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与“科幻中国”

贾立元

科幻小说诞生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是西方现代性方案的直接参与者和间接描述者，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一重要议题纠缠在一起。而在中国，由于把民族国家的存亡与伟大文化的延续置于首要地位，科幻自晚清被一批谋求民族富强的文化先驱者引人中国开始，也注定要与其他现代中国文学一起，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担负起开启民智、重塑民族文化的重任。可以说，中国科幻本就是中国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兴衰变迁、成就与症结。因此，如果没有一种“中国科幻与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就难以从根本上把握中国科幻。为了便于讨论这一问题，我姑且提出个“科幻中国”的说法，它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指的是中国人以“科幻”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的思考和想象;其次，它指的是通过科幻小说而展现出来的、表达着这种思考和想象的独特的中国形象。①

所谓“中国形象”，借用王一川先生的提法，指的是文学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②。正是通过这些富有感染力的、独特的艺术形象，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向“中国”发出了强烈的召唤，同时又被现代中国的每一次剧烈运动所形塑。黄子平等人曾言，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其中又有两个相反相成的分主题。

一个是沿着否定的方向以鲁迅式的批判精神，在文学中实施“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深刻而尖锐地抨击由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落后、怯懦、麻木、自私、保守。另一个是沿着肯定的方向，以满腔的热忱挖掘“中国人的脊梁”，呼唤一代新人的出现，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来作为全社会效法的楷模③。自然，这两个主题只有通过各色的“中国形象”才能表达。

与其他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相比“科幻中国”最醒目的特点在于它变形现实和叙述未来的能力。一方面，通过描绘一个由认知逻辑所解释的异世界，科幻可以帮助我们反观出现实生活中那些被认为不证自明、天经地义因而熟视无睹的事物之荒谬，委婉地呈现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弊端，能达到社会批判功能和启蒙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具体而直观地展示出一幅幅富于魅力的、令人憧憬的未来形象，科幻又可以给处于现实困顿中的国民以希望，强化他们对未来的信念，感召他们以实际行动去筑就一个进步的、强盛的未来中国。可以说，文化批判与梦想复兴这两大主题在科幻中获得了独特的表达，并主宰和塑造了中国科幻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面貌。

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救亡”压倒一切，西方“他者”的人侵更激发起强烈的认同需要，从《新中国未来记》和《新纪元》到《猫城记》，作家们在家国飘零的忧愤中为中国打开了一个未来的维度，将整个民族想象为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持续向前的共同体，叙述着民族复兴的神话，暗示现在的困顿或疮痍将通过读者的努力，在时间的催化下于未来获得解决。然而，这些狂想曲终因现实的残酷而无所依附，因此不能形成强大的传统最终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零星的光辉。

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作家们的共产主义畅想曲奠定了基础。上至领袖下至百姓，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着某种“科幻中国”的活动。而科幻作家们在缺乏与世界主流科幻交流的环境中，发展出一种更为纯粹的科幻形态，表现出近未来(很少超出一个世纪的未来)、近空间(很少超出火星轨道)纯技术(缺少人文主题和哲理思考)、窄视角(限于国家和民族之内)少儿化的特色④。尽管在文本内外必然存在着未来与当下、富足与匮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矛盾，来自科幻外部的压力和作家内心的热情，使他们竭力突出和证明着前者的必然而掩饰和淡化后者，构造出一个个高度发达的、机械化的神奇未来中国，传达着时代的紧迫感、乐观和自信。不过，在全民大畅想的主旋律中，科幻却丧失了应有的创造力。郑文光就认为自己的作品《共产主义畅想曲》是失败的，在亩地万斤粮食的时代神话面前，“我的科幻小说又算得了什么呢？”⑤

