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人

迈克尔·克莱顿

　　第一部　住院　第一章

　　星期二

　　1971年3月9日

　　中午，他俩下楼来到急诊病房，在转门后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转门出去就是狭窄的救护车通道。两人中年长的一位叫埃利斯，他神情紧张又专注，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年轻的一位叫莫里斯，他嘴里嚼着糖，把手中的糖纸揉成一团，塞在了白大褂的口袋里。

　　他们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阳光照射在两块标志牌上。大的牌子上写着“急诊病房”，小的牌子上写着“救护车专用停车场”。他们听见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警报声。

　　“是他吗？”埃利斯说。

　　莫里斯看看手表。“恐怕不是，太早了点。”

　　他俩坐在长凳上，听着警报声越来越近。埃利斯摘下眼镜，用领带擦了擦眼镜玻璃。急诊病房一个莫里斯还不知姓名的护士走了过来，她兴高采烈他说：“这是欢迎委员会吧？”埃利斯包斜了她一眼。莫里斯说：“我们直接送他进来，你们有他的病情记录图表吗？”

　　护士答道：“有，我想有的，医生。”说完，她就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埃利斯叹了口气，他戴上眼镜，朝离去的护士皱皱眉头。“我想这该死的医院都知道了。”

　　“可这是不许泄露的重要机密。”

　　警报声这时已经很近。他俩透过窗户看见一辆救护车倒进狭窄的通道，两名护理员打开车门，拉出担架。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年妇女躺在担架上，气喘吁吁，喉咙口发出泅泅的声音。莫里斯望着她被抬进一间治疗室，心想这是一位严重的肺气肿患者。

　　“我希望他状况良好，”埃利斯说。

　　“谁？”

　　“本森”

　　“怎么会不好呢？”

　　“或许他们早就揍了他一顿。”埃利斯闷闷不乐地注视着窗外。他真的是情绪不好，莫里斯心想。他知道这意味着埃利斯的内心很不平静。他和埃利斯合作过不少手术，完全清楚他的情绪规律。手术前由于承受的心里压力性情变得十分暴躁——手术开始后便是彻底的几乎是懒洋洋的平静。“他究竟要什么时候到？”埃利斯说着，又看了看手表。

　　莫里斯改变话题说道：“是要求我们三点半到吗？”下午三点半，本森将在神经外科特别会诊会上被介绍给到会的医生。

　　“据我所知，”埃利斯说，“罗斯负责介绍。我只希望本森状况良好。”

　　喇叭里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道：“埃利斯医生，约翰·埃利斯医生，２２３４。埃利斯医生，２２３４。”

　　埃利斯起身去回电话。“喂，”他喊道。

　　莫里斯知道２２３４是动物实验室的分机号码。刚才的喊话也许表明猴子出了麻烦，埃利斯上个月每周为三只猴子做实验，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同事作好准备。

　　他望着埃利斯走过房间，在挂壁式电话旁回话。埃利斯走路时一颠一跛，是小时候一次受伤事故弄断了他右腿的腓骨神经。莫里斯始终没搞清楚那次受伤和埃利斯后来决定当神经外科医生有无联系。毫无疑问，埃利斯所持的态度是决心矫正缺陷，治愈病人。他一直对病人说这句话：“我们能把你治好。”他自己的缺陷似乎不只是腿跛，他未老头先秃，视力不佳，眼镜玻璃又厚又沉。这使他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人们因此也就更加容忍他的暴躁性情。

　　莫里斯注视着窗外的阳光和停车场。下午的探访时间要到了，病人的亲属把汽车开进停车场，钻出汽车，抬头望望医院的高楼。显而易见，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情，医院是个人见人怕的地方。

　　莫里斯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今年的洛杉矶春意盎然，阳光明媚，可他的脸色仍然和他每天穿的白大褂一样苍白。他应该更经常地到户外活动活动，他告诫自己，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到室外吃午饭。他当然也打打网球，可那通常是在晚上。

　　埃利斯边摇头边往回走。“是埃塞尔，她把缝合的伤口撕开了。”

　　“怎么会呢？”埃塞尔是一只岁数不大的猕猴，她前天接受了脑外科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埃塞尔特别听话，猕猴都很听话。

　　“我不知道，”埃利斯说，“显然她把一只绑着的手臂松了出来，反正她现在吱吱地叫个不停，骨头从旁边突了出来。”

　　“她把电线拉出来没有？”

　　“我不知道。可我现在要过去帮她重新缝起来。这边你能处理吗？”

　　“我想没问题。”

　　“同警察打交道没事吧？”埃利斯说，“我想他们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的。”

　　“是的，我想他们不会。”

　　“你尽快把本森送到七楼，”埃利斯说，“然后打电话给罗斯。我会尽早过来的。”他看了下手表。“如果她老老实实的话，重新缝一下伤口大概需要四十分钟。”

　　“祝她好运，”莫里斯说。

　　埃利斯面露温色走开了。

　　他走后，急诊病房的那个护士又回来了。“他怎么啦？”她问道。

　　“有点急躁，”莫里斯说。

　　“肯定是的，”护士说。她停止说话朝窗外张望。目光迟迟不愿移开。

　　莫里斯用犀利的目光打量着她。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不少年头，完全能够识别显示地位的微妙迹象。他开始当实习医生时，根本没有地位。大多数护士比他更了解药理，如果她们烦了，就毫不隐瞒这种情绪。“我看你不是想那样吧，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了外科住院医生，护士们对他的态度比以前恭敬了。他当上高级住院医生时，已精通业务，工作游刃有余，有几个护士也就亲切地直呼其名。最后，他被调到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成了一名年资较低的研究人员，于是拘谨作为一种新的地位标志重新出现了。

