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包括第一部和第二部，下同)是中国科幻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电影为我们呈现了一幅震撼人心的“末世图景”:在不久的未来，太阳即将毁灭，太阳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们提出“流浪地球”计划，希望通过建造行星发动机将地球驱离太阳系的方法来应对末日灾难，延续文明。电影改编自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由郭帆执导。

　　电影第一部上映于2019年，获得空前好评，被认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纪元。电影第二部上映于2023年，再一次将中国科幻电影推上了一个新高度。

　　《流浪地球》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原作硬核的科学设定和气势恢宏的故事架构，以及国产电影工业支持下的重工业美学奇观外，电影的思想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观众认为，电影的思想性存在问题，是在传递基督教末世论思想和末世情绪，即悲观绝望的情绪。例如，知乎平台上，在对“假如你是《流浪地球》中被抛弃的一半人，你会加入人类叛军吗？”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就有观众提出，《流浪地球》是一部“基督教末世论很重的作品，却是用一种很东方的方式回应了西方的末世论”。此外，在网络中也会看到有观众表示“看《流浪地球》总让人觉得悲哀，可能生命太脆弱了”。电影中，太阳即将毁灭，由此带来的次生灾害，如肆虐一切的山火、摧毁繁华都市的酷寒、地壳变动引发的地震洪水等对世界的破坏，确实与基督教末世论中关于世界毁灭的描述非常相似。在基督教的描述中，末世“是子民受审被罚的日子”，在基督教《旧约》的《西番雅书》中写道，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此时上帝将“从地上除灭万类”，包括人、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也就是他所创造的一切生命。从世界行将毁灭的角度看，电影中关于地球环境恶化的桥段确实与基督教末世论思想和末世情绪有相似之处。此外，影片对人类不同利益群体间冲突的呈现似乎也表现出对人性的保留态度。

　　但电影的思想性仅限于此吗？我们认为并非如此简单。以下结合刘慈欣原作对电影中的“末世图景”与末世论思想和末世情绪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末世图景”与末世论思想的区别末世论(eschatology)，即有关世界末日景观和世人最终结局的思想观点①。其中理论体系最完备的当属基督教末世论。基督教末世论思想萌芽于公元前8世纪犹太写作先知的末世论，即先知末世论。之后先知末世论被启示末世论取代。基督教出现之后，先知末世论和启示末世论被继承并引申发展，并最终演变为《新约》中的启示末世论。从先知末世论到《新约》启示末世论的核心思想都包括世界毁灭、上帝审判和救赎，但是后者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更具有希望②，表现为后者中世界毁灭的范围更广、程度更重，并且更重视救赎思想，将末世看作是新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终结。

　　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引发了基督教末世论思想的诸多变革。基督教内部对末世论思想的时代化改造，是宗教神学适应时代发展的结果，但是关于末世论的核心思想并没有根本改变。