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中国科幻在新时期得到了复苏。在反思与批判的时代大潮中，“科幻中国”从欢快的畅想转向忧思与警世，它试图突破狭窄的科普层面进入社会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深层，由此增添了一种深沉与悲悯的情怀，用痛定思痛继往开来的胸怀准备书写新的篇章。然而，正是与主流政治话语过于紧密的联系，使科幻既可能获得强大的外部支持，又把自己陷于险境。为了扫除迷信、重建民族的理性和信心，科幻一度被窄化为仅仅是用生动的情节对少年儿童普及具体科学知识的工具，这一方面成就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再难复现的辉煌，却也为后来它的“姓科姓文”之争以及作为“精神污染”被批判埋下了伏笔，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一个需要激发人们热情和信念的时代，科幻过多地进行了阴暗和负面的揭露和批判，背离了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一个不寻常的时期，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人们对革命话语的告别，政治对文学的“松绑”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文学的文化先锋身份的失落，都削弱了政治话语对文学进行规范的力量及必要性。另方面，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异军突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正随着国家的强势崛起而增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幻小说与世界科幻接轨，进入了新一轮的兴旺，涌现出一批所谓“新生代”作家⑥。表面上看“这些人具有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科幻理念，他们对老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科普’毫无兴趣，对老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文以载道’、’负起道德和社会的责任’’用科幻小说反映社会和人生’“进人主流文学’颇不以为然。写作对于他们，常常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他们以为，科幻小说是为自己写的，是为科幻文学本身写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创造力的桎梏。”⑦然而，恰是他们的写作，将科幻与现代中国的复杂互动以更丰富的方式充分呈现出来。

“新生代”科幻作家韩松曾在《想象力宣言》中指出“科幻”的实质是一种建构在科学理性上的想象力，是种看似“不着边际”、“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实则蕴藏着科学的态度和丰富的创造力的行为。“科幻的本质，或者说想象力的本质，与崔健提倡的摇滚的本质有某种类似，那便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表达自由的空间。”然而，中国科幻却始终“在幻想的烟幕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从鲁迅到郑文光，中国科幻走的就是文以载道的路子，承担的是复兴华夏的使命。”中国科幻小说成了一块浸透着政治的海绵，想象力与政治的紧紧挂钩幻想的成分被大大压缩，显得滞重。因此，“对于新生代’玩’科幻的创作姿态，对于90 年代职业化的科幻写作，我是感到高兴的。”⑧但同时，他又强调，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仍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中国的思想解放任务还没有根本完成”。“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增加科幻的社会深度，让至少一部分科幻从外星回到人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诸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⑨确实，当复兴中华的使命从被强行赋予到自由选择的时候，它就从沉重的枷锁变成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并被“新生代”作家发扬光大。

例如，通过《红色海洋》、《2066 年之西行漫记》等鬼气森森、怪诞可怖、黑色残酷的寓言，韩松本人对五四以来提出的“从昏睡入死灭”等文化命题进行了新的拓展和再思考，以曲折的方式对新时代的鬼魅进行有力的批判。而在《中国太阳》《地火》以及《三体》等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名篇中，刘慈欣热情地展示着宇宙的浩渺、真理的冷酷，歌颂着人类不断探索宇宙、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壮举，用一种令人激动的崇高风格，使沉重的黄土地和浩渺的星空奇妙地对接，宣示着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新生与复兴，由此开启一条通道，使国人长久被困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国家认同感终于可以投射进未来的空间，在刘式字观美学中尽情展开着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与期许。

可见，“新生代”虽以全新姿态自我标榜，但文化启蒙与民族复兴在他们那里仍是或隐或现的内在冲动，而韩松和刘慈欣则代表了当代“科幻中国”的两个基本维度:一为奇体，一为正体;一个曲径通幽，一个直抒胸臆-个以虚设的时空来反观现实的诡异与不足，以忧愤之情令人警醒，一个则以崇高壮美的未来形象来激发唤起读者奋进的希望，以乐观精神令人振作;一个深刻而厚重，一个真挚而感人;两者交错缠绕、互相补充，令“科幻中国”沉着饱满、强健有力。科幻作家们就在这两大维度之间建构着民族一文化复兴之梦，而这一梦想同样也松成了读者们某种有意无意的期待视野。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韩松的“鬼魅中国”获得不少读者和评论家的激赏刘慈欣何以能以看似并不复杂的“光荣中华”赢得众多读者欢心，王晋康那些以中国智慧拯救没落西方的东方传奇何以激起众多年轻读者的共鸣，天意》《偃师传说》、《远古的星辰》《春日泽·云梦山·仲昆》、《新宋》等以科学幻想对古代神话传说的重写何以一次次获得好评赢得大奖。无论是对民族性的批判还是对东方精神的高扬，无论是对科学的颂歌还是对人伦的重申，无论是对光明未来的美好期许还是对失落的古典中国的百般惆怅，都在言说着各自对于启蒙的不同理解和对复兴的诸多期待。因此，当理想主义、科学技术、理性精神被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浅薄或居心不良的霸权而被质疑时，它们却仍被中国科幻作家们普遍坚守着，“感时忧国”的情怀并未因仰望着星空而淡忘，反而可能更加强烈。