　　但眼前的情景是另一回事：一个护士在他面前流连忘返，因为他具有特殊的重要影响，因为医院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护士望着窗外说道：“他来啦。”

　　莫里斯起身朝窗外张望。一辆蓝色的押送警车驶到急诊病房前，掉转车头，倒进救护车通道。“好吧，”他说，“通知七楼，告诉他们我们这就上去。”

　　“好的，医生。”

　　护士离去。两名救护车护理员打开医院大门。他们对本森的事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对莫里斯说：“你等这位吗？”

　　“是的。”

　　“急诊病人？”

　　“不，是直接住院病人。”

　　两名护理员点点头，望着开车的警官走过来打开押送车的后门。坐在后面的两个警察跳下车，在阳光下眨眨眼睛。这时，本森走下押送车。

　　像往常一样，莫里斯被他的外表感动了，本森是个温顺的人，矮胖的身体，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站在警车前，双手被手铐铐在前面，显得无可奈何。他见到莫里斯后说了声“你好”，便尴尬地把目光移开了。

　　一个警察问：“是你负责？”

　　“是的，我是莫里斯医生。”

　　警察朝医院里边指指。“请带路，医生。”

　　莫里斯说：“你介意把他的手铐下掉吗？”

　　本森抬头看了莫里斯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我们没接到这个指示。”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我想这没问题。”

　　他俩下手铐时，警车司机递给莫里斯一张书写板上的表格：“嫌疑犯转入机构护理（医疗）。”

　　莫里斯签了名。

　　“还有这里，”司机说。

　　莫里斯签第二个名时朝本森看了一眼。本森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搓着手腕，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这一本正经的手续，还有填表签名使莫里斯感到他好像是在接受联合包裹传递公司的邮包。

　　“这下行了，”司机说，“谢谢你，医生。”

　　莫里斯带领另两个警察和本森走进医院。护理员关上通道门，一个护士推着一把轮椅走了过来，本森坐上轮椅。警察露出了迷惑的神情。

　　“这是医院的规定，”莫里斯说。

　　他们一起朝电梯走去。

　　电梯在大厅停了下来。五六个病人的亲属在等电梯上楼，可看到莫里斯、轮椅里的本森以及两个警察后，他们全都犹豫了。

　　“请你们乘下一趟电梯，”莫里斯语气平静他说。

　　电梯门关上了，他们坐电梯而上。

　　“埃利斯医生在哪里？”本森问道，“我原以为他会来的。”

　　“他在手术实验室，一会儿就要来的。”

　　“罗斯医生呢？”

　　“你会在会诊会上见到她的。”

　　“哦，对了。”本森笑了笑。“会诊会。”

　　电梯到达七楼，他们全都走出电梯。

　　七楼是专门处理疑难杂症的特殊外科部，它主要是用于搞研究的。最严重的心脏病、肾病和代谢病人都在这里恢复了健康。他们几个来到护士办公室，这间用玻璃墙隔开的办公室巧妙地设在Ｘ形楼面的中心位置。

　　办公室的值班护士抬起头，看到警察，心里猛然一惊，可她没有做声。

　　莫里斯说：“这是本森先生。我们的７１０房间准备好了吗？”

　　“都替他准备好了。”护士说完朝本森嫣然一笑，本森则朝护士无奈地笑笑，目光从护士身上转移到了办公室角落里的那台电脑控制台上。

　　“你们这上面有分时站？”

　　“是的，”莫里斯答道。

　　“计算机主机在哪里？”

　　“在地下室。”

　　“这幢楼的地下室？”

　　“是的。它耗电很大，有专线通到这幢楼里。”

　　本森点点头。莫里斯对他的这些问题并不感到惊讶。本森是试图让自己忘掉外科手术，更何况他是个计算机专家。

　　护士把有关本森的图表记录交给莫里斯。图表记录的外面是通常的那种蓝色塑料护封，上面盖有大学医院的图章，但上面还有一个表示神经外科的红色标签，一个表示精心护理的黄色标签和一个莫里斯几乎从未在病人的图表记录上见过的白色标签。白色标签表示注意保密。

　　“那是我的病历吗？”本森问道。莫里斯这时正沿着走廊把轮椅上的他朝７１０室推去。两个警察紧跟在后。

　　“我一直在想这里面记的是什么。”

　　“主要是许多看不懂的记录。”其实本森的图表记录虽然厚厚一叠，却一看就懂，上面全是计算机打印的不同测试的结果。

　　他们来到７１０室外面。进门前，一个警察先走了进去并随手关上了门。另一个警察留守在门外。“只是谨慎起见，”他说。

　　莫里斯把本森坐的轮椅推进房间。这是间朝南的大房间，到了下午里边仍是阳光灿烂。

　　本森环顾四周，称许地点点头。

　　莫里斯说：“这是医院里最好的房间之一。”

　　“我现在可以站起来吗？”

　　“当然。”

　　本森走下轮椅，坐到床上。他猛地从床垫上竖起来，按动调节床位高低的几个按钮，接着又俯身看看床底下的电动机械。莫里斯走到窗前，拉上窗帘以遮挡直射进来的阳光。“很简单，”本森说。

　　“你说什么？”

