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　科幻时代如何进行科幻写作

陈楸帆










　　从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到改编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大IP让科幻成功“出圈”，进入了大众视野。在“科幻元年”的呼声中，我们的生活其实早已变得“科幻”。

　　从算法、大数据到基因编辑，技术的日常渗透与矛盾性正日益凸显出来，冲击着我们的道德感阈值；尽管尚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AI已能基于阅读输入而“创作”诗歌（比如“自称”“少女诗人”的小冰），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我们是否已处在最后的人类独立写作时代？毫无疑问，生活正在被技术改变，用不了十几年就将改变得翻天覆地。

　　“趋利避害，饿了要吃，发情了要交配，这些都是写在生物体内的法则，经过亿万年进化到现在，是最底层的算法”，陈楸帆在《人生算法》里如是写道。然而科学正在把自然繁衍变成一项工程，优生学或许从未如此容易而自然，透过技术，人们开始有能力摆脱肉身与生物性的控制（比如代孕）。大概可以想见，未来的生育未必一定需要一男一女，而特权阶层可以不受限制地繁衍后代，甚至是深度基因工程优化的后代。

　　这个时代科幻作家的写作，确确实实受到现实的驱力与撼动，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去想象科技可能给我们生活造成的改变，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曾经，写作被认为是文科的事情，但今天也不得不和理工科的创造发生关系。在科幻作家陈楸帆的新书《人生算法》中，上述问题都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得到有效处理。这本小说的最后一篇《恐惧机器》还令人兴奋地应用了“人机交互式写作”，通过与人工智能程序深度学习作者风格，人与AI共同完成了一次创作。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我们跟陈楸帆聊了聊科幻时代的科幻写作。

　　人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新京报：为什么用“算法”作为切入？

　　陈楸帆：想要冲突感。算法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结构，输入与输出都是可预测的，是既定和理性的，很多东西已被写好。但人生充满不确定性，充满变数。

　　“人生算法”就是一个悖论。性格决定待人接物的反应模式，也决定了你的整个路径。基因也是一套算法。在这个闭环里，你的人生是你的一部分。你想要施加影响去改变它，但最后被改变的是你自己。就好像人总是想要“改命”，到最后发现“改命”也是命的一部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都是命本身的。

　　新京报：听起来很像中国传统的命理学。“人生算法”一说只是修辞上的差异吗？

　　陈楸帆：我觉得应该是认知上的差异，这意味着对人这一物种的再认识、再判断和再定位。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以一种精确、理性、可预测、机械化的语言意象，来描述人这种非理性的生物，比如“生物钟”，或者把大脑比喻成黑匣子。“人生算法”面对人和机器共同进化，研究机器如何像人一样思考，同时会在人的认知结构中寻找机器处理信息的逻辑和过程。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这其实有点控制论的意思，人和机器协同形成反馈。

　　新京报：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着“后人类”语境，但你的小说似乎仍很强调那些本能的驱动或者亘古的人性，比如乡土传统、人的赌性、原始恐惧，以及无法脱离肉身而独存的爱——哪怕是那些让人类陷入热恋的、“真正懂得爱情”的AI也不行。人的心智算法可以更新迭代，但爱的算法，建立在“一堆进化了亿万年的血肉和腺体”之上，却是虚无缥缈的？

　　陈楸帆：人肯定不是突变或断裂式的迭代，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要经过很多代，才能摆脱现有的所谓“传统”。但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传统会出现，会产生对原有传统的扬弃与延展。

　　人工智能爱人通过计算绘出人的情感坐标，但爱并不在这个坐标之中。爱是什么？人的定义也很模糊。它也只是人的一种自我投射。一种被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可以模拟的，但爱本身是什么却不一定知道。政府说让人民有“获得感”，而不是说“获得”。事情但凡加上一个“感”字，就很有意思。“感”才是真实的。我们都只能有真实感，而无法拥有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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