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中的虚拟身体是身心分离哲学的技术想象产物。虚拟身体的银幕建构凝聚着社会消费欲望和文化实践的印痕。虚拟女性形象的银幕具身化构成了一个性别书写、协商与博弈的场域,其身体书写逻辑折射出传统父权社会的性别想象,以及消费主义下女性气质的商品化运作。同时,电影媒介的具象化特性使得虚拟女性在身体展演中,释放出一种技术“怪怖”,中断影像流,形成瞬间的“反凝视”,从而达到一种富有抵抗意义的性别政治表述。
在以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为代表的赛博朋克小说传统中,人类意识可以通过联机进入赛博空间,从而摆脱肉体牢笼的羁绊。这种身心分离的假想试图摆脱身体的物质化束缚,通过科技化方式逃脱肉身的脆弱状态。自《黑客帝国》开始,这种人机合体、身心分离的想象频繁地出现在银幕上,身体意象不断穿梭于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承担了关于性别、种族、文化阶层表征的多重语义功能。“尽管人的身体是由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机制组成的,但是其外观状态和活动却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组成”[1]。
在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下,科技、医学、时尚等多重话语都参与了对身体的塑造,如赛博格身体那样,银幕中的虚拟化身体不仅是一种技术想象和视觉奇观表述,也凝聚着多重消费欲望和文化实践的烙印。
银幕虚拟身体是对现实世界身体观的“远程呈现”:“不管经由哪种媒介,再现的特性都时刻提醒我们,虚拟镜像只有在同物质性身体关联时才能存在”[2]。
无论是人工智能系统的影像化投射,还是游戏空间的虚拟角色,由于其脱离了自然性身体特征,都具有一种可塑性,能够突破社会话语的规训和定型化想象。然而,电影媒介的具象化特性又决定了虚拟身体的银幕建构必然以现实身体为参照,从而折射出围绕身体产生的消费欲望和价值取向。
一、虚拟身体的银幕具身化自17世纪以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一直是西方文化中主体性建构的核心思想。身心分离学说肯定了思维/灵魂在人类主体性中的绝对支配性,身体属于物质世界,而抽象的思维或意识具有能动性(agency),对主体性的生成有着决定作用。
正因如此,身心二元论实际上赋予了人类对物质世界和自然世界进行征服和开拓的正义性。自启蒙理性思想诞生起,人类主体的概念就建立在对种族、性别他者的排斥基础上。西方人文主义与启蒙传统中的具身化(embodied)存在———与意识相对的身体,先在地建立在白人男性基督徒的标准上,性别与种族的他者则被与“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而非与超验性的意识所主导的“文化世界”相连。
由于“历史上女性被与身体等同,因而在哲学史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延伸物,而非思考的主体……女性与具身性的关联使她们被置于笛卡尔式的身份构图的弱势一方”[3]。于是,身心分离传统对身体的拒斥实际上确定了无标记的白人男性身体的中心地位,而他者的身体被编码为人类身份之外。象征感性、自然的女性身体被标记为一个符号,而男性主体经验的理性与抽象特性造就了其思维的超验性,导致了身体在西方哲学中被放逐。这种离身性(disembodiment)避开了对他者特殊具身性的探讨,将身体框定在一个本质主义的性别、种族模式中。
基于对这种传统身体观的批判,丹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身体是身份与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因素,而赛博格身体的可塑性为身份建构带来一种流动性,这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学疆界———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因而挑战了对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规训[4]。正因如此,赛博格身体可以超越本质主义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伦理偏见。
