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海洋科幻文学中的生态关怀——以陈楸帆《荒潮》与吴明益《复眼人》为例

The Ecological Concern in Marine Science Fic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A Case Study of Chen Qiufan’s The Waste Tide and Wu Mingyi’s The Man with the Compound Eyes

汪荣

　　在全球化的今天，虽然有着国族、地区与身份的不同，但是人类却面临着共同的生态危机问题。

　　的确，“令我们人类疯狂的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已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贪、毒、污染与相互残害的境地”①，直接将我们的星球拖入一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所谓的“风险社会”。生态危机的迫近促使人们去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使生态文学的创作日益繁荣。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逐渐提高了对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生态文学的作品。

　　与此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由于刘慈欣的《三体》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科幻文学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而海洋科幻文学可谓是科幻文学的特殊类型或者说亚类型。按照学者吴岩的说法，中国海洋科幻小说有着漫长的传统。早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科幻小说家就已经创作过海洋故事。在当代中国，虽然科幻文学几经起落，但是海洋题材的作品时有出现。②以大连出版社出版的“海洋科幻名家作品精选”系列为例，就涉及童恩正、郑文光、刘兴诗、刘慈欣等多位科幻小说作家的海洋题材作品。

　　新世纪以来，海洋科幻文学创作愈发繁荣了，在大陆和台湾都出现了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他们对于“生态”的主题念兹在兹，创造了优秀的作品。

　　“环境保护和环境主义一直以来就是科幻创作中经久不衰的主题。”③陈楸帆的《荒潮》和吴明益《复眼人》就是用海洋科幻创作的形式去进行生态关怀的代表。陈楸帆（1980—），大陆“更新代”的科幻文学作家，《荒潮》（2013）是他的科幻长篇小说。吴明益（1971—），台湾中生代作家，以自然写作见长，《复眼人》（台湾版2011，大陆版2013）是他最出名的长篇小说。在科幻文学场域和科幻小说研究界，这两部小说已经逐渐被“经典化”了①。本文将以这两部作品为例，考察两岸海洋科幻文学中的生态关怀，解读作品中蕴含的象征意义和符号指涉，并在华语比较文学的框架下讨论弱势话语连结的可能性。

　　一、边缘的岛屿与发展的剩余

　　之所以要将来自两岸的陈楸帆《荒潮》与吴明益《复眼人》并置讨论，是因为这两个作品都属于海洋科幻文学的类型，也处理了生态危机的议题。同时，无论是《荒潮》，还是《复眼人》，作者都将故事的讲述放置在岛屿空间上：《荒潮》的背景设定是“硅屿”，《复眼人》的背景设定是瓦忧瓦忧岛、垃圾岛和台湾。两位作者似乎有意将岛屿与陆地进行对话，从而去对边缘与中心的位置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设定使得“岛屿”构成了具有了寓言意味。

　　陈楸帆《荒潮》中的“硅屿”是一个进行电子垃圾回收的地方，也是处在后人类魅影下的边缘岛屿。小说的故事从环保组织“款冬”在海上追踪装载有毒垃圾的货运轮船开始的。小说有一个线索式的人物陈开宗，他是波士顿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游学归来的本地人，透过他时而熟谙时而疏离的视角以及垃圾人小米的恋爱过程，我们可以观察这座古怪岛屿的现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已经在这座岛屿生根，这里有宣称要用环保技术改变硅屿的外来大资本精英、根深蒂固的三大宗族势力、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垃圾人，三股势力之间有着赤裸裸的利益冲突。而硅屿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岛屿：“这个岛没救了，这里的空气、水土和人，已经跟垃圾浸得太久，有时候你都分不清，生活里哪些是垃圾，哪些不是。”②吴明益《复眼人》对于“边缘岛屿”的设定更为直接。该小说的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叙事复杂。

　　该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垃圾岛”靠近和冲撞上台湾东海岸。与这场灾难相关的，是被瓦忧瓦忧岛放逐的次子少年阿特烈与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女教授阿莉思的相遇。有趣的是吴明益开篇时对于瓦忧瓦忧岛的人类学式的描述：“瓦忧瓦忧岛民以为世界就是一个岛。岛坐落在广大无边的海上，距离大陆如此之远，在岛民记忆所及，虽然有白人曾来岛上，但从来没有族人离开岛后又带回另一片陆地的讯息。瓦忧瓦忧人相信世界就是海……瓦忧瓦忧岛会随着潮汐在海里四处漂移……”③这是一段带有神话色彩的描述，也凸显了《复眼人》作为海洋文学的特质。被海洋环绕的瓦忧瓦忧岛形塑了岛民的世界观，也赋予了他们狭隘而自足的岛屿心理潜意识，这是一座处在世界之外的岛屿。不过，它最终将会被垃圾岛的到来而崩坏。当然，更令人震惊的是那座在太平洋中漂流的“垃圾岛”④。被放逐的阿特烈被海浪冲击意外搁浅在垃圾岛上，从未遭遇其他地方文明的他用新奇的目光打量岛上的垃圾，也认识到这个垃圾岛“有时看起来就像海面上一只巨大牢笼，阴暗咒语、无根之地、众生坟场。……原来地狱就是这样，这里就是阴间”⑤。

