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挪的幻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通俗科幻小说

Displaced Fantasy: Pulp Science Fiction in the Early Reform Er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德〕王瑞

方舟　译

　　引言

　　科学幻想小说（以下简称“科幻”）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3）极受读者欢迎。与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和60 年代初期相似，科幻的（再）兴起得益于将科技作为实现现代化手段的主导政策。

　　1978 年，中国提出了新时期的基本国策——到2000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这样的时间点和目标基于一个世纪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梦想，同时也暗合民间千禧年式国运昌隆的愿望。中国文学作品中科幻小说空前繁荣，这些小说热切想象着科技赋予未来的力量。1978 到1983年之间，上到国家级文艺学报和出版社，下至地方科普创作杂志，均发表了大量的科幻类小说。

　　汉学家瓦格纳（RudolfG.Wagner）在他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改革时代初期出现的科幻作品是科学界的一种“游说文学”（lobby literature），以“幻想未来”的形式呈现科学家们的群体愿望，并描绘出“如果需求得到满足，科学家将如何在更宏大的社会框架下发挥作用”。其目标读者包括科学界与当局，“这些文本以公开发表的形式，向后者表达了科学界的集体诉求和主动妥协。”这个观点显然适用于大多数科学家创作的作品，诸如童恩正（1935—1997）、郑文光（1929—2003）及叶永烈（1940—）等人的科幻小说。他们的故事塑造了一批爱国科学家英雄，允诺科学技术会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光明美好的未来。然而，瓦格纳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那些以普及科学为目的而发表在地方杂志上的科幻小说故事。因此他的观点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科幻小说在普罗大众中的人气以及科幻这一文学类型在1983—1984 年间所受到的抑制。

　　不过，瓦格纳的原创研究仍然为进一步讨论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分析了20 世纪70 年代末关于科幻小说姓“文”还是姓“科”的性质辩论，发现缺乏科幻小说文类定义实际上为作家们提供了机会来探索科幻小说作为新通俗文学的潜力。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当科幻小说被定义为文学时，“幻想”具有颠覆性潜能，因为这一文学类型将进入“现实主义的”领域，但却携带其“幻想的违禁品”，从而并不遵从当代科学知识的“理性归纳”的定义要求。瓦格纳在其文章中参考《牛津英语词典》，将幻想（phantasy）与幻象（fantasy）区分开来：前者意味着“想象力，有远见的直觉”，而后者则表示“任性，心血来潮，奇幻的臆造”。我将在本文中使用“幻想”一词来涵盖这两种含义，因为将所谓有远见的直觉和异想天开的思维进行分界，这里往往暗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现实与幻想，历史与虚构的对立。而正是这一假设阻止了对科幻小说中的“幻想”进行有效探索。

　　詹玲对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科幻小说的研究，承认通俗科幻故事构成了当时这种文类的主要部分，而幻想则是研究这些故事的关键。然而，她的论点仍然假设科幻文学应该传达“正确的”科学知识。在分析“我们需要怎样的幻想来支撑科学”这个问题时，她认为通俗科幻小说中“格调不高”的奇思妙想不需考虑，这些故事幻想暴力、色情，和“非科学”的超自然力量，所以他们“脱离了科幻小说的创作本质”。

　　至此，瓦格纳留下的关于科幻小说中幻想和通俗文学的线索还没有被利用起来。此外，改革初期的大量科幻作品，特别是那些在地方科普杂志上发表的科幻故事，仍然基本被忽视。本文则将其作为一手研究材料，将这些科幻故事当作“通俗小说”来重新研究，将文本细读与社会文化心理分析方法相结合，来讨论其中“幻想”的复杂机制。这些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并曾经短暂流行过的科幻小说文本，体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渗透纠结与充满张力的关系：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方案、思想制约，到新兴消费经济萌芽，以及民众寻求发泄压抑的欲望、不满和焦虑的通道，均有所体现。

