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上的恶托邦：《猫城记》与老舍的故事

宋明炜

　　《猫城记》这本书《猫城记》是老舍的第六部长篇小说，或也可以说是第五部长篇小说，因为此前写作的《大明湖》在日军“一·二八”大轰炸时，毁于战火。老舍登上文坛，成为新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因为远在伦敦教书的时候，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连载《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一·二八”战火中，商务印书馆被炸成废墟，《小说月报》停办。当时在山东教书的老舍，没有再重写《大明湖》。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海出现了一本新的文学杂志，即现代书局策划发行的《现代》月刊，主编施蛰存。老舍开始为《现代》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前一年发生在东北和上海的战争，是这小说的重要背景，而《现代》杂志集合了当时一批重要作家，风格上强调文学的现代流派，老舍的新长篇一反他过去的风格，不特意描摹现实，而是采取了象征、怪诞、讽刺的方式。

　　老舍毕生的用心之作，写出的人与人生，就像他的短篇小说《老字号》中的三合祥和掌柜辛德治，体面、正直、规矩。狄更斯小说里的绅士理想，与老舍教养中的旗人老传统融合起来，塑造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罕见的不走革命路线、不造反的正派角色。老舍没参加五四运动，他早期小说中也不特别美化青年学生，相反，《赵子曰》里的学生还是反派角色。他也知道，三合祥不改变，早晚会没了出路，但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老舍不愿意走到那条激变的路上去。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他第一部“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去写的小说，也是他一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1936），写的是如果失去了体面、正直、规矩，一个人会堕落到哪样的程度。比《骆驼祥子》早三年问世的《猫城记》，写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体面、正直、规矩，会堕落到哪样的程度。

　　《现代》月刊连载《猫城记》，始于一九三二年八月，结束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一九三三年八月，现代书局发行单行本。据当时的评论来看，《猫城记》虽然饱受批判，但也收获了不少好评。天津《益世报》书评称它“借了想象中的猫国把我们中国现代社会挖苦得痛快淋漓”，这个观点将《猫城记》作为一种寓言，如同鲁迅的《阿Q正传》；这样的评说也符合三十多年后夏志清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精神。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62）中对《猫城记》只是简单提到，但在一九六七年写作的Obsession with China—文中，有两三页的篇幅讨论《猫城记》。夏志清认为：“老舍无疑是以他的同胞做模型，来塑造这些猫，他们要吃一种麻醉性的迷药，以维持生命，好像中国人要吸食鸦片一样。他们懒惰懦弱、狡猾贪婪、好色败德、惧怕外族，却又要模仿外国人的恶习。身材矮小的侵略者代表日本人，因为远在三十年代的初期，日人已作吞灭中国的狂想。借着《猫城记》，老舍警告同胞，灾祸已迫近眉睫，所以，此书成为中国作家对本国社会最无情的批评。”

　　一九四七年，《猫城记》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种，转由晨光出版发行。老舍逝世后，在美国教书的William　Lyell将《猫城记》翻译成英文，而在英译本出版之前，夏志清对这部作品的评论，基本上奠定了此后论者对《猫城记》的观点。此书再次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要迟至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老舍文集》。而大陆学者对此书作出正面评价，要等到一九八七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撰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近年来，对《猫城记》的评论，大多数都在夏志清立论的基础上，《猫城记》被视作国族寓言，或是文化批判与启蒙精神的发扬。

　　另一方面，从文类和文体的角度，《猫城记》作为失落的科幻小说，也获得崭新的评价。王德威在《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英文版1992）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英文版1997）中，都对《猫城记》有所论述。前一本著作提出《猫城记》继承英国小说从《格列佛游记》到《月球上的第一个人》的传统，有着“生疏化”（defamiliarization）的企图，也“着重怪诞诡奇的姿态与滑稽突梯的谐拟（mimicry）”。这一看法接近南斯拉夫学者苏文恩对科幻文类作出的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定义。在后一本著作中，王德威将《猫城记》看作自晚清科幻奇谭创始以来，科幻文类在民国时期罕见的文本。

　　老舍自己提到《猫城记》是受了英国作家H.G.Wells（威尔斯）的The First Man in the Moon（《月亮上的第一个人》，老舍自己的译法）的影响，尽管他没有将《猫城记》贴上”科学小说“的标签。（老舍《老牛破车》，《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科学小说自从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提倡以来，曾在晚清最后十年流行，鲁迅也热衷翻译科学小说，但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为人生的文学“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写实主义主潮，天马行空、超越现实的科学小说逐渐从文坛淡出。据学者任冬梅考证，民国之后的科学小说多为”异类“，但并非一片空白（任冬梅《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目前仍有数据工作需要进行，但除了顾均正、周楞伽、市隐等几位擅写科学小说之外，新文学诞生之后最著名的科学小说，无疑就是老舍的《猫城记》。

