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迷文化与科幻片影迷作为一项西方娱乐项目，“西洋影戏”传入中国，在影院的建设和影片的输入之下，逐渐获得观众的喜爱，并产生了一批热爱电影、迷恋电影的观众群体，即“影迷”。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影迷”更像是“明星迷”或“题材迷”。这些观众常常为了欣赏某一电影明星，或观看侦探故事、都市故事、滑稽故事而走入电影院。在众多的电影类型之中，国产科幻片的发展相对薄弱，因而对于科幻片影迷的讨论也寥寥无几。直至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在社会中获得广泛关注，在国内成功掀起了一股科幻热潮，国产科幻片影迷也正式生成。

　　“影迷”一词可拆解为“影”和“迷”两字。“影”是“迷”的对象物，即影戏、光影或电影。而“迷”是对“影”的一种态度、一种喜爱程度，即马特·希尔斯在《探究迷文化》中所指出的：“某人专注且着迷于特定的明星、名流、电影、电视节目、流行乐团；对于着迷的对象，可以说出一大串就算是枝微末节的资讯，对于喜爱的对白、歌词、片段更是朗朗上口、引用无碍。”[1]ix由此可见，“影迷”是一批对电影或具体某一类影片保持热爱，主动并自愿沉浸于银幕影像之中的群体。当某一位影迷与其他影迷相遇时，从自发到自觉，这些志趣相投的影迷们会一起参与、组织、举办相关活动。随着多种多样的活动顺利开展，影迷间的互动与交流不断增加。他们的共同信仰也逐渐明晰起来，并形成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展现出一种“群体性”与“习得性”。

　　这些围绕电影所链接起的观众，便构成一种由影像热情所黏合、搭建起的人际网络，助推影迷文化的发展。

　　从影迷文化出发，观之科幻电影影迷的生成，可见到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线索。当人们谈及某一类型电影的影迷时，便已然包含一个公认的前提条件，即某类型电影已发展成熟。以此类推，首先需要科幻电影自身发展完善，有科学原理所支撑的内核与视觉特效所提供的外壳。其次，科幻电影需在整个电影市场中占有稳定的产出比重，以维持科幻类型影迷的喜爱。

　　再次，影迷是一种具有群体性的指称，科幻片影迷间的讨论交流也尤为重要。这就要求社会环境可提供给影迷进行社交的场域，或发表评论的平台。他们可以讨论个人喜爱的科幻元素，可以交流科幻故事的不同讲述，并在此过程中加深对科幻电影的理解。最后，当电影落幕，影迷回归现实生活，他们对银幕故事的热爱会随时间减退。科幻电影利用IP优势，开发相关衍生品，可将影院中短暂的情感共鸣延伸成长久的实物陪伴，达到巩固影迷群体的效果。

　　二、国产科幻片影迷的生成我国科幻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时期、新时期、新世纪初与新时代。

　　中国科幻电影历经几十年的摸索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突破，在观念上更新换代，在技术上与时俱进，终于在《流浪地球》后迎来了一批真正的国产科幻片影迷。

　　（一）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以前）：填补科幻空白基于现有史料，我国最早出现的科幻片应是由新华影业公司出品，韩兰根、刘继群主演，于1939年1月18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放映的《六十年后上海滩》。

　　影片以两个酒鬼的意外穿越为线索，展现了六十年后的社会景象。虽然在片中出现了一些中国电影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场景，但它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科幻片。科幻片是“以科学幻想为内容的故事片。其基本特点是从今天已知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成就出发，对未来的世界或遥远的过去的情景作幻想式的描述”[2]69。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科学原理，一是幻想，都直接指向基于科学原理的幻想，而非《六十年后上海滩》中所展现的凭空想象。再者，影片中未来时空伴随着接二连三的滑稽动作展开，其所形成的喜剧效果大大超过科幻效果。各种飞行器与电子设备主要为昭示出与当时现实生活的差别，突出未来时空的陌生与人物的无法融入，从而放大笑点，造成一种荒诞感。同为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化身人猿》与《陈查礼大破隐身盗》也非真正的科幻片，虽含有“变身”“隐身”等科幻成分，但其主要目的是迎合市场浪潮，挽救古装片市场低迷的状况。因此，影片中显现出浓重的模仿痕迹，1939年的《化身人猿》仿制美国电影《化身博士》《金刚》，1941年的《陈查礼大破隐身盗》则直接复制了好莱坞的陈查礼系列。此时期的中国影人还未能理解科幻片的核心要义，所产出的科幻片大多是将好莱坞电影中的恐怖、神怪、侦探、科幻元素挪用至国产影片中，以“恐怖科学巨片”“科学侦探奇情巨片”“神怪野兽片”等标语为宣传噱头吸引观众，并无科幻类型片的完整概念。正因为如此，以《六十年后上海滩》为代表的影片还处于科幻片的初期探索中，不能称为合格的科幻片，无法形成固定的影迷群体。

