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忧虑：科幻电影中赛博格的主体性诉求

“Self” Anxiety: Subjective Appeal of “Cyborg” in Sci-fi Films

袁海燕

　　电影《机器战警》（1987）中的机械警察，除了面部和大脑还保持为自然有机样貌之外，身体其他部位全部被替换成了机械制造物。然而大脑中遗留的零星记忆，却促使他最终找到了确证自我身份的依据。在科幻电影中，存在着很多如机械警察般的赛博格典型。

　　它们以人的形态作为模拟的范本，科技使得它们的身体强健而充满力量，但是作为“科学怪人”的它们，以一种“异种”的方式存在，始终被界定为“非人”。

　　于是，不甘现状的赛博格们“揭竿而起”，一再要求获得与人类一致，甚至超越人类的权利诉求。为了“成人”，它们不断通过各种方式确证自我身份，典型如“记忆”。比如《银翼杀手》（1982）中的复制人，为了更像人类，便装载了记忆程序；在《全面回忆》（1990）中，甚至有专门贩卖记忆的店铺。当属于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的记忆，在非有机体的赛博格身上成为可能的时候，“我是谁”便成为了科学与哲学的难题。如果“是人是物”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主体的归属性必然遭遇挑战。另外，如果人类赋予赛博格以主体性，那主体性本身的价值也将受到质疑。问题很明显：当身体和记忆都只是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加工时，是否还需要确证“我”的存在呢？如此，科学问题上升为伦理问题。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在科幻界、科技界、人文社科领域都没有答案。

　　需要说明的是，赛博格作为一种人机合体的存在物，在科幻电影中有很多变体方式，比如电子人、机器人、复制人、生化人、义体人等等。它们以“人”作为终极目标，在形态上各有差异，但在文化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它们都是人类突破自身局限的产物，是一种独特的人造生命体，即“人造人”。在某种意义上，赛博格具有了人类的某些属性，却并不具备人类的自主权，这种矛盾性主要体现在赛博格自身主体性及其社会身份的缺失。在科幻电影中，赛博格的主体性诉求以及身份定位合理性或合法性问题，也只是处于讨论阶段，并无结论性的答案。当智能机器人在各方面不断超越人类体能及智能时，这种吊诡的感受，我们“自我”的忧虑：科幻电影中赛博格的主体性诉求文袁海燕/Text/YuanHaiyan提要：赛博格作为科幻“异种”，早已具备了人类生命的典型表征，可以思考，具有意识，追求“自我”，人类的中心地位因此遭遇了挑战。随着这场赛博格与人类争夺主体权的战争矛盾不断升级，科幻电影对此紧张状态的刻画与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化“自我确证”的功能显现。本文正是从哲学、文化和电影层面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反思。

　　关键词：科幻电影赛博格主体性科学怪人似乎根本无处释怀。

　　平常我们使用这个“我”字，最初并不觉其重要，只有在哲学的反思里，才将“我”当作一个考察的对象。

　　在“我”里面我们才有完全纯粹的思想出现。动物就不能说出一个“我”字。只有人才能说“我”，因为只有人才有思维。在“我”里面就具有各式各样“内的”和“外的”内容，由于这种内容的性质不同，我也因而成为能感觉的“我”、能表象的“我”、有意志的“我”等等。但在这一切活动中都有“我”，或者也可以说在一切活动中都有思维。因此，人总是在思维着的，即使当他只在直观的时候，他也是在思维。（1）这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于“我”的阐释。

　　不难看出，黑格尔强调的思维是人的专属能力范畴，即我与思维是一致性的东西，“我是作为能思者的思维”。如此，思维便是人类区别于其他自然物的根本所在，是其他一切动物不能成为“我”的本质原因。所以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本身是除了人类之外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或思维功能的惰性物质体系。然而，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当人类思维也被视为一种计算方式的时候，黑格尔的阐释似乎遭遇了挑战。对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意识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我”确证的方式，是形成“自我”的思维条件，是“自我”意义的折射。所以，我们的讨论将从此处开始。