赛博空间作为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的完美世界,意味着主体意识可以轻易地越过人类物质身体的限制。虚拟空间打破了肉身的局限和现实生活的窘迫,离身化的快感之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体验。虚拟空间的银幕再现挑战了传统电影本体论。巴赞认为,影像与客观现实的被摄物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电影是不断“趋向现实的渐近线”[5]。而在现代数字技术下,身体、景观和物件可以通过视觉形式被虚拟出来。与赛博格身体相似,虚拟身体构建摆脱了社会性身体的价值和伦理羁绊,体现出一种颠覆性。然而,电影中的虚拟身体仍必须以现实世界的人物、演员为参照进行视觉化构建,银幕呈现出的身心分离情境无法逃脱物质性身体的局限。虽然意识可以离开身体在虚拟空间存在,然而虚拟化的身体必须借助演员具象化的身体为媒介,才能在银幕中实现其存在感。影像的视觉媒介特性使得科幻想象中无形的、虚拟的身体获得了具身化。在银幕上,虚拟身体与真实身体的视觉形象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虚拟身体甚至比现实身体更能够形成一种关于现实文化身份的表述。在《黑客帝国》的现实世界中,人类身体被囚禁于化学药水皿中,作为生化能源为机器供电,其意识则被导入一个虚拟的“神经交互网络”母体中。而影片中真正的身体表述却发生在赛博空间,搏斗中主人公们性感、健美的身体展演与现实中窘迫、被囚禁的身体形成了强烈反差。在《头号玩家》中,人们只需戴上VR眼镜,就可以脱离现实身体,进入“绿洲”光怪陆离的游戏幻境中。然而颇为讽刺的是,虽然玩家们可以自由选择游戏人物形象,他们的游戏世界化身却都对应、甚至强化着他们在现实世界的种族、性别和文化身份。《失控玩家》中的游戏虚拟空间“自由城”则完全取代了真实空间,成为影片视觉表述的中心,游戏中的虚拟身体成为真正的个体生命经验表述对象。
无论是赛博虚拟空间,还是赛博格义体的创造,都指向了身体在主体性构建中的核心作用。具身化决定了身体以及与身体相关联的身体记忆,成了人类身份最为核心的本质。正如安妮。巴萨姆(AnneBalsamo)指出的:“即便在赛博空间,身体也无法完全消失,物质化身体的性别和种族身份决定了身体的文化再生产和接受科技化规训的方式”[6],因此,赛博空间中的身体想象依然被当下社会的语言符号体系所限制。一旦虚拟性存在被赋予人类的形态,就意味着其身体塑造和行为必然受到主导社会规范的制约,因而无法逃脱性别、种族、阶层等种种社会身份定义。由此可见,科幻电影中的虚拟身体不仅是一种对未来技术的想象,也构成了一个性别书写、协商与博弈的场域。其身体的构建一边折射出本质主义的性别想象,也同时对这种性别气质假定进行挑战,甚至僭越。
《银翼杀手2049》中的虚拟投影女友乔尔与《她》中的智能系统OS1萨曼莎都是没有具身形体的人工智能。虽然在故事中,她们并没有物质化的身体存在,在银幕上,她们依然被透过演员形象和“电影间性”(inter-filmicity)获得了一种银幕具身化效应。与其他女性形象相比,乔尔虽只是以投影形式存在的操作系统,却是片中最富情感打动力的女性角色。《她》中的萨曼莎虽然从未以具身形象出现,却在未来城市的光影想象中,通过电影丰富的互文性关联,构建出一个丰富的、具有明确视觉指向的听觉空间:斯嘉丽。约翰逊那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召唤出她饰演的一系列性感光鲜的银幕形象。尽管就电影的虚构叙境而言,乔尔和萨曼莎都是无形体的存在,然而对银幕前的观众而言,她们的“无形之体”仍然借助影像媒介获得了一种具身化效应。
二。女性气质与本真:消费文化下的性别想象在科幻语境下,女性身体的技术化创造常常与人类主体性和本真(authenticity)联系起来。科幻电影中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创造主题可以追溯到弗里兹·朗的《大都市》中,影片通过对女性机械化身体的创造,表述了无母之创造的男性幻想。在机器女性身体的建构中,自然与文化的分裂得到了暂时的弥合。
《银翼杀手2049》的叙事就围绕着关于人类本真的命题展开。主人公K因偶然发现自己复制人身份的疑点,进而踏上寻找身份谜题之路。而影片的另一重关于本真的探讨则围绕着K的智能投影女友乔尔展开。乔尔温顺可人、忠贞不二,她关心着K生活的一点一滴,鼓励爱护着他。她自愿追随K逃亡,并要求删掉室内投影器的数据,这意味着一旦移动投影棒被毁,自己也将不复存在,然而她仍坚持如此,因为这样她才能成为“真正的女孩”。在移动投影器被踏碎的瞬间,她动情甚或绝望地看着K说出“我爱你”后消失,让人很难怀疑她的真情流露。而后,夜幕下落寞的K站在栏杆边,乔尔的裸体全息投影走来向他示好,接着她退回广告画中,广告词“给你想看到、听到的一切”出现。这暗示着乔尔作为可无限复制的程序和流通的商品,抚慰着无数空虚寂寞的男性。于是,一个终极的关于本真的问题出现:乔尔真的爱着K么?