　　“这床的机械装置。非常简单。你们应该装一个反馈装置，这样，床上的人身体一动就自动得以校正……。”他的说话声低了下来。他打开壁橱门朝里看看，检查了卫生间，然后回到床前。

　　莫里斯心想他的举动不像一般病人。大多数病人到医院后就担惊受怕，可本森的举动好像是租了饭店的一个房间。

　　“我住。”本森说完放声大笑。他在床上坐下来，接着看看莫里斯又看看警察。“他们非要在这里吗？”

　　“我想他们可以到门外等着，”莫里斯说。

　　两个警察点点头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关了起来。

　　“我是说，”本森说，“他们一定得在这里？”

　　“是的，他们得在场。”

　　“从头到尾？”

　　“是的。除非我们能撤回对你的指控。”

　　本森皱皱眉头。“是不是……我是说，我是否……事情很糟吗？”

　　“你打得他鼻青眼肿，还打断了他的一根肋骨。”

　　“可他没事吧？”

　　“是的，他没事。”

　　“我全都不记得了，”本森说，“我的记忆全都被抹掉了。”

　　“这我知道。”

　　“可他没出大事，我很高兴。”

　　莫里斯点点头。“你带睡衣睡裤之类的东西了吗？”

　　本森说：“没有。不过我有办法解决。”

　　“那好。我现在帮你去拿几件住院穿的衣服。你现在不要紧吧？”

　　“是的，肯定没事。”他咧嘴一笑。“也许我一打针就好了。…

　　“你，”莫里斯说，“就是不能打针。”他走出房间。

　　两个警察把一张椅子端到门口。一个警察坐到椅子上，另一个警察站在旁边。莫里斯翻开笔记本。

　　“我把安排告诉你们，”他说，“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一位管住院的会拿经费豁免书来给本森签字。随后，三点三十分，他下楼去梯形大厅出席外科特别会诊。他大约要过二十分钟回来。今晚他的头发要剃掉，手术安排在明天早上六点钟。你们还有问题吗？”

　　“能否请人帮我们弄份晚饭？”一个警察问道。

　　“我会请护士额外订的。你们是两个人吃饭，还是只有一个人吃？”

　　“一个人吃。我们八小时换一次班。”

　　莫里斯说：“我会告诉护士的。你们走进走出最好告诉她们一声，她们喜欢把楼上的人员搞得一清二楚。”

　　警察点点头，随后出现了片刻的沉默。最后一个警察问：“他到底怎么啦？”

　　“他患有特殊的脑损伤。这使他出现间歇的发作。”

　　“我看到了挨他揍的那个家伙，”一个警察说道，“是个又高又壮的家伙，看上去像个卡车司机。谁也不会想到那个小个子——他朝本森的房间挥了挥手——“居然会这样厉害。”

　　“他发作的时候很凶猛。”

　　两个警察点点头，“他要接受什么手术？”

　　“一种我们叫作第三阶段步骤的外科手术，”莫里斯答道。他不想再作进一步的解释。警察不会懂，而且他认为，即使他们懂，他们也不会相信。

　　第二章

　　神经外科会诊是医院外科医生介绍和讨论各种疑难杂症的，通常安排在星期四上午九点召开。特别会诊会几乎没开过，医生聚到一起实在不容易。可是现在，半圆形的阶梯房间里坐得严严实实，一排排医生身穿白大褂，苍白的脸都朝下望着埃利斯。埃利斯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你们许多人都知道，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明天上午将为病人实施边缘节奏步骤——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阶段。”

　　听众没有做声，也没有动静，珍妮特·罗斯站在阶梯房间门旁的角落里望着眼前的情景，纳闷他们的反应竟会如此冷淡。但这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医院里的人都知道，神经精神病研究室一直在等待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第三阶段对象。

　　“我要求你们，”埃利斯说，“在介绍病人的时候不要提问。他是个很敏感的人，心神不安。我们觉得带他进来之前你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病背景。下面请今天到会的精神病专家罗斯医生给你们作个简要介绍。”埃利斯朝罗斯点头示意，罗斯走到房间中央。

　　她抬头看看阶梯座位上的一排排脸，一时间感到无话可说。珍妮特·罗斯长相漂亮，瘦长的身材，深黄色的头发。她总觉得自己太瘦了，骨瘦如柴，常常希望自己能多几分柔柔的女人味。不过她知道她的长相很引人注目，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这个职业里泡了十年，三十岁的罗斯已经学会了利用这一优势。

　　她把双手反靠在背后，吸了一口气，开始简要介绍起来。罗斯的介绍爽快扼要，言简意赅，正是适合大型会诊的理想发言。

　　“哈罗德·富兰克林·本森，”她说，“今年三十四岁，是一位计算机专家，此人身体一直很好。两年前他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事故后他失去知觉，具体昏迷时间不详，之后他被送进当地医院，接受了一整夜的观察，第二天康复出院。他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平安无事，之后开始出现他所谓的‘暂时性记忆丧失’。”

　　听众默不作声，目光向下注视着她，静静地听她发言。

　　“这种记忆丧失大约每月出现一次，持续时间为几分钟。记忆丧失的先兆常常是能闻到一种难闻的怪味。饮酒后记忆丧失频繁出现。病人曾请教过当地的内科医生，医生说他工作太辛苦，建议他减少酒量。本森照办了，可记忆丧失依然出现。

　　“一年前——车祸发生的第二年——他发觉记忆丧失越来越频繁，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常常在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有几次，他身上留下了伤口，鼻青眼肿，衣服也撕破了，这表明他曾跟别人发生过殴打。然而，他根本不记得记忆丧失时发生了什么。”