当然，除了指向读者的启蒙与复兴，科幻，因其与现实的距离，也成为作家们逃离现实困境、抚慰精神伤痛的自我救赎。宇宙的深不可测能够化解身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的韩松在现实中见识的吊诡，为他提供一个一切皆空的安慰。星空的高远告慰着身为山西娘子关电厂高级工程师的刘慈欣在闭塞山谷中苦闷的精神。科幻构造的哈哈镜式情景假设则宣泄着具有老派知识分子情怀的王晋康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矛盾纠错中感到的压抑，“也算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吧”。⑩身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员，中国科幻作家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慰藉但也存在着一种沦为虚无主义的危险。比较而言，前几代科幻作家们对现实的批判更为炽烈、严肃和端庄，他们的愤世嫉俗背后是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而“新生代作家们，身处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强势崛起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巨变，他们的焦虑和苦闷，是他们的前辈以及西方现代国家的同行们所难以体悟的，因此也就显得更加悲凉而沉静，有时甚至在冷眼旁观和不动声色中流露出失望和放弃，颇有未老先衰之感。正如韩松所言，小说书写的与其说是世界的荒谬诡异，不如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荒凉冷漠。“对那些我们无法操纵的公共事件，只在想象的世界中报以无奈的技术性一笑。而更多的人干脆连那些荒谬的事情也只字不提，只是沉酒于外星球和赛伯城市的虚拟架空世界中的纵情声色犬马和自我封闭。”?这种原本是迫不得已的态度，最后却变成了一种暧昧的调侃，成为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黑色幽默”。因此，对于当代科幻写作的意义和困境，不从“科幻中国”的视角入手，也是难于把握的。

可见，科幻作家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从字宙的宏观视角去审视人类文明，尽可能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中国人的身份则驱使他们去延续 20世纪中国文学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旨，试图以写作促进民族行神的革新，而世俗凡人的身份又使他们视科幻为自我多赎的良方。这样的多重身份常令他们或像刘慈欣一样-面坚持着自己心目中的精英主义理想，寄意于字宙那无功利的美，一面又声称科幻必须走商业化的路线，功利地希望以更多的娱乐性赢取广大读者，在商业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犹豫。或像王晋康一样，一边说“科幻作家应该以上帝的视角来看世界，这种目光当然是超越世俗、超越民族或国别的”一边又认为“与民族主义绝缘其实是办不到的”?。或如韩松一样，一面激昂慷慨地论述科幻之于民族未来的重要，一面又不太在意读者的接受，采取了十分隐晦难解的表达方式，而宣称“自己写着还高兴就可以了”?。但他们也正是以这样的多重身份次次地“科幻中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热情辩护着，冷峻批判着，沉痛反省着，顽强地抗争着尽情宣泄着，这种种不同的努力，本身也构成了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贯穿在那一幅幅的“科幻中国”画卷的背后的文化启蒙、民族复兴与自我救赎的三重变奏，正向读者传递着现代中国在走向世界与寻找自我之间的艰难过程中的种种经验，这独特的中国经验也构成了中国科幻民族化的根底。

【注释】

①广义地来说，任何人对“中国”的科幻式思考及其思考所形成的各类文本中的“中国形象”都可以称为“科幻中国”本文关注的重心是中国人是如何通过科幻的方式想象自己并以科幻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来传递这种想象。

②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9-10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版。

③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 年第5期。

④ 有关这一阶段中国科幻的特色，这里参考了刘慈欣的总结。刘慈欣:《百年西风--浅谈外国科幻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收入科幻世界杂志社汇编《2007 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文集》，28-36 页，科幻世界杂志社2007年版。

⑤转引自韩松:《想象力宣言》，25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新生代”科幻作家包括星河、杨鹏、韩松、王晋康、杨平、何夕、苏学军、潘海天、凌晨、赵海虹、刘维佳、柳文杨、周宇坤、刘慈欣、韩建国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在目前仍然活跃在中国科幻界，刘慈欣和王晋康等人更被视为领军人物。其中，星河曾主编《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这部约五十五万字的选集以及吴岩为之作的序正式标定了“新生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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