作为虚拟程序,她的“爱”究竟是主体性的自由意志选择,抑或只是机器的完美模拟?真情实感到底存在与否?与之相似的是,《她》中的主人公西奥多离异后在真实的两性情感交流中无法迈步,只有和无形体的萨曼莎在一起,他才能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萨曼莎温柔、热情、充满奇思怪想,而且永远愿意倾听西奥多的内心想法。影片在未来阳光下的步行都市背景下,展现出一段人机之间的浪漫爱情。而当西奥多深陷对萨曼莎的迷恋中时,才发现她同时在网上和8316人交谈,与其中的641人保持着恋爱关系。两部影片透过银幕上具身化的虚拟女性人工智能形象,展现出后现代技术社会中“本真”的迷失。
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Huyssen)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女性化想象可追溯到18世纪末,机器人意象的诞生与他者化的女性想象、男性权威丧失的焦虑有着密切联系。在文学想象中,女性与技术的结合体现出一个“复杂的投射和替代过程,从强大机器中释放出来的恐惧和感知焦虑被重塑和重构为男性对女性性欲的恐惧”[7]。胡伊森认为,《大都市》中的机器人玛丽亚体现出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处女/妖妇”(virgin/vamp)想象,其人类的一面被描绘成处女般的、被动的,而其机器化的一面则被置换为性欲望失控的妖妇形象。机器的女性化反映出男性对技术和女性的双重恐惧,脱离掌控的女性欲望被投射到科技的毁灭性形象中。
《银翼杀手2049》《她》都将传统的“处女/妖妇”二元对立思维投射到对未来技术的想象中。乔尔与萨曼莎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扮演着男性主人公的忠诚亲密的生活助手,甚至性伴侣,另一方面,她们身份的可复制性又对男性气质构成了威胁。
鲁丝。伊里加雷(LuceIrigaray)指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承担的主要角色都因其在男性想象世界中具有的商品价值而得以确立。因此,传统父权文化在商品流通、消费中塑造并强化“女性气质”,女性身体的“使用、消费和流通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组织和再生产”[8]。乔尔与萨曼莎都是消费社会中批量生产出的可流通的商品,其存在不仅是处理生活事务,更重要的是为都市中孤独疏离的男性个体提供情感慰籍。因而她们无形的身体上,依然刻写着传统社会性别想象的印痕。这种身体想象体现出银幕女性奇观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电影生产、宣传、消费环节中,女性身体被奇观化为一个美丽的幻象,这个被看的对象正是观影快感的来源。因此,银幕虚拟女性身体是一种参与流通、消费和交换的物象。她们对于女性气质的展演突出了消费文化逻辑下男性凝视的宰制力,因而深化了父权社会的性别建构。在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下,丹娜。哈拉维提出的打破性别疆界的、雌雄同体的赛博格模式无疑是危险的,因此,好莱坞科幻电影对银幕虚拟女性身体的表述实际上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刻板性别特征,而放逐了具有威胁的女性“自然的身体”。
