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所建构的故事世界中，有关虚拟现实技术的赛博空间书写已经相当普遍。以“赛博朋克”(Cyberpunk)为代表的科幻文本便集中讲述了赛博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之间联结关系的故事。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两个单词的结合，指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互联网中形成的虚拟生活与交往空间。赛博空间最早可追溯至威廉·吉布森于1984年创作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赛博空间每天都在共同感受这个幻觉空间的合法操作者遍及全球，包括正在学习数学概念的儿童……它是人类系统全部电脑数据抽象集合之后产生的图形表现。有着人类无法想象的复杂度。它是排列在无限思维空间中的光线，是密集丛生的数据。如万家灯火，正在退却……”[1]62。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认为，《神经漫游者》所描绘的赛博空间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既与一个潜藏在代码中的迷思性世界相关，同时又与一个根植于并日益依赖于大型复杂理性系统的世界相关”[2]10。莫斯可的观点充分概括了赛博空间将虚拟与真实连接起来的复杂特性。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也认为，20世纪空间探索的重点转向了对第三种世界的虚拟空间的探索，赛博朋克文学可视为这种穿越赛博空间的奥德赛的文学表现，最好将赛博空间看作一种“创制可能的世界的本体论机器”来理解，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现实世界补充的工具系统。他将《神经漫游者》视为赛博空间的第一部教育小说，认为这种空间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自主性”[3]55-57。这种“自主性”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和互动得到显著增强。

　　事实上，西方科幻文学中的赛博空间书写正在印证或预判当下及近未来人类社会的某些生存现状，二者彼此映射。移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数字虚拟技术的深入发展使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社会，深处网络社会的人们可以借助移动手机、社交媒体平台、智能穿戴设备在赛博空间(“线上”)和现实空间(“线下”)进行身份切换。此外，电子游戏中生成的赛博空间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与现实物理空间相互交织渗透，不断建构并重塑着现实空间。简言之，赛博空间并非遥远的技术构想，而是愈益迫近的人类生存现实。

　　在此语境下，科幻文学中的赛博空间书写恰恰回应了晚近以来日益升温的“后人类”、赛博空间议题。

　　正如达科·苏恩文所言，科幻作为“认知疏离”的文类交织了有关人性、现实和未来的探讨，他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科幻文学。据此，我们将科幻文学中的赛博空间书写置于后殖民视域下东西方文化交融这一现实语境中进行阐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以往的赛博空间研究多集中于赛博空间的“权力景观”或“技术美学”问题，对其后殖民主义文化表征多有忽视。如果说在萨义德那里，小说对于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为重要[4]2，那么，科幻文学中的赛博空间书写则以另类的方式瓦解了这一帝国世界建构。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所言，过去的地缘政治只是空间的征服与领土规划，随着人类开始控制绝对光速度之后，所征服的便是速度层和资讯层，殖民主义也由此达到一个临界点，转向“时间规划的向内殖民”，时间的殖民即是物理空间的“去殖民”，在这个意义上，加速导致的时间殖民已经将虚拟的赛博空间引入后殖民的批评视域之中。[5]34那么，当赛博空间出现在科幻电影或小说中时，它如何揭示出东方文化的突围路径？赛博空间中东西方文化及权力关系再配置背后又具有怎样的后殖民批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挖掘西方科幻文学中强烈的后殖民批判意味，也为中国科幻创作突破西方中心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1信息赋权:赛博空间话语权的转移长期以来，西方凭借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占据绝对的中心话语权，东方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不能与之平等交流的“他者”，处于被言说甚至被忽略的边缘地带，只能向心地望向西方，这使东西方之间构成了某种看与被看的固有秩序。然而，赛博空间的信息赋权打破了这一秩序。在福柯的视域中，“身体”成为规训权力所关注的重点，依靠的是视觉的凝视，但这种生物权力概念在赛博空间中开始不合时宜。换言之，福柯的权力规训机制施加于身体之上，是以“肉身”为中心而形成的，强调肉身的临场性，但在赛博空间中，肉身虚拟化，转变为抽象的数据信息，话语权的获得与彰显不再以身体“在场”的方式进行，而是变成了更加自由流动的信息模式。

　　首先，科幻文学叙事充分利用赛博空间的信息化特点，表现东方国家以信息为武器，实现信息赋权，获得话语权以反对西方的控制。《神经漫游者》中，权力已经从政府部门转移到掌控信息量较多的私人部门如跨国公司，日本作为东方崛起的代表，其跨国公司已经具有庞大且专业的组织系统，在信息生产和传播方面拥有较多话语权，并在全球范围内支配着主流话语体系，这表明在信息为王的赛博空间中，话语权的产生是基于“非物质”“非肉身”的信息模式，这使得传统主权国家的实际意义趋于消弥。尽管这种权力转移有可能衍变为东方的公司极权主义，滑向另一个极端，但基于赛博空间中网络节点增多和信息高速流通的现实，公司的集权中心亦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信息赋权形成致力于缩小东西方数字鸿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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