　　听众会意地点点头。他们明白她给他们讲述的一切。这种病显然是癫痫综合症，可通过外科手术治疗，但也有复杂的病例。

　　“病人的朋友，”她继续说道，“曾告诉他说他的行为不正常，可他没把他们的忠告当作一回事。他逐渐失去了他原先和大多数朋友保持的联系。那时——也就是一年前——他还在工作中做出了他所谓的不朽发现。本森是位计算机专家，主攻人造生命或者叫机器智能。他说他在工作中发现机器在跟人类进行竞争，机器最终将主宰世界。”

　　这时，听众中发出了阵阵低语声，罗斯的这段话引起了他们，尤其是精神病医生的兴趣。她能看见她那位年迈的教师曼依双手托着下巴坐在最高一排的座位上。曼依心里一清二楚。

　　“本森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尚未离开他的朋友。他们建议他去看看精神病医生，这使他恼羞成怒。去年，他愈加坚信机器正在图谋主宰世界。

　　“接着在六个月前，病人因被怀疑殴打一名飞机机械师而被拘捕。由于无法对证，指控被撤消。但这件事弄得本森紧张不安，他只得去寻求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他隐隐约约地怀疑反正他就是那个毒打机械师的人。他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可这隐隐约约的怀疑一直留在了他的心头。

　　“四个月前，也就是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他被交给了大学医院的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根据他的病史——脑部受伤，间歇性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前能闻到怪味，他被认为可能患有现在叫作ＡＤＬ的病，即急性无抑制伤害综合症。这是一种器质性病，患者周期性地丧失其对暴力行为的抑制。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现在只接收可治疗的器质性行为失调病人。

　　“神经病情检查完全正常。脑电图记录完全正常，脑波活动无反常。酒精摄取后再次进行了检查，发现有异常迹象。脑电图显示病人大脑的右颞叶有发作活动。因此，本森被认为是第一阶段病人——这是对ＡＤＬ综合症的明确诊断。”

　　她停下来歇歇气，也让听众消化一下她刚才对他们讲的一番话。“病人是个很聪明的人，”她说，“我们已向他解释过病情。我们告诉他说他的大脑在车祸中受了伤，于是患了一种产生‘思维发作’的病——是心理的发作而不是身体的发作，导致失去抑制并产生暴力行为。我们告诉他这种综合症已受到深入的研究，可以得到控制。于是他开始接受一系列的药物试验治疗。

　　“三个月前，本森因殴打他人受指控而被捕。受害人是个袒胸露臂的舞蹈演员，二十四岁，这个跳舞的后来撤回了对他的指控。医院方面稍许为他作了点调停工作。

　　“一个月前，药物试验疗程结束。结果，使用的任何一种药物或联合用药都没有给本森的病情带来好转。因此，他是一个第二阶段患者——抗药物的ＡＤＬ综合症患者。于是他被安排接受第三阶段的外科手术，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

　　她停顿了片刻。“在我带他进来之前，”她说，“我想再补充一句，他昨天下午袭击了一名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把他打得够惨的。他的手术安排在明天，我们已说服警察把他交给我们监护。但从法律意义上说，他仍因殴打的指控在等候提审。”

　　她转身出去带本森进来，房间里寂静无声。

　　本森就坐在半圆形阶梯房间外的轮椅里，身上穿着医院发给病人的蓝白条睡衣。珍妮特·罗斯出现时，他笑了。“你好，罗斯医生。”

　　“你好，哈里，”她也朝他笑笑，“你感觉如何？”

　　当然，他感觉如何罗斯是一目了然。本森紧张而又害怕：他的上嘴唇上冒出了汗珠，肩膀畏缩着，双手握着拳头放在膝盖上。

　　“我感觉很好，”他说，“真的很好。”

　　本森后面是推着轮椅的莫里斯，还有一个警察，她对莫里斯说：“他也跟我们进去吗？”

　　没等莫里斯回答，本森用轻蔑的口气说道：“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警察点点头，显出一副尴尬的神情。

　　“好吧，”她说。

　　她打开门，莫里斯把本森的轮椅推进阶梯房间，一直推到埃利斯跟前。埃利斯迎上来和本森握手。

　　“本森先生，见到你很高兴。”

　　“埃利斯医生。”

　　莫里斯掉转轮椅，让本森面对阶梯房间里的听众。罗斯坐到一边，朝呆在门旁想避开众人视线的警察瞥了一眼。埃利斯站在本森旁边，本森的双眼望着一面磨砂玻璃，玻璃上夹着十几张调光照片。他似乎意识到了这些是他的颅骨光照片。埃利斯发觉后关掉了磨砂玻璃后的电灯。Ｘ光照片变成了黑糊糊的一片。

　　“我们请你到这里来，”埃利斯说，“是要你回答这些医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指指坐在排成半圆形的座位上的男人。“他们不会让你感到紧张的，是吗？”

　　埃利斯信口问了一句，罗斯皱皱眉头。她出席过几百次这样的大会，每次总少不了要问病人俯视着他们的医生是否让他们紧张不安。病人在回答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时总是否认自己感到紧张不安。

　　“他们当然使我紧张，”本森说，“见到他们谁都会紧张。”

　　罗斯忍住没笑出声来，谢天谢地，她心里在想。

　　接着本森说：“如果你是一台机器，我把你带到一帮计算机专家面前，他们想找出你的毛病并把你修好，这会怎么样呢？你会有何感受呢？”