　　“垃圾之岛”是两部小说的核心意象。垃圾是人类使用过后的物质，剩余、溢出和废弃物；岛屿意味着与大陆的切割、断裂与隔绝。不管是作为电子废弃物回收的“硅屿”，还是在太平洋上漂流的“垃圾岛”，都堆满了发展的剩余物：那些被使用过后便弃之不用的、可以被替代的物品。

　　“垃圾之岛”，是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所指称的“异托邦”（heterotopia）式的存在。福柯用空间的政治学标注了“异托邦”之类的“另类空间”，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物理学上的空间概念是不一样的。异托邦不是乌托邦，它是实际存在的。“在异托邦里面，执政者，或者社会投资者，或者权力者，他们规划出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把我们所谓正常人的社会里面所不愿意看到的、需要重新整理、需要治疗、需要训练的这些因素、成员、份子，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⑥正常╱异常，常规╱例外是理解“异托邦”的关键所在。两部小说中的垃圾之岛代表了被中心弃置出去的东西，是在权力的分配和牺牲的体系中充当被牺牲者的那个部分。因果循环，有人获利，就必将有人失利①。“垃圾之岛”充满了隐喻性，代表了中心对边缘的权力宰制，也意味着中心与边缘的等级格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上进行资源的分配、交换和宰制，正是市场、资本和现代性导致了“垃圾”的出现，导致了生态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衍生、扩散、和转移。

　　对于大量消费也大量耗费的陆地经济来说，垃圾之岛是一个在场的缺席，一个醒目的红字。它的刺眼的存在提醒了作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垃圾不会消失，发展是有代价的，人类需要面对这些自己行为的后果。自然会报复和惩罚人类。当人类以自己为中心破坏生态环境，就会受到自然的“回应”。垃圾的“回返”就是如此，《复眼人》中，吴明益借书中角色M在报上的投书表明了态度：“过去我们回避了发展必然付出的成本，而让其他贫穷的地域代我们承受，而今海终于把利息的账单送了回来。”②这是受害者对加害者的复仇，也是弱势延迟的反抗。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就如同债务，必将付出更多的利息才能还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楸帆和吴明益的写作具有浓厚的批判意识。两位作者将生态问题的探讨深入到了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垃圾、岛屿和海洋，陈楸帆和吴明益似乎有意在几种边缘性的事物中进行连结，并用这种连结来诘问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月球暗面”，借此完成了自己的生态批评。他们用“垃圾之岛”的意象对强调无限增殖的发展主义的模式进行了反讽。垃圾之岛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视觉表征，它以巨大的“惊异感”和“威胁感”印证了自己的存在，也提醒着人类生态问题的严峻性。

　　二、生态危机中的生命政治

　　陈楸帆《荒潮》和吴明益《复眼人》里的社会，是处在生态危机中的社会。生态问题的存在，不仅是环境的污染和自然的破坏，还与社会的分裂和人的异化有关。换言之，生态危机看似是作为客体的危机，实际上是社会与人的危机。要解决生态的问题，必须先解决社会与人本身的问题。生态、社会与人是三位一体，相伴而生的。陈楸帆《荒潮》和吴明益《复眼人》都以生态危机为外壳，处理了恶化的生态环境中社会与人的问题。他们将极端状态下的环境与社会和人的困境结合起来，重新审视了三者的关系。

　　在陈楸帆《荒潮》中，硅屿的社会明显被裂变成二元结构。当小说中的人物，美国环保公司的斯科特进入硅屿，他的第一感受就是有两个硅屿。第一个硅屿是镇区，处于上风带，这里住着新富阶层，他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高尚生活”，能够买来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第二个硅屿是村区，住着垃圾人，他们生活的环境极端恶劣，电子垃圾充斥着他们的生活空间，而他们已经对被剧烈污染的空气习以为常。小说叙述道：“城市人自觉地被划分为市民与流民，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彼此排斥、仇视、畏惧，地理版图被人为添加上一个虚拟的意识形态图层。”空间的等级也是人的等级：镇区╱村区，本土新贵╱垃圾人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空间和两种群体彼此互相怨憎。在这里，《荒潮》和郝景芳的名篇《北京折叠》一样，触及了阶层分化问题。

