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台湾文学新生代作家，伊格言最初以乡土文学受到文坛瞩目。《噬梦人》是伊格言由乡土文学转向科幻文学后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也是新世纪以来台湾科幻小说的佳作代表。

　　小说构建了一个人类、生化人乃至“第三种人”并存的23世纪，且随着虚拟现实、生物科学、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梦境植入”成为生产生化人的核心技术，也成了人类区别异己的重要手段。相比于其他华文科幻作家，如侧重表现后人类世界荒诞性的韩松、专注“赛博格”（cyborg）身体书写的陈楸帆，伊格言的《噬梦人》则是在后人类语境中探讨身体与意识分离后的人类主体性，反思人类的历史与命运。小说虽以“梦”为题，亦以“梦”为技术媒介，但其独特之处却在于对“情”的追索。伊格言尝试探索科幻小说的情感本位，以“情”作为考察后人类语境下人类主体性的核心视角，在打造华文科幻之“有情”的同时也折射出有关后人类的迷思。

　　一、华文科幻之“有情”：《噬梦人》里的文化乡愁与身份忧悒华文科幻小说素以启蒙/科普为己任，科学性与文学性时常相互颉颃，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科幻小说应当从“硬”还是从“软”？在此背景下，科幻小说能否抒情、如何抒情（如何处理情感话题）成了一个亟待论析的问题。

　　相较于西方科幻小说的悠久传统，华文科幻小说在20世纪初方才起步。虽然《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等晚清科幻小说也曾一度肩负启蒙重任，但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大辐射下，科幻小说还是渐趋没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在苏联文学体制的影响下，通过承担“科普以及宣传正确乐观的科学观和人生观的任务”[1]而重获生机，但又因归属少儿读物，其面向不免失之狭窄。改革开放初期，受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号召，科幻文学一度挣脱“少儿”标签，但当“是否符合科学原理成为衡量科幻小说价值的首要因素”[2]，如魏雅华描写机器人与人类爱情生活的科幻小说《温柔之乡的梦》便难免被归为“精神污染”之属。《温柔之乡的梦》在内容上触及人类情感领域——主人公在遇到机器人妻子后大胆而直率地抒发心中的爱慕之情，这既是小说遭遇批判的原因，也可见华文科幻对情感议题的密切关注。

　　台湾地区第一部科幻小说应为张晓风196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潘渡娜》。小说拟想了千禧年初的科技与人伦景观，亦将“情感”引入华文科幻：科学家刘克用利用无性繁殖技术，制造出一位完美女性潘渡娜，但后者最终因灵魂的缺失、无法理解“爱”之内涵而黯然离世。就华文科幻而论，启蒙或科普是其与生俱来的使命，但启蒙/科普绝非华文科幻小说的唯一质素，无论是《温柔之乡的梦》里的人机之恋，还是《潘渡娜》借人造人思考“爱”的真谛，都将科幻小说的文学性落实至人性的、情感的层面，展示出华文科幻的“有情”一面。

　　与《潘渡娜》一样，伊格言的长篇科幻小说《噬梦人》也包含了生物科学、人造人等元素以及对生命秩序的质询。从区域及代际的角度来看，伊格言的《噬梦人》可以视作对张晓风台湾科幻初啼的回响，而从华文科幻的整体角度来看，《噬梦人》更深刻地呈示出华文科幻小说的抒情维度和对“情”的检视。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公元2219年，此时的23世纪已将21世纪及之前的时代统称为“古典时代”，在想象“古典时代”的文明遗留或遗失时，作者时常流露出一种悼亡、伤逝的抒情姿态：所有K曾于古典时代影像记录上得到的印象——（恒）河畔徘徊的贱民、畸零者、苦行僧侣、老弱伤残者；铁笼、河坛上的尸体；因尸身之焚烧而腾起的野烟、吞食骨骸的水流……一切于历史上曾实存的宗教意象，此刻，竟仿佛大戏散场，所有道具撤离，人物皆隐去一般。[3]253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23世纪的印度将一部分城市迁入海底，试图借此哺育新文明，然而新文明是否成功诞生尚不可知，人类却以决然的撤离使传统文明陷入失落危机之中。伊格言在想象的23世纪回望当下21世纪时所面对的今昔之别，何尝不是另一位台湾作家白先勇《游园惊梦》《国葬》等小说里念兹在兹的时间魅惑：文明、繁华为何会逝去，而文学又如何铭刻、凝固、重组抑或超越历史时间？虽然伊格言将传统文明沦陷的伤悼之情融于科学幻想，而白先勇的感怀则是基于对中国20世纪现代性的体认，但二者所秉承的抒情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流露出对人类文明“古典时代”（尽管“古典”的时间参照系是不断游移的）的怀念，抒发出一种文化乡愁。《游园惊梦》里钱夫人吟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历史悲歌，《噬梦人》里的生化人自“出生”起便是18岁的成年状态——被剥夺的不只人类文明的童年，还有个体的童年经验，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加残酷的文化乡愁？

