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族裔意识研究

孙薇

　　刘宇昆（KenLiu，1976-）是近年来科幻界最引人瞩目的美籍华裔作家之一，其作品《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获2012年雨果奖和2012年星云奖最佳短篇故事奖，《物哀》（“Mono No Aware”）获2013年雨果奖最佳短篇故事奖。由于雨果奖和星云奖就相当于科幻界的诺贝尔奖和奥斯卡奖，因此，这位幼年时期从兰州移民美国，目前担任程序员、律师、作家兼翻译的年轻人迅速成了英语及华语科幻界的新宠，他自己也将工作重心转向小说的创作和中文科幻小说的翻译。作为一名美籍华人，刘宇昆的获奖短篇《手中纸，心中爱》被刘慈欣认为是“科学幻想和中华文化的完美融合”（刘宇昆2012：封底），他的其他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双重文化赋予的身份知。但这一认知却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与美国文化的叠加。正是处于狭窄的、叠加的文化区域的定位促使他以开放意识进人科幻领域，表现出与传统科幻作家的不同。

　　一、科幻界的族裔意识

　　其实，科幻小说一直都牵涉种族问题。不管作品中呈现的是物种竞争引发的星球大战还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星际大同，它们都是现实世界不同种族争斗、并存的异界形态；无论作家们笔下刻画的是人类经过星际殖民产生的不同族群，还是太空漫游中遭遇的外星生命，他们都是现实世界里自我与他者的释放和延伸。小说主体描写的合作与对抗都有着现实生活中相似的社会缘由：对生存空间的需要，对资源、权力的渴求，寻找群体可持续性发展的可能、探索并征服未知领域—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子，是族群生存的焦点。

　　不过可惜的是，以种族问题为中心进行主题创作或是以族裔意识为出发点考虑现实问题都不是科幻界擅长做的事情。在许多经典的科幻小说中，作家们通常会站在相对公正的立场，将族裔问题加以变形处理，将其伪装成地球人与外星人的矛盾，同时隐晦地表达反权威、反主流和反种族主义的观点，借以批判白人中心主义甚至是人类中心主义，比如罗伯特·海因莱因（Robot A.Heinlein，1907-1988）那本著名的《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1961）。相比多数科幻作家的模糊、含混的族裔立场，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1954-）编剧和导演的科幻电影《阿凡达》（Avatar，2009）比较明确地突显了文明的冲突。他以陌生化的手法将大家熟悉的印第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精髓带到了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Na\'vi）那里，成功地以隐喻的形式表现了白人与印第安人在观念习俗和文化上的不同，将以族裔问题为主的题材带人了科幻的疆域。然而即便如此，

　　“科幻小说和这一类别的批评至今很少关注种族和族裔相关的事务”（Leonard253），正如学者伊丽莎白·雷纳德（Elisabeth Anne Leonard）所说，对众多科幻作家来讲，除了在族裔问题上保持政治上的正确以外，他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不仅仅因为“多数英语科幻是由白人写的”（Leonard253），还因为在科幻领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很容易在假定的故事背景中被解决。种族融合在虚拟设定中突然间达成，由此逃避了具体而复杂的社会演化应对过程，使作者对种族问题的考量简单化、理想化。即使大师级别的阿西莫夫（Issac Asimov，1920-1992）在《基地》系列（Foundation Series）后传中也没有解答盖娅（GAIA）这种万物共生的超级生命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此前各种智慧生物以及各物种之间矛盾又是如何解决的。而与之相反的类星球大战式的描写则把种族问题的尖锐性推向另一个极端：战争、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胜利者能拥有对包括失败者身体在内的绝对支配权—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模式。因此，族裔问题与科幻文学虽然联系紧密，却很难在创作中深入探讨。在雷纳德看来，族裔性很强的印第安文学、墨西哥裔文学尽管擅用魔幻元素，却没能与科幻很好地结合，只有几位非洲裔美国科幻作家如塞缪尔·德拉尼（Samuel R.Delany）、査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unders）和沃尔特·奠斯利（Walter Mosley）做了与族裔相关的工作，却远不能像也是近几十年来才兴起的女性主义科幻作品一样在该领域获取强烈的关注。（Leonard253）

　　二、刘宇昆与中国文化

　　刘宇昆是一位不拘形式的作家，除科学幻想类小说以外，他也写幻想类和历史类作品。他的小说混搭了各种东方元素。在他的小说里，对族裔的关注不仅仅存在于角色的东方名字、肤色发色、相貌服饰等等大众熟悉的、浅层的素描式表述；也在于他对中国古代神话角色的灵活运用。尽管有的时候他对中国元素的运用明显不太自然，但在多数作品中，他能够很好地利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拧合小说主题。仅从某些短篇小说的篇目，读者就可以窥见作者的东方情结，如《讼师与美猴王》（“The Litigation Master and the Monkey King”，2013）、《元气的五行》（“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Heart Mind”，2012）、《北斗》（“Beidou”，2010）……对西方读者来说，这些篇名散发着浓郁的异国情调，它们也成为刘宇昆作品的一大亮点，可以借此将他与其他作家轻易区分开来。

