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无法也无意在此论证这样一个巨大，也容易空泛的题目。恰好因为最初收到会议通知的同事，在几天以前和我有过这方面的一点讨论，便代我报上了这样一个题目。同事们常常对我比较体恤，也对我常常被淹没在大堆枯燥稿件中的处境表示同情，所以，便帮我想了这样一个比较抽象的题目。

作为《科幻世界》杂志的主编，我面对的问题总是非常具体的。一篇科幻小说放到面前，一方面考虑着怎样和作者商量，使之更趋完善，更具有意义，另一方面也会去想像读者对这样一个故事可能在哪些方面，有着什么样的期许。就这样煞费苦心地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放在一起，推向市场。当期的行销量立即反映出我们，特别是我这个主编对读者的阅读期待把握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市场总是能够给你一个最真实的反馈。

然后，我们小心翼翼地进人下一期稿件的编辑。一份成功的期刊，其实就是由每年12 个枯燥的循环所组成。在这种循环中，以年轻人为主的杂志读者群一点点扩大，科幻出版物的图书市场上逐渐扩大着自已的空间。与此同时，科幻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发现自已很难用纯学术的观点来讨论科幻文学。

科幻，特别是中国科幻在我的眼里，是一个动态的存在，而非一种静态的观念。是一种刚刚处于成长期的文学样式，而不是一种可以盖棺论定的经典。现在，我便试着从动态的把握方面来谈谈我对中国科幻的一些看法和感受。

从大的背景上着眼，中国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迎来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时期。很多人看待这个时期，容易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着眼。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在呼唤德先生的同时，也发出了对科学这位赛先生的呼唤。但是，后一种呼唤并未成为全民族的共识，甚至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那里，科学的作用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的强力支撑。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科技力量也在起着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这种作用也因此日益渗透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实际利益，并真切地觉察到在与生俱来的生活工作压力中感到了科技的沉甸甸的份量。

年轻人对科技的好处与压力有着更多的敏感。有了这种敏感，科技便会受到关注，关注的结果便是有少部分人尝试表达，并有更多的人准备从别人的表达中寻找相似的感触。这

便是中国科幻小说重新复苏，并进人一个空前发展时期的真正契机。在50年代，甚至80年代初期，人们阅读凡尔纳等等科幻作家的作品，更多是出于经典阅读的意义，而不是把科幻小说看成现代科技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看成人们在一个发展加速的社会里一种新的精神需求。20世纪末，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阅读科幻是因为需要站在科技的平台上展望未来，需要用科技含量很高，而且用了科学方法解释世界的文学作品来缓释科技社会所产生的特殊压力。主流文学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便是关注现实，但却一直对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强大的社会现实，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视而不见。于是，很多的文化与文学（包括我个人的创作）所显现出来的都是一种回顾性的姿态。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基于农耕文化的向后看的眼光。很难相像，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民族只靠内省与回顾便能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步伐协调一致。

而科学的眼光是永远通向未来的。不断成长的年轻一代人也属于未来。

于是，在科技时代的背景之下，一代年轻人与科幻小说遭逢，并且越来越热爱便是一种必然了。

当主流文学更多是回顾，通俗文学中更多是放纵与在病态想像下的逃避时，科幻文学的兴起便是时势使然了。我以一个编辑的身份加人科幻队伍只有很短时间，听同事告诉过我一件事情，使我感触颇深。当时，四川颁发一个青少年科技发明方面的奖项，邀请到了杨振宁先生出席。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漫步街头，当发现书摊上只有武侠与言情小说吸引着众多青少年的目光，却没有发现一本科幻小说时，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并从中看到了科学精神的贫弱。于是，他为《科幻世界》题字时便写下了令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句子。他的话很简单：“幻想与梦想不同。"我想，在这里，他说的幻想，便是指科学基础上的想像，即科学幻想。而梦想则沉溺在不可能的武功招式与抽象恋情中，其实是一种精神鸦片。

很多时候，中国的大众文化都会显示出这种毫无科学性的病态特征。出版界在其中的推波助澜更应视为知识良心的耻辱，至少也是一种对未来毫无责任心的表现。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定位模糊、界限不明的《科学文艺》杂志在90年代鲜明地打起了科幻大旗，刊物也正式定名为《科幻世界》。