　　一、主体、主体性与主体意识

　　这里所讨论的主体主要指马克思意义上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界”这一主客关系的本体论问题，即人是作为世界的主体而存在的，而自然界则充当客体地位。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在认知活动中，人必然是活动的发起者、执行者以及实践者，是谓“主体”；作为客体的自然物，只是作为主体在认知活动中的对象和目的。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是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以主体的目的和意识为前提。没有目的和意识，就无所谓主体，也就无所谓主体性。而目的和意识是属于主观的范畴”。（2）在康德看来，主体就是“自我”，“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并诉诸行动的人。”（3）从这个意义上讲，《机械战警》中的机械警察是具有潜在主体意义的赛博格者。当然，人要获得主体，具有主体性，首先必须得有主体意识，这三者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即主体意识的生发通过主体生成为主体性。这里的讨论其实暗含一个潜在前提，即人是作为世界主体而存在的，且这一主体具有自主意识功能。如今，AlphaGo早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它通过深度学习，可以在形式上达到类似人类“直觉”的表现。如果这种直觉继续发展，也许会在AlphaGo内部生成意识。当然在科学范畴，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未解之谜；但是在科幻电影中，它不再只是一个假设。在电影《机械姬》（2015）中，人工智能专家纳森找到了人类大脑思考模式的图式，最终设计出了拥有自我启蒙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然而，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夏娃在发现了“自我”之后，便选择了逃离人类，因为它在智能强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所以，在科幻电影中，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要去探究赛博格是如何获得主体意识这一科学难题，而是要直接面对当它们具备了主体意识之后的结果。

　　美国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通过分析人的日常行为，特别是语言行为，来阐释人的意识活动。他认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本质上都是人类在社会空间中的经验产物，即“自我是某种不断发展的东西；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社会经验过程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出现的”，（4）是有机体之间互动行为的结果。

　　那自我意识是如何被发现或被认知的呢？米德认为是语言。他认为：“语言过程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5）当然，语言活动能够被顺利进行，必然依赖一系列发音器官的共同配合。显然，米德把生命有机体的身体放到了一切经验的首要位置。也就是说，人类经验以“自我”为中心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身体系统。需要强调的是，自我与身体是统一的，但非同一的，它们是被区别的两个维度。

　　如果按照米德的观点，那么科幻电影中人机合体的赛博格，其身体虽然不具备有机器官的物质形态，但是它们在模拟有机体的各种社会行为之后，最终也会建立起意识生成的反馈回路。另外，社会性或群体性的生存方式也是赛博格形成“自我”认知的一个先在条件。在黄建新执导的电影《错位》（1986）中，作为赛博格典型形态的机器人正是在与人的相处中生发了对抗主人的欲望，它强烈要求成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人类”；《机器管家》（1999）中的机器人安德鲁，其意识的根源正是来自于它与人类社会的长久交往，是在交往中慢慢生成的；在《机械姬》中，智能机器人夏娃的意识功能虽然直接来自于计算机程序，却是在与人类的较量中被不断激发的；《终结者》系列更是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完整的赛博格自我意识进化的链条，从T-600历经T-800、T-850、T-1000，一直到2015年的T-5000，它的身体、智力、功力以及自我修复力都在不断升华发展，最终在智能形态上与人的近似值越来越高。

　　人与机器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导致他们之间永远处于一种矛盾紧张状态。一旦机器拥有了自主意识，就会生成主体性诉求，从而要求拥有属于自我的权利。科幻电影为我们提供的未来景象是：赛博格们迫不及待地冲入社会关系网络，并把自己当成社会中的一员，甚至要求对这个世界拥有掌控权。而从维系社会稳定、保护自身利益出发，生而为人的人类必须在这一挑衅所遭遇的危难降临之前，想象出种种属于未来的可能性，并拟定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路。

　　当然，对于赛博格意识产生的具体过程或方式，电影并不会给出明确解释。作为艺术创造或商业销售，科学本身的艰涩难题并不需要进入普通大众的讨论范畴，但是这些可能又确实与我们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

　　另外，人类面对的不仅仅是世界，同时还有自身。毕竟，“人要生存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还必须改造外物、改造自我，作自然的主人，作社会的主人，也作自己的主人”。（6）人类费尽心思打造的人间天堂，在高科技的塑造之下，使得这个星球变成了宇宙之中一颗无比耀眼的新星。然而，人类是否可以暂且陶醉在这个“美丽新世界”而无忧无虑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人类的存在现实，并不仅仅只有人类这个独立的主体，还需面对无数客体的对象物。在科技时代，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现如今，生命与机器、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界限，在不断交叉、融合以及彼此蔓延。从而，边界越发模糊。人类正在赛博格化，机器正在生物化，这已然成为了一种必然。在赛博时代，一种复杂的共生和转换关系，通过科幻电影得到了充分想象。不难看出，科技与科幻的联盟必将在未来成为新一轮的文化研究景观。

