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互联网的影响遍及各处,社会文化及其载体——媒介也在这样一个激烈变换的语境之下,一方面在变革中适应市场和受众不断转变的需求,另一方面又竭力在这个过程中保存着某些要素。科幻文艺在中国的发展,走过了一个从被误解到被传播、被认识,最后到被接受的艰难历程。由于中国科幻文艺重新定义与发展自身概念和地位的过程与当前在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已被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极大改变的社会背景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因而这就使得探讨中国科幻文艺在后现代语境下是如何建构与媒介关系、与受众的关系、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同时又是如何处理其在自身文化价值重启过程中与受众赋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显然而明确的必要性。
重启与变革:后现代语境下的媒介嬗变研究——以中国科幻文艺传播为例
邝野
今天,科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需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1]在当下知识经济发展背景下,科技的传播与新科技的研发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作为媒介的一部分,科幻或者科学文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转变不仅关系着科技传播在我国的发展,同时作为国家整体文化软实力重要一部分的科幻、科学文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起始与传统:从文艺想象到现实
一般认为,作为文艺分支的科幻文艺,诞生于近代的西方,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进中国。而由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创作于1818年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以及后来逐渐衍生的科幻文艺的发端。科幻文学自正式出现,经历了太空歌剧时代、赛博朋克时代、新浪潮运动等诸多阶段,它伴随着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而产生,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2]。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等人文领域的主题介入科幻的疆域,对科幻文艺的定义愈发显得模糊。这种定义的困难性一方面是由于“科幻文艺是一种跨门类的、极端富于广延性的文艺作品,而作为这种作品的存在基础———科学,本身也没有划定疆界”[3],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创作实验、不断改进的操作手法以及社会背景高频度的变化,让其在大众消费时代下与传播产生了直接的联系。
早期中国科幻文艺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艺传统:普及科学知识。鲁迅认为,科学小说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4]164;梁启超希望借助科幻文学的反叛来改变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摆脱愚昧、走向理性。早期传播的这种“普及性”特征,被视为一种社会改革的思想舆论武器,通过与政治理念和群体利益诉求的结合,将文学性与现实性联系起来。显然,这种强调与“科学幻想超越了纯粹逻辑领域、借助丰富的想象和感性的形象,依据现有的科学经验与成果,对未来进行前瞻性的预见”[5]等一般性描述是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悖的。在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科幻文艺在实际上贯彻了这种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由政府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也成为当时科幻文艺传播的一种典型的符号呈现而具有极为鲜明的特色。例如被誉为“中国科幻之父”的郑文光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科幻小说,包括新中国首篇人物、情节俱佳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以及之后的《火星建设者》等作品,在当时现实科学水平较为落后以及科幻文艺许多基础性文艺理论缺失的情况下,对鼓舞国家科技建设士气以及唤起大众对科学技术的追求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些作品以现在的科幻文艺标准来看,无论是内容的深度与广度还是形式、手法的熟练与新颖,都显得略为单一,但并不妨碍这一时期的相当一批作家与他们的科幻文艺作品大受欢迎的程度。同时,这一阶段的科幻文艺作者,自觉地将科幻文艺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摆到了台案上,例如郑文光在他的理论文章《谈谈科幻小说》中,就详细探讨了包括科幻小说的本质之争、科学理论与文学描写的关系等几乎关于中国科幻文学的所有基本问题。
如果剥离当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再来审视这一阶段中国科幻文艺的发展和传播就会发现,中国科幻文艺传播的第一次嬗变,就是从早期的直接将科幻文艺的文化价值让渡与社会政治属性向后来的自身理论建构以及除开社会政治因素之外的人文魅力的再发现转变。中国科幻文艺第一次将一种文艺形式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构。
二、批判与现代性:从人性关照到文明反思
关于现代性,波德莱尔曾这样描述过,“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英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人们正处于现代性更加剧烈化和普遍化的时期,而其现代性的后果已凸显出来,并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表现,他认为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性质,是发现现代性特征与其后果的重要过程,而“断裂”是一种社会发展过程,包括科幻文艺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都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与内涵[6]。
