大林主义成为同义语，另一方面，后冷战时代使全球思想界全部归顺了资本主义。加上学术界盛行犬儒主义，于是对世界未来真正有价值的想象，便在主流思想中彻底失落。而恰恰在这个时代，一些不被看重的主流思想却充满了构造未来的冲动和方法。这些非主流思想，恰恰来自科幻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詹姆逊恰恰是在这样的理论逻辑导引下转而开始了他的科幻研究。

　　在詹姆逊看来，要解决科幻作品是否包含着丰富的未来冲动，必须要从根源上回答科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他指出，科幻文学在上世纪后半叶的相对繁荣，主要是由于严肃文学在面对现实的瘫痪造成。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这些作品拿不出具有未来方法价值的作品，失去了读者的爱戴。而此时，那些不受“现实原则”支配的科幻文学，由于享有充分自由，最终成为了乌托邦建构力量的保留地。詹姆逊发现，在上世纪 60-70 年代，种族和性主题是科幻作家最热衷的话题，而这些内容，恰恰是颠覆当代男权社会和技术社会为根基的资本主义的重要作品。以美国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的小说《黑暗的左手》为例。《黑暗的左手》（图 1）描写的是一个冰星上单一性别的社会。在这里，每 28 天个体会因为激素作用而开始性表征。在朝向某种性别发展的最初的几天人如果能完成性活动，就可生育后代 ；如果没有性活动，个体便回复到中性。故事就是在这样一种跟地球种族和性别状况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发展。读者可以发现，冰星上的社会制度是准封建制，但同时却有高科技供他们使用。詹姆逊之所以高度赞扬勒奎恩小说的乌托邦创意，是因为作品彻底排斥了人类社会及其体制，消除性别导致了性政治被否定，而把封建制度跟技术发达联系起来，则否定了资本主义是科技发展的促进力量的人类历史。这就是乌托邦，它通过制度化地否定现实，在思想领域中建立起一个文学飞地，彻底摆脱了历史的多种决定论。

　　作为主流思想的一块飞地，科幻以及所有乌托邦都具有封闭性、整体性和他者性。由于乌托邦世界总是跟现实划定一个界限，这便使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系统，而独立系统必须自足自治，这使它同时也具有了整体性。由于对现实的否性，乌托邦必定是一个他者的世界。詹姆逊还由此分析了英国作家 J.G. 巴拉德 （J.G.Ballard） 的《毁灭三部曲》，指出这些作品虽然只字未提现实，但却建立在另一个大英帝国衰落的现实基础上否定现实。而美国作家小库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Jr.） 的小说《猫的摇篮》则是建立在对强盛的美国压制科技发展、压制第三世界成长现实的否定之上的。科幻这种否定现实，导致它成为创意的飞地，而飞地提供的思想和行动实验，指明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

　　与詹姆逊略有不同，达科·苏恩文更偏重从俄国形式主义立场出发去阐释科幻的美学特征。他指出，科幻其实是一种以疏离（estrangement）和认知 （cognition） 为宰制的文本，其中心特征是创新性 （Novum）。

　　[2]所谓疏离，指科幻创意通常脱离人类的日常经验，觉得陌生。疏离性使科幻作品跳出了现实主义的樊笼，进入想象空间，在宇宙中遨游。但科幻的疏离不是无原因的，不会采用魔法说词去应付读者。认知性会终止科幻创意脱离日常经验的状态，给疏离以认知解释。有些人将认知性干脆叫做科学性，其实这是错误的。科学性指现有科学认识的范畴，而认知则远远大于这种范畴，它有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在具备上述两个美学元素的同时，科幻作品还必须不断创新，力图在道德观、科技发展、社会规划、文体等多个方面提供革新。

　　我们以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为例来说明苏恩文的理论怎样解释创作实践。《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儒勒·凡21. 厄休拉·勒奎恩《黑暗的左右》出版于 1969年，图为初版封面。

　　2. 1961 年， 叶 永 烈 完成《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创作，17 年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图为初版封面。

　　1[2] 请 参 见（ 加 ） 达科· 苏 恩 文 ：《 科 幻 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李靖民、李静莹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 肥，2011 ；（ 加 ） 达科· 苏 恩 文 ：《 科 幻 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涛、程佳译，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2011。