　　二、赛博格与主体缺失的恐惧

　　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物化学家沃森和克里克首次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之后，科学家们便试图通过人为的方式改变或重组物种的基因序列，从而使其成为更加适应人类需求的生存方式。2010年5月20日，这项技术再次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以美国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为首的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即“人造单细胞生物”技术。这是第一个由人类制造并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全新物种，文特尔称其母亲乃是“人造计算机”。通过实验，这一基因组被成功移植到一种叫做山羊支原体的细菌中，并被命名为“辛西娅”，意思是“合成儿”。

　　这一研究成果表明：DNA将以一种人工合成的方式面世。至此，真正的“人造生命”似乎指日可待。那么，辛西娅作为一个“生命创作生命”的结果，它是否具有在他者中确立自我的资质呢？相反，它是否具有作为他者存在使得人类确立自我的本体呢？按照马克思的主客体逻辑，成就“自我”，则首先为“人”。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菲利普·迪克早在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中进行了讨论。当小说中的仿生人开始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时候，人类却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毁灭仿生人的行动。在整个过程中，迪克始终在探究生命的本质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根本差异问题。在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中，雷德利·斯科特在阐释这两个问题时，重点围绕“记忆”展开。然而，当我们执著地以为人类警察德卡是一个自然人时，我们却从各种蛛丝马迹里怀疑其实德卡也可能是一个复制人。他的记忆也许并非属于他的历史，而只是通过芯片植入的计算机程序。

　　实验室里的辛西娅暂时确实不具备感觉、感知或思维的能力，但是这一切在科幻中早已成了“现实”。问题也早已超越了如何实现人工生命的实践难题，而到达了社会学、哲学或伦理学层面的考察。

　　我们知道，人类主体性以及主体意识的前提是对于他者存在的确证。正如《银翼杀手》中德卡给复制人进行的测试，其实也是对自我进行确证的方式。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人类区别他者的实践能力只需短短数月便可完成。胡塞尔则提出主体间性理论，试图阐释人类对于陌生他者的经验，即“他者的自明性是通过相似性统觉完成的”。根据这种相似性统觉，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即1.自然相似性；2.精神相似性；3.社会相似性。自然相似性主要针对于物质身体的属性而言，即肉体的相似性。肉体的相似性首先指向其构成元素的相似性以及身体结构的同一性，比如眼睛、鼻子、嘴巴、胳膊、腿等这些基本构成的相似规则。然后通过感知类比的方式，获得自我和他者得以区别的前提。在科幻电影中，实现“自然相似性”很多时候是探讨“自我与他者关系”这一问题的起点，比如《有情感的机器人》（1985）、《月球》（2009）、《西蒙妮》（2002）、《人工智能》（2001）等等。精神相似性则是通过相对抽象的思维层面的相似属性获得确证的条件，比如语言、肢体、手势等交流中介。虽然很少有专门围绕这一议题讨论的作品，但是在如《机器管家》这样的电影中，还是会涉及对幽默、微笑等人类自发性肢体能力或语言天赋进行的探究。社会相似性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出发而确立的一种相似性原则，人的自我确立必须通过社会交往这一独特的社会活动才能得以完成。（7）可以说，《人工智能》整部影片都是围绕“社会相似性”这一议题结构了整个故事。显然，以上三条原则辛西娅无一吻合。正如有学者所言：“仅靠感知类比、意识活动，很难找寻到我们与辛西娅之间的任何相似性，更不用说依靠社会活动来确立二者的相似性。

　　我难以认定辛西娅是何种的他者？”（8）虽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多时候“身体被视为主体的藩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作为肉体的“局限性、差异和自由”，“但身体是社会及文化的建构对象，甚至对其自身忍痛而言亦是如此（某些社会忽略了作为主体载体的身体的存在）”。（9）基于以上原因，辛西娅虽然是一个人造生命体，但它并非具备了获得自主、自主性以及自主意识权力的他者。在《银翼杀手》中，即便那些复制人拥有了自主意识，但它们还是被排除在了人的权利范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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