三、技术怪怖:虚拟女性的银幕“反凝视”乔尔与萨曼莎的银幕身份构建都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劳拉。穆尔维(LauraMulvey)提出的“幻想地形学”(phantasmatictopography):“男性的欲望在对女性身体的性幻想及其意指的阉割恐惧间徘徊”[9]。作为可交流的人工智能,乔尔和萨曼莎都被赋予了理想化的女性气质,这无疑指向了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女性被解放的性别特征的视觉化呈现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剥削和控制意图,对女性身体意象的展示潜在地将其建构为色情化的性奇观,作为大众男性欲望的消费品流通。”[10]好莱坞充分利用了电影媒介的奇观生产潜能,将魅力通过电影语言表现出来,同时将性与欲望的话语转化为风格化的图像志。而虚拟化的身体则以女性意象为媒介,来突出并强化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训。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电影媒介对理想化女性气质的呈现,其中蕴含的身体建构逻辑在具象化的身体展演中被洞穿了。邦尼。曼恩(BonnieMann)提出了“文本身体”和“超文本身体”的概念,她认为文本身体是被烙上文化符号意义的、具有性别意识的虚拟身体。而身体在接受文化塑造的过程中并非无动于衷,而是表达出一种抵抗与冲突,这种超文本身体“被赋予双重特征,既是人工化的主体,也是自然的主体……它服从于权威,却也反抗权威”[11]。
在《怪怖》中,弗洛伊德对霍夫曼的《沙人》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的女性机器人引发了一种“怪怖”(uncanny):“当无生命之物表现出生命体的极为真实的外形,怪怖感就会出现。”[12]《沙人》中的女机器人奥林匹亚是男性对完美女性气质想象的化身,她将真实的外在展现给男性,女性机器人将女性身份表述为纯粹的性别展演,正因为她对女性气质的展演如此真实,她一方面构成了男性幻想中的理想女性化身,一方面又引发了他们的焦虑。换言之,消费主义下的女性气质展演破坏了身体的自然性,突出了男性幻想在其中起到的经济学驱动,因而引起了关于其本真性的质疑。
《银翼杀手2049》中,K为乔尔升级了移动投影棒,来到楼顶打开,乔尔的身体终于得以不被局限在狭小的室内空间。霓虹灯闪烁的夜景下,乔尔在楼顶平台闪现,她走入雨中,任由雨点穿过她的身体,陶醉在自由的快感中。然而这时手机铃响,乔尔的虚拟身体被定格,动情的场景停在她僵硬的表情中,她的女性气质展演引发了一种技术怪怖感。这个场景释放出一种媒介自反意味:与虚拟投影一样,银幕女性的构建也蕴含着对理想女性气质的视觉化。在《她》结尾处,当萨曼莎告知西奥多自己还有一个恋爱圈后,她选择了和其他的智能系统一起离线。她所构建出的完美男性幻想在那一刻崩塌。人工智能女人模糊了男性美梦和噩梦的边界,在满足了男性关于女性气质的想象后,她的告白引发出一种怪怖感:过于完美的性别假象破灭,她将男性的凝视调转方向,使之面对其自身的欲望。于是,虚拟女性身体作为一个性别想象和博弈的场域,在此形成一种对男性凝视的抵制:作为消费文化的产物,她们身体上依然刻写着传统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训,然而,正是在对女性气质的完美展演(以及展演中断)中,她们使得被缝合在电影叙境中的男性凝视显现出来。“电影机器”的文化机制使得观众陷入一种想象性的主体认同快感,女性奇观完美的外表遮盖了观影(男性)主体的“阉割焦虑”带来的潜在创伤。而虚拟女性身体引发的技术怪怖可以中断影像流,形成一种瞬间的“反凝视”:“男性主人公被从控制叙事的位置上移除,他无法驱动叙事,而是变成了观众观看中的一个物化的对象,失去了组织行动、影响运动和叙事驱动的能力。”[13]于是,被禁锢在父权社会体系认同的“女性美”身体意象中的虚拟女性通过银幕具身化获得了一种双重性表述:她既屈从于男性的凝视,也在怪怖的瞬间使原本被遮蔽的身体生产逻辑显现出来,从而达到一种抵制与僭越。因而,科幻虚拟女性具有德勒兹提出的“无器官身体”(bodywithoutorgans)的潜能,是一种具有生产意义的机体。她们的身体建构受到消费文化的性别秩序的规训,而其身体和性别身份又处于不断的生成中,不断地向秩序外逃逸。可见,科幻虚拟女性体现出欲望的流动性和生产性,从而形成对现存文化机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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