对于在这个过程出现的“断裂”,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来源于时间和空间的“分区制”,正是因为这种“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一种与包含在“时间——空间”分离中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的“脱域”[7]14。“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7]18,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不同的“符号”来标记人们的身份,从而把复杂的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情景中分离出来。除了对“脱域”机制的支持,还依赖于人们的信任,这里的信任可以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7]30,因为现代性观念本身内部即包含着反思性的特征,而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7]34。
这一阶段的科幻文艺传播,走出了以往科幻文艺过分重视科幻文艺的科普价值而忽视其反映现实的窠臼,其类型也从过去单一的以技术为主导的模式向更丰富多样的风格样式转向。正如我国科幻作家星河所言:“科幻文艺首先是文艺,不是科学的一部分或其他门类,就像历史文学或侦探文学作品等一样,只是以科学作为承载物,因此读科幻小说实际上读到的应该是其中精彩的故事情节。”
受制于我国科幻文艺发展早期阶段对传播科学技术知识过分强调的原因,在科幻文艺主题自20世纪90年代向现代性批判转型的关口,中国科幻文艺发展仍然局限于向受众描述一种新科研的应用、新武器的使用等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本身在思维、潜能、感情等方面的发展还不够重视。从现实的层面考察,中国科幻文艺在主题立意以及手法更新上回归人性、重视对现代性的批判等特点,既是科幻文艺在世界范围内跟随世界文艺潮流发展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当前提倡“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社会发展新模式的回应。因此,从服从大众生活和现实普遍需要的科普类型向多样化风格、个性化写作的转变,可以被视为中国科幻文艺传播在适应时代变化背景下的第二次媒介嬗变。
三、想象力的重建:从古典设问到乌托邦
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文艺经历了两度繁荣、两度衰落,老一辈的科幻作家逐渐退出了科幻文艺创作舞台,而新生代的科幻作家开始迅速崛起并成长为中国科幻文艺创作的中坚力量,“新生代”这一概念,也成为对90年代以来以国内主要科幻杂志《科幻世界》为主阵地进行文艺创作的一大批新锐作家的统称。新生代科幻文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前文提到的传统科幻观念的束缚,通过书写作者自身的个性化感受,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空间。而当新生代科幻文艺作者群的个性化思考与已经完全不同的现实不期而遇时,借由作者非职业化和由此带来的作品风格多样化,中国科幻文艺的传播正在完成想象力的重建。
中国科幻文艺传播,首先完成的是内容元素的重塑。关于科幻文艺是何、为何、如何等基本概念和76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创作原则,来自于两大科幻大国———美国和前苏联,这其中尤以美国“黄金时代”所催生的“古典主义科幻文艺”为主要代表。而中国的科幻文艺传播在第一次变化时,固定在了科普的功能要求上,导致了其与传统“古典主义科幻文艺”失之交臂。科幻文艺的发展必须经历一个古典主义时期,才能使作家和读者充分理解这种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阅读、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文类而独立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在[8]。
其次,中国科幻文艺传播在具体形态上进行了大众化的改良。例如,中国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被公认为最具权威与影响力的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刘慈欣以首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人身份得到了空前的关注,而这一事件本身也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科幻文艺从过去的模仿走向创作、真正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科幻作品地位的标志。《三体》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国内小众文艺传播的一次较大的转变。
四、结语
科幻文艺一直以来都以“小众文艺”的形象立世,其传播受制于国内传播语境的限制还十分明显。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小众文艺”传播也会不断变革自身的形态来适应新的环境与需求。无论是从初始时的“科普论”还是到后来的现代性批判又到现在的对乌托邦的反叛,中国科幻文艺就是在这样不停的重启与变革之中一次次涅槃。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科幻文艺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参考文献:
[1] 邢媛.试论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EB/OL].(2008-11-08)[2016-04-01].http://www.studa.net/keji/081108/09125528.html.
[2] 李钰.乌托邦哲学背景下的中国新生代科幻文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4.
[3] 吴岩.论科幻小说的概念[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5-9.
[4]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李萍,方涛.科幻小说的幻想性[J].小说评论,2001(3):46-50.
[6] 葛虹局.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现代性反思[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4.
[7]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 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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