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地不断涌现的科幻新浪潮,正在以其对“世界性”的思想实验改变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可能的形态。在细读刘宇昆的短篇小说“狩猎愉快”(Good Hunting)的基础上,本文借鉴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后殖民理论,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文本的多重混杂性,揭示了科幻书写对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重构世界文学理论框架的意义。文章剖析了后现代和后人类境况下文学想象与理论想象的张力关系,强调科幻作为有情的思想实验在激活乌托邦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此,作者呼吁中国人文学者聚焦科幻文学史与当代科幻研究,为世界文学创作和批评贡献更多富有理论创见的学术成果。
一、“边缘”处的世界文学思想实验近20余年来,年轻一代中国作者在国际科幻文学界崭露头角,连续获得雨果奖、星云奖等重量级奖项。据此,宋明炜判断中国科幻正处在第三次繁荣期,而这一轮新浪潮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科幻进入了成熟和自觉的新阶段,它更是一个世界文学事件:“选择创作科幻这一自诞生之日就是‘全球’的文类,并在其中注入自己的想象力,这本身就是参与‘世界文学’的行为”(88)。科幻之所以被视为一种全球文类,主要因为其视人类乃至宇宙为一体的囊括性视野。然而历史表明,科幻自诞生即受到了欧洲人文精神与资本全球扩张这两股力量的共同驱策,其人类叙事中始终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无意识。直至反文化运动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关于“人”和“人类”的观念才发生了从普世性到差异性的根本转变。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和后人类主义等思潮“在阶级、性别、种族、性取向、意识形态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拓展延伸了人类形象”,思想文化界才真正“告别欧洲中心论的单一人文主义观念,开放出后人类色彩纷呈的种种奇观”(91)。正是在这一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科幻新变体开始在欧美以外的全球各地涌现。鉴于此,宋明炜提出了他对全球科幻小说新话语的期望:“什么能比将后人类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合二为一的写法更好地表达新浪潮的乌托邦愿景呢?”这种去人类中心及去西方中心的新写法是真正颠覆性的,它所书写的愿景也是全新的,即“后人类时代将有可能建立所有生命平等的希望”(92)。
循着这一思路,宋明炜提出“作为方法的科幻”这一观点,建议搁置文类的争议,将焦点转向“科幻性”(sciencefictionality)。针对他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科幻正在成为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对全球科幻小说的研究,有望超越西方中心视角、重构世界文学的理论框架?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世界文学。倘若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学现象,乃至于固守精英立场将视野局限于世界级经典的单一向度,那么在这种狭隘的世界文学思考范式之下,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不可能升格为经典,也就无法动摇世界文学的西方中心论调。而如果我们采纳弗朗哥·莫莱蒂(FrancoMoretti)和王宁的观点,①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那么这样的世界文学就可以与“作为方法的科幻”有机结合,为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文学史的写作、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等议题开辟出新的致思维度,发挥世界文学超越民族、国别文学的方法效用,甚至实现莫雷蒂所期待的“理论的跨越”(Moretti55)。②如何构想一种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针对这个问题,科幻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方法意义。第一,较之其他文类,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整体意识的科幻与文学与世界主义理念更为契合。尽管科幻和世界主义的“世界性”长期被等同于西欧文化的普世性,但我们同样要清醒地意识到,反本质主义思潮将“世界性”还原为一个历史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彻底消解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的合法性,而是提示人文学者在认清工业社会和全球化发展历程的同时,在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坚持普世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评价标准,从而规避西方中心和民族主义的双重陷阱。更重要的是,本质主义批判在终结僵化的普世主义理念的同时,也激活了世界文学的创作和理论实践,使不同文化语境的文学研究者可以“根据本国/民族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并且参照世界主义的理念,建构出自己的世界文学理念,并可据此对本国/民族的文学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王宁2014:19)。第二,科幻擅长且专注于处理“我”与他者的关系命题,具有突出的思想实验性。惊异是科幻小说鲜明的审美特征,但不同于玄幻文学,科幻阅读的惊异感是一种兼具深沉性和幽暗性的审美体验,进入作品中异世界的旅程要从可信和认同开始逐步导向未知,而这个引人入胜的过程,也是逐渐拆解读者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依赖的理性、道德及文化根基的过程,此即达科·苏恩文(DarkoRonaldSuvin)所指的“认知间异”(cognitiveestrangement)。与苏恩文相似,伊斯塔范·西瑟瑞-罗内(IstvanCsicsery?Ronay)也是从认知的维度,强调作为一种观念模式的“科幻性”,将科幻视为一种可以将现实经验处理成科幻小说的意识状态(amodeofawareness)。①换言之,作为开放性事件(写作过程)而非封闭文本(写作结果)的世界文学,是很可能在科幻的创作、阅读以及接受过程之中生成的,②因为作为科幻文学核心的科幻性在认知层面的作用,开启了审美经验与文学行动双重维度上的创新潜能。
诚然,世界各地以种种新浪潮变体形式涌现的科幻小说,无论在文学地理还是文类等级意义上,都仍处于边缘地位。而以科幻重写世界文学的思想实验也是困难重重:第一,我们如何在去中心后的破碎现实之中重建某种整体性的想象?第二,差异性话语对主体和人类中心的拆解,是否动摇了科幻之惊异感的存在论前提?可见,如果试图以科幻研究重构世界文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就必须着重考察当代科幻写作对这两个难题的回应分析文学对理论反思提供了哪些启示。下文将以刘宇昆的短篇小说“狩猎愉快”(GoodHunting)为例,通过文本细读和理论诠释,尝试解析这些问题。
二、差异中的混杂性书写策略刘宇昆不仅很早就斩获了科幻界各项重量级奖项,还因为翻译《三体》和《北京折叠》等作品并推动其海外发行,成为中国科幻新浪潮的重要推手。他的创作以短篇为主,下文要讨论的“狩猎愉快”讲述了一个机器狐狸精与机械师联手复仇,化身殖民地暗夜执法者,惩治压迫者的故事。①“变形”是理解人物、情节及其寓意的关键:两个主要人物燕(Yan)和梁(Liang)分别经历了“狐狸精———娼妓———机器狐狸精”以及“捉妖师———劳工———机械师”的形态及身份转换。作者以香港为蓝本,建构了一个架空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框架、以技术为比喻,探讨人心人情并反思社会议题的写法是典型的刘宇昆式科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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