　　埃利斯感到慌乱无措。他用手理了理日见稀疏的头发，朝罗斯看了一眼。罗斯摇摇头，示意根本不行。这不是探究本森的精神病的地方。

　　“我也会紧张的，”埃利斯说。

　　“是啊，”本森说，“这下你明白了吧？”

　　埃利斯咽了口口水。

　　他是故意装怒，罗斯心想，别上他的当。

　　“可我当然不是机器，不是吗？”埃利斯说。

　　罗斯在一旁皱眉蹩额。

　　“难说，”本森说，“你的某些功能便是重复的和机械的。从这个观点看，它们的程序编制很简单并且相对明确，如果你……”

　　“我认为，”罗斯说着站起身，“我们现在也许该来听听到会者的问题了。”

　　埃利斯显然不喜欢有人插话，但他没有吭声。本森总算静了下来。罗斯抬头看青听众，接着后排的一个医生举手说道：“本森先生，你能否和我们详细讲讲你记忆丧失前闻到的气味？”

　　“没什么可讲的，”本森说，“味道很怪，就这些，很难闻，可说不出像什么气味，不知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是说你无法确认是什么气味。记忆的磁带出现空白。”

　　“你能否说出它类似什么气味？”

　　本森耸耸肩膀。“也许像……松油里的猪粪。”

　　又一位听众举起了手。“本森先生，你的记忆丧失越来越频繁，记忆丧失持续的时间是否也越来越长呢？”

　　“是的，”本森说，“现在长达几小时。”

　　“你从记忆丧失中恢复过来后会有什么感觉？”

　　“胃里难受。”

　　“能再说得具体点吗？”

　　“有时我会呕吐。够具体了吧？”

　　罗斯皱皱眉头。她看得出来本森快要发怒了。“还有问题吗？”她问，心里希望不会再有问题。她抬头看看听众，房间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埃利斯说，“也许我们可以接下去讨论第三阶段外科手术的具体细节。这些本森先生早已知道，所以留下来也可以，走也可以，请自便。”

　　罗斯不赞同这种说法。埃利斯这是在炫耀自己，这是外科医生的本能，喜欢向大家表明他的病人不在乎开刀截肢。请——敢于请本森留在房间里是不正当的做法。

　　“我留下来，”本森说。

　　“很好，”埃利斯说。他走到黑板跟前画了一张大脑的简图。“注意，”他说，“我们理解的ＡＤＬ综合症发展过程是，大脑的某个部分受伤，于是形成一个伤疤。它就像其它身体器官上的伤疤——有许多纤维组织，许多挛缩和畸变组成。这个伤疤成为异常放电的中心，我们看到电波从中心向外扩展，犹如一块石头在池塘里激起的层层涟漪。”

　　埃利斯在大脑简图上点了一点，然后绕着点画了几个圆圈。

　　“这些电波纹引起发作。大脑有些部位的放电中心会引起一阵阵颤抖和口吐白沫等现象，其它部位则引发其它现象。如果中心在颞叶，像本森先生的情况一样，那便会患急性无抑制伤害综合症——出现怪念头和暴力行为，它的典型先兆时常是闻到一种气味。”

　　本森望着，听着，点着头。

　　“另外，”埃利斯说，“我们从许多研究人员的工作中获知，把ＡＤＬ综合症中抑制力的阶段性丧失看成通常意义上的发作是不对的。它们或许只是器宫损伤引起的间歇性大脑失灵。不过，这种失灵的出现往往有其独特的模式，于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其为发作。我们知道，对大脑的有关部位实施电击可以阻止这种发作。无抑制的全面发作需要几秒钟——有时长达半分钟的时间。这期间实施电击可以阻止发作。”

　　他在几个圆圈上打了一个很大的“Ｘ”，接着重新画了一幅连头连脖子的大脑结构图。“我们面临两个问题，”他说，“第一，哪里是电击的正确部位？就ＡＤＬ病人来说，我们大体知道，病源是扁桃体，即所谓的大脑边缘系统的前沿部位。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部位，但我们可以通过向大脑移植大量电极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森先生明天早上将移植四十个电极。”

　　他画了两条通进大脑的直线。

　　“我们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知道发作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知道何时实施阻止性电击。所幸的是，我们用于实施电击的电极也可用来‘阅读’大脑的脑电活动。发作前脑电活动会出现独特的模式。”

　　埃利斯停顿了片刻，朝本森瞥了一眼，随后又抬头望望听众。

　　“所以说我们拥有反馈系统——仍然用发出电击的电极来测定即将开始的发作，然后发出阻止性电击。反馈装置由一台计算机控制。”

　　他在简图的脖子上画了一个小方块。

　　“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研制了一种计算机，它将监视大脑的脑电活动。当发觉发作即将来临时，它便会向正确的区域发出电击。这台电脑像邮票一样大小，十分之一盎司重，它将被移植到病人脖子的表皮下。”

　　接着他在脖子下方画了一个长方形和几条同小方块的电脑连接的电线。

　　“我们用一个ＰＰ－Ｊ钚动力盒做供电装置为电脑提供电源，电源盒将被移植在肩膀的表皮下，这样病人便可完全依赖自己。电源盒能连续供电二十年，不会出问题。”

　　他用粉笔敲敲简图上的几个不同部位。“这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馈环——大脑，到电极，到计算机，到电源盒，再回到大脑。这是一个脱离外部的封闭环。”他转向本森。本森望着他们的讨论，脸上露出了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表情。

