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写作需要天分　更需要勤奋

宇浩







　　关于阿来

　　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鲁迅文学奖得主。出生于1959年，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散文《大地的阶梯》、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诗集《棱磨河》等。去年，以《蘑菇圈》拿下第7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成为茅奖、鲁奖双冠王。

　　务过农，开过拖拉机，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做过文学杂志编辑、《科幻世界》主编……母语并非汉语的阿来是因为年轻时在深山工作看着墙上糊的过期报纸找到汉语词语节奏之美的，虽然从事过六七种工作，不过唯一让他没有倦怠感的是写作。2000年，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以终评全票通过斩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不过这部出版后让百位作家、评论家称为“自来水”的神作，是阿来1994年写的，写完三年也没人看好，是彼时在《小说选刊》工作的关正文慧眼识珠将其发表，最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当时编辑力主将首印1万册提高到5万册，为此放话赔了扣自己钱，结果一年销量就达到20万册。出版二十年来，《尘埃落定》不仅在2002年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还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2018年又入选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更曾被改编为电视剧、川剧、歌剧、歌舞剧。关正文导演、豆瓣评分9.3的大型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用了两期节目呈现由喻恩泰、徐帆领衔演绎的《尘埃落定》，新颖的演绎形式让这部经典赢得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在接受采访时，2018年又摘得鲁迅文学奖的阿来直言，自己一般不会对二度创作的改编版发表意见，但这次《一本好书》的呈现形式他很喜欢，“我不是那种既希望小说被改编又不愿意内容产生变化的人，不会要求改编版跟小说是一样的，如果都一样，那改编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觉得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每一次改编都有自己的发现、都有自己的创造，才有意思。”

　　当初关正文慧眼发现《尘埃落定》

　　记者：您和关正文导演很有渊源呀。

　　阿来：我和正文认识很久了，1997年在张家界参加文学杂志活动时认识的，我们聊文学特别聊得来，后来聊到我手里有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小说叫《尘埃落定》，当时《尘埃落定》已经写出来三年了，没有人愿意出版它。他说要看看，看完之后，他对小说的理解，跟我对小说的理解相当接近，彼此都很兴奋。这本书的推出，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尘埃落定》最初是在他当时主持的《小说选刊》上发表的，后来关于《尘埃落定》的一些宣传推广，他也花了很大心力，谢谢他！

　　记者：这次关导在《一本好书》中舞台呈现《尘埃落定》，您对这种呈现和推广方式满意吗？

　　阿来：我很喜欢这种形式，他们录节目的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就去了现场，跟他们一起吃盒饭看表演，觉得很漂亮、很生动，演员表演得非常准确、特别有分寸。因为有人说《尘埃落定》其实是一个关于权力的寓言，所以节目把这条最重要的线索拎出来呈现，我觉得是很恰当的。自己写的小说，以另外一种很有分寸的方式在自己眼前直观地展现，我感觉很新鲜。阅读当然是一个主动选择，但是现在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除了看书别无选择，现在有电视、电影、网络，很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所以需要有一些这样的节目来给公众推荐值得阅读的东西。

　　记者：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得了茅盾文学奖，您觉得写作这事更依赖天分，还是后天的勤奋？

　　阿来：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天分多少是要有一点的吧！但是至少是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太相信天分这个东西，而应该更相信勤奋。因为天分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不是说从一开始，脱离了勤奋和具体劳动的天分就能凭空给你成就什么。所以还是相信勤劳更可靠、更稳妥一些。

　　记者：作为茅奖、鲁奖双冠王，您觉得奖项的意义何在？

　　阿来：奖项意味着来自社会的某种承认吧，另外还有就是畅销，可能也是来自于市场的某种承认。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谈文学，主要就在谈这个作家得了什么奖、一年挣多少钱，不是有什么作家富豪排行榜吗？早年的时候我也上过，后来榜单上数字越来越大，就上不去了。就我来讲，我还是更喜欢大家来谈书本身，因为也有好书可能没有得奖，也有好书没有挣到钱，所以还是谈书本身比较妥当。我写作快四十年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想把每一本书都写好、把每一个故事都讲好。可能运气好的时候，某一本书会得奖，某一本书会多卖一些钱，但这种撞运气的事情，不应该是一个写书人所要考虑的。我们唯一可以操控的就是，自己写书的品质以及写书时那种近乎于宗教感的虔诚态度。