我认为，《科幻世界》杂志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绝对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

首先，当这个杂志创刊之时，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并没有科学幻想这样一个明晰的概念。于是，当这个杂志出现时，并没有一个形成了阅读兴趣与习惯的读者群等待在那里。于是，在销售杂志之前，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宣传科幻，普及科幻知识便成了当务之急。直到今天，编辑部仍然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相当的财力从事这方面的宣传普及工作，尤其是在中国的大中学生这个特殊的上进的群体中间。

其次，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体，更谈不上存在一个成熟的科幻作家队伍。具体的情形是，当杂志销量艰难上升，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读者队伍日渐扩大时，就从这群科幻读者中间，开始产生出新一代的科幻作家队伍。如今，《科幻世界》走过了将近十个年头，随着读者群的日益扩大，这支队伍与杂志一起，日渐成熟，也日渐壮大。这在中国期刊界，恐怕并不是一种多见的现象。

第三，《科幻世界》从改版之初，便没有花费过国家一分钱的投资。所以，从办刊伊始，唯一的机会就是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今天，杂志的期发量已经达到40万份，所以，我们可以骄

傲地说，我们是在差不多不具备任何成功条件的情形下，取得了成功。这个成功，为了我们更进一步的发展，更规范地往产业化方向发展积累了能力与经验。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我觉得《科幻世界》的成功，绝对是一个值得深人研究的课题。这里面，既有知识界如何对社会变化潮流作出敏感而正确的回应的问题；也包含了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自已的生存机会与发展空间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杂志的成功，创立了作者与媒介与受众间的一种新型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充分体现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接受美学可以探讨的问题，也可以是市场经济学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居高声自远”的地位上，夸大了自己对社会的教化功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科幻也高扬着教化的旗帜。这面旗帜上的烫金大字便是科学普及。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普及不幸又被很功利地解释为科学知识的普及。于是，科幻文学最具吸引力的部份：在科学基础上面对未来的壮阔想像力减弱了，飞扬在故事中的探索精神与人文精神极度萎缩，自然，对读者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直到今天，我们在工作中还会面对过分从具体的知识层面强调科普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有趣也令人悲伤的例子是，当很多大中学生如痴如醉地阅读科幻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未来想象力的家长与教师会发出非常困惑的疑问：这些很久以后才可能实现的东西有什么用处？

说实话，面对这样本质朴素的诘问，我无法作出令对方满意的回答。于是，我只能反诘：未来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师长们所以提出类似的诘问，与科幻界强行给自已作出的科普定位相关。虽然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具体的科学技术包含在一种新型的产品中推向市场时，在居于学术前沿的科学家那里，在一些世界顶尖的实验室里，已经过时了。并不居于学术前沿的作家消化了这些已经市场化的技术，再以文学的方式传递给公众时，已经处于一种被换代的技术了。目前，大量畅销一时的科普精品中，也越来越少地介绍科学知识，而更多地站在学科前沿，对发展的方向与可能进行展望，其中贯注着浓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而科幻小说反而受落后观念的束缚而裹足不前。

所以，我接任《科幻世界》主编后，提出两个明确的口号，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而不是其它。科幻小说的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科学精神的传播和面向未来的姿态。并身体力行，通过刊物的编辑过程对科幻作家队伍施加适度的影响，同时，转变公众对科幻的基本看法。从而进一步拓宽了作家的创作空间，获得了更多的读者，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其中隐含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读者群，也就是市场对无形中对科幻持比较狭隘的观念时，市场拓展的前提就是必须修正读者的观念。我们不是行政部门，不可能强行向公众灌输理念，而要在刊物一点一点的调整中，在不知不觉间让公众接受新的观念。这是迎合市场需求与坚持文化导向的辩证法。没有普及的导向是没有实效的，有了相当的市场普及度，这种导向性就会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显现并不只是来自官方的奖励与知识界的首肯，更为切实的是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得到读者信任后，刊物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有了良好的信誉度，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