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种启蒙：评飞氘的《中国科幻大片》

闫娜

　　应该没有人会否认飞氘的《中国科幻大片》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不用通读全书，仅仅是翻阅几页，就会感觉到一股浓浓的“鲁迅风”。这种联系并不仅仅是浮在文本表层的、形式上的、致敬式的对鲁迅的摹仿，更是一种与鲁迅精神内在的互通。究其原因，则是因为飞氘和鲁迅的两部作品都有着共同的主旨，即“启蒙”，在“启蒙”这面旗帜之下，两位作家得以隔着时间和空间相互对话。

　　但是飞氘和鲁迅毕竟是站在两个时代，历史语境和社会问题的不同使他们思考着不同的问题，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启蒙也有着不同的类型。

　　相比于鲁迅，飞氘小说中启蒙的落脚点虽然并非集中在国民性问题上，但是，他借由《中国科幻大片》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犀利地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痛处，并将这种痛由当下延伸至不可知的未来，迫使读者在这个如今越来越快节奏的世界里不得不停下来，留意自己所深陷其中的时代，并向内转，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一、未完成的启蒙

　　自从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争论，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启蒙是否已经完成？“五四”之后，在每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当下”的时代里，我们是否还有“蒙”需要被“启”？

　　如今，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性的看法，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任务远没有被完成，那些看似已经被克服和改正了的“民族劣根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常常改头换面，以新的形象重新横行于世。飞氘在《中国科幻大片》的创作过程中，显然是对这一问题有着明确的认知的，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2012年的秋天，我听了一门专门讨论《故事新编》的课，受益匪浅，对这部最喜欢的现代文学作品有了深入的认识，从中感受到了鲁迅在写作这些‘油滑’故事时那博大的情怀和严肃的用心，也明白了一个写作者仅仅凭着灵感和个人风格的创作是不足以走很远的，那时便觉得自己即将要拿到世人面前的这本小书太嫌轻薄了些。但我还是想和你们分享这些奇思妙想。”①不难看出，虽然《中国科幻大片》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成型于飞氘听《故事新编》课程之前，但是飞氘仍是能够将这本与《故事新编》相比“太嫌轻薄了些”的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其自信心的来源正是在于与鲁迅对国民精神状态关注的“博大情怀”的认同和呼应。

　　在《苍天在上》一篇中，面对着即将塌下来的天，皇上以及文武百官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去应对这一危及自己生命并祸及万千百姓的局面，而是竭力地封锁消息，而那些听到风声了的百姓们也并没有力图自救，而是“一时间，人心惶惶”；紧接着，他们见利忘义的本性就又都凸显了出来，“江湖上冒出许多骗子，趁着人心大乱的时候兜售他们的狗皮膏药，说是在脑门上贴一贴，就可以入火不热、入水不溽、大道无形什么的，或者吃了大力金刚丸就可以有金刚不坏之身，天塌了都可以戳个窟窿。有些学术骗子也纷纷著书立说，说天有三千丈之厚，外强而内干，混沌充塞于中，轻盈而柔韧什么的，说得好像天上掉下来个大馅儿饼似的。最严重的是，一批眼光短浅的地方豪强趁机作乱，说什么天有道君不仁，所以上天动怒，要压下来覆灭苍生，所以要造反替天行道什么的。结果皇帝盛怒，亲自带兵东征西讨，杀得叛军片甲不留，捎带着搞了点生灵涂炭。结果，天还没塌，地上已经鸡犬之声不闻，一片荒芜了。”唯利是图使他们忘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毕竟那些危险还无法立即兑现，他们更乐意陶醉在那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之中；他们也更耽于幻想，一切只看好处不看坏处，盼望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不啻于一副麻醉药，他们不但不去叫醒那些沉睡于铁屋子里的人们，反而让他们睡得更沉；更甚之，他们之中一些有能力的人们还信奉“乱世出英雄”的至理名言，将天降的灾祸看作是个人发迹的开端，踏着无数百姓的鲜血，去做她们的春秋大梦。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走，所以故事的主人公“我”也从来不指望有人能够拔刀相助。

　　人性中的恶在正常的状态下从来都是隐而不现的，但是一旦遇到了“非常”的情况，恶就会以种种形象重新返回人间，飞氘非常擅长去设置一些极端的环境，其用意正是在于要将人性中的恶放大到极致。所以，飞氘在《苍天在上》中把世人置于天上不停掉落着火流星、世界即将要毁灭的舞台场景之下，以戏谑的态度看着他们那些愚蠢而又卑鄙的行径，他毫不意外地发现，即使是到了这种境地，人们还是不能团结一致，尤其是对那些可以救万民于水火的英雄，那些平庸的人们非但不能理解，反而一再阻碍他们的作为，即使是在享受着这些英雄们带来好处和救赎时，他们也从未心存感激。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当那些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的民众们在茶馆中讨论着人血馒头的药效时，他们是不会顾念那夏瑜的流血牺牲正是为了拯救他们的。