　　记者：对您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呀？

　　阿来：影响我最大的是两位诗人：美国的惠特曼、智利的聂鲁达，年轻时就受他们影响，我是从写诗歌开始的，后来发现无论诗歌、小说、戏剧哪种文体，其实创作更取决于写作者的立场、方式、态度。他俩的立场、方式、态度都是我非常赞赏的，他们都是进入广阔的地域和社会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去年我还专门去了聂鲁达着墨最多的智利和秘鲁，让我对写作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做了很好的思考，算是对下一步写作有了更好的领悟。

　　记者：写诗起步的您会回归吗？

　　阿来：我不写诗很久了，大概30岁的时候，我写了最后一首诗，前几年再版诗歌集《阿来的诗》的时候，还不到一百首。我从诗歌转向小说，其实是很自然的选择。小说能把诗歌里放不进去的东西都放进去，甚至可以把诗歌放进小说里，你可以把小说写成一首诗，但不能把诗写成小说。其实我写的小说、散文中都包含诗歌的因素、富有诗意的东西，只不过没采用分行的形式。至于会不会回归分行诗歌的写作，暂时我也不知道。

　　真正好的文学会超越类型

　　记者：您曾是《科幻世界》主编，考虑过写科幻小说吗？会怎么看科幻、悬疑推理这些类型文学？

　　阿来：我没有写过科幻小说，我做过十年科幻小说的出版商，我也很喜欢科幻小说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类型文体。不过即使我不写科幻小说，我也从科幻小说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的文学要面向未来，即便小说是在写历史、写当下，但是我们的眼光是朝向未来，我们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因为科幻文学界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以前的文学是为了过去，那么科幻是为了未来。悬疑推理，我也看过一些，必须是高智商的比较烧脑的，但是现在很多悬疑推理智商不够，就不爱看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类型文学不喜欢，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学，重要的是文学除了类型的标准，我们还可以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真正好的文学都是超越类型的。你说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它是童话吧，好像也不是；它是科幻吧，好像又不是，这就是文学的超越性。

　　记者：目前有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阿来：2018年是我最累的一年。因为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一个跟西方探险家经历有关的长篇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写另外一个长篇小说，然后就停下来，从5·12地震10周年纪念那天开始写，写一个以5·12地震为背景的新长篇小说，刚写完。等于2018年写了一个长篇和一个半部长篇，这在我的创作中是空前的，所以人也很疲惫。

　　记者：您是怎么保持创作激情的？写了几十年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

　　阿来：不会厌倦！从事写作两三年后，我就觉得，这是值得一辈子保持充分热情去做的事情！我干过至少六七种不同的工作，确实做到一段时间，尤其是相当熟悉这个工作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倦怠，因为这个工作慢慢就不提供我所需要的那种新意了。但是写作不会，每换一本书、每写一本新的书，它都打开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世界，在新的领域、新的世界中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在准备写作之前，需要一段漫长的准备。

　　记者：创作是为了自己的表达欲，还是会考虑读者，会不会考虑如何吸引更多年轻读者？

　　阿来：考虑读者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美，但其实很难。街上有那么多人，到底哪一个是我的读者，我也不知道。考虑读者，其实是一个听起来很正确、实行起来很难的事情，我还是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书写好，最好暂时忘掉读者。

　　记者：为什么您不愿意给大家推荐书呢？

　　阿来：我确实不愿意，鲁迅先生也不愿意给人推荐书。我觉得文学史就是最好的荐书，经典都在里面呢。其次，人在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哪些书能解决什么问题，肯定因人而异。还有，其实读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另一方面是寻找书，这是一个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如果一经推荐，寻找书的过程就消失了，也少了一些阅读趣味。

　　记者：可是和经典阅读比起来，鸡汤、消遣类图书更流行一些。

　　阿来：人生苦短，我们就只活这几十年，还要掐头去尾，前面不懂读，再老又读不动，能读动的时间这么宝贵，还是读一点更经典更有价值的东西吧。这么宝贵的几十年时间，都拿来消遣，有点可惜，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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