　　“有什么看法吗？本森先生？有什么要说或要补充的吗？”

　　罗斯的心里在抱怨。她知道埃利斯只是想摆出一副体贴病人的架势，但在这种怕人的手术前叫任何病人发表看法都是不应该的，他提这种问题就好像病人本人无需经历手术似的。这太过分了。

　　“没有，”本森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他打了个呵欠。

　　本森坐着的轮椅被推出了房间，罗斯跟了出去。其实她不必送他，可她为他的病情担忧——也为埃利斯对待他的方式感到几分内疚。她说：“觉得这讨论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为什么？”

　　“嗯，讨论完全是专业性的，我原以为讨论会更富哲理性。”

　　“我们是务实者，”她轻声说道，“处理实际问题。”

　　本森笑笑。“牛顿也是，”他说，“还有什么比苹果为何掉在地上的问题更实际的呢？”

　　“你真的看到这中间富有哲理的内涵了吗？”

　　本森点点头。“是的，”他说，“你也是的。你只是假装没有看到。”

　　她随后停住脚步，望着本森坐在轮椅里被推到电梯口。本森、莫里斯和那位警察在走廊里等待下一趟电梯。莫里斯急不可耐，死命地按着电钮。这时，电梯来了，他们全都走了进去，本森最后挥了下手。电梯门关上。

　　罗斯转身朝阶梯房间走去。

　　“……已经研制出来十年了。”埃利斯滔滔不绝。“起先是用于心脏起搏器的，它需一年左右动一次小手术以更换电池。外科医生和病人都觉得讨厌。现在的原子电源盒完全可靠，使用寿命长。如果本森先生到时还健在，我们可能要到１９９０年才需更换电源盒，但在此之前无需更换。”

　　珍妮特·罗斯轻手轻脚地回到阶梯房间。这时又有人提了个问题：“你如何决定四十个电极中哪个来阻止发作？”

　　“我们将移植全部电极，”埃利斯说，“把它们和微型计算机接通，但二十四小时内我们不会锁定任何电极。手术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将通过无线电刺激每一个电极，以决定哪些电极性能最佳，然后用遥控器将它们锁定。”

　　阶梯房间的高处，一个熟悉的声音咳嗽了几声，说道：“这些技术细节很有趣，但在我看来它们脱离了主题。”罗斯抬头一看，发现说话的是曼依。曼依快要七十五岁了，是一名精神病学的荣誉教授。他现在很少来医院，来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把他当作一个老态龙钟、思想陈旧的怪老头。“在我看来，”曼依继续说，“这个病人是精神病患者。”

　　“这话有点偏激，”埃利斯说。

　　“也许，”曼依说，“但至少他的个性严重失调。人和机器出现这种混乱都是令人烦恼的。”

　　“个性失调是他病症的一个部分，”埃利斯说，“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哈利和他耶鲁的同事说百分之五十的ＡＤＬ患者都伴有这种个性失调，它和发作本身没有关系。”

　　“确实如此，”曼依用不耐烦的声音说道，“个性失调是他病症的一部分，和发作无关。可你采取的步骤能治愈这种病吗？”

　　珍妮特·罗斯发现自己在暗暗高兴：曼依正在走向和她完全一致的结论。

　　“不能，”埃利斯说，“也许不能。”

　　“换句话说，手术可以阻止他的发作，但无法终止他的妄想。”

　　“不能，”埃利斯重复道，“也许不能。”

　　“恕我直言，”曼依说着从他坐的最高一排朝下面皱皱眉头。“我最担心的就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会出现这种想法。我不是单单指你，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普遍问题。例如，如果我们在急诊病房遇上企图用过量服药的办法来自杀的病人，我们的治疗方法是先给病人洗胃，再教训他一通，然后送他回家。那是治疗——但很难说是治愈。病人迟早会再进医院。洗胃洗不走病人心中的抑郁，它只能治疗过量服药。”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

　　“我还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我们医院遇上的那位Ｌ先生。你还记得那个病例吗？”

　　“我认为：Ｌ先生的情况在此不适用，”埃利斯说。但他的说话声僵硬又恼怒。

　　“我不敢肯定，”曼依说。由于阶梯房间里有几个疑惑不解的人朝他转过身来，他作了如下解释：“Ｌ先生是几年前这里出了名的一个病人。他三十九岁，患有晚期肾炎，是慢性肾小球性肾炎，医院考虑为他作肾移植手术。因为我们的移植设备有限，手术病人有医院审查委员会选定。委员会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强烈反对把Ｌ先生当作肾移植候选人，因为他患有精神病。他相信太阳统治地球，他白天拒绝出门。我们感到他反复无常，肾脏移植对他不会有好处，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手术。六个月后，他自杀身亡，真是一场悲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花费成千上万美元并且专家要辛苦许多小时才能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不是可以让别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吗？”

　　埃利斯踱来踱去，一只坏脚在地板上轻轻地拖动着。罗斯知道他在这咄咄逼人的言词下感到害怕。埃利斯通常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暴露他的残疾，只有眼尖的人才看得出他的跛脚。可在他劳累、愤怒或害怕的时候，这缺陷就一目了然了，简直就像他无意识中在乞求同情：不要攻击我，我是个跛子。

