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朋克：一个失序，反乌托邦的未来

凌朦

　　赛博源于控制论（cybernetic），最初由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发表的文章《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中提出，被广泛用于信息科学研究中。而朋克则是20世纪60年代源于摇滚音乐并迅速在社会蔓延的朋克文化。赛博朋克作品下的未来社会打破了人们对科技改变未来的美好幻想，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精神荒芜、科技犯罪猖獗的混乱景象。赛博朋克中所蕴含的悲观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反乌托邦文化气息使它不仅受到了艺术界的追捧，更突破了科幻领域文学形式，向多领域方向发展，成了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电影视域下的技术科幻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斯蒂夫·琼斯曾于2002年主编并出版了一部有关新媒体概念、背景及其趋势的百科全书式的词典——《新媒体百科全书》，然而与本书的出版时间仅过去15年，书中一些词条早已变成了过去式。如果依照文化史家对文化传播的分期，那么在信息时代下的文化传播显然已经冲破了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的阶段，转而奔向了电子文化的怀抱。在人们沉迷于日新月异的电子科技的背景下，赛博朋克“用令人迷惑的方式将理性与非理性、新与旧、思想与肉体合并，将高科技的高效率的结构和街头亚文化的无政府状态融为一体”，［1］构建了一个黑色科技与虚拟现实并行的“矩阵”世界：高科技低生活的生存基调和“待人如鼠”①人际准则下的信息化社会。

　　赛博朋克小说中华丽的高科技场景和令人惊叹的人工智能让科幻小说从“新浪潮”中重回了科幻的严谨，强烈的视觉文本及文化价值的反传统性也催化它突破文学文本的范畴，转而向多视域寻求发展的话语权。“‘赛博朋克’不仅仅是一种文体，而更是‘极度令人兴奋的’文化发展中的一部分，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2］在后现代理论的推波助澜下，电影作为艺术文化领域的重要一环受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赛博朋克电影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核。在科技大爆发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算机领域的不断革新和互联网技术的大范围推广为赛博朋克电影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基础，雷德利·斯科特1982年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科幻小说《机器人会梦见电子羊么？》（DoAndroidsDreamofElectricSheep?）的《银翼杀手》（BladeRunner）成了赛博朋克电影永恒的经典之作。

　　2　赛博城市中的媒介隐喻

　　城市既关乎人们生活空间的拓展和多维变化，也影响着人们思想观念与个体思考的转变。押井守的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中的镜头经常刻意营造居住环境和冰冷建筑的距离以表现个体生存在当代社会的不适感以及科技超越现实发展的不安感，代表高科技的高楼大厦与象征贫穷的矮旧居民楼隔着一条浅浅的河，一边是充满未来感的现代化建筑，一边是繁华拥挤的街市，看似彼此相邻，中间却永远有一条跨不过去的鸿沟。无论是香港还是东京，无论是《银翼杀手》中2019年洛杉矶中的寿司店和艺妓广告还是《黑客帝国》中的三角楼，亚洲视觉元素始终在赛博朋克电影中为未来城市做注解。以香港为例，香港在经历了城市化、经济转型与商业化之后，成了现代化城市中的代表，但蓬勃的经济发展与不断受到挑战的居住空间却在二元对立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现实。本土与移民，混乱与秩序，柴米油盐与信息爆炸，这一切看似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使香港充满了末日都市的质感。

　　尼尔·波兹曼曾经将电视视为对20世纪文化死亡的隐喻，21世纪，互联网成了代替电视的新一代传媒霸主，波兹曼曾经的警世危言在赛博朋克电影中变成了现实。《攻壳机动队》中密密麻麻的全息广告投影，喧嚣的广告竞争在城市中成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广告这种由现代技术提供的日益惊险的震撼有时甚至淹没了城市，成了建筑的表象。赛博朋克下的社会现实处在巨大的社会鸿沟与阶级差距之下，科技迅速发展下的不适和媒介信息侵入式的扩张使城市充满了虚幻与变异。

　　3　后人类的未来预言

　　“一个人被科学家施行了手术，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有关这个假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你如何担保你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这个由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1981年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所提出的“缸中之脑”猜想是西方怀疑论中的著名命题，这也成为赛博朋克电影所探讨的永恒主题。1984年，《银翼杀手》曾借2019年发生在洛杉矶的自然人与机器人的冲突，探讨人类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我，机器人》（2004）中展现了赛博朋克式的反乌托邦预言，那就是人与机器人终归会走向对立的进化阶段。当机器人不再遵循机器人三大定律，②人类面对的未来必然会经历人机之战。

　　人类的未来会被人工智能代替吗？就目前的科技发展而言，克隆人和赛博人都已经成为事实，安装义体的“后人类”和不断升级的人工智能终会在技术逐渐成熟时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缸中之脑”的困境让《攻壳机动队》中的义体人素子在与傀儡师的不断斗争中自我审视，并最终通过与傀儡师的结合达到了突破自身界限的超我境界。波兹曼在晚年时曾经指出，我们对于新技术的迅疾发展无可奈何，但历史与社会心理学可能控制我们对技术的自主使用。在《攻壳机动队》中，押井守所相信的未来人类是一个突破人类与机器以达到超越各自身体界限的结合状态。而笔者认为，这也是赛博朋克在无序、反乌托邦的未来之中对人类所寄予的最终幻想。正如《攻壳机动队》的最后傀儡师所说：“人类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之中，你希望保持自我的愿望便是对你自己的限制。我们都曾被限制在自我中，现在我们完全相通了，我们的能力曾被限制在一个小范围里，但现在是打破限制我们的枷锁升入更高境界的时候了。”如今，人们沉迷于赛博空间构建的虚拟现实与仿真游戏，甚至连记忆都趋于电子化。赛博朋克为浸淫在华丽的网络空间中逐渐模糊现实与虚幻的人类提供了一个自我审视的机会，以创造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世界的方式来警醒世人：任何一种进步都存在弊端，赛博朋克提出的问题都是人类在未来即将遇到且无法回避的。

　　注释：

　　①由布鲁斯·斯特灵总结出的特征，意指所有对鼠的措施都可以同等地施加给人。

　　②阿西莫夫在其小说《我，机器人》（I，Rober，1950）系列中提出了“机器人三大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参考文献：

　　［1］ Dani Cavallaro Cyberpunk and Cyberculture：Science Fiction and the Work of William Gibson［M］。 New York：Continuum，2000：2.

　　［2］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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