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 新乡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Apr. 2011第25卷 第2期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 25 No. 2●中国文学研究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泛政治化接受———从政治小说到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曹立勤（ 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摘 要： 近代大规模小说翻译始于政治小说翻译，然而小说的本土政治化接受却并未随政治小说衰落而消失。

　　相反，随着通俗类翻译小说的流行，翻译小说政治化接受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随着本土模仿翻译创作作品的兴起而得到巩固。

　　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是清末民初由外国引入的、影响最大的三种翻译小说类型，对这三种翻译小说泛政治化接受情形进行梳理和分析，能更贴近时代背景，展示一个多侧面的近代翻译文学史。

　　关键词： 翻译小说； 泛政治化； 接受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 － 3334（2011）02 － 0108 － 04收稿日期：2010 － 12 － 23基金项目：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SKQN200838）作者简介： 曹立勤，女，新疆塔城人，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讲师。

　　清末民初是文学大繁荣的时期，更是翻译文学大繁荣的时期。

　　然而，其间许多翻译现象很难用传统的翻译理论解释。

　　如，在将翻译文学推向文坛中央的先锋人物中，政治家多于文人； 在翻译策略上，意译成为时尚，改写成风，甚至创作和翻译相参……抛开“忠实”与“不忠实”标准，还原历史文化背景，或许更有利于深入理解这些翻译现象的内涵。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一、时人对翻译小说的泛政治化接受姚斯秉承解释学的基本思路，强调读者之维是作品意义的生命，“没有作品对象的积极参与，很难想象一部作品拥有历时的生命”［1］19。

　　作品通过和读者互动拥有“常新的持续的视野经验”，其实现方式是“视域融合”［1］19。

　　读者将自己的期待视野带入对作品的理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因为这是作品意义的实现方式。

　　伊瑟尔（Iser） 阐释读者与作品关系的角度更微观。

　　他从英伽登（Ingarden） 的图式结构理论出发，认为作品是充满未定点的不完整结构，提出“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文本是一个网状的召唤结构，构成这一网络结构的各个视角为读者发挥想象力提供了可能的角度［2］34。

　　读者的角色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环境或个人环境，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

　　清末民初，文人志士的先在理解中压倒性的内容莫过于扶江山于既倒的救亡图存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成为一切社会活动浓重的背景。

　　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学从业者们见以往通过科举实现治国抱负之路渐绝，大多转而投入新的译书、著作生计，然而政治关怀依然如故。

　　这种政治关怀通过读者影响传开，便开创了一个时代别开生面的翻译文学泛政治化接受局面。

　　（ 一） 政治小说的泛政治化接受1.政治小说译本的泛政治化接受政治小说翻译为小说正了名，拉开了轰轰烈烈的近代文学翻译的序幕。

　　对梁启超等政治精英来说，政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文本的召唤结构所激发的“空白”的政治性内容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文学性内容。

　　甚至可以说，政治小说恰是以传统小说类文学的对立面形象被推出的。1898年11月，801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并在该报上连载了《佳人奇遇》（ 梁启超译）、《经国美谈》（ 周逵译）等著名政治小说。

　　后来影响深远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正是刊登于《佳人奇遇》译文之后的。

　　其中广为引用的一段就是宣传西方“小说为国民之魂”，能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而且“彼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可见，政治小说从引进之初被定位为有一定可读性的政治宣传品，其目的是改良群治。

　　《佳人奇遇》在《清议报》连载后反响极大，到1906年底，商务印书馆的单行本就重印过6版。

　　中国读者所推崇的，正是它“于政治界上新思想极有关涉”。

　　为立宪政治进行辩护的《经国美谈》也受到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他们感慨于主人公们“能歼除奸党，修内政，振国威，声震九州，名播青史，可敬可服可羡”［3］616 － 617，认为该书“论均贫富之非，直可作一部政治书读”［3］624。

　　熊垓1903年翻译的《雪中梅》打动国人的也是其“议论纵横，滔滔汩汩，诚足鼓动人之政治思想。

　　吾预备立宪国民，尤堪借鉴”［4］459。

　　同时期译介的政治小说还有《雪中梅》的续集《花间莺》（ 熊垓译）、《政海波澜》（ 赖子译）、《累卵东洋》（ 忧亚子译） 等。

　　2.政治小说本土模仿创作中的泛政治化接受不久，更多仁人志士开始谋求借助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来“新人心”，“改良群治”。