　　刘宇昆也将自己少年时对神话人物、英雄传说的兴趣带入作品。在《五味：战神关羽在美国的故事》（“All the Flavors: A Tale of Guan Yu, the Chinese God of War, in America”，2012）里，关羽成了保护首批中国移民的壮汉；在《讼师与美猴王》中，孙悟空与扬州讼师田皓里合二为一，化身为保护历史真相的普通人。实际上，上述反对神化英雄的做法也出现在了《物哀》当中。这篇凭借物哀①美学意识斩获雨果奖的短篇以围棋为隐喻，传达了作者对于“英雄”这一概念的东方解读：英雄并不是国际象棋中最强的那些棋子，或许他们更像围棋中那些难辨彼此的黑子或白子，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因而“单独的棋子不是英雄，所有的棋子在一起，就是英雄。……所有人的命运交织成一张网。我们生命的意义，由各自在网中坚守的位置来定义”（刘宇昆2014：93）。这样的文化冲撞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学界理解和接受，它挑战个人主义的观念，也是对西方传统的弥补。这种大受欢迎的东方风格也成为刘宇昆的招牌写作模式。在与新加坡科／奇幻作者的一次集体访谈中，他谈到自己“曾经尝试尽量在作品中避免中国元素的痕迹，但现在不再刻意如此……他认为自己的确是以盎格鲁文化的角度在写作，是一名美国作家，只不过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显得角度有点不同，盎格鲁文化就好比罗马帝国，而他的风格就像是帝国的行省，处于帝国内部，却又有自身的特征”（参见刘宇昆2013新加坡读书活动现场摘要）。

　　刘宇昆对自己的定位十分准确。尽管多数情况下，小说中的东方指涉的是中国，但它只是个符号性的标志。他的族裔意识并不是国人所习惯的爱国情操或思乡愁绪，而是大多数美国华裔作家致力于建构的新的话语地图的一部分。它来源于美国华人传统，却并不直接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相关。

　　实际上，当代华裔作家正试图摆脱传统建构的“中国人”形象，努力塑造新的“华裔美国人”的形象。他们反对精英分子如林语堂定义的中国人，拒绝做“克制谦卑”的模范少数族裔，同时也排斥由华裔女性作家树立的精明强干的女性角色。他们正克服原有语言框架中业已形成的权力体系规范，寻找新的、男性的、强势的文学形象代言—具体地说，他们开启的是寻找唐人街牛仔的模式，任务之一是寻找男性祖先的足迹；任务之二则是赋予华裔男性阳刚、果敢的特质和思辨、理性的精神。刘宇昆在这个漫长而艰巨的寻根任务中扮演了继承者的角色。小说《五味》非常明显地将两个任务融为一体。

　　《五味》是中国民间神话在美利坚的一种变形，时间要回溯到十九世纪中期。一批苦力从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工程中逃脱出来，在淘金时遭到抢劫。只身保护大家的壮汉徒手击毙了一名歹徒，也被枪击中了胳膊。救人的壮汉名叫“老关”。他喝着威士忌、下着围棋让人帮他清理创口，还告诉目击者—白人女孩莉莉—他曾经刮骨疗伤。他说自己和向战神关羽祈祷的中国人一起漂洋过海，在异乡与白人监工、美国收税官以及任何压迫他们的人光荣地战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劣势的少数族裔群体，当年到加州修筑铁路的华裔劳工缺乏基本的权利保障，移民法令和劳动合同禁止他们娶妻生子，种族歧视妨碍他们在新大陆上安家立业。他们因而成为一种缺失的声音，一种不在场的存在。因此，小说对关羽角色的引人既开创了一段虚幻的（男性）祖先的神话，也极大地强化了华人的硬汉形象。虽然作者有意赘述了关羽的来历以配合华人劳工在美国修建铁路、淘金、被压榨和排斥的移民经历，但这一民间战神在虚构作品中的出现的确极大地神化了华裔在美国西部的历史。他用一种介乎编造寓言与书写史料之间的态度填补了最早的、缺少文字记录的华裔文学传统，为华人文学的寻根活动写下了象征性的一笔。

　　尽管《五味》无法摆脱结构的二元对立模式，仿佛只是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ton，1940-）《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的男性删节版，但它试图在有局限性的社会结构中改变原有的话语框架，为华裔在种族版图上争取另外一种发声的机会。它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推介中国文化，而是在美国繁杂的文化版图上镶嵌属于华裔自己的、强硬的、男性化的文化标识。在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们看来，这一文化的传统并不简单等于捆绑中华文明与美国文化，重要的是它利用作家们的双重身份，将视线从两个文明相交的、狭窄的文化版图上延伸出去，更关切却也更客观地看待中西文化各自的长处及弱点，以中间人、观察者的身份保持自省而独立。