　　来自基督教外部，尤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则有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末世论的论述主要出现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这是恩格斯对基督教末世论的科学变革。恩格斯根据当时科学发展的成果，论证了“末世”是所有运动的必然环节，宇宙也是可毁灭的，并借用歌德在《浮士德》里的话指出“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这样一个时期会无情地到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越来越聚集在赤道周围，最终连那里也不再能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渐渐地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死寂的冰冻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越来越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诸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碰在一起”①。可见，《流浪地球》中的“末世图景”并不是对基督教末世论的演绎，而是对恩格斯所指出的天文学范围内物质运动发展极限，即“诸天体的最终命运是相互碰在一起”的想象力推演。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流浪地球》中的末世依据是当代科学理论，而不是基督教神学。《流浪地球》中的“末世”似乎正是对上面恩格斯那段话的影视化转述，电影中的“末世”根源是太阳老化、膨胀，即太阳危机，依据是当代科学理论。根据天体物理学的相关理论，“当太阳核心中的氢聚变殆尽，生成的氦元素会在引力的作用下坍缩，释放的能量将进一步升高温度，点燃核心周围的氢壳层，然后太阳迅速膨胀，成为一颗红巨星”②。由此可见，电影中的太阳危机正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天文学范围内物质运动发展到极限所导致的生物灭绝和人类终结，是人的意志无法转移的。因为“人类社会无论如何发展，都是宇宙物质演化的一部分，是小序列对大序列的依附和大序列对小序列的包含。大序列发生剧变，小序列必会受影响，甚至毁灭”③。这与基督教末世论思想中由神对悖逆圣约的罪恶之人降下惩罚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电影把救赎希望寄托于人类自身。基督教末世论中由一位具有超越性的救世主，应许余民得救，回归全能的神，并让子民得福。然而，《流浪地球》中不存在这样一位救世主，要想获救，人类只能依赖于自身的积极努力，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人类必须团结在一起对抗毁灭，通过建造地下城，制造太空电梯、行星发动机，以适应日益恶劣的地球环境、避开木星的引力，最后奔向新家园。当然，电影还给出了另一套救赎方案———“数字生命”计划。“数字生命”计划，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与基督教的救赎存在更多相似点，人类生命转变成数字化之后，就完全进入一种新的生命形态，似乎进入了基督教所宣扬的“新天新地”。但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电影对这一计划持排斥态度，即使计划成功也是依靠人类科技来完成的，而不是超越人类的全能救世主。这种救赎思想背后所折射出的对人的“终极关怀”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在恩格斯的“末世”论中，他给出了超越庸俗唯物主义的“终极”关怀。恩格斯指出:“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①这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乐观主义精神，旨在通过阐明物质运动的规律消除人们对“末世”或“毁灭”的恐惧，以保持希望和信心。虽然电影中太阳危机带来的毁灭还未达到需要将“重生”归还到物质运动那里的程度，但通过对科技力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力量的展示消除人们对“末世”或“毁灭”的恐惧，以保持希望和信心的做法，与恩格斯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它让我们明白，除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之外，“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其最终结果，而在于其过程的必然性;面对毁灭我们只能选择自救，更加珍惜生命，而不能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②。

　　总之，《流浪地球》中的“末世图景”虽然与基督教末世论存在诸多交集，但从末世依据和救赎思想及其折射出的“终极关怀”思想来看，电影中的末世并不是对基督教末世论的演绎，而是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的想象推演，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

　　二、“末世图景”与末世情绪的差别部分观众由于受到电影中“末世图景”的影响，认为电影是在传递末世情绪，即悲观绝望的情绪。我们认同电影是包含悲观绝望情绪的，但也应该看到电影中的悲观绝望情绪要比原著“温暖”很多。此外，对于一部优秀的末世题材科幻作品来说，《流浪地球》中呈现出的末世情绪是符合科幻作品故事逻辑的，而且电影的情绪并不是单一的悲观绝望，而是悲观中包含着乐观，乐观中包含着担忧，担忧中还包含着希望。

　　首先，电影中的“末世图景”确实会令观众产生悲观甚至绝望情绪，但其程度较原著缓和得多。电影中的悲观情绪是建立在原著“悲剧内核”之上的。有研究指出，原著的“悲剧内核”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宇宙冷酷规律背景下凸显的人类的弱小感，一个是“生命有涯之悲”③。这两方面在电影中仍有体现，但悲观程度却有所不同。

　　在原著中，人类是悲观无助的。人们的生活也是完全异化的，似乎除了太阳的变化，其他都不再重要。例如，原著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麻木而淡漠:妈妈不在乎爸爸的出轨，以至于没过几天连爸爸出轨对象的名字都已不记得。亲人、朋友的死亡也在“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但电影中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浓重”得多，像第一部中刘培强和刘启之间代际冲突与血浓于水并存的感情、第二部中刘培强与韩朵朵的凄美爱情、图恒宇对女儿的爱与守护，以及图丫丫对父爱的渴望等等。可以说，“电影给我们构筑了一个鲜活的人际关系圈，在这里，人们追逐着宏大的使命，怀揣着真挚而丰富的情感，全力以赴在为生存奋斗，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影片比小说多了很多温情，也给我们的逃离计划带来了希望”④。但电影的视觉化语言“对太阳危机的聚焦、放大和凸显，扩大了观众对危机的感受体验，延长了观众对危机的感受时间”①。因此，我们认同电影中包含着悲观绝望的情绪。