　　而在《荣光年代》中，“泥塘村”的地理环境设置也是意味深长的：“泥塘村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面的世界。村民们很久没有离开过这里了，他们热爱这片贫瘠的土地。每到雨季，一块抹布大小的乌云就能够把村子变成一个烂泥塘，但人们不曾抱怨，只是点起一种叫作‘八里香’的草叶子，让呛人的烟雾缭绕满屋。房顶漏下来的雨水在葫芦瓢里叮咚作响，大伙在温暖而迷醉的泥塘中飘飘欲仙，就算洪水把整个村子冲走，也没有人会在乎。雨过天晴之后，村子会慢慢变干，大地又硬邦邦了，世界也变回了老样子。

　　大家又开始在烈日和狂风中去追逐野兽、采摘野果、欢快地等待‘八里香’成熟，对丛林以外的世界不闻不问。”这简直就是鲁迅和钱玄同所讨论的铁屋子，每个人都沉溺在眼前虚假的幸福中，却不知道屋外的世界已经日新月异，他们习惯于自我欺骗，满足于现状，却也因此而故步自封。

　　而飞氘设置这样一个场景的目的也正在于要惊醒那些身处于在现实世界中相似境遇中的人们，以他们为先知，就像当年鲁迅先生所做的一样，唤醒那些仍在熟睡着的人们，进而改造民族的精神，将一种英雄的血液注入人们的脉搏。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飞氘的小说正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我们当下的生存困境”，②文艺理论家们也认为文学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③飞氘在《中国科幻大片》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生活困境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出自于我们的现实生活。

　　由此看来，鲁迅以及“五四”启蒙运动那一代人所努力去解决的国民性问题，非但没能解决，反而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嵌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处，只等待着人性的破口。可以说，飞氘的作品使我们认识到启蒙的任务在当下社会不但没有完成，反而变得更加艰巨和迫切。

　　二、科幻：以启蒙的名义

　　围绕着《中国科幻大片》，与其说飞氘想要构建一个怎样宏大的科幻体系，或者想要建构一个怎样独特的科幻小说书写方式，倒不如说是作者想要通过“科幻”这一形式，来更好地传达其启蒙的理想。

　　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蒙昧来自于我们所居住的空间，狭隘的障壁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同时也桎梏了我们的思考。在这个时候，现实与物质常常成为那个蒙蔽人们眼睛的布幔，如果不突破它们的遮挡，恐怕我们永远也不能走得更远。在这种情况下，“科幻”就成为了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障壁的重要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可以被看作是连接现在与未来的一座桥梁。在“科幻”一词中，“幻”代表着一种想象，它给了文本以特权，即在看似与现实生活完全不相关联的空间里，与读者建立一种阅读上的真实契约；④而“科”则意味着这些看似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想象是有着源头活水的，读者在这套文本游戏规则中，必须遵守由现代科学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规律，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思维的发挥。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实际上，“科”和“幻”之间的张力正是其魅力之所在。正如飞氘本人所说：“世上无趣的人太多了，实在受够了”，⑤正是这个无聊的人间，才使作家耽于幻想；而也正是还在意这个无聊的人间，才使作家在幻想中以科学的形式，时刻向生活在此间的人们投下关怀的目光。

　　在《中国科幻大片》一集收录的六篇小说中，《一览众山小》一文通过《孟子·尽心上》中“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一句生发开去，将孔子登泰山这一历史事件改造成了一个第四类接触的科幻故事，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中，将读者原先已经形成并且固化了的有关孔子、泰山等一系列具有文化符号意味的元素的认知彻底打破，在此基础上，飞氘试图重建读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观念。作者借着小说中来自于未来的“黑影”之口，“揭露”了孔子思想的来龙去脉，“世上有许多路。若想明白天下，就要走遍所有的路。

　　譬如到了岔口，先走一回左边，下次回来，再去走一次右边，这样才算是见识了天下。”“史，也是一个道理：譬如诸侯争霸，这一次是秦国强大了，重新来过的时候，可能因缘巧合，秦国反而弱小了……这样走遍了所有可走的路，才算是明白史。”“总之，所有的路都走一遭，就明白哪些是变的、怎样变法，才能知道哪些是不变的。

　　不变的东西，就是道。”此番话不但是这边小说得以立论的基础，更是给那些为名利遮住双眼的人们以启迪：既然凡事都有正反两种可能性，并且这两种可能性会在另一个时空中相遇的话，那么，人们在世界上追名逐利的行为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不变的“道”的面前，这些变动不居的一切都像过眼云烟，这一次的得利只不过是为了下一次的失利在做铺垫，这一次的成功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另一个自己正在遭遇失败。