　　本文第一节简要回顾中国科幻小说至20 世纪70 年代之前的历史概况，特别关注“幻想”的概念，指出科幻与国家现代化目标以及现代科学知识普及的紧密相关性。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本文将研究材料定义为“通俗小说”，强调它们迎合了当时新兴的以消遣为目标的读者群体，其特征为高度公式化的叙事和在某一历史时期短暂的高人气。本文引入苏恩文的“认知疏远”理论，弗洛伊德“移挪转置（displacement）”的心理学概念，以及对“文学幻想”的心理分析方法，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讨这些科幻小说中的幻想机制。本文分析幻想的两个相关方面：首先，幻想的内容具有陌生化效果，通过展现一个与读者所感知现实不同的世界来暗示现实生活中的匮乏；其次，在改革初期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幻想必须以“适当的”——常常是移挪置换的——方式表达。第二节对这些文本中三种最受欢迎的叙事元素进行了细读，以读心工具、感官享受以及与外星人的接触为例，讨论彼时通俗科幻小说高度公式化的叙事中所展示出的各种形式的“移挪的幻想”。分析还表明，许多文本在叙事和语言层面支离破碎，信息模棱两可，从而允许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破译和解读某些潜在信息。

　　基于1979 到1983 年间关于科幻中幻想的争论的回顾，笔者认为，通俗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动摇了科幻小说的教化功能及唯科学主义的乐观性，正是这一潜在的颠覆性导致它们在1983 年遭到评论家和科学家作者的共同抵制与批评。

　　一、科幻为通俗，幻想为现实

　　将科幻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作品来讨论，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可能毫无必要。以Hugo Gernsback（1884—1967）为代表的美国经典“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营销类别”，很大程度上自身定位就是通俗读物。然而，中国科幻小说起源于20 世纪初，主要是为国家启蒙和实现现代化而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一种文学形式。晚清民族主义改革家和报人梁启超（1873—1929）认为哲理科学小说应“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这意味着这一文类从一开始就与普及科学知识的教诲功能联系在一起，通常传达科技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进步的乐观态度。1949 年后，“科学小说”被“科学幻想小说”所取代，后者是俄语nauchnaya fantastika（ ）的字面翻译。在俄国，“科学幻想小说”是19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一种文类。在斯大林时代，特别是1934 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之后，“科学幻想小说”被纳入一个更大的艺术范畴，成为旨在普及科学知识的“科学文艺”nauchnokhudozhestvennaya（- ）的一部分。作为科学文艺的两种子类文学，苏联科普著作与科幻小说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被引入中国，并在20 世纪50 年代得到大规模翻译。

　　正是在这种历史和思想背景下，我采用“通俗科幻小说”一词来强调这里所研究的文本不是用于教化的科学文艺，而是一种新兴的消费型文化产品。虽然这些小说并不一定是刻意迎合市场，但其初衷是为了阅读的乐趣，因此可看作20 世纪80年代末商业化通俗文学的先驱。这些科幻故事的“通俗”特性包括：高度公式化的——常常是耸人听闻的——故事情节、人物设定以及插画配图等等。可以说，一些科学家作者的作品，诸如广为流行的《珊瑚岛的死光》（童恩正，1978）以及叶永烈创作的以警察金明为主人公的科幻侦探惊悚故事（1980—1983），都可划入“通俗”行列。它们属于一个屡禁不止的通俗小说传统，这个传统还包括，读者通过阅读苏联的冒险故事、间谍小说、科幻小说，以及有关“肃反（1950—1952）”主题的小说得到对惊悚刺激的满足。而1966—1976 年间流传的手抄本文学，则以最为粗糙和不稳定的方式传承了通俗文学。改革初期的通俗科幻小说通常由业余作家创作，因此往往高度公式化且缺乏写作技巧。

　　叙事角度与语气不相匹配，文本与潜台词不一致，故事和人物的发展不自然，逻辑混乱等等，它们往往会造成叙事上的漏洞与断裂。这些文本现在大多已被人遗忘，因此它们真正呼应了英文中通俗（pulp）的意义：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上的一次性使用后便搅成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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