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过去的三年中，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不可脱离时代性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不可回避的深刻精神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入思考。而存在主义作为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和社会变革时代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值得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下被重新讨论，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重新审视人与自由、人与他者、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建积极的人生观，以及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相较于当代艺术中的其他形式，如绘画或雕塑，电影更具有大众性和普及性，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受众群体，电影受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影响，在商业化诉求的驱动下，在创作时会将观众的需求和喜好作为考量。这也让电影更具有时代性，能够及时反映时代和群众的诉求并提出解决方案。科幻电影自以1902年乔治·梅里爱（GeorgesMéliès）《月球旅行记》（Levoyagedanslalune）为标志诞生以来，经过百年的发展，逐渐脱离了“奇观”的属性，走向深刻严肃的主题讨论，借由未来的景观为个体对当下的判断提供参考。优秀的科幻电影是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问题症结的反思，审视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观与文化观，引发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前景的探讨和思考，对于环境问题及生态保护的关注促进科技与文化的创新与进步，是探索人类存在与未来的一个重要媒介，具有对真实社会矛盾和人性悖论讨论的现实意义。而中国科幻电影于2019年在《流浪地球》这部具有开拓性的硬核科幻电影带领下，进入“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流浪地球2》在2023年的上映更是引起了全球的讨论和关注。作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一次突破，其运用虚拟拍摄生成可视化剧本、精准的现场调度、特效与实景相结合，生成了宏大的视觉效果，在展现强大的“中国制造”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科幻电影在当代中西方世界的普遍接受与影响。

　　虽然使用的语言系统和表现形式不同，科幻电影与存在主义哲学都在共同思考着人类的存在和生命的意义，反思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性的挑战，审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就近年来科幻电影着重讨论的生态环境危机及提出的两大解决方案——太空探索与虚拟现实，结合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探讨科幻电影中的存在主义特质。

　　一、末世类电影与存在主义中的荒诞与自由首先，存在主义并不是一种哲学悲观主义，虽然存在主义承认宇宙以及世界是无意义且荒诞随机的，缺乏更高的目的，如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所说：“人被抛进了这个世界（Thrownness）”[1]，坏事可能发生在一个好人身上，好事也会发生在坏人身上。虽与虚无主义的世界观雷同，但与虚无主义不同的是，存在主义更加积极地应对这种世界的无意义性，强调人类个体价值。一个人可以通过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创造个体的本质、自我、存在与价值，确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即使世界上存在暂时无法解快的困境和不确定性，存在主义强调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思想和行为是自由的，可以通过选择来创造价值。这种强调个体自由和责任的观点可以被视为乐观的，因为存在主义认为人类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择来实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在近年来的科幻电影中，末世类型的科幻电影有相同的特质，虽然电影设定中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秩序崩坏已不可逆转，但影片中人物散发出的人性之光让观众感受到希望。

　　以电影《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2015）为例，末世类型的科幻电影以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或社会秩序的变更为背景，世界陷入混乱，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面临考验。影片营造了一个狂风与烈日、沼泽与沙漠的废土世界，人类文明随着核爆炸崩溃，社会缺乏法制与怜悯，水和石油统治一切，人类频繁展开资源争夺战。影片用高饱和的色彩，表达了人强烈的生存渴求。

　　影片中，无论是被不死老乔洗脑的战争男孩纳克斯、反抗者弗瑞奥萨、逃亡者麦克斯，还是苟且求生的下层贫民，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残酷的统治压迫，艰难求生。在毁灭和极端的环境下，暴露出人类生存状态的脆弱与无常，人类的本性、道德和行为面临挑战，选择暴力与狂暴还是保持人性良善和善良，选择顺从被动还是选择反抗革命，成为影片重要的人性与自由意志的讨论话题。片中战争男孩纳斯克起初怀抱着对不死老乔的疯狂崇拜和重生的希望，执行着老乔的意志，一心追杀弗瑞奥萨，但一路上的际遇改变了他的认知，也觉醒了他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他意识到生命的渺小及信仰的虚妄，以牺牲换来的希望也完成了角色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救赎。末世类科幻电影强调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保护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呈现出人类在极端环境下坚韧勇敢无畏的求生意志、永不放弃希望的进取精神，及在挑战中团结合作、勇于面对的品质。