　　在“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5］1的形势下，希望“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而紧接着就能政界日进。

　　冈·格里姆将这类接受的情形总结为： 积极的读者期待视域遇见具备新视域的作品带来读者视域的更新突破［6］154。

　　显然，政治小说翻译经由成功运作，更新了清末中国读者的期待视域，开启了小说政治化阅读的局面。

　　同时小说政治化接受也随着本土模仿创作的兴起逐步走向深入。

　　政治小说的本土创作，除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之外，陈天华的《狮子吼》、怀仁的《卢梭魂》、春帆的《未来世界》、自由花的《自由结婚》、羽衣女士（ 罗普） 的《东欧女豪杰》等也先后问世。

　　这些小说“专欲发表区区政见”［7］37，“使天下后世，知亡国之民，犹有救世之志”［8］92，打动读者的也正是主人翁“奔走党事”、“运动革命”的政治进取心，及其予以国人“汉族之光复”的联想［9］153。

　　梁启超等人借时局将小说推向中国文学系统的核心位置，影响深远。

　　然而，政治小说自身的生命力并不久远，由于将文学性放在次要的位置，政治小说大都有“议论多而事实少”、“开口见喉咙”的毛病，故“作品转瞬即逝”［10］18，政治小说很快为其他通俗小说类型所取代。

　　然而，泛政治化接受的影响却随着小说影响的扩大进一步深化。

　　（ 二） 科学小说的泛政治化接受1.科学小说译本的泛政治化接受和政治小说几乎同时传入中国的“科学小说”（ 即科幻小说） 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阅读人群。

　　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其译介出版的总数大约在百部以上［11］174。

　　科幻小说的魅力无疑是趣味和奇幻，然而它堂而皇之登场的理由却是人们以西方科学拯救晚清中国的愿望。

　　科幻小说登陆中国之初就打着“输入文明”的大旗，回应读者“救亡”、“启蒙”的时代性期待，使得这一典型的通俗小说类型明显呈现出政治化接受的倾向。“……夫译书无论为正史、为小说，无非为输入文明起见。

　　虽然，文明岂易输入哉？ 必使阅读能略被其影响而后可”［12］1。

　　所以梁启超、鲁迅等都曾尝试通过翻译科学小说来开启民智，以科学理想振奋民族精神，培养国民的进取心。

　　我国最早翻译科学小说的是女诗人薛绍徽，1900年经世文社刊登了她翻译的37回《八十日环球游记》［11］175。

　　继《八十日环球游记》后，凡尔纳的众多科学小说被译成中文，如卢籍东、红溪生译的《海底旅行》（1902）、包天笑译的《铁世界》（1903）、鲁迅译的《月界旅行》（1903） 和《地底旅行》（1903 － 1904）、周桂笙的《地心旅行》（1906）等［11］113。

　　凡尔纳的小说大多由日文本转译，而且译者改编、自由删减、添加创作的情况较多。

　　一方面选择日语转移是因为通日文的译者人数较多，翻译效率高； 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译者希望中国以日本为楷模向现代国家转变。

　　翻译中，译者常常对原作大量删改增益。

　　鲁迅翻译《月界旅行》时采用的就是“截长补短”、“删意少许”的编译方式［13］51。

　　他在《月界旅行》弁言中说，“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10］179在“补助文明”的大旗下删益些原文似乎不足为奇。

　　徐志摩也认为，“科学小说，发明惊奇，足长科学知识”，而探险小说等“足以养成人民之壮志毅力”［14］。

　　读《少年军》可学众童子之“热心爱国，牺牲生命，百战以退虎狼之强敌”，从《八十日环游记》中可吸取“强忍卓绝”的品格，从《海底旅行》、《铁世界》中能体察“李梦之科学”、“忍毗之艺术”。

　　如此继续下去，“中国国民之伟大力可想也”［15］153。

　　除了凡尔纳，日本的押川春浪、英国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的作品也多有译介。

　　海天独啸子在《空中飞艇》译文的弁言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谈小说之于国家的伟力，认为科学小说最大的功效大概在于“使以一科学书，强执人研究之，必不济矣”，所以“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 请自科学小说始”［16］90 － 91。《地球末日记》称901自己是“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17］40，强调小说的科学性和高尚思想，遮盖了其娱乐本质。

