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全称“科学幻想小说”，国际上称之为sciencefiction(SF)，这一名称在西方二十世纪中叶才得以确立，早在1966年3月，汪志发表《科学小说的时代精神———看科教电影的启示》一文，正式提出“科学小说”的概念，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曾使用了这一说法译为“科学小说”，后经过俄文转译为“科幻小说”为大众所接受并且沿用至今。在我国，儿童科幻与成人科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相互交织的，缺乏精准的阅读受众定位导致了儿童科幻的发展有所偏差，跟政治的紧密相连又致使了其断代的命运。

　　儿童科幻即是将成人科幻的科技、幻想因素与儿童文学的童趣相结合，力图在故事的讲述中让儿童感知科技的美与力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因而兼具“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双重属性。新世纪文学一般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背景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除去其准备酝酿期至今已经发展了二十余年，而新世纪儿童科幻以时间划分指的是从2000年以来产生的儿童科幻文学作品。吴岩在考察了中西方科幻文学发展史后论述儿童科幻与成人科幻的关系时说到两者的区别:“科幻文学总是被认为是儿童文学，事实上这是大错特错的。第一，儿童科幻更强调已有知识，而成人科幻小说则挑战现在;第二，儿童科幻小说具有教育性;第三，儿童科幻小说试图将教育小说类型与其他内容所融合。”［1］99－102吴岩通过是否具有儿童的教育性而将儿童科幻的独特功能显现出来，但是在我国百年的科幻发展史中，儿童科幻与成人科幻相交织的局面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有所变化，随着科幻作家的反思和审视，新世纪的儿童科幻找准定位、重新思考儿童科幻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蕴，在主题的纵深、场景的设置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显示出儿童科幻独有的艺术新变和价值。

　　新世纪科技的作用日益深入生活，社会需要并且呼吁科技对于现实社会的引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渐强，在新世纪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之下，我国的电子信息与通信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为科幻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作为民族未来的希望，儿童的想象力和科幻种子的深植尤为重要，正如谭旭东在论述儿童科幻的作用时所说:“激发儿童读者的好奇心，满足儿童的求知欲;启迪儿童智慧，张扬想象力，培养创造力;提高儿童对于科学的认识，形成正确的世界观。”［2］121－122因此关注儿童科幻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发展就是在了解民族的过去、聚焦民族的未来，随着百年儿童科幻轨迹的梳理，我们也从中窥探出儿童身心从被忽视和遮蔽到走向台前的过程。

　　一、百年儿童科幻的发展轨迹科幻的发展史可以将儿童科幻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且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点，并有其收获:第一阶段(1900—1949):译介模仿期。

　　科幻小说是外国的舶来品，自1900年起，最早由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十五小英杰》，并且在《新小说》杂志开设“哲理小说专栏”。鲁迅当时很崇拜凡尔纳，最早翻译的是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和《地界旅行》，为了便于理解和接受，译介过来的科学小说大多采用意译。此时的科幻小说创作正经历由外来到本土化的接受过程，译介者将西方的先进文明引入以希冀能救亡图存，正如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的序言中写道，科幻小说具有“或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3］5的功能，科幻作品对于未来的展望也符合梁启超在其《少年中国说》中所表达的“少年人常思将来”［4］124的期待。晚清时文学以救亡为主题，科学小说也不例外，当时的状况正如李泽厚所描述的那般:“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5］29－30因而这一时期的科学小说并未对受众和接受群体做较为细致的划分，虽然不是为儿童而译介，但是大多作品具有儿童的可阅读性。

　　1904年，中国第一部原创科学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发表于《新绣像》，共35回约13万字，但是并未完结。1905年，翻译家徐念慈以“东海觉我”的笔名于《小说林社》发表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小说序言中提到自己创作的缘由时说，在读罢好友包天笑所译的《滑稽谭法螺先生》后“倏惊倏喜”“津津不倦”“乃为东施效颦，博籽里一粲”［6］1－2。徐念慈此处之语明显谦虚，这篇小说篇幅虽短，但却是完整连贯、气势磅礴。主人公法螺先生飞上阿尔卑斯山，于群山极巅感受灵与肉的分离，穿越地心遇见“地底之中国”与现实之中国的相异。

　　在水星、金星之上寻找和探求生命的存在，在地中海上遇到的中国舰队更是展现出作者对于富国强兵、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迫切希冀。小说最终以法螺先生创办乌托邦式的脑电学校却导致众多人失业被群起而攻之收尾，故事的悲剧结尾展现出作家潜意识中对于科幻前路以及国家危亡的未知与迷茫的悲观心理。在当时，科学小说并未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众多作家只是以此为副业，因此出现了大批作家以笔名掩盖真名来发表科学小说的现象。此时期科学小说流行的范围较小，但也出现了较多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原创作品，如1910年陆士谔出版《新上海》和《新中国》、1917年毕倚虹发表《未来之上海》等。

　　这一时期的科学小说以救亡图存为主线，翻译和模仿了众多西方经典作品，原创作品较少但是质量较高，虽然此时科学小说并未单独为儿童写作，但是质量较高的译本以及其中包含的对于中国少年的期待，为之后儿童科幻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1950—1976):稳步发展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迫切需要提升民智、发展科技，科学小说在苏联的影响之下呈现出科普化、少儿化的倾向。延续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以及众多作家、出版社的努力之下，科幻小说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科幻作家和作品，如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1954年)、《火星建设者》(1957年)、肖建亨电影剧本《气泡的故事》(1955年)、童恩正《古侠迷雾》(1960年)等。

　　郑文光的作品是浪漫派风格的代表，故事大多充满理想化的因素且以圆满的结局收尾。郑文光将祖国未来之希望寄托于青年身上，因此在其小说当中频繁出现几位少儿主人公独挑大梁、勇敢探险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作家对于青少年的殷切期待。此时期的浪漫派儿童科幻小说也不同于译介模仿初期时一些作品所传达的悲观色彩，作家笔下儿童科幻文学所传达的理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如同明日之星般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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