　　“我理解你的反对意见，”埃利斯说，“就你刚才的话而言，你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本森受到扰乱，我们的手术也许无法改变这一情况，这千真万确。但要是我们不为他进行手术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的发作对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是一种威胁。他的发作给他惹了法律麻烦，况且他的发作日见严重。手术将阻止发作，我们认为这对病人是一大好处。”

　　高高在上的曼依微微耸了耸肩膀。珍妮特·罗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表明双方的看法不可调和，已陷入僵局。

　　“好吧，”埃利斯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人再提别的问题。

　　第三章

　　“他妈的见鬼，”埃利斯说着擦擦前额。“他还有完没完？”

　　珍妮恃·罗斯和他一起穿过停车场，朝兰格研究大楼走去。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渐渐泛黄，变得越来越暗淡无力。

　　“他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她温和他说。

　　埃利斯叹了口气。“我老是忘记你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的。”

　　“为什么你老是忘记呢？”她边问边笑。作为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她从一开始就反对给本森动手术。

　　“听着，”埃利斯说，“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治愈他的病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帮助他部分治愈，但我们也将尽力而为。我们要帮助他，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

　　她默默地和他并肩而行，无话可说。她对埃利斯多次讲过她的看法，手术不会有任何好处——事实上可能会使本森的病情变得更糟。她肯定埃利斯明白这种可能性，可他固执己见，对此不理不睬。至少在她看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罗斯就像喜欢别的外科医生一样也喜欢埃利斯。她把外科医生看作是以行动为目的的男人（她发现意味深长的是，外科医生几乎总是男人），他们拼命想做点什么，想采取实际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利斯比他们大多数人还要强。他在本森之前已明智地拒收了几个第三阶段候选人，罗斯知道他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早就渴望着进行这次新手术。

　　“我讨厌这一切，”埃利斯说，“医院政治。”

　　“可你想给本森……”

　　“我已做好准备，”埃利斯说，“我们都已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跨出这第一大步，现在是时候了。”他扫了她一眼。“你为什么显得这样没有信心？”

　　“因为我没有信心，”她说。

　　他们来到兰格大楼。埃利斯和罗斯分手要去和麦克弗森共进早晚餐——他烦躁他说是一次政治晚餐——罗斯坐电梯上了四楼。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在兰格研究大楼里占据了四楼的整个楼面。其它楼面都漆成了死气沉沉而又冷冰冰的白色，但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却漆成了鲜艳明亮的原色，目的是要让病人感到乐观和开心，可原色在罗斯身上始终起着相反的作用。她觉得这种愉快气氛是虚假的和人为的，就像是低能孩子的托儿所。

　　她走出电梯，朝接待处望了一眼。一堵墙漆成了明亮的蓝色，另一堵墙是红色的。和研究室的其它任何东西一样，墙上的颜色也是麦克弗森的主意。罗斯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机构居然能如此鲜明地反映领导的个性。麦克弗森的身上历来具有一种欢快的幼儿园的品质和无限的乐观主义精神。

　　毫无疑问，如果你计划为哈里·本森动手术，你就必须抱乐观态度。

　　这时，研究室里静悄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已下班回家。罗斯沿走廊走过挂着指示牌的彩色墙壁：超声波脑调射线，脑皮层功能，脑电图，顶骨Ｔ，走廊的尽头是远程信息处理室。这些工作室里进行的工作和标志牌本身一样复杂难懂——而这里仅仅是病人护理部，也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应用部”。

　　应用部和发展部（即研究部）相比是很普通的，更不用说像乔治和玛莎或Ｑ模型这样的大项目了。发展部要比应用部领先十年——尽管应用部也非常非常先进。

　　一年前，麦克弗森请她带一队报社的科学记者参观神经精神病研究室。他选择她承担这个任务，他说“因为她就是这种骚女人”。他的嘴里能说出这种话很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令人惊讶的。他通常总是彬彬有礼，像个慈父般的长者。

　　但罗斯的惊讶和记者们感到的惊讶相比就不足为奇了。她原计划带他们参观应用部和发展部，可参观应用部后，他们全都感到焦虑不安，显然心里负担过重，于是她压缩了参观计划。

　　事后，罗斯老为这事惴惴不安。记者们不是天真烂漫没见过世面的人，他们的一生都在科学领域问来回穿梭。然而，他们看完罗斯带他们参观的工作之后一个个变得哑口无言了。罗斯自己没有看到的一点是——她已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工作了三年，已逐步习惯这里从事的一切。人和机器，即人脑和计算机的结合，对她来说已不再新奇和刺激，它只是朝前迈进和把事情付诸实施的一种方法。

　　另外一方面，罗斯反对为本森进行第三阶段手术。她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认为本森不是合适的对象，并且她仍有一线希望证明这点。

　　罗斯来到走廊的尽头，在远程信息处理室的门外停下脚步，听着打印机轻轻的嘶嘶声。她听见里边有说话声，就把门推开了。远程信息处理室确实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心脏部分。这是一个大房间，里边摆满了电子设备。四壁和天花板都是隔音的，因为早期的落地式读出机都是劈劈啪啪的电传打字机。现在，他们或者使用无声的阴极射线管，或者使用带喷嘴的喷墨打印机，而不再是机械的打字机。所以房间里最大的声音就是喷嘴的嘶嘶声。当初是麦克弗森坚持换上这声音更小的打印机的，因为他感到原来的劈劈啪啪声打扰了前来研究室接受治疗的病人。

