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美国各大制片公司的科幻片生产火爆,就中国最近几年引进的美国大片来说,就包括《未来战士》,《朱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未来水世界》,《龙卷风》,《天地大冲撞》,《变种ⅠⅡ》等等。美国历来就有生产科幻片的传统——即使在默片时代就有《登月》,《太空旅行》的科幻。此种幻想从没有停息片刻,而于七十年代以《超人》,《星球大战》总其大成。本来,对于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制作科幻片以展示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把握,表达人类征服宇宙的雄心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近十年来美国科幻片的基本主题却来了一个根本的转向,再也不是表达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征服,恰恰相反,而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在这种报复中,人类除了恐惧、奔逃、绝望地被撕碎之外,毫无选择。大祸临头、末日来临之感是近期科幻片反复流露的心态,灾难意识、末日情调是近期科幻片的基本主题。人类似乎感觉到自己被倒悬于冷漠的太空,下临无底黑暗的深渊,恐惧颤栗而无所适从。上述几部引进的大片其主题倾向无不如此。科幻片里负载的大胆幻想和探索精神使人们很容易想起远古神话,这分别处于时间上对立两极的两类文本具有很多表象上的相似——对宇宙的关注、对灾难的忧惧、神异的幻想与离奇的情节等等,都使我们在欣赏科幻片时悠然瞥见自己内心深处掩映着的神话背景,从而把这相隔千百年,分别诞生于不同文化语境的两类不同性质的文本磨合,体验到宇宙的幽奥与人类文化的神秘,还有一言难尽的自我。经过这种比较,我们当可发现古人类与现代人各自安身立命的文化语境,认识当代人的生存境况。任何民族的原始神话其表层的叙述都是荒谬可笑的——塞任以歌声引诱航海者入睡,然后割断他的喉管;斯芬克斯让路人猜谜,如果不能破谜就将其杀死;共工怒触不周之山,故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只因老人一句话“让死者继续保持死亡吧”,从此人死不能复生;盘古从沉睡中醒来,一个懒腰撑开了天地,倒下后又化成了山河日月……很显然,我们不能以远古神话表层叙述的荒谬便等闲视之,而应该细究其深意。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这些描写体现的不是关于事实的“谎言”,而是如何认识、命名和表达这些事实的精密成熟的方法,其作用最终地,首要地是·认·知·的。神话学就是原始先民的“科学”。由于神话的作用首要是认知的,解释的,是远古人类切入世界的最佳方式,而在这种切入中,只要把心灵的形式赋予世界,把主体对象化到客体之中,把客体归化于主体之中,就算是达到了对于世界的认知。因此,在远古神话中,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平等共生、宁静柔和的对话关系就极为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而这正是原始先民赖以生存的文化的语境——平等柔和而物我混同的境界。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就主体层面而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中心性和思维的混沌性。自我中心性并非意味着自我意识,乃是意味着“思维主体不去自觉地适应客观事实,而是用主观去改变客观,使之适应于有限的认知水平,从小的、近的、日常的经验事实出发解释大的、远的、神秘的非经验事实,根据有限的经验来重组世界,为无限的现象找出原因,提供证明(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思维的混沌性指作为对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混沌不分以及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之间的混沌不分。基于此种自我中心性与思维的混沌性,则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界线就无从产生,心灵的形式就是世界的形式,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联想与类比构筑一个隐喻与象征的世界,让有限的现象具有无限的指涉意义。原始人因此而活在象征之中,活在无限之中。与此相反,科幻片这种“现代神话”文本不仅在其指涉意义上迥然有别于原始神话,即使在其外包装上亦不可与原始神话以言语为载体、口耳相传的方式同日而语。这里里外外的差别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人类心智的成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存境况的嬗变。文艺复兴以后的几百年中,人类的工具理性(或曰科学理性)从蛰伏中苏醒并不断成长,逐渐形成了理性的鲜明特色——审视与反思,即对对象的审视与对自我的反思,通过这种审视与反思,思维的混沌性澄清而为明晰性,自我中心性收凝而为自我意识,逻辑与实证是工具理性唯一认可并遵循的理则,在逻辑与实证的拷问下,“现实”是如此富于秩序与条理性,因果关系历历分明。联想被怀疑,象征被击毁,隐喻枯萎,类比坍塌,主客之间壁垒森严,人与自然处于尖锐对抗状态。