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影像时代的未来书写——中美科幻电影的赛博空间与赛博格身体的文化想象

陈亦水

　　21世纪之后，随着电影特效技术的日新月异与智能时代的到来，赛博空间（cyberspace，亦称“网络空间”）和赛博格（cyborg，亦称“人机一体化”）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1960—80年代的旧词汇，大量活跃于当代主流科幻电影的创作之中。

　　冷战时期，好莱坞科幻电影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一系列以太空旅行为题材的科幻电影作品成为经典之作。相比之下，21世纪主流科幻电影则以赛博空间和赛博格身体为主要表现对象，更具有未来面相，而这些充满后人类主义色彩的科幻元素，不仅与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保持同步，还是历史上殖民时期的帝国主义和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延续。

　　而反观近年来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书写方式，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西方的文化逻辑与价值系统中进行创作的。在此意义上，厘清赛博空间、赛博格在西方流行文化语境下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反观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文化逻辑，进而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寻找突破西方为中心话语体系的可能性。

　　一、美国意识形态的赛博格银幕化身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观察，当代科幻电影对于赛博格身体的塑造，不无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对于性别、种族、民族、宗教、阶级等等意识形态身份的重塑状态。这一重塑状态直接将现实的文化身份问题，引向了一种后人类主义式的、关于未来的文化身份想象。

　　作为一个技术术语，“赛博格”指涉的是一种“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selfregulatinghuman-machinesystem）[1]，亦即人机合成体。最早提出“赛博格”假设的是美国数学家、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他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Cybernetics）一书中，通过逻辑严谨的数学推演方式设计出自动机器人的控制系统，维纳的机器人是建立在“信息（information）—反馈（feedback）”的控制系统之上，而“研究反馈的任务需要建立在工程学设计和生物学研究的共同合作基础之上。信息、检测和传输信息技术的研发，则需要工程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所有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努力”[2]。维纳认为，人、动物、机器没有本质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科幻电影的创作。不过，在大众文化领域里，1930年代的早期科幻片尚未从B级片定位和恐怖片类型中独立出来，正如《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仍以中世纪的怪物为主要原型，西方科幻文学作者与电影人，尚未认识到弗兰肯斯坦这个科技与野兽杂糅体身上所具有的强大的未来魅力。

　　但在政治领域中，美国政府努力地将弗兰肯斯坦强大的未来魅力付诸实践。

　　1960年代，美苏大国太空争霸赛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试图在军方支持下，试图通过机械、药物等技术手段对人体进行拓展，以增强宇航员身体性能，使其变成一个“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以适应在太空环境下无负担地生存、作业，同时对苏联方面展开军事行动。

　　美国好莱坞的科幻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期，恰恰诞生于美苏太空争霸赛如火如荼的70年代。美国导演乔治·卢卡斯，充分认识到弗兰肯斯坦这一未来属性，于是他将这头中世纪怪兽从30年代的恐怖片类型中“解放”出来。1977年，卢卡斯制作了影片《星球大战》[3]，故事里可以在外太空行走、具有超强战斗力的帝国冲锋队暴风兵，就是美国军方研制的赛博格身体的银幕化身，极具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人类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Haraway），在理论上将赛博格身体的后人类主义讨论，引向了一条推翻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道路，旨在强调“女权主义—社会主义”身份政治的建构问题。她在《赛博格宣言》里宣布，一个赛博格统治的后人类时代业已到来。

　　所谓赛博格身体，是一种“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organism），一个“生物体与机器的混合杂交物，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虚构的创造物。”哈拉维认为，赛博格身体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身体，而女性身份恰恰是在于父权制度下被压迫的一种性别认同，她由此推论，赛博格时代将带来一种新型的权力统治与反抗压迫的关系，这需要全球妇女实践的参与[5]。

　　时至今日，“赛博格电影永恒的主题，是关于控制的科学事业”，人机杂交体承担的是一种反乌托邦修辞，抒发的是“与器官移植、输血和外科移植手术失败的类似焦虑”，表达的是“基于现代医学科学的紧张，更直指生化科技或许是无法超越身份/认同的后人类”[6]。尽管在西方电影中，赛博格主题的确以西方科技的（反）乌托邦面目出现，某种程度上治愈着西方人对医学生物科技的恐惧，例如“蜘蛛侠”系列电影中发生变异的蜘蛛侠、“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中的具有特异功能的变异人等等，但经过一套完整的“超级英雄拯救地球”的好莱坞文化逻辑的编码，“现代医学科学的紧张”与“外科手术失败的类似焦虑”，巧妙地转化成为某种“充满费勒斯中心主义幻想的福特主义模式”，无不彰显了美国资本与军事力量。

　　不难看出，赛博格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反主流文化的激进特征，但现实中的美国科幻电影对于赛博格身份的塑造方式，则体现着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

　　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银幕上的这些赛博格身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现为“脆弱的、后现代模式的，因为它们遭受着不断的爆炸”[7]。这是当代美国反恐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显影，直接投射出美军与伊斯兰世界军事对抗的挫败和焦虑[8]。例如，美国漫威电影工作室第一部独立投资、制作完成的大电影《钢铁侠》（2008）里，主人公托尼·史塔克第一次试验钢铁侠战服成功之后，便穿上它瞬间降落到中东地区的伊拉克、干掉了几名恐怖分子，作为赛博格的银幕化身、美国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之一，钢铁侠第一次亮相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了他的身份立场：全球范围内打击中东恐怖分子，捍卫美国与全人类的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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