　　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科幻小说是一种认知小说，无法在认知上创造惊异的作品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⑥飞氘这样大张旗鼓地重建孔子的形象，其目的也是为了重新营造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建立在科幻的基础上，比原先的认知视野更加开阔，正如这篇小说中泰山所象征的那样，站在这个认知的顶峰，读者就会一览众山小，曾经的那些郁结与不快，对人事世情的愤懑与难解都将化为云烟，而那种对于虚名浮利的执着也会在天地悠悠之间化为乌有。这也正是飞氘所要借助科幻的力量来完成的启蒙——启蒙不仅是一种思想的灌输，更是一种眼界的拓展，飞氘的目标是重造读者的世界观，当读者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破除许多蒙昧。

　　那么，对于当下社会，最大的蒙昧是什么呢？

　　在飞氘眼里，它无疑是对技术和科技的无限自信与过分倚重。在《大道朝天》一文中，飞氘直言不讳地说：“当时人类正热衷于发明诸如永动机啦阴阳调和泵啦隔山打牛炮啦乾坤挪移钻啦呼风唤雨仪啦等不靠谱的玩意儿，虽然多数都没有成功，但却凭着代表时代潮流的自信一点点蚕食着鹰熊的地盘。”不难看出，这畸形发展的科技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使用这些科技带来的工具的人们服务，而是成为了一种流行，成为了一种仅供炫耀的资本的时候，人类的命运无疑是可悲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一点能动性将被榨干，当一切都可以用技术手段去实现、去解释的时候，人不但得不到解放，反而成为了科技的奴隶，《大道朝天》中所谓的“通往终极幸福”，到最后也不过被证明了只是一大堆的理论推演和数字换算而已。飞氘这样写，无疑是在借着科幻的名义抵抗日渐膨胀的技术理性，并引领着更多的读者注意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启蒙，是在当下启被技术和实用蒙蔽了自身主体精神的人们的蒙。

　　启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飞氘立足当下，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里最为核心问题，借以科幻的外壳来抒发启蒙的意识，飞氘认为，他的这部小说里“最核心的东西，其实不是‘科学’，不是‘幻想’，也不是‘中国’，而是‘爱’啊。”正是出于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的热爱，飞氘才坚持以科幻的形式来达成启蒙的目的，将在古今时空的交错中，寻找足以变革读者精神的力量。

　　三、人性：科幻与启蒙的归宿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以科幻题材来寄托启蒙思想的作品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科幻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传播新思想、拓展读者视野的任务。飞氘的《中国科幻大片》则继承了中国科幻小说的这个传统，在科幻与启蒙的两个角度都锐意创新，形成了一种自己独有的言说方式，并沿着人性的道路上深入发掘，为小说中的科幻与启蒙找寻一个归宿。

　　飞氘本人私淑鲁迅，进而产生了想在文学上追随鲁迅脚步的冲动，有人回忆说“有一个时候他说他喜欢《故事新编》，很想照着做一下。我记得他跟我谈这点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悸动。”⑦事实上，在鲁迅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科幻题材小说是一个难以被绕开的重要元素。在其年轻的时候，鲁迅与周作人一起，翻译过诸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造人术》等著名的科幻作品，中国的科幻作家至今仍很喜欢引用他的这段话：“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⑧早有研究者注意到，鲁迅之所以要译介科幻小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幻兴中华”，⑨也就是鲁迅所谓的“导中国人群以进行”。而飞氘的《中国科幻大片》则站在21世纪的角度上，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的科幻小说观，将科幻中“科”的意义在人性的层面上凸显了出来。

　　在《蝴蝶效应》一文中，作者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叙述逻辑，以一种蒙太奇式的片段拼凑，将中华上下五千年融为了一体，从孔子到鲁迅，从眉间尺到秋瑾，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变迁，但是那种生而为人的心理活动却是声气相通的。孔子在梦中“听见杀声阵阵，方记起自己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原来，楚王用科学家公输般发明的造梦机，试图向他植入‘仁爱才是拯救乱世的正道’这样的idea，而梦中害他颠沛流离的小人们其实是他的潜意识。”唐玄宗“醉心于虚拟游戏世界里那清新脱俗的美。臣民皆有怨声，说天子被幻象迷住了心窍，使先人开拓的盛世陷于危难。皇帝偶尔也会自责，把游戏卸载掉，却总偷偷留下一个存档，挣扎几日后，将游戏再重新安装。”铁木真“庞大的身躯像一颗阴郁的彗星，在星际间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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