　　36总第227期 2012 03特别策划：设计未来Design Future尔纳的科幻小说。故事讲述一种独特的“海怪”扰乱了社会秩序。

　　为此，人类精心组织了探险队进行考察并最终发现，海怪其实是一种高性能的潜水艇。这艘潜艇的主人尼摩船长自己设计和建立起了他的海底机械王国。从詹姆逊理论出发去考察，整部小说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尼摩船长通过远离资本运作场逃离了资本主义的控制区，他自己设置了海洋法则，并由此获得了自主。从苏恩文的理论出发去考察，则必须关注小说跟时代之间的超越关系。事实上，故事中所描绘的鹦鹉螺号潜艇，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超越我们的想象。它行动迅猛且具有无限续航能力，它的武器系统、环境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都给我们疏离感，但作家肯定地指出，鹦鹉螺号不是魔法的产物，它完全符合浮力原理和机械制造原理。疏离被认知所解释，超自然回到自然。

　　除了上述两个重要的理论之外，科幻小说还被认为是描述科技导致社会变化的一种文学类型。

　　[3]笔者发现，作为采用叙事方式撰写的作品，科幻小说家特别注重全方位地反映创新的社会影响。与单向完成的产品设计不同，在科幻作品中，一个创意的出现会随着故事的发展受到想象现实的检验，人们对这种创意的接受与否，会在作品中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反馈过程。以亚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的小说《2001 ：太空漫游》为例。作家在作品中详细描述了高交互性的人工智能“HAL9000”怎样工作，怎样提供飞船使命控制，又怎样在长期的执行操作中失灵。通过这部作品的阅读，读者不但能详细了解新型人工智能产品的特点，更可以看到其中可能潜伏的危险。在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的《基地》系列小说中，对主人公谢顿发现、用于计算社会长周期变化的公式，经历了数千年的使用和历史反馈！

　　科幻小说不但能对创意产品进行模拟性反馈，还能将产品的社会影响全方位表现出来，我将这一点姑且称为科幻的全息性，其含义是，科幻作品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个产品，如电灯或交通工具的单独设计上，它还会通过背景和故事的发展，将这个创意所连带的多种产业和社会变革全面表现出来。以格里格·别尔 （Greg Bear） 的小说《血的音乐》为例。作品初看起来是写纳米机器人用于疾病治疗。故事中的纳米小机器人具有高智能且会学习，还能自我复制。当它们被打入人体后便开始对病人的身体做医疗测试和改造。随着故事的发展，当人体的生理机能被全面整治，机器人又将自己的智力跟寄主智力相互联通，而身体中成百上千的纳米机器人跟人类大脑建立的联系，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宇宙中最有智慧的超人。小说以工业技术如何应用于医疗开始，却以多种技术的发展、人类走向新时代为结束。科幻小说的全息性特征，早就引发了未来学家的关注。他们将这种全面未来推演方法称为 SCENARIO。一个SCENARIO 就是一个剧本或情景规划，是由某一创意而引发的社会变革的全面发展的剧本和勾描。而对剧本的勾画和理解，导致了人们对创意的全方位的理解。

　　[4]以上我们简述了詹姆逊、苏恩文等人的科幻理论。读者可以发现，科幻作为一种创意形式，总是跟社会背景相互联通的，而它超越现实、面向未来的特性，导致它跟人类前途紧密相关。

　　恰恰是在这样的文类特征的吸引下，作家们解放了思想，开发出多个成熟的创意领地。笔者曾经将这些领地归结为四个大的空间 ：物理空间、时间、网络空间和心灵空间。

　　二、科幻的四大创意空间所谓物理空间，是人类认识最早、也最有探索基础的创意领地。对作家来讲，只要描写跟现实的空间存在差异的地点，一个他者的世界便被建构起来。我们以郭以实的小说《在科学世界里》为例。故事中讲述的“科学世界”，据称就在我们的地球上，乘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达到。“科学世界”里奇迹般地使用着人造小太阳、原子能发电厂、辐射性农业，人类还可以改造南极和北极，并可以登上月球采矿。叶永烈也是全能性他者空间的创建者。他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图 2）中把这个地点称为“未来市”，据说乘坐气垫船一个晚上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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