　　科幻电影在呈现自然灾害、病毒瘟疫、核威胁、生态环境崩溃等毁灭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的同时，电影工作者也提出了在面对未知的未来时，两条可能的人类出路：一是太空探索与殖民；二是虚拟现实。这些早在20世纪末提出的设想在今日已成为正在被实践的现实。如埃隆·马斯克（ElonMusk）于2002年成立SpaceX航天器、发射器制造公司，以降低太空运输成本来实现火星殖民；于2016年成立Neuralink神经技术公司，用以开发植入式脑机接口，从而将人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2021年，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将Facebook更名为“MetaPlatforms”，并宣布公司致力于开发元宇宙。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这两大主题涉及到人类的自由与责任、存在孤独、事实性与真实性、存在焦虑与恐惧以及他者等存在主义核心概念对个体及群体的精神冲击及思考。

　　二、太空探索题材科幻电影与存在主义中的“事实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太空竞赛在美苏两国间展开，人类也开始了对太空的仰望。1968年，《2001:太空漫游》以深刻的哲学思考、华丽的视觉效果成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太空探索题材开山之作。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对宇宙认知的发展，《星际穿越》（2014）、《火星救援》（2015）、《流浪地球2》（2023）等科幻电影从不同的维度讨论了太空探索对于人类的挑战。当人类探索太空时，首先面临的存在主义问题是地球这个“故乡”概念。在存在主义中，“故乡”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同时也是存在主义者面临的悖论之一。

　　一方面，故乡是一个人“事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将“事实性”描述为“自身的存在”（Beinginitself）[2]。在对故乡的描述和解读中，存在主义认为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个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及情感体验，影响并塑造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及行为模式和思考方式，是个体提供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系和参考点，同时也是归属感的来源。个体与故乡之间产生互动关系，是一个人“真实性”不可否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事实性”是限制和束缚自由的条件，一个人的价值观更体现在个人的选择上，这是自由的条件，一个人的“事实性”是一成不变的，它不能决定一个人，因为“它不是有意识的，既不是主动的也不是被动的，没有超越的潜力。

　　这种存在方式与无生命的物体相关，但与人类无关“[3]。”事实性“的价值依旧要由个体意识自由地赋予。

　　在上面提到的影片中，《星际穿越》《火星救援》和《流浪地球2》以不同视角展现了对于“地球故乡”的解读。《星际穿越》中，原太空梭驾驶员和工程师库柏在地球气候转变、农作物因枯萎病而歉收的粮食危机中，接受了穿越土星虫洞为人类寻找新的宜居星球的使命。在影片的最后，在主角一行人的不懈努力下，人类放弃了地球故乡，开始了新的太空征程，将在新的家园中重塑意义与价值，本片展现了一种与故乡脱离的自由价值观。《火星救援》中，宇航员及植物学家马克在进行载人登陆火星任务时，被误判为死亡从而被遗留在火星，他通过坚定的信念和不断的尝试，在火星上艰难求生，最终在他和地球宇航局的一次次尝试中，回到了地球故乡。在本片中，故乡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与人呈现出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关系，个体在受到环境影响和塑造的同时，也影响环境的文化和历史。《流浪地球2》为此类科幻电影提供了新的前沿视角及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当太阳极速老化、持续膨胀，面临吞没整个地球的风险时，影片中的天文学家们积极研制流浪地球模型和行星发动机，毅然决然地决定带着地球这个全人类的故乡一起寻找适宜地球和人类共同生活的环境，同时改变了整个社会格局。在本片中，以刘培强为代表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展现了人类大局观，充分体现了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precedesessence），用选择定义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承担起了对全人类及对地球的责任。