　　这正说明在国家民族命运前途未卜之时，娱乐也是经政治色镜滤色后的娱乐，泛政治接受充斥了时人生活的每一处空间。

　　2.科学小说本土模仿创作中的泛政治化接受受翻译作品影响而兴起的中国本土科学小说，继续表现出对立宪、革命、国际关系、世界格局等的关注。

　　时值清末民初，尤以立宪最受关注。

　　晚清科幻小说创作和政治小说的渊源极深，很多时候，一部小说同时隶属政治小说、理想小说、科学小说。

　　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大多政治构想都只算得是理想，作者也只能借未来世界大展宏图，而未来世界强大的中国也往往是科技领先的中国。

　　诸如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 等就是这种类型。《新纪元》在提要中写道： 本书是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写的一部理想小说，欲借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替黄种人争气。《新纪元》第一章便从展望未来的立宪政体开始：“原来这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有中央议院； 有地方议会； 还有政党及人民私立会社甚多……议院里面的议员，设额一千名。”［18］《新中国未来记》的背景是“西历2062”，维新已经成功，“新中国”似乎很崇尚辩论，而主人公辩论的主题是君主立宪和法兰西式革命孰优孰劣。

　　陆士谔的《新中国》由于恰巧预言了上海浦东的博览会而再度蜚声海内，他以梦见未来的方式展望了上海半个多世纪后的繁华，描写的背景也是国富兵强的君主立宪制中国。

　　我佛山人的《光绪万年》（1908） 则自标“理想科学寓言讽刺诙谐小说”。

　　书中已是光绪万年，彗星撞地球，地球南北极翻转，导致六月飞雪、寒梅绽放，而立宪也终于实现了。

　　其中的确有讽刺的口吻，然而立宪后人们享受自由之乐、精神焕发的描写，却掩盖不住对立宪的期待。《女娲石》中忧民救国的主角全是女子，她们借助“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影响政治，聚党立会，声言革命。

　　书中更是借革命党人演讲宣扬革命和独立。

　　“笑”（ 包天笑） 的《空中战争未来记》，描绘的是未来世界里列强之间的空中战争，但“此时吾中国亦雄飞于地球…为强国中之最安稳者……”［19］。

　　这篇科学小说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国际地位的关注。

　　高阳氏不才子的《电世界》中，主人公的名字黄震球本身就隐喻着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期望，因此靠着黄震球这一位现代科技英雄，及其发明的电翅、电枪等产品，中国不仅在和西威国战争中大获全胜，且全球各国都争相请和。

　　以“保种救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一特殊读者群，在西方科学小说中读到的更多是激发民众科技救国的进取心，启蒙国人的现代科学观和文明教化内容，而不是原作的具体艺术形式。

　　于是，西方科学小说也经由译者视域与原作视域的融合，成了中国现代启蒙小说的一个类型，和政治小说一样承载着救亡的责任，却又比政治小说更吸引人。

　　（ 三） 侦探小说的泛政治化接受1.侦探小说译本的泛政治化接受在近代译坛上，倘就翻译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来讲，侦探小说在整个翻译文学的诸门类中均名列前茅［11］194。

　　最早译入的侦探小说，应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1896年，《时务报》刊登了张坤德翻译的四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记人区者复仇事》、《继父诓女破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

　　中国自此掀起了翻译及创作侦探小说的热潮。

　　除了柯南道尔，埃德加·爱伦·坡及黑岩泪香等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小说也多有译介。

　　大约1907年之后，“世界各国著名或流行的侦探小说家的作品几乎都有翻译”［11］201。

　　由于侦探小说涉及西方法律和司法制度，所以侦探小说的译本除了输入文明的功效外，还多了借鉴律治、反观国内吏治的功能。

　　早在1904年，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就提到“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提示读者反观、反思国内情形： 租界的包探不过是“狐鼠城社”，“至于内地，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20］119。

　　陈熙绩读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将之比作太史公之《越世家》、《伍员列传》，从中发现了“微旨”寓意，“亦借鉴之噶矢也”［21］32。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