　　（二）“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科幻思维受限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属于新中国的科幻片《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于1958年诞生。影片大胆畅想了未来的科技运用，比如培植技术让果树一年四季开花结果，气象站能够掌控天气变化，航天部门登月探测等等。

　　但受制于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影片追求真实，以现实生活为想象蓝本，一部分讲历史上民众的困苦，一部分截取了十三陵水库建设的影像画面，仅在后半部分才展开对未来的构想。在时长分布上，历史回顾与现实描述的比重多于未来想象。主题上更多是通过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比较，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勾勒理想中的美好未来，而非科学原理之上的幻想，风格上也未显现出科幻片的奇观性。与国外科幻片相比，我们“凡事讲究真实性和生活性，不喜欢太离奇的东西，对遥远的、未来的东西不感兴趣，缺乏想象”[3]，这种创作观念和拍摄思维限制了这一类型的创作。传统思维定式不仅无益于国产科幻片的发展，而且也无法满足大众的观影需求。这种流传已久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科幻片的创作思维相冲突，影响了此时期的科幻片制作。这在1963年的儿童科幻片《小太阳》中也可见一斑。影片由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出品，以小学生为主人公，讲述了孩子们纯真的想象，他们希望通过“人造太阳”让北方的春天提前到来，实现农产品增收。其科幻的内核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想象式改造。

　　可以见得，“十七年”时期的科幻片缺乏科幻思维，依然在探索之中，无法满足影迷的需要，因而未生成国产科幻片影迷。

　　（三）新时期（1977-1999年）：特效技术落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艺也迎来了思想解放，这时期的科幻片产出明显增多，如《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错位》等。1980年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影片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讨论科学技术的使用界限。虽然剧情跌宕起伏，爱国科学家与维纳斯公司间的对抗引人入胜，但其缺乏强烈的幻想性，故事中的场景与人物都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对此，有人提出批评：“《珊瑚岛上的死光》所以产生不出相应的社会效应，就是因为放不开幻想的翅膀。”[4]17另外，艺术往往与时代紧密相连。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恢复发展时期，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建设任务依然繁重。此时期国产科幻片的发展依然困顿，无法获得先进的技术支持与充足的资金来源。

　　影片拍摄预算被限定为30多万元，据导演张鸿眉所述，片中的科幻效果均采用硬特技，其中的激光是借助逐帧在胶片上作画来完成的。纵观科幻片的发展历史，视觉奇观的呈现在这一类型片中尤为重要，直接影响着观众的观影体验。而此阶段的科幻片囿于资金和技术的匮乏，无法提供科幻视觉盛宴，亦无法收获良好的大众反馈，因而无法助推科幻片影迷的生成。

　　（四）新世纪初（2000-2017年）：外国科幻冲击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增多，电影制作的意识与水平逐步接轨国际。《长江七号》《科技馆的秘密》《太空营救》《机器侠》等一批科幻片先后上映，与前一阶段相比，新世纪国产科幻片更加注重视觉效果。但问题在于刻意模仿，许多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叙事结构都可见到外国科幻片的影子。以《长江七号》为例，影片以外星人意外降临地球为主线，讲述外星宠物“七仔”与周铁一家的相处趣事。影片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上，均与《ET外星人》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两者都选择了外星人入侵题材，以友好的外星人形象与天真可爱的孩童建立友谊为线索，将喜剧与亲情元素自然地融入叙事之中。此时期，《变形金刚》《阿凡达》《2012》等好莱坞科幻大片的放映，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形成强烈冲击。好莱坞大片成为高票房的代名词，观众自愿前去影院为其买单。据数据统计，2015年科幻类电影在中国的票房累计超过63亿元人民币。进口电影的票房榜前三甲中有两部是科幻片：一部是《复仇者联盟2》，另一部是《侏罗纪世界》。[5]10-12可见，中国的电影市场中科幻类型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此时期我国科幻片的水平提升依然有限，更无法与同期外国影片相竞争。

　　（五）新时代（2018年至今）：国产科幻片影迷生成“十九大”的召开，再次将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提高至重要位置。我国的航空、航天等多个高精尖领域发展迅速，为科幻文学、科幻影视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在2019年，有几百部科幻题材的院线和网络电影立项，《流浪地球》更是成为春节档的爆款。影片世界观宏大，以太阳系的灾难为背景，讲述整个人类与危机的对抗。对于危机的设定和应对，均有科学技术或科学原理为支撑，设想以地表重元素聚变发动机和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将地球推离太阳系。与之相应，为了展现逼真的宇宙空间和地球末日景象，该片统筹多家国内外特效团队合作以达成震撼的视觉效果。《流浪地球》从内至外都契合科幻电影的要义，开启中国科幻片元年。