　　三、虚拟现实类科幻电影与存在焦虑及他者在向外探索的同时，虚拟现实技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向内探索的可能性。虚拟现实的发展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微处理器的发明，计算机在商业和个人使用方面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用计算机来模拟现实世界，并创建虚拟现实的体验。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惯常的生活方式，线下工作和聚会被线上取代，虚拟成为新的现实，同时精神活动与肉体行为的分离也加剧了个体存在焦虑的滋生。在存在主义语境下，个体的存在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选择带来自由，而越多的自由则会带来越多的存在焦虑也是一个必然结果。因为存在焦虑是无对象的，无法采取措施去消除，个体对于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需要负全部责任，这种内在的不安全感带来了存在焦虑。而网络虚拟世界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体与周围世界的互动方式，在为人类提供更多自由选择可能性的同时也加剧了存在焦虑。近年来，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将在社交媒体上创建精心编辑过的“现实”当作一种常态，这种扭曲的个体向外界的投射使我们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他者”，从而限制了存在主义的核心——自由。而网络存在伊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个体克服内心对孤独的恐惧，但过多地追寻群体认同感和社会接纳背离了初衷，使自我存在构建在群体之上，通过他人来定义自我的存在，这样脱离主观能动性构建的身份感是脆弱的，背离了个体存在的真实性，从而催化了存在危机的产生。

　　对虚拟网络的上瘾行为和对现实生活一味逃避的担忧，以及对人工智能过度接管人类精神世界的恐惧成为科幻电影一直讨论的话题。早在1999年的虚拟现实题材科幻电影代表作《黑客帝国》（TheMatrix）中，人工智能为人类创建了一个虚拟程序世界“矩阵”并奴役人类成为其能量来源，借由机械和人体大脑的连接器，使人类相信这是一个真实世界并为之工作。

　　救世主尼奥发现了世界的真相并拼死反抗，最终为人类争取到回到真实世界的权利。在影片中，人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分离精神和肉体，影片更多地传达了对人工智能在发展中不受控制的恐惧和人类对现实生活中真实性的坚持和向往。而在2018年的科幻电影《头号玩家》（ReadyPlayerOne）中，人类为了逃避混乱而贫穷的现实自愿主动投入到乌托邦式的虚拟现实娱乐世界“绿洲”中，影片以寻找彩蛋为线索，展现了主角一行人的冒险。在影片的结尾，“绿洲”的管理者决定每周关闭两天虚拟世界，让狂热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相隔不到20年的两部科幻电影展现了人们对虚拟世界截然不同的态度，从恐惧被支配到自愿沉溺，这种个体为了逃避生存危机转而投向虚无主义怀抱的选择是极度危险的。这两部极具时代性的科幻电影表现出了大多数人在时代发展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迷失和对虚拟世界的依赖，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未来发展敲响了警钟。

　　结语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便利的生活和新鲜的人生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于精神世界的冲击和挑战，生活在当代的个体需要站在前人的思考上对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行全新的审视。存在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精神家园，即便我们时刻面临着生态与环境问题、太空探索与殖民的可能性、虚拟现实的冲击，存在主义坚信个体有能力通过创造自己的价值，有选择和自由来实现人生意义，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这与近年来科幻电影所塑造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不谋而合，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不懈尝试，用永不服输的精神在观众心中植入思考的种子与希望之光。

　　在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中国科幻电影要“把握科技前沿、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努力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中国科幻电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科幻电影以积极的未来观，在扎实的科技支持下创新创造，提高硬件条件，优化制作能力，并与人文精神相融合，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使中国科幻电影未来可期，不仅可以在世界科幻电影中占有一席之地，更可以引领科幻电影在电影艺术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1]DanielO。Dahlstrom。TheHeideggerDictionary[M]。

　　London:BloomsburyPublishing，2013。

　　[2]Jean-PaulSartre(Author)。HazelE。Barnes(Translator)。

　　BeingandNothingness[M]。London:Routledge，2013。

　　[3]Jean-PaulSartre(Author)。CarolMacomber(Translator)。

　　ExistentialismIsaHumanism[M]。NewYork:YaleUniversity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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