　　末日电影中呈现“末世图景”、包含悲观绝望是正常和自洽的。一方面，对末世情绪的呈现是符合故事逻辑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的情绪是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负性情绪和精神问题②。电影中太阳危机引发的恶劣环境要远超过一般的气候变化，因此人们出现悲观绝望的情绪以及一些极端行为是符合故事的末世背景设定的。甚至单就这一角度而言，原著中人物那种麻木淡漠的生活态度要比电影更“真实”。这也是科幻文艺与主流文学的不同之处，科幻文艺所展现的语境“不是人文的，而是冷冰冰的理智和逻辑”③，探讨的是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因此，悲观绝望的末世情绪正是科幻文艺展现“冷冰冰的理智和逻辑”的必要“佐料”④，是探讨人与宇宙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末世情绪是末世题材科幻作品警示世人的常用手段。末世科幻电影对观众的最大吸引力就是在影片中展示人类对于超越个体的强大力量的恐惧，并不断地将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以可视化的画面呈现出来⑤，以此达成对人们的警示。这种手法在各类末世题材的科幻作品中都很常见。例如在同样以世界级灾难为背景的《2012》《后天》等科幻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在地震、洪水、火山爆发前的无奈和绝望。不同的是，在好莱坞的这类题材电影中，末世的元凶是人类自己，其悲观绝望情绪也多是对人类过度开采有限地球资源、破坏环境以及滥用科技的警示⑥。而《流浪地球》延续了刘慈欣系列“末世题材”作品的一贯思想，即在宇宙的尺度上警示我们“科技发展是人类不能停止的追求”⑦。在《三体》中对人类发出警示的是三体人通过“智子”对地球基础物理科学的封锁。在《朝闻道》中，则是宇宙排险者的“知识密封准则”对人类科学家追寻真理的限制。而与上述作品给人类的警示相比，《流浪地球》中的“太阳危机”要更振聋发聩，因为那是无法改变的宇宙规律。

　　其次，通过对《流浪地球》中的社会状况和人物行动的考察发现，电影所呈现的末世情绪中是有乐观情绪的。这集中体现在电影所折射出的历史进步观念上。历史进步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真正的历史进步必须是全面的，既要包括技术进步，也包括社会进步”⑧。同时，我们还要把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看成“实践的存在”⑨，并要充分重视“道德意识的引导作用”高科技产品其实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到未来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行星发动机、太空电梯、数字生命等高科技产品虽然多数已经在其他科幻作品中出现过了，但是仍然是当下的科学技术无法实现的。因此，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电影是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向前的过程的。第二，《流浪地球》中的社会是进步的。在故事中，从人们抽签获得进入地下城的资格、食物配给等情节来看，社会似乎是在退步。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影片价值观的瑕疵，是“特权思想”“对弱者的抛弃”“缺乏法治精神”的表现①。事实上，这正是依据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才构建出的适应人类整体延续的“新型”社会关系。因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总是历史行动者把主观规范因素与客体物质因素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类最大程度上的人性化状态的努力，不论进步是表现为善的目标的实现还是表现为对恶的趋势的抑制”②。《流浪地球》中看似退步的社会，恰恰是对恶的趋势的有效抑制，因此属于真正的历史进步。第三，道德意识在《流浪地球》的末世救赎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电影中道德意识的指引作用主要体现在那些为了人类文明整体延续的人物精神的引领作用上，如马兆的敬业精神对科学家团队的引领、张鹏的牺牲精神对航天员行为的引领、周喆直的负责精神对全人类的影响等。正是他们崇高的道德品质的引领，才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换来喘息的机会，让人类有了对抗“太阳危机”、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此外，电影还有诸多积极元素的展示，它们都提升了故事的乐观情绪。例如，第一部在开始时对地下城新年的展示，由中国结、“福”字、麻将所烘托的新年气氛呈现出“在恶劣生存条件下中国人独有的坚韧、忍耐、乐观的性格特质”。又如第二部中刘培强对爱情的追求、为家庭的付出，还有诸多“小人物”的牺牲所呈现出的人性之美等等。

　　再次，电影的乐观情绪中包含着对未来的担忧。电影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环境恶化等已经成为比太阳危机更可怕的灾难。例如，数字生命派对流浪地球派的攻击导致空间站坠落，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导致工期拖延，环境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城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对当下现实的隐喻。与这一隐喻相呼应的是人类社会的新动向。近几年政治冲突日益频繁、军事冲突时有爆发、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文化对抗愈加明显、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等负面因素越来越多。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跨国金融资本对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的掌控将导致全球更加动荡不安。因此，是继续对抗走向毁灭，还是选择全人类通力合作共渡危机，成为一道摆在人类面前的选择题。这也正是电影乐观情绪中隐含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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