　　三、禁忌的故事：科幻与族裔文学

　　“我一直关注美国最新的科幻小说，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刘宇昆的作品。刘宇昆是华裔美国科幻作家，……他的作品和美国其他科幻作品不一样，文化上给人一种很新的感觉。它兼具西方的科学色彩和浓郁的东方色彩，而且结合得天衣无缝”（参见刘慈欣专访），刘慈欣在2014年新年记者采访自述中这样说。诚然，结合两种文化背景是一个族裔作家最基本的特色，但不受背景禁锢，“从特有的文化视角出发写作，被构建的同时也建构出他们投身其中的文学传统”（参见陈楸帆）才是刘宇昆的目标。他有意识地把自己与纯粹的美国作家或华人作家区分开来，用开放、理性的态度处理一般作家难以把握的题材。实际上，他非常偏好重述一些非常敏感的故事，不管这种创作触碰到的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化禁区，不管这种禁忌是政治、历史意义上的，还是普通人潜藏在意识深处的。正如幻迷的期待，刘宇昆采用了未来的视角，在没有现实约束的前提下开始了对某些特殊事件的思考。扬州十日、广岛核爆、南京大屠杀……这些题材都或多或少地淹没在了人类朝着更文明、更理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的民族甚至乐意去遗忘，因为对它们的挖掘就像抠开含脓的疮疤—但只有挖开它们，获得历史的真相，人类才能在不带脓疮的健康状态下步人下一个成长阶段。

　　而科幻这一写作形式完美地包裹了刘宇昆的历史题材，鼓励他摆脱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和实用态度，以未来考古的方式切人现实讨论，以陌生化叙事处理敏感话题，以超然的视域启发认知思考。他的族裔意识在科幻的容器中自由展开，成为对文学想象的一种有力支持。正如刘宇昆在获得星云、雨果双奖之后的专访中所讲：“我觉得……少数族裔文学与科幻之间的内在共性在于‘alien’（外星人／异己）一词，都是和他们（西方）不一样的文明形式。往深里说，科幻之所以在英美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与西方人面对多文化、多族群接触问题有关，他们一直必须思考如何面对\'外星人／异己’。科幻中的外星文明叙事，可以看成这种社会心态在文学上的映射”（参见刘宇昆专访）。

　　今天，在经历数百年的争斗融合之后，西方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容忍度大有提高。从“大熔炉”到“沙拉盘”，语言表述的变化反映的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多元文明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特色；然而在私底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异族的威胁仍是存在的，占文化主体地位的西方并不乐意“外星人／异己”去轻易翻查那些不可言说的过去，比如南京大屠杀。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在一开始就因为“有争议的历史”遭遇了出版困难。尽管伪以科幻的面貌出现，出版商仍然害怕会为此开罪了将为此付费的读者，但刘宇昆坚持让真相曝光，他说：

　　殖民主义、战争、大屠杀、不同地区和民族间的不均衡，诸如此类的历史遗留问题把一些无形的界限强加给我们……这些界限渗透到我们经历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国家、民族、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历史不仅仅是暗夜平原上的大规模混战，它还与你我身边的饮食男女息息相关。……西方社会倾向于摈弃和减少历史对现实的影响，似乎历史可以被个人随后抛开。我倒觉得，这样的观点体现出被历史垂青的特权阶层在为自己开脱。我不认为历史是我们逃不开的牢笼。正相反，想要真正解放，我们必须拥抱过去、理解过去，怀着同情之心看待过去（和那些仍然为过去所困的人）。（刘宇昆2-3）①

　　《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怀着这样的同情讲述了一对科学家的“失败”的实验。华裔历史学家埃文·魏博士和日裔科学家桐野明美夫妇用特殊的天文望远镜在宇宙中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观测过去发生的事情。魏博士邀请了极少数与731部队相关的人员参与实验，记录并公开了被试人员重温历史的感受。

　　小说有趣的部分是政府、专家和公众对此次实验的评价。曰本大使将实验当做一场“时间旅行的黄粱梦美国议员视其为妨碍国家对太平洋地区政策、侵犯日本盟友利益的行为；日本民众怀疑老兵们的“认罪表演”；中国民众认为731的恶行尽人皆知，实验纯粹多此一举；学者们的态度也深有保留：中国专家指责魏博士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美国专家质疑目击者证词的真实性以及实验的可行性。此外，此次独立于政府行为的历史调查着重于证词证据，缺乏史学界重视的文献记录，因此还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的表现。反对上述舆论的是各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们，他们赞同实验是希望利用该研究来探查本民族过去的悲惨遭遇，借机在现世的权力斗争中掌握历史的话语权和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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