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科幻文学包含丰富的内涵，在时间维度上，自沙皇俄国时期至现代俄罗斯，涌现出诸多意义深刻的科幻作品；而就空间维度而言，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俄语国家的科幻作品同样应当被纳入俄语科幻文学的考量范畴。纵观俄罗斯及其周边俄语国家的文学，自然与生态意识一向是这个来自森林深处的民族的文学传统。从早期的森林神话到近现代的科幻创作，以文学为代表的俄语文艺创作中总是包含着该民族独特的生态意识。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同时进入人类社会现实与想象的艺术创作，既包含着俄罗斯民族传统宗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理念，也成了俄语世界社会变迁洪流中生态伦理观不断发生转向的一种写照。进入近代，俄语社会的生态观在大量出现的星际探索元素、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式的建构，以及表现“灾难与末日”的科幻小说中得到了反复书写。

　　一俄罗斯宇宙论与科幻文学中的生态观论及科幻文学的历史，玛丽·雪莱创作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一贯被视为现代科幻文学的起源。再往前追溯，亚当·罗伯茨更是将17世纪开普勒创作的《梦》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第一部现代科幻小说。相比于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俄罗斯的科幻文学起步稍晚于欧美国家。俄语中的“科幻”（НаучнаяФантастика）一词最早出现在雅科夫·佩雷尔曼于1914年创作的《失重厨房的早餐》。这篇小说讲述了宇航员在太空中的飞船里煮肉汤的故事，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达了一系列物理定律。佩雷尔曼在发表该作品时将副标题命名为“科幻故事”（Научный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йрассказ），自此，“科幻”在俄语文学界有了明确的指称。但就科幻文学的一般定义而言，俄罗斯的科幻文学早在“科幻”术语明确之前，就已萌发出一系列科幻创作的火花。

　　根据达科·苏恩文对科幻小说的经典定义——“科幻小说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类型，它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就是陌生化与认知的出场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一种拟换作者的经验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结构”［1］，在18世纪末的沙皇俄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系列通过营造陌生感，借主人公的视野来描绘不同于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想象之地的作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谢尔巴托夫创作于1784年的《前往奥斐尔之地》和德米特里耶夫·马莫诺夫创作于1769年的《贵族哲学家：一个寓言》。此时期的科幻文学创作更偏向于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式的建构。时处沙皇俄国时期，社会弊病显著，农奴制压迫严重，国内贵族们的创作发生了由浪漫主义向表现或讽刺现实的现实主义转向。于是，在此时发端的科幻小说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弊病，并未关注自然与生态问题。伴随着俄罗斯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科幻文学中的自然与生态意识开始逐渐浮现。

　　（一）面向宇宙的生存空间的新探索当早期沙皇俄国的科幻创作获得进一步发展时，文学作品中关于科学技术的部分便开始日益显著。18世纪，沙皇政府仿照西方的科学院制度正式建立起科学院。参照西方的经验，其意识到天文学领域只需要投入少部分财力和物力就能获得国际声誉，于是在19世纪，天文学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支持。在此背景下，19世纪末及20世纪的科幻创作主题开始大多与航空航天有关。齐奥尔科夫斯基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齐奥尔科夫斯基被誉为“航天之父”，他在火箭、人造卫星运行等方面提出了奠基性的理论。但由于当时沙皇政府的否定，他的航天事业一直郁郁不得志，于是便将这份热情转向科幻小说的创作。他在1920年创作了《在地球之外》。这部小说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2017年，作品中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乘坐火箭飞船进行太空旅行，先后经历了离开地球、抵达月球、转向火星、再返回地球这一过程。他们的探索为人类移民外星球带来了希望，随后，地球上的大批人类开始进行星际移民，并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建立了温室城市，开启了脱离地球的太空新文明。

　　当时，进行类似创作的还有“苏联科幻文学之父”——别利亚耶夫。他的科幻小说创作包含诸多科幻母题，如《道尔教授的头颅》（1925年）和《水陆两栖人》（1928年）中的人体改造、《跃入苍穹》（1933年）中的太空移民，以及《世界主宰》（1929年）中的疯狂科学家等。在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中，火箭、航天等太空元素是小说中常见的一种设定。

　　以《跃入苍穹》为例，别利亚耶夫设想了一个革命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的时代，一批银行家、贵族、地主等人士认为地球环境已经无法适应人类生存，于是乘坐航天火箭前往金星，试图找到新的居住地。

　　此外，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的生态伦理观也为俄语科幻小说的太空情结提供了精神来源。19世纪的俄国哲学家费奥多罗夫曾针对俄罗斯传统宗教观中的生死与善恶观念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并称之为“共同事业的哲学”。在这套体系中，费奥多罗夫将“复活祖先”称为“共同事业”。不同于基督教意义上的“先验复活”，费奥多罗夫强调的是“内在的复活”——“一种针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真正意义上的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将逝去的祖先复活，并且面向的对象是人类整体”。可以说，这种“复活”针对的是“未来的人间生活，包括在其他星球上生活（这要求宇宙航行成为人到地球之外另觅生存环境的手段）”［2］。在这套体系中，费奥多罗夫意识到，随着祖先的全面复活，地球生态和资源的消耗必定有面临危机的一天，于是走向宇宙就成为“普遍复活”的要求，这也是俄国宇宙论的精神诉求。

　　费奥多罗夫生活于19世纪中期，此时的俄国自然灾害频发，面对现实生活中危机四伏的生态环境，以及针对“全面复活”所带来的地球生态危机，费奥多罗夫提出了两个阶段的解决方案。第一阶段是调节自然：通过调整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解决粮食短缺和卫生保健问题，创造更加稳定的人类生存环境；第二阶段是将地球看作“宇宙飞船”，自此走向无限宇宙。这种观点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宇宙观念中得到了传承。齐奥尔科夫斯基曾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们不断地争取着生存世界和空间，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3］在“共同事业哲学”生态观念影响下，早期的俄国科学家、科幻作家的观念中树立起一种关于地球生态的危机意识，而解决这类危机的手段便是星际移民，到地球之外的世界寻找新的可供消耗的资源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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