　　在叙事方面，《噬梦人》采取悬疑叙事的策略，以生化人K对自己初生记忆的寻溯，以及有关人与非人的辨认为主线。倘若抛开科幻背景，其故事框架、叙事氛围俨然带有法国作家莫迪亚诺（PatrickModiano）《暗店街》（RuedesBoutiquesobscures）的影子，身份忧悒构成了文本的主要情绪之一。身为生化人却无法抵御成为人类的诱惑，成功混入人类后又同情生化人被宰制之境遇，K的身份哀愁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愈演愈烈：“初始，K原本以为，只有‘决定成为谁’的问题……只有‘意志身份’。没有‘本质身份’。”[3]54生化人K无父无母，亦不记得自己的生命源头，其苦苦求索个人身世，纠结于“我是谁”的问题，恰与台湾文学中的孤儿形象暗合。考察台湾文学，孤儿形象自有其传承谱系：从代表台湾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尴尬境遇的胡太明，到白先勇小说里逆反于父权秩序的“孽子”们，再到外省第二代作家笔下叩问父辈历史的寻根者。借由K的孤儿身份，伊格言赋予科幻文学一种“亚细亚的孤儿”式的悲情。

　　无论是《噬梦人》所蕴含的文化乡愁、身份忧悒，还是小说文字本身的感性质地，都显示出抒情与科幻小说的互渗关系。伊格言本人十分认同抒情的意义，他引用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之言“小说家是从自己抒情世界的废墟上生出来的”，并将之理解为“必须抒情，而后将之摧毁成为废墟”，“抒情同样也可能带有智性的深邃与尖锐，而某些深邃与尖锐却必须建立在抒情的被摧毁上”[4]。伊格言一方面感慨23世纪印度文化“物非人非”，另一方面又将抒情对象描画为“大戏散场”的废墟景象，表达了有关宗教与科学的智性思辨——在长达千年的反复角力后，宗教最终因科学的高度发达而销声匿迹，从而显示出作家重视抒情价值，但也不停留于抒情的创作态度。

　　相较于陈世骧所讨论的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情感上的自抒胸臆”为标志的“抒情诗”[5]，现代文学语境中的“抒情”的定位无疑要驳杂、繁复许多，王德威即尝试揭橥“情”的双重意义：“（情）既指内在自我的涌现，也指人世实际的境况，因此与‘情’呼应的‘抒情’也涉及主体对人‘情’与人‘事’的双重介入。”[6]透过王德威对“抒情”的阐释，不难发现“情”与“自我”的紧密关联。“情”对应着人性中的七情六欲，同时亦可理解为历史的情景状态。在《噬梦人》里，生化人K穷究自我身份，进一步丰富了“抒情”的内涵，于后人类时代检视“情”的成色。K反复探询的“我是谁”的问题不仅关乎他作为生化人的来历，更映射出他对生命个体内在自我的反省。在小说所建构的23世纪的情境中，“情”成为区分人类与生化人的关键标准，“抒情”不再只是一种艺术风格、生命态度或价值体系，还超越了文本表层的文化乡愁与身份忧郁，导向人与技术、人与他者等后人类命题，这也是下文重点讨论的内容。

　　二、“情”的辩证：《噬梦人》里的后人类迷思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PosthumanFuture：ConsequencesoftheBiotechnologyRevolution）中，福山（FrancisFukuyama）结合生命科学迅猛的发展态势反思人类与科技的关系：“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7]而在伊格言笔下，“后人类时代”已具化为《噬梦人》中的“生化人时代”：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23世纪的生化人不仅在外貌、形体乃至基因上都与人类无异，还在出厂之时便拥有一般生活技能、知识能力以及社会化人格，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使区分人类与生化人成为当务之急。

　　《噬梦人》里的生化人从制成伊始便具有主体意识，甚至拥有自由意志——小说里与未来人类联邦政府对立的“生化人解放组织”（简称“生解”）便是生化人为反抗人类暴政而自主建立的革命组织。由于生化人与人类外貌、基因都毫无差异，意识因素在梦境技术①的支持下，取代身体因素，成为界定人类与生化人的关键。梦境技术不仅将生化人的出厂日期、编号等信息在产制过程里导入生化人大脑以塑造其身份认知，还将“梦境净化”纳入制式内容：“将一具有‘削减生化人情欲’功能之梦境植入生化人……当他们暴露于与‘爱’或‘性’有关之情境中时，即可能引发身体与情绪上之恶心不适。”[3]65加上缺少童年，情感淡薄成了生化人异于人类的本质所在。在伊格言笔下，情感是自我意识的化约物，并可理解为与主观心灵相关的知觉。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指出，浪漫主义运动深刻地参与了自我概念的形塑，并“在道德生活中给予情感以核心和绝对的地位。正是通过情感，我们获得了最深刻的道德，以及实际上的宇宙真理”[8]。《噬梦人》对情感的态度基本沿用了泰勒的论点，情感不仅成为后人类时代判别人类主体性的依据，更是小说主人公K“一生际遇之幽暗核心”[3]56，延续了《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AndroidsDreamofElectricSheep？）里的价值判断：“情感，明显地，只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9]K是周旋于人类联邦政府情报部门“第七封印”与“生解”组织间的双面间谍，作为一个生化人，他不记得自己的出厂信息，因而能够从容伪造身世，以人类的身份供职于政府情报部门。