冲突与斗争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调,在形形色色的斗争中,我们创造了有史以来亘古未有的物质文明,并建立了与此繁荣发达的物质文明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形态,这种经济与政治体制是如此灵动敏感,富于机灵狡诈的思维特征,不仅与人类的种种本能欲望互相推荡,而且与发展着的物质文明合节中律。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这三者互相勾连,形成了一个具有无限丰富性同时又自具自足、圆满无缺的“人化的自然”——一个自我相关,自我阐释的巨大符号结构系统,这便是现代人生存的文化语境,同样也是科幻片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在这个文化语境中,人类感觉到自己从上帝的阴影中走出来,从大自然的掌握中挣脱出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踏实,任何目的都可以通过理性创造的工具来实现——“登月”、“太空旅行”,甚至引发“星球大战”。渐渐地,人类的自我极度地膨胀起来,觉得自己似乎无所不能,成了一个与上帝平起平坐的“超人”——“自我的膨胀和个人的骄傲已经决定把自我选举为宇宙之主而丝毫不去考虑这是多么荒谬。”(冯川、苏克编译《荣格文集》)——早期科幻片无不基于此种理性的极端自信而表达征服宇宙的雄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创造的那个文化符号系统愈来愈完备精密,这个符号系统居然超越人的意志之外而自主运作起来,人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注定只能被这个系统来阐释,赋予价值和意义,人创造了“人化的自然”,反过来又被这个“人化的自然”所“创造”,每个人都被套在机器的齿轮上呼啸着运转,远离了大地、星空与海洋,几乎丧失了自持而达于晕眩与癫狂,远古的宁静与内省直观从此一去不返。人们似乎被倒悬着往下沉落,恐惧袭上心头。此时,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工具理性所创造的文明的荒诞与悖谬。工具理性既是现代物质文明创生的心智原因,又是现代艺术——科幻片产生的思维基础,还是引导和推动科幻片叙事进程的动力。过滤掉近期科幻片中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故事情节,我们发现理性遵循着审视与反思的逻辑开始了对理性自身及其创生的文化语境的怀疑与追问。这种怀疑与追问体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上:人性层面:以《未来战士》为代表。机器人卡斯特战无不胜,救了女主角萝丝而自身也支离破碎,在走进熔炉毁灭之前,萝丝因痛惜其毁灭而泣不成声,卡斯特转过身来,揩着萝丝的眼泪说:“你流泪了,这种能力正是我所缺少的!”寥寥数语不啻惊雷!它以隐喻的方式表明人类在以工具理性创造文明的成功时,人性中某些宝贵的能力——爱与恨、悲与苦的能力,总之是情感能力正在逐渐丧失,人性正在经历严重的异化,我们将变成有且仅有理智的“单面人”(席勒语),由于丧失了爱的感觉力和领受力,我们将无从感受幸福,面对这个物质繁荣的世界,我们心中反倒一片愁云惨雾,机器人卡斯特就隐喻了人性发展的远景。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层面:以《朱罗纪公园》为代表。一向自以为是生物界至尊的现代人肆意破坏生态平衡,侵犯了幸存的恐龙的生存权利,狂怒的恐龙开始猛烈报复,结果事实证明现代人及其科技文明不堪一击……。本片象征性地表明在人与生物界的关系中,狂妄自大,藐视其他生物种群将是十分荒谬而危险的,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现代科技文明其实极其脆弱。工具理性自身层面:以《失落的世界》、《变种ⅠⅡ》为代表。一次偶然的科学研究的失败,导致某一孤岛上恐龙孽生,泛滥成灾,并几乎给人类带

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失落的世界》)。另一次生化实验的不慎出人意料地培育出了恐怖狰狞、毫无人性的变种人,同样几乎把地球人杀光。这两部影片给那些宣称工具理性是人类战胜自然,获得幸福的法宝的观念无疑是当头棒喝。表明理性将最终无法控制自己的创造物,人类借以达成幸福所创造的对象反而会给人类带来痛苦,我们沾沾自喜,引以自豪的理性至此显现出荒诞与非理性的一面,实在是一种有趣的反讽。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这是最高最深的层面,以《龙卷风》,《天地大冲撞》为代表。工具理性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是审视的,在这种恒久的审视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关系潜滋暗长并愈益加强,然而自然力一旦真正以人格力量登场与人类较量时,孱弱的人类除了恐惧地奔逃,绝望地被撕碎之外毫无办法。表明人类妄图成为宇宙之主是多么荒谬;大自然是我们永恒的家园,维护这个家园的宁静乃是人类本具的责任。科幻片通过如上四个层面的怀疑与追问,指出了其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当然也是当代人生存的文化语境的荒诞与悖谬,以此试图尽力为人类重新寻找安身立命的处所,调整人与自然、与自我、与文化的关系。人们似乎依稀发现一种微茫的远景:如果重新调整上述关系,我们也许能在更高的层面走向古典的人文主义文化语境,回到慈祥的天空,温暖的大地以及个人宁静幸福的内心之中。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