　　自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科幻新浪潮兴起之后，特别是《三体》变成全球畅销书之后，对于科幻的研究开始吸引更多学者的注意力。在晚清与新世纪科幻的两次黄金时代之间，《猫城记》如同大海里的孤岛－般，是众多研究民国科幻的学者唯一的对象。仅以美国学界为例，近年来对《猫城记》，有Lisa Raphals、Nathaniel Isaacson等多位的精彩著述，而企鹅现代经典重印《猫城记》英文译本，冠以Ian Johnson的导读。这些讨论都将《猫城记》置于科幻小说（“科学小说”在中文里，到二十世纪中后期，逐渐被“科幻小说”或“科学幻想小说”替代）的发展线索中。例如，“从科幻研究的角度，怎样将《猫城记》安置在科幻文学的历史、表现火星的历史、与外星人接触的历史中？　”（Lisa Raphals，“Alterity and Alien Contact in Lao She\'s Martian Dystopian， Cat Country”，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40.1，2013.中文翻译出自作者）或者，从殖民现代性的角度，“叙述者对于猫国人采取殖民主义立场，将他们的整个社会看作是原始和野蛮的”（Nathaniel Isaacson， Celestial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17.中文翻译出自作者）。

　　《猫城记》不仅重印，而且也成为再度流行的作品。二〇一七年一月，著名画家李苦禅的孙女李欣罄，在老舍的儿女舒乙和舒济的支持下，将《猫城记》改编成音乐剧。新一代的中国人，通过声光电色多媒体的形式，了解这部孑孑走在时代前面的作品。

　　从《猫城记》开始连载于《现代》月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部书有自己的历史。它在国难中诞生，在新中国建立之际隐匿，在动荡年代里作者离世，新时期又获得新生，这一本书的故事，犹似要讲述它自身的寓言，但是否有人愿意聆听？

　　火星编年史

　　《猫城记》选择火星作为故事背景，已经把自己纳入了科幻小说的历史轨迹。老舍熟悉的英国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中描述火星人人侵英国，是科幻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历史学家分析，韦尔斯这部具有高度写实感的小说，实在是以德国作为火星人的原型。火星人入侵，引发世界大战，预言着四十多年以后的不列颠之战。写于中日战争初期的《猫城记》，也是战争文学，猫国的覆灭，预言着日本人侵中国的后果。

　　十九世纪末，波士顿世家出身的罗威尔（Percival Lowell）因为受到意大利天文学家Giovanni Schiaparelli的影响，误将意大利文的Canali当作canal，把火星表面观测到的条纹当作庞大无比的人工建筑。罗威尔著书立说，绘制火星地图，建构了发达的火星文明。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天文学“发现”，使得火星成为此后科幻小说最常见的地外场景。美国流行小说《火星公主》（A Princess of Mary，Edgar Rice 　Burroughs， 1917）和苏联社会主义小说《火星女王》（Aelita, A.N. Tolstoy， 1923）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各自奠定了美国和苏联科幻中的火星意象：前者充满冒险和猎奇，后者充满理想主义的诗意与革命的煽动色彩。但无论如何，火星都是地球文明的镜像，火星故事写的终究是人间种种。美国作家Ray Bradbury的《火星编年史》（The Martian Chronicles，1950）中，火星人与地球人融为一体，当地球的移民者发现火星文明早已失落，望着火星河流中的倒影，问谁是火星人；我就是火星人。（有关火星在科幻小说中的表现，参阅Robert Crossley， Imagining Mars： A Literary Histor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国科幻小说中，在《猫城记》出版之前，有署名“市隐”的一位作家写作的《火星游记》（1925），将火星描绘成理想国。《猫城记》则正相反，坠落在火星上的叙述者，目睹了火星社会怎样从堕落到灭亡。

　　对于老舍而言，火星可不是乌托邦，简直就是最糟糕的社会。在继续解说这一点之前，需要指出，火星想象在后来的中国科幻中后继有人。一九五四年，天文学家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短篇小说《从地球到火星》，从此开创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中儿童科幻文学的传统。到二十一世纪第一年，新世代的科幻作家韩松发表长篇小说《火星照耀美国：二〇六六西行漫记》，这又是一种新的谐拟，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人工智能阿曼多操纵着中国人的喜怒哀乐，而最终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将被火星人埋葬在福地里。《火星照耀美国》对于《猫城记》，是一个恰逢其时的致敬。

