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科幻小说创作还相对落后,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创作数量少,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创作质量差及一些相关的问题上。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科”而无“文”或“文”而不“科”这里的“科”指的是科学,“文”指的是文采。科而无文即有好的科学创意而无好的文学表达,文而不科指灼是有好的文笔却缺乏应有的科学创意。用历史的眼光看,从104年署名荒江钓臾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发表至今,大陆上也断断续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科幻小说作品,其中包括像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老舍的《猫城记》、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等大作家的作品,但鲜有作家在此类创作中达到世界性的水准。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小说创作的贫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科学欠发达的一个侧面的反映。从近期比较活跃的几位科幻作家的创作情况看来,绿杨的《鲁文基系列》可谓是“科普派”的代表之作。绿杨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故而作品逻辑周密,科普知识扎实,且能将科普知识自然合理地渗透、贯穿于故事情节之中,但稍嫌不足的是,想象力还不够丰富,叙述和描写的笔调过于单一。北京的科幻作家星河也有类似的问题,他颇有影响的作品如《网络游戏联军》、《决斗在网络》、《末日之门》、《异域追踪》等,比较早地涉人了网络这一新兴科学领域,并且作品构思新奇,立意深刻,然而不足之处就是文笔相对粗糙了些,某些作品在逻辑的必然性上尚需斟酌,人物的个性还有些模糊,有符号化和脸谱化之嫌。韩松可以说是当今大陆科幻作家中最注重文学品位的一个,他的《宇宙墓碑》、《末班地铁》、《三峡之旅》和《逃出优山》等小说,和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伤逝者》、黄凡的(皮哥的三号酒杯》、平路的《按键的手》在审美立意上有些类似,即借荒诞的科幻故事来表现严肃深刻的寓意。如果就作品的人文关怀和形式的探索意义而言,将他的上述作品列为“先锋”小说也绝不为过。所以,韩松的科幻小说仅是一种广义上的科幻小说,其中的科幻因素还不是一种可以相对独立的审美景观,不过是他整个大寓言故事不可或缺的一个背景。这也就导致了作品读者群定位上的尴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其一是由科幻小说的特殊属性和作者的知识结构所导致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文理分野而治,文理间壁垒森严且彼此相轻,鲜有必要的沟通和相辅相成,这就很难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的科幻创作队伍。其二是观念认识上的偏颇。许多作家和学者或将科幻小说视为“小儿科”而不愿介人,或浅尝辄止,或因轻视它而创作准备不足。其三是我国知识分子自古就具有优国忧民的人文传统,受此影响,在科幻作家的笔下,社会场景仅变幻为太空宇宙,社会冲突转换为星际冲突,传统的战争工具变为太空战舰或激光,交通工具改为时间隧道或网络等,他们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让他们既爱又恨的社会现实,他们笔下的太空异域仅只是其批判、讽刺某种社会现实的一个借指而已,并没有实现科幻想象力的真正解放。特别是当某些术语概念成为约定俗成的科幻道具以后,人们对它们的新鲜感逐渐丧失,科幻也因而变得无“科”无“幻”,失去了科幻小说本应有的生命力。二、商业化写作意识差从品质上说,科幻小说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即使在欧美那些科幻文学相当发达的国家,科幻创作也主要以商业运作的形式存在。优秀的科幻作品,早的如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海因来因的科幻小说,近的如米切尔克莱顿的作品,本身都是商业化作品的典范,以可读性为主要特点。科幻小说的写作同样必须具有较高的商品意识。而今我国大陆大多数的科幻作家显然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将它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科幻写作对于他们仅是一种业余的兴趣和爱好,是一种兴之所至的活动。如上述韩松的作品在读者群定位上的尴尬,即爱好文学的读者不看,认为太偏重于科学;爱好科幻的读者也不看,认为太偏重于文学,结果必然是两方面都不讨好。一部分人虽然从科学普及的功利目的出发来创作科幻小说,却将它和科普混同起来,简单地将它理解为“用故事普及科学知识”的一种手段,科幻的故事形式仅成了他们传播科学知识的一层薄薄的糖衣,并没有完全将读者大众的欣赏趣味放在主体的位置上,某种程度上仍然忽略了“宣传之于艺术,正因为它是艺术”这一原则。之所以出现上述这样的现象,自然和大陆上缺乏商业化写作传统与观念上的偏颇有关。应该看到,以大众的欣赏需要为目的的写作并不是所谓的媚俗,不是对读者胃口的简单迁就,不是一种时尚跟风行为,而是一种激活和创新,即它以时空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丰富的科学知识和非凡的想象力,使读者进人一种耳目一新的环境和艺术氛围之中,从而产生强烈的阅读快感和阅读冲动。三、缺少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从创作实际来看,大陆科幻小说至今尚未走出模仿的沼泽,整体水平还滞留在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科幻创作黄金时代的风格上,大多数科幻作品的创意、科幻道具的设计与运用都明显地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上而没有任何新意可言。这种亦步亦趋的创作模仿不但使者丧失了对自己身边人、事、物和民族文化习惯的那种亲切认同感,疏远了作品和作者的关系,而且还从根本上导致了创作品质的低劣。我国的古典小说,特别是那些武侠小说和神魔、志怪小说,它们跌宕起伏、环环相扣、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多姿多彩、富有东方魅力的叙述手法,天马行空、怪诞诡奇的非凡的想象力,物我相忘、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都为我们今天的科幻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保障。笔者近期所编发的《丁丁和机器娃娃》就给人这样的启示。小说在艺术上自觉地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叙述手法和叙述视角因现代化媒体(录音机、录像机、电视等)的利用而更加丰富多彩;小说中的人物具有中国人独特的行为特点、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该书的作者周淑兰并不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科幻作家,但她对民族特色的自觉追求,显然对近期的大多数科幻作家具有启示性意义。当然,提倡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并不是反对科幻作家们学习和借鉴外国的艺术。事实上,西方优秀的科幻小说仍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它的态度:是跟风媚洋还是吸纳重铸。我国台湾科幻作家张系国的《星云组曲》和《城》三部曲等小说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在这些作品中,他力图改变以西方高科技文化为背景的科幻故事叙事模式,尝试着将科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使凡尔纳一威尔斯式的人文精神东方化,努力将这种人文关怀同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传统结合起来。他的小说的成功与否可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尝试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科幻小说创作民族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四、缺少一支成熟的专业创作队伍由于教育体制和观念认识上的诸多原因,近一个世纪里,我国大陆科幻小说写作几乎一直是业余创作活动,由为数不多的科普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专业科学家在业余时间里凭个人兴趣来操作。而世界上科幻小说自诞生至今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专业特点和运作规律。这就像任何体育比赛项目一样,业余水平是很难和专业水平相抗衡。业余创作不但使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无法获得保证,更重要的是作者无法在连续的创作中积累科幻创作的经验,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平。正是由于缺乏一支成熟的创作队伍,才没有形成真正的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而无“文”或“文”而不“科”的问题。同样,由于缺乏现代商业意识和各种与之相适应的创作观念,才使我们至今仍然没有一支成熟的专业创作队伍。由此所引发的许多相关的思考,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作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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