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幻题材在中国文学题材中的缺失,背后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今天,这种现象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应该从民族文化和价值取向入手追根溯源,弘扬有利于民族发展的先进文化,使我国国民更具有科学思维的习惯。
对中国科幻题材缺失的文化反思
蔡黎
中国是个拥有两千多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漫长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滋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也孕育着丰富多彩、深刻厚重、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但综观我国的文学史,不管是西厢、红楼梦的爱情悲剧,还是水浒、三国的历史英雄史诗,亦或是儒林、官场的众生百态,却难觅科幻题材的影子,即使在当代社会,西有好莱坞的科幻大片、东有日本的科幻卡通片风云全中国,007、终结者、圣斗士在中国都家喻户晓时,我们仍醉心于金庸武侠小说的翻拍,而且靠武侠题材走出国门、冲击世界电影市场。在中国,科幻题材的创作仍未能走入文学的主流。其原因,我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有密切关系:
首先,中西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和一”、“物我无间”,强调人的顺应、协调能力。一方面寻求与自然的融会与和谐,体现在文学题材上就是中国文学题材中有个强大支流———山水田园文学;另一方面,竭力顺应现实生活,“并不是追求新的科学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肇中语),于是,回顾历史、关注现实成了一种习惯和需要,以便获得更好的适应现实社会的知识和经验,这种意识蔓延到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我想这也就是我国长期的“文以载道”思想的文化根源,所以,中国的文学题材多以关注政治、现实人生的较多。
西方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改造。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社会是一种质疑的态度,在这种质疑中,肯定的是人的理性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正如生物学家勒内·杜布斯所评价的:“他们鼓动这样的观点:人类对自然的研究应当主要是控制和开发而不是了解。”这必然推动西方的科学发展,如果说中国有较强的感性意识,是向内的,西方却有较强的科学精神,是向外的,在文学题材上体现为冒险和科幻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后,科技的发展使得科幻题材更有发展的空间,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工业革命孕育了法国凡尔纳和英国威尔斯两位科幻小说家的先驱。随之出现一批科幻影片。后来20世纪工业革命的重点移向新大陆,科技先进的美国自然成了世界科幻文艺的中心。
其次,中西文化中对“变”与“久”的认识。科幻实际上是在写“变化”。科幻作家莱斯特德尔雷伊曾说:“科幻小说是采取娱乐的手段,以理论和推理试图描述种种替代世界的可能性。它以变化作为故事的基础”,西方对外在自然世界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求新求变的思维意识,使得科幻题材得以顺利攀附其上自然生长。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形成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所以中国人有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求“久”、求“稳”,所谓“天长地久”(《老子》)“可久可大”(《易传》)“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同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有爱情的“天长地久”———《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对家族延绵久远的祈求———《红楼梦》,对人生、世道的变故无一不是哀怨感伤,男人们出征在外的思乡与无奈“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女人们在家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望断秦楼,使得边塞、闺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重要题材。
另外,西方人求新求变的意识和科技的发展也使得他们的想象有了更大的空间,科幻文学生成的一个重要基质就是想象,中国多年的封闭统治和儒家思想的钳制,大大限制了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科学的想象,这也是科幻题材未曾生根于此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西文化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不同。
科幻小说是表现科学对人类影响的作品,布莱特纳写道:“科幻是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对人类影响所作的理性推断为基础的小说。”而中国科技发展深受封建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迟滞不前。
首先是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是一个政治倾向很强烈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健全和巩固始终是最重要的事,仕途是最光明的人生道路,各种与军国重务无关的学问被视为“无用之辨,不急之察”,被“弃而不治”(《荀子》)。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推崇政治,鄙薄技艺,成为整个国家的时尚。在理论学术界,儒家的重视人文科学轻视自然科学,重人伦而轻技艺的趋向将千千万万儒门学者永远隔在自然科学的门外,道家已是“绝圣弃智”,更是反对任何技术革新。
另外,由于封建专制,我国的科技人员社会地位底下,科学事业和科技人员依附于封建专制制度,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这是中国未能形成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独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说过:“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因此,科技在中国近代发展的迟滞也是科幻题材缺失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两西文化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发展的良好土壤,虽然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更是迎来了科技文明的曙光,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大工业生产促进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西方的科技文明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幻想未来的可能,因为科幻小说中描写的科学是基于当今现实科学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推断的科学,正如阿西莫夫所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关于科学技术未来和科学家未来的小说。”许多科幻小说家本身就是科学家,如美国的阿西莫夫就同时也是位化学博士,英国的克拉克当过宇航员,专攻大学物理和数学,我国的科幻作家郑文光是一位天文学家。