　　恶托邦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遭到日军轰炸之际，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x Huxley）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到二月的时候，所有英国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对于这部小说的好评。《美丽新世界》描写未来世界的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服用迷幻药，处于永久的享乐与虚无主义中。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中，《美丽新世界》更多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想象：福特流水线、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种姓分级、无限的社会资源、只以享乐为目的的生活方式。

　　老舍有没有看过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无从考证。但根据学者史承钧的说法，“据当时《现代》杂志的编者施蛰存先生的回忆，《猫城记》在《现代》连载时，老舍曾在一封信上对他说，《猫城记》是受了 Aldoux Huxley 的 Brave New World 的影响”（史承钧《〈猫城记〉与西方“反乌托邦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3年1月）。施蛰存先生收到的这封信，可惜已经不存于世。如果这个说法确实，至少能够将《猫城记》更为明确地放在世界反乌托邦小说的语境中。《猫城记》在中国科幻小说历史上如同一个孤岛，但它在世界科幻的地图上却处在交通之中。

　　《猫城记》与《美丽新世界》都写到了一个漠视自身危机、自以为处在太平盛世、沉浸在迷幻药中的国度。《猫城记》中的迷叶与《美丽新世界》中的soma有共同点，它们都让服用者“飘飘欲仙，忘饥忘渴，忘记浑身脏臭，忘记一切痛苦而舒适痛快地安于现状”（同上）。迷叶更自然地让中国读者想到鸦片，猫国也曾禁止迷叶，但猫人们离了迷叶就不能活。而赫胥黎写的soma是现代医药技术的产物，抵抗抑郁，治疗精神疾病，却也因此让二十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彻底的药物依赖状态中。

　　《美丽新世界》是有意挑战乌托邦的作品。事实上，无论是乌托邦（Utopia），还是恶托邦（Dystopia），都是最早发源于英国政治思想的词汇，前者是莫尔（Thomas More）在一五一六年发明的，作为当时英国政治无治的纠正，后者则是穆勒（John Stuart Mill）—八六八年在议会演讲中首次使用的。实用主义政治思想家穆勒的意图是，如果乌托邦因为太过于完美而无法实现，那么恶托邦是相反的一种景况，它太过于糟糕，也无法实现。（Fatima Viera，“The Concept of Utopia”，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在英国政治思潮内部写作的赫胥黎，构想《美丽新世界》，不是为了预言世界的未来，而是用夸张的方式，将现实中不可见的问题放大出来。

　　《猫城记》的猫国，与《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都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描写的不是以上这诸种“反乌托邦”，即它的用意不在挑战乌托邦本身，而是根本就写的是恶托邦，而且是恶托邦中最糟糕的一种，也即完全处在无治状态中的混乱景况。猫国不是自由理想的否定，但也不是自由理想的体现，而是没有任何理想的自由。这就如此书第六节中大蝎对叙述者说的：“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并不是坏事，抢劫是最足以表现个人自由的，而自由又是猫人自有史以来的最高理想。”这里猫语中的“自由”，并不与中国话中的“自由”相同。猫人所谓自由者是欺侮别人，不合作，捣乱……男男授受不亲即由此而来，一个自由人是不许别人接触他的，彼此见面不握手或互吻，而是把头向后扭一扭表示敬意。

　　老舍在猫国里呈现的，是一个倒置的世界，伦常丧尽，举止无规，体系崩溃，国体不存。在猫国，文明即野蛮，教育即吃人，进步即退步。曾经有改良思想的小蝎，对主人公说出更加丧气的话：

　　在这种黑暗社会中，人们好像一生出来便小野兽似的东闻闻西抓抓，希望搜寻到一点可吃的东西，一粒砂大的一点便宜都足使他们用全力去捉到。这样的一群小人们恰好在学校里遇上那么一群教师，好像一群小饿兽遇见一群老饿兽，他们非用爪牙较量较量不可了，贪小便宜的欲望烧起由原人遗下来的野性，于是为一本书，一个迷叶，都可以打得死尸满地。闹风潮是青年血性的激动，是有可原谅的；但是，我们此处的风潮是另有风味的，借题目闹起来，拆房子毁东西，而后大家往家里搬砖拾破烂，学生心满意足，家长也皆大欢喜。因闹风潮而家中白得了几块砖，一根木棍，风潮总算没有白闹。校长教师是得机会就偷东西，学生是借机会就拆毁，拆毁完了往家里搬运。校长教师该死。　学生该死。学生打死校长教师正是天理昭彰，等学生当了校长教师又被打死也是理之当然，这就是我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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