　　与垃圾岛相似，垃圾人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设定。如果说垃圾岛的存在是为了回收和处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高度发展之后的废弃物，是这个体系中被切割出去的异托邦他者，那么垃圾人就是他者中的他者、边缘中的边缘。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在《废弃的生命》中指出，人类废品或者说被废弃的人口，这些多余的和过剩的，不能或者人们不希望他们被承认抑或被允许留下来的人口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必然的副作用。③相对于硅屿本地人，垃圾人是移民，他们为了生存留在硅屿，从事着酬劳低廉而伤害身体的劳动。作为他者，他们的处境与本地人完全不同，是废弃的生命，被本土权力所操控和宰制，从而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维度成为了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Agamben）所谓的赤裸生命（barelife）。然而，硅屿新贵们的财富正来源于对垃圾人的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剥夺。

　　《荒潮》的女主角小米就是这样的垃圾人。她背井离乡来到硅屿，忍受着污染毒害和本地人的歧视和欺压，还被三大宗族之一罗家的罗锦城追击。

　　《荒潮》是一个赛博朋克（cyberpunk）的故事①，而小米是一个后人类的人机合体的赛博格（cyborg）。由于一次意外，小米感染了来自美国某个实验室医学垃圾上的病毒。在一次受凌辱后，她变异为“小米1”的超级人工智能，能够用意识控制所有机械。在小说情节高潮的台风之夜中，小米带领着垃圾人连入信息高速网络，对硅屿的本土人的操控进行了反抗。可以说，小米这样的身份其实正是作为边缘、底层、移民的垃圾人的代表。她的被异化的劳动和被异变的身体都起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垃圾”。

　　相对于陈楸帆带有“硬科幻”意味的《荒潮》，吴明益的《复眼人》更像是人类学描述和科幻题材的结合。按照海岛上的习俗，少年阿特烈是一个出生就被注定要被放逐和赴死的次子。在瓦忧瓦忧岛上，次子在出生后第一百八十次月圆时，必须去进行一趟有去无回的航海行动。十五岁的阿特烈正是这样的次子，所以他必须驾着泰拉瓦卡，带着十天份的水去往大海。随后，他搁浅在垃圾岛上，他将随着垃圾岛撞上台湾东海岸。吴明益在少年阿特烈身上赋予了很强烈的宿命感，他是被瓦忧瓦忧岛放逐的次子，也是在垃圾岛上重新认知世界的新人，可以说阿特烈的命运是和离散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弃”的故事。这就与《荒潮》中的小米一样，他们因为命运的拨弄，被无情放逐在如同荒原的世界上。不管那个命运的指令的发出者是谁，他们都必须被迫承担。

　　在陈楸帆《荒潮》和吴明益《复眼人》中，少女小米和少年阿烈特都是“废弃的生命”。他们处在命运的漩涡中，并因为环境的改变异变为“新人”。他们都是被抛弃的、被驱逐的、被禁忌的他者。两位作者的作品都凸显了强烈的象征性，也使用了“放逐诗学”的写作策略。这与作品关于岛屿、边缘和异化的问题相关。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指的是要把人纳入政治考量，权力通过“让人活”来展示自身力量，它涉及人这种生物的生命，它关注人的生命的维系和发展的权力②。两部小说中对少女少年的生命的处理方式，来自于维系社会秩序运转的至高权力。恰如《荒潮》中所说，陈开宗“他清楚人们是如何被剥削压榨的，这发生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异族还是同族，总会有高人一等的阶层，以神灵、国家或者进步的名义，制定法律，修筑规范，从意识到肉体上完全实现对其他阶层生命价值的占有”。③无论是处在近未来的硅屿还是处在前现代的瓦忧瓦忧岛，无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宰制还是神灵的君临，少女少年都是社会处理内部危机的牺牲品，是被驱逐出去作为他者的“献祭品”，他们的牺牲能换来总体秩序的稳定。

　　事实上，《荒潮》与《复眼人》都不是特别容易阅读的作品。陈楸帆和吴明益的写作，文字的密度和浓度都特别大。他们都使用了粘稠度特别高的文体，并且行文中的逻辑和意象十分繁复，这使得他们笔下的世界区别于现实世界，让读者产生疏离感、陌生感和惊奇感。在他们的作品中，不管是生态、社会和人，都散发出某种幽暗的氛围。那是一个充满了世界末日和异托邦想象的世界，也是一个魑魅魍魉的魅影世界，就如同哲学家齐泽克所言：“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三、“科幻现实主义”：经由未来而思

　　科幻文学处理的正是“真实的荒漠”的问题。

　　在2012年的星云奖的科幻高峰论坛上，陈楸帆在发言中说：“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随后，经由同属于科幻作家的韩松的提炼，“科幻现实主义”诞生了。在这段发言中，陈楸帆处理了“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关系。他认为，“科幻现实主义”是一种话语策略，以“真实性”而非“真实”作为自己的特色④。在主流文学界那里，科幻文学长期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或者儿童文学，一直被文学史权力所压抑和排斥，因此处于边缘化和被遮蔽的状态。但是，科幻文学恰恰可以做到主流文学做不到的事情，它把“科幻”当作自己的面具，来与中国现实对接，对中国现实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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