　　就像卡夫卡（FranzKafka）笔下从未成功进入城堡的同名（代号）测量员，又如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服务于人类警署的仿生人警探K，生化人K亦始终未曾真正理解自己的身份：他必然亦无从呈报自己的恐慌……自己对初生记忆无人知晓的乡愁。他也必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作为一个情感淡薄的生化人，他极可能并不明白，爱是什么……然而他想了解……就一个人类而言，爱的暴烈，或恨的暴烈是什么……那是否直接关联于他意识中最初浮现的那个想法——弃去、隐匿生化人之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3]72-73在伊格言笔下，恐慌、乡愁、爱、恨都成为确认人之存在与本质的情感活动的具体表征。

　　这些情感参与维护一种过滤掉现实社会关系的人类共同体想象，并拒斥另一种以生化人为主体的共同体想象[10]。K对情感的好奇既是对人类共同体想象合理性的质询，又吊诡地表露出对“人”的憧憬与崇敬，从而展现了小说的后人类迷思症候——这不仅是作为技术话语的“后人类”与哲学意义上的后人类主义的矛盾所在，也是后人类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的辩证。

　　传统人文主义认为“人类具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来追求他们自身个体与集体的完美性”[11]18，而后人类主义则“把过去视为万物尺度的‘人’去中心化”[11]2，因此后人类主义也意味着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它解构了传统人文主义，否认人是万物的灵长，肯定非人类主体的意义。在露易丝·韦斯特林（LouiseWestling）看来，后人类主义有两大关切：一是技术或赛博格人类主义（technoorcyborgposthumanism），研究科学技术如何绘制超克身体与环境限制的未来人类图景；二是受德里达（JacquesDerrida）启发的动物后人类主义（animotposthumanism），思考人与非人的边界消除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12]。

　　简言之，后人类主义既从科学论的角度出发，审思人类之本质、人类与非人类间的界限，也反省哲学层面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13]。

　　尽管伊格言通过注释的形式为小说搭建起一个严密的“伪知识系统”，诸如“生化人”“梦境播放器”“芯片虫”等科幻意象均有力地支撑了一个“真实”的后人类世界，但这里的“后人类”仅仅是科技范畴的。在小说中，人类联邦政府颁布“种性净化基本法”，赋予人类唯一优先物种的超然地位与权利，恰是在一个以技术为中心的后人类时代恢复到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古典时代”的种族歧视演变为23世纪的物种歧视，人类因为掌握梦境技术的核心秘密而享有霸权地位。相比于《我，机器人》（I，Robot）、《攻壳机动队》（GhostintheShell）等科幻影视作品里被智能生命体边缘化的人类，《噬梦人》里的人类无疑处于中心位置，既位于权力的中心，也身在文明/文化的中心——小说不断提及“古典时代”的文化产物，如电影《对她说》（HableConElla）、卡朋特乐队（Carpenters）等，暗示斗转星移后人类及其文明依旧不乏优越性。小说中的生化人并未发展出新的文明，而是共享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他们似乎也无意取代人类，仅仅是想从权力中心那里获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

　　另一方面，K虽然认同情感的崇高价值，承认情感强度可以作为区分人类与生化人的依据，但他却又发现了“情感”命题的悖反性——道是“有情”的人类却制定了残酷无情的“种性净化基本法”，这也导致K最终选择背叛人类。表面看，K的叛变似乎触及后人类思想，但小说实际上仍秉持着传统的人文主义立场。作家展演未来人类的“德不配位”，所欲反思的仍是人类的“德”“位”如何相配。K的间谍生涯开启于对人类叛徒G?del的审讯。在审讯中，K共情于生化人Eros与G?del之间死生契阔的爱情，而Eros（爱欲）之名也暗示了生化人同样可以拥有丰沛的情感。当人类联邦政府以人性的情感作为人类与生化人之间的边界时，K质疑的是划设边界之举的合理性，而未否定边界（情感）本身的合理性，小说对情感价值的肯定，俨然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拥护。

　　汤拥华指出：“人类的自我认同显然需要一个可资对照的直观的他者，或者其他动植物（所谓鸟兽、草木），或者野蛮人，或者神……如果人与兽、人与神、文明人与野蛮人等对立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人类叙事就能保持稳固。”[10]在书写人类与生化人的博弈过程里，伊格言不自觉地陷入到一种后人类迷思症候中：作家试图将人性命题化约为情感议题，生化人K的出场虽一度带来审视“人”之定义的异质视角，但小说透过K的视角仅仅求证了情感体验的必要性，并未真正脱离人类中心观的窠臼，或者说，K的存在只是为人类提供了一次改善自我认同的“情感教育”契机，人类叙事并没有被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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