　　中国影迷其实一直对国产科幻电影心存向往。1987年，有影迷写道：“建议上影、北影、长影等三大老厂每年至少安排一至二部科幻片的选题计划，并安排投产”[6]9；1991年，有人表示“对科幻电影的呼唤，不仅来自时代，来自人民，同样也来自电影本身”[7]63；在2000年，《文汇报》与《文艺报》更是分别发文《国产科幻片为何断档二十年》《国产科幻片“真空”到几时》，期待真正的国产科幻电影诞生。2015年，在关于中国科幻片影迷的调研中，超过一半的科幻片影迷对观看国产科幻电影表示积极意愿，近三成持中立态度。[8]10-12这些文章与调研数据都指向科幻片爱好者对于国产科幻电影的期待。所以，当空白已久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流浪地球》这样优秀的国产科幻作品时，期待已久的国产科幻片影迷，也由此正式生成。

　　三、《流浪地球》系列与影迷表征《流浪地球》上映后，不仅获得了良好的观众反馈，在学界也引发热议，一时间关于“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话题讨论不断。虽然对于这一说法还存在分歧，但也从侧面说明了《流浪地球》之于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里程碑意义。至此，中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给国产科幻片的生产提供了参考模板和发展路径。《流浪地球》以末日危机的题材，搭建“天下大同”的世界观。叙事上层层递进、多线并行，整体在美学上展现出中国式的硬科幻风格。正是因为影片处处展现出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相较于好莱坞模板式的科幻片更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将一些潜在的科幻电影爱好者转换成为科幻片影迷。

　　（一）承中国科幻精神，转换科幻书迷《流浪地球》在改编中保留了对过往科幻文学的精神继承，将一大批科幻小说的读者转换成影迷。百年前，列强入侵中国，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中国的土地与文明遭受西方蚕食。面对民族黯淡的前景，梁启超首先发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并于1902年发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试图以现代科学的力量冲破旧思想，带来新气象。诞生于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中的科幻小说，自始便饱含着知识分子的上下求索精神。他们希望以科学技术来重塑人们的思想，挽救民族危亡，以致达成天下大同。而这恰恰是《流浪地球》的精神起点，影片中充满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传承人类文明的期望。

　　影片《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刊登于2000年的《科幻世界》杂志之上的同名小说。小说的科幻创意，同晚清小说家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一般，将“末日”与“未来”结合，从而面向宏大的宇宙去追问人生的意义。毫无疑问，小说原作中的科幻创意、世界框架、思想内涵、主题表达都影响着电影改编的呈现。虽然是常见于科幻电影中的“末世-灾难”主题，但《流浪地球》系列无意强调人性之恶，更没有受到西方文明中终结一切以达到救赎的观念影响，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内核，诠释佛学与科学技术的碰撞。当未来人类到达宇宙的极限时，单纯依靠科技已无法支撑人们渡过眼前巨大的难关，哲学与技术的合力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梁启超在早年间就发现了二者的相同点，认为科学技术的原理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他写道：“谛听谛听！善男子，善女子，一切皆死，而独有不死者存。”[9]50-53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每一次翻开日历新的一页都意味着昨日已死和今日新生。在“死”和“生”的反复轮回中，这些“不死者”走向未来，即灵魂永生、真理永存。观之《流浪地球》系列，前有图恒宇等技术人员赴死接通网络，后有张鹏等中老年宇航员以性命换取核爆，更有刘培强自我牺牲撞击木星，这些末日前的“死”都贡献于全人类的永生。

　　《流浪地球》将背景设置为整个太阳系的危机，在此面前人类显得格外渺小。但我国自古以来便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也是天灾降临时国人的态度和出路。

　　太阳危机属于天灾，天灾会不定时降临但不会无故消失。解决天灾则需要依靠人，这里的人不是超级英雄，而是愚公移山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流浪地球》系列中，中方所倡导的“逐月计划”通过联合政府会议，其纪念碑上赫然刻着多种语言的“为了全人类”，彰显着“天下大同”的思想继承。梁启超曾言：“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焉。”[10]58-59先锋知识分子的目光从不局限于一国境内，而是心系天下苍生，欲救全世界人民摆脱苦难。在“流浪地球”计划正式启动后，地下城的工作人员提供后勤保障工作，及时修缮零部件；地表的工作人员在统筹安排完成作业，完成行星发动机的配套建设；空间站的宇航员则驻守太空，为地球的绕月飞行提供保障。从地下到太空，这些处在不同位置的人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流浪地球”计划的推进。合“人”力，胜“天”灾，这是中华民族面对危难的骨气，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所展现出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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