第四,中西文化对个人与他人的不同认识。
由于宗法制度和人本思想的影响,中国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无不从这个角度出发,而长期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孕育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特质,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年来的行为方式,使得中国人格个体比较软弱,群体意识相对较强,在出现个人危机时,中国人的思维特质是“他救”,仁义之士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亲戚朋友的四处奔走、倾囊相助,亦或是期待有官能“为民做主”,伸张正义。而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又有着“平等施惠”的思想,君子“交相利”,“礼尚往来”,与之相应的就是“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义薄云天、侠气干云、快意恩仇的侠义题材和正义凛然、大义灭亲、无私为民的清官题材。
在西方,“自救”意识较强,既然不依赖他人,在遭遇危机时更多的是依赖自己的体力、智力,思考、控制和利用外界事物的能力。这种向外的开拓精神不仅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也积淀在人的思维意识里,十分有利于科幻题材的发展。其实,就这一点来看,中西题材有个共同点:都具幻想性,但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武侠、清官题材,多从人的角度入手,在人的自身能力上挖掘,而科幻题材多从外界物质规律的角度挖掘,如何驾驭外界的物质规律。另外,从情节上看,中国的武侠多表现人对人的征服,凭的是人力,靠的是自身超人的武功行事,如何力挫群雄,当上武林霸主;科幻题材更多表现人对自然的征服,科幻英雄是假借物力,靠科学知识行事,找出症结,勇于探险,走出险境。
有人说:一个国家科幻小说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科技水平。虽然科幻不等于科学,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题材,它的产生与发展都需要社会生活中有充分的科学意识与氛围,需要以观察、推理、实践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思维做前提。我国科幻题材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说明了我国国民科学意识的薄弱,因为科学意识的薄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科学发展的关注程度,同时也会使人们漠视科学发展对社会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进而阻碍科学题材进入文学艺术家创作的审美视野。这其实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缺乏科学意识,科技发展缓慢,制约了相应的文学题材,而此类题材的缺失越发淡化着全民族的科学意识,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知道的科学名词数量几乎排在世界最末,无外乎克隆、二恶英、臭氧之类。在西方早已把《星球大战》、《黑客帝国》搬上银幕、席卷世界时,我们却仍津津乐道于用传统的武侠精神与之抗衡并进攻国际市场,孰不知科学家已从007系列里获得灵感发明了多功能汽车,在这里我绝非苛责中国的落后就是因为没有科幻文学,但科幻文学具有科学的前瞻性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优秀的科幻作家都有扎实的科学基础,他们的大胆想象都是基于科学的可能性上,所以是具有可实现性的。因此,好的科幻作品能带给科学家们灵感,科幻小说中的一些想象会启发科学成为一种现实。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认为从文学的教育功能上说,科幻小说远远胜过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正如宋平同志所说,“科幻小说能启迪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这就是说,科幻小说的作用在于对读者在科学上的“启蒙”和“启迪”,科幻小说能刺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激发求知欲,成为科学的启蒙手段。而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如何呢?具统计,目前国内从事科幻创作的职业作家大约有二三十人,本科学历的仅占1/3,这些人过了35岁之后大都转换创作路向。1998年,北京市科协设立科普专项资金,每年出资80万元向社会征集科普作品,但4年间,他们已征集了上百部科普作品,却没有征集到一部科幻作品。科幻文学的研究专家吴岩、星河及其他作家对科幻的现状都不满意:创作队伍薄弱,科幻作品乏善可陈;社会对科幻文学的认识仍较幼稚,不少人分不清科幻与神话等体裁的区别,如常把《哈里波特》、《指环王》等也视为科幻;理论研究不足,对科幻文学进行研究的高校少之又少等。
中国科幻题材的命运说明国人对想象力的忽视,再加上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压制了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和想象力,就出现了青少年在国际比赛中屡获大奖而成长起来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却寥寥无几这种怪现象,我们确实应该找一找背后的文化根源了。
固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独立性的表现,我们不能妄言评价不同民族文化的优劣,也不能以此估价不同文学题材的价值高低,但透视背后的文化根源会让日益国际化的我们反思一些阻碍我们社会向前发展的非能动因素、集体无意识因素,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势必影响到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进程。毕竟,先进的民族文化能促进先进的生产力,从这一角度上说,关注被国人漠视多年的科幻文学总比沉迷于给我们快感的武侠、言情文学对国民素质有利,对民族发展有利。
透过缺失的科幻题材我们能找到一些我们民族科技发展的阻力。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当今社会,我们应大力弘扬利于民族发展的文化精神,让它贯注于国民的血液中去。发展我们民族的科幻文学,培植我们民族的科学意识,不仅要使得我们的民族文学生长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品格,也要使得我国国民更具有科学思维的习惯,国家能更快地步入科技强国之林,重现四大发明的辉煌。
让我们记住鲁迅说过的话:“导中国以前进,必自科幻小说始。”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艾萨克·阿西莫夫著,丘虹译.科幻小说的教育效果[J].科幻海洋,1981,(2).
[3]鲁迅.月界旅行·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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