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译

张蜀　文

宫可可　图

　　1

　　我叫安妮，我是一名职业中英同传译员。

　　十年前，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

　　“你们同传是按小时收费的吧？”——不，我们是按天收费的。

　　“同传很费脑子吧？”——嗯，如果干久了，会觉得同传其实更是个体力活儿。

　　“四十岁以后还能做同传吗？”——呃，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我四十岁以后才能回答你。

　　而最近两年，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只有一个：

　　“同传会被A.I.取代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的回答是：“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

　　而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回答：“今天之后，这也许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2

　　这里就是同传译员们口中的“箱子”。这是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临时工作间，通常搭建在会议室不起眼的角落里。记得十年前，在开会的间隙，经常会有学习同传的年轻学生跑到“箱子”门口，向我们请教关于同传的各种问题，请我们让他们进到“箱子”里面，让他们试试耳机、试试麦克风，让他们和“箱子”自拍。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天能够正式进入会场的“箱子”，那就像进入圣地一般神圣。

　　当然，对于会场绝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是不会注意到“箱子”的存在的。即便注意到了，他们也常常以为这是会场的调音室或是电源机房。毕竟，最高境界的翻译，便是让人感觉不到翻译的存在。

　　所有的“箱子”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箱子”的正面是一大片的玻璃，确保我们能看清整个会场的情况。“箱子”里有一张窄窄的桌子和两张椅子，“箱子”的四壁是吸音海绵，确保译员的声音不会传出“箱子”影响现场。如果运气好的话，“箱子”的顶部还会装上一部小小的静音排风扇，这样我们的小小空间就不会显得那么憋闷。译员的桌子上通常放着两台麦克风，我和我的搭档每人一台。我们以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为一班，轮流进行翻译。

　　不过不是今天。

　　今天，我面前的桌子上只有一台麦克风，就放在我的面前。我可以把我的笔记本、笔袋、参考资料、纸质的日程和参会人员名单、电脑、手机和电源，摆满一整张桌子，而不需要和我的搭档分享这极为有限的空间。而我也可以独享“箱子”里的两张椅子，我可以脱掉鞋子，把脚舒服地翘在另外一张椅子上，以最舒服的姿势去做翻译。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却让我一点儿也舒服不起来。

　　因为，一个小时之前，我刚刚知道，我今天的搭档，是一台电脑。

　　3

　　“准备好了吗？”大李在“箱子”门口探了探头。

　　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十分钟预备……”大李竖起了大拇指。

　　我挤出了一个笑容。

　　这是一个不由衷的笑容，大李肯定也能看得出来。

　　因为如果今天的实验成功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以及我所有的同事们，即将失业。

　　我看了看身旁空空的座椅。

　　我的搭档陈美本来应该昨天和我搭乘同一班飞机飞来华盛顿的。但是她误机了。她网约的出租车没有去她家接她去机场。而昨天刚好下着大雨，她没能及时打上另外一辆车。

　　也许这是“地平线计划”刻意的安排？

　　我再看了看在“箱子”旁忙碌的大李。

　　大李其实比我小，但是在A.I.开发领域，他已经是“老人”。大李平时总是穿着印花T恤和卡其裤，凌乱的头发疏于打理，他的话不多，笑起来也很腼腆，对我也是恭敬有加。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憨厚的技术员看待，直到某天我看到了他发表在顶级外文期刊的几篇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论文，这才对他刮目相看。

　　大李在我的“箱子”旁边，架起了他的小小工作台。工作台下，是一个手提箱大小的白色机箱，台上，则是三台并排放置的液晶屏幕。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和“安加”见面。

　　其实我不应该觉得吃惊。

　　因为这不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台电脑。“见到”这个词不算准确。因为我从未真正“见过”它的主机。我所见过的，只有它的拾音麦克风、电源线，和它的创造者/操作者——大李。

　　在过去两年里，我作为地平线计划的参与者之一，带着“安加”的麦克风一起经历了我所有的同传工作。本来，大李和他的地平线计划要把这台电脑命名为“安妮+”，只是因为我的强烈反对，他们才把电脑的名字最后定成了“安加”。

　　我不希望这台电脑成为我的升级版本。

　　事实上，我不希望任何电脑成为我的升级版本。

　　4

　　“五分钟准备。”

　　我的耳机里传来了麦克风试音的声音。这是音响师最后的测试，确保每个麦克风的音质都符合译员要求。

　　他打开一个无线麦，低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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