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都在传播哪些世界观？——探究后工业时代科幻电影中的社会预设模式

王靓婷

　　科幻电影既植根于科学，又充满想象超脱实际，在电影的世界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幻世界：全息化数字化发达的未来社会、遭遇极端灾难渴望救赎的世界、与外星人共同生活的“宇宙联盟”、被不明外星物种侵略的战争世界等等，在这些充满无限可能的科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由想象，代入式体验未来生活和开拓现实的生活空间，同时也体悟科学奇迹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伤痛。可以说，科幻电影作为科学技术与想象力完美结合的艺术化的产物，将这一切的可能性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将人类所要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以视觉直观的方式推到我们的眼前。

　　一、技术想象模式：技术理性、欲望与失控

　　科学技术对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于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改善生活条件功不可没，尤其到了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自身的突破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获得了空前的高速、全面的提升。然而，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人类对科技的滥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物种的加速灭绝、频繁的极端气候等严重后果已经初现端倪，技术的不可控的一面可能使得人类朝一种危险和苦难甚至灭绝的境地走去。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发展下的“悲观未来”观在科幻电影中尤为常见，最常见的基本预设是技术理性极端化、欲望膨胀与失控。例如，《雪国列车》中为了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使用CW7而造成全球冰冻物种濒临灭绝的后果。电影《移动迷宫》中的迷宫是为了寻找出能够治愈新型病毒和对其免疫的基因携带者而开发的，被放逐到迷宫中成为“试验品”的青年人则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又例如，在《生化危机》中所描述的生物工程技术被人为滥用的问题也是对如今的基因工程等相关领域技术运用的深刻反思。在影片的终章中还揭示了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的真相与阴谋是：由于人口膨胀和资源匮乏问题，保护伞公司参与并主导了以生化武器泄露为幌子的人口削减计划，以牺牲普通大众而封存精英阶层为目标，图谋在生化之战后实现权力的延续。

　　这些影片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在技术“悲观论”主导下技术的负面极端的破坏性，更多的是探讨技术的人为性，人性“恶”面在技术条件下的具现。银幕空间决非客观现实的机械描摹，它还是通向人类意识的另一窗口，“用来表现复杂的心理状态”[1]。科幻电影更像是启示录，在网络数字技术和智能化迅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知识的爆炸所导致的知识的滥用而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冲突，在电影中以更为尖锐、更具隐喻性的表达方式，通过对后工业时代发达的技术社会创想式的建构，以及使用前瞻性的手法对技术滥用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描摹和预测。

　　在我们所感知的现实种种变化中，“感觉结构”与影片中的“虚拟现实”的奇妙碰撞让我们反思现今的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二、时空想象模式：太空探索与时空穿越成为现实

　　后工业化科技的发展和不断突破的可能性使得星际旅行成为一个在不远未来可能成为现实的事情。对新领域与新空间的探索一方面出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天性以及对世界未知领域的求知欲。例如，系列电影《星际迷航》中一代又一代舰长亘古不变的星际任务就是在浩瀚宇宙中探寻新的世界与新的文明。通过影片对宇宙世界的描述，我们“见识”到了崇尚理性的瓦肯人、好战的克林贡人等形形色色的外星族群以及气候变幻莫测地貌怪异奇特的各类星球。如果说早期科幻片表现外太空的探索是出于对宇宙的好奇，在现在的科幻片中，这种探索常常带有向外太空扩张的倾向[2]。这折射出人类对生存现状的担忧，地球资源逐渐匮乏、生活质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难以继续得到保证的种种困扰，也激发了人类对宇宙中新空间的向往，太空殖民的意图不言而喻。

　　当宇宙探索成为可能，人们又开始思考人类究竟从哪来？我们的起源是什么？

　　我们是否是地外生命的延续？不论是出现在《火星任务》中友好向善的人类祖先火星人，还是影片《异形前传：普罗米修斯》中对人类毫无怜悯并且任意杀戮的巨人“造物主”——“工程师”，基本上奠定了这一类科幻片常见的叙事基调：积极的探索和批判的反思。一方面，后工业化促进了人们思维的开化，人们并不只是关注于自己现实生活的狭小空间，他们的眼界投向更广阔的空间，并希望以一种积极探索的状态前进。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与生俱来的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担忧甚至恐惧的情绪，担忧肆无忌惮的太空探索会招致更高等智慧物种对人类的侵犯和殖民。就如同《异形》系列电影里面描述的那般，人类被更先进的外星物种当做异形的“培养皿”从而来保证他们实行奴隶制统治。

　　《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母体”作为未来世界网络智能化的机械统治系统，通过程序实现对人类的控制，人类作为供给机械系统的“养料”，则被“母体”圈养在它所建构的虚拟空间内。此外，时间旅行也成为科幻电影偏爱的故事设定，例如《星际迷航》与《星际穿越》等影片中所展现的时空穿越和高维空间。这都表达出人类想要突破四维时空和生理极限的愿景，科幻电影就成为非常合适的空间去勾勒这样的想象世界。

　　三、政治想象模式：“乌托邦”与“异态集权”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在阐述这样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制度的种种优越性和超脱性。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乌托邦”思想体现了社会机制对个体的约束，个体对社会机制的自然服从，它被假定为“完美无瑕”的，个体则被设定为“自觉而有序”的。近年来“反乌托邦”题材的科幻电影都偏爱向观众展示一个精心构建的乌托邦式社会故事背景：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严密理性的社会机制、自在有序的集权方式、机械化与标准化顺民。

　　当“异态集权”和唯理性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后工业乌托邦”便成型了，最终，这种集权方式和唯理性主义观念转化成了意识形态上的自觉认同[3]。在《同等族群》没有贪婪、没有暴力、没有情感的完美世界里，情感被视为一种名为SOS的新型疾病。整部影片的冷色调、极简主义的着装和安藤忠雄简明的建筑设计风格，都深深折射出强烈的“反乌托邦”的情结：国家机器通过暴力机构和意识形态对大众进行“培养”和塑造，人人都像是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人的生育只是因为国家机器对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一种自我再生产的仪式化过程，大众有序顺从地在国家建构的模式和秩序中不断地对自身和物质资料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说上部影片讲述的是乌托邦社会中理性与感性的问题，那么系列电影《饥饿游戏》通过都城精英阶级奢华的生活和十二区劳动人民的朴素贫困的生活状态，以及都城精英对于饥饿游戏嬉笑逗乐的“观看”视角与十二区人民紧张沉重又悲愤的“被看”视角的描述，将“集权”赤裸裸地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同样我们在《星球大战》中也可以从人物服饰上“看到”集权统治，帝国军人整齐划一的武装无声地宣示着工业化集权统治国家的武装力量，而平民的打扮则是以素色为主的简朴着装，与贵族和统治阶级华丽复古又具未来科技感的服饰形成鲜明对比。这两部电影里反映了科幻电影在建构政治环境时惯用的经典手法，通过对不同阶级、不同环境的细致刻画以及对战斗和反抗场面的渲染来营造了一个后工业帝国面貌，表现出集权化统治下尖锐的社会分歧与矛盾对抗。

　　如果说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实际生活，那么科幻题材影片则影响了人们对心灵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探索和认识。后工业时代的电影更加细致、写实和富有创意，科幻电影中所勾勒和描述的未来社会景观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积极的创想和批判性反思，或许当未来的某天一切成为现实，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与之伴生的也可能是更加复杂难解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路易斯·贾内梯著，焦雄屏译。认识电影[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2]沈国芳。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2.

　　[3]赵起。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幻想题材影片创作[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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