　　格哈得在里边，还有他的助手理查兹，人称一时奇才。格哈得年仅二十四岁，理查兹年纪更轻。他们是研究室里最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两人把远程信息处理室视作堆满复杂玩具的运动场。他们要是心血来潮，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常常从下午一直玩到天亮。使麦克弗森极其恼火的是，他俩很少出席小组会议和正式的会议，但他俩又是无可否认的出色青年。

　　格哈得穿着牛仔鞋、斜纹布工作服和珍珠纽扣的缎子衬衫。十三岁那年，他在风凰城家中的后院里造了一枚二十英尺长的固体燃料火箭，从而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该火箭拥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子导航系统，格哈得感到他能够把它送入轨道。他的邻居们看到造好的火箭在后院的车库上方竖了起来，整天惶恐不安，于是打电话告诉了警察，最后部队也接到了通知。

　　部队检查了格哈得的火箭，把它运到了白沙发射基地。发射过程中，第二级火箭过早点火，在两英里的高空发生爆炸。但那时格哈得已在他的导航机械方面获得了四项专利，大学和实业公司提供的奖学金纷至沓来。他把奖学金一概拒之门外，让他的叔叔来投资他的专利。当他到达开汽车的合法年龄后，他买了一辆马什拉蒂。他在加州伯班克的洛克希德公司谋职，一年后因没有正式的工程学文凭提升受阻而辞职。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同事们讨厌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开一辆马什拉蒂·吉伯利车，并且还有在半夜里工作的习惯。他们感到他不具备“团队精神”。

　　之后，麦克弗森聘请他在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工作，设计与人脑协作的电子元件。麦克弗森是研究室的主任，他在这之前已面试过几十个候选人，他们全都认为这项工作是“一次挑战”，是“一个有意义的系统应用环境”。格哈得说他认为这项工作很好玩，结果立即被录用了。

　　里查兹的背景相差无几。他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六个月后应征服兵役。在即将派往越南的时候，他提出了改进部队的电子扫描装置的建议。改进建议取得了成功，里查兹从此远离战场，在圣莫尼卡的实验室里工作。他退伍后也来到了神经精神病研究室。

　　一对奇才。罗斯微微一笑。

　　“你好，简，”格哈得说。

　　“事情进展如何，简？”里查兹说。

　　他俩都是简慢无礼的人，研究室里只有他们敢把麦克弗森称作“无赖”，麦克弗森也隐忍不言。

　　“很好，”她说，“我们的第三阶段病人已通过特别会诊。我现在就去看他。”

　　“我们即将完成一项有关计算机的检查，”格哈得说，“东西看上去不错。”他指指摆着一台显微镜的桌子，显微镜四周堆放着许多电子仪表和刻度盘。

　　“在哪里？”

　　“在镜台下。”

　　她凑近一看，只见显微镜镜片下摆着邮票大小的一个塑料盒。透过塑料片她能够看见里边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微型电子元件。塑料板上露出了四十个触点。他们两个人借助显微镜正在用探针逐个测试触点。

　　“逻辑电路最后检查，”里查兹说，“我们还装了辅助器，以防万一。”

　　珍妮特走到档案卡存放架前，开始在测试卡中翻寻。接着她说：“你们还有没有心理分析卡？”

　　“在这边，”格哈得说，“要五空位的还是Ｎ空位的？”

　　“Ｎ空位的，”她说。

　　格哈得打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纸，还拿出了一块平整的塑料书写板。塑料板的金属链上有一根尖尖的金属探针，看上去像枝铅笔。

　　“这不是给第三阶段病人用吧？”

　　“是给第三阶段病人用，”她说。

　　“可你以前已对他进行过许多次分析。”

　　“还要来一次，病历上要用。”

　　格哈得把卡纸和书写板递给她。“你的第三阶段病人知道进行的一切吗？”

　　“他知道大多数情况，”她说。

　　格哈得摇了摇头。“他一定是脑子有毛病。”

　　“他脑子是有毛病，”她说，“问题就在这里。”罗斯来到七楼的护士办公室，要拿本森的病历表。值班的是个新护士，她说：“对不起，病人亲属不许看病历。”

　　“我是罗斯医生。”

　　护士不知所措。“对不起，医生，我没看胸牌。您的病人在７０４。”

　　“什么病人？”

　　“小杰丽·彼得斯。”

　　罗斯医生露出了茫然的神情。

　　“您不是儿科医生吗？”护士终于问道。

　　“不是，”她说，“我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精神病科医生。”罗斯自己都听出来她的说话声有点刺耳，这使她忐忑不安。但在她这么多年的成长岁月中，她周围的人总是对她说：“你其实不想当医生，你想当护士。”要不就是说：“是啊，对一个女人来说，儿科是最佳的，我是说最自然的选择……”

　　“噢，”护士说，“那您要的是７１０的本森先生。我们已为他做好了手术前的准备。”

　　“谢谢，”罗斯说。她拿起病历表，沿走廊来到本森的病房前。她敲敲本森的房门，听见里边传出一阵枪声。她打开门，只见房间里灯光昏暗，只有床头的一盏小灯亮着，整个房间笼罩在电视机发出的铁蓝色光亮里。电视屏幕上，一个男子正说着话：“……落地前就死了，两颗子弹正巧从心脏穿过。”

　　“你好！”她说着把房门又推开了一些。

　　本森朝门口望去。他笑了笑，按动床头的一个电钮，关上电视机。他的头上裹着一块毛巾。

　　“你感觉怎样？“她问着走进房间，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光秃秃的，”他说着摸摸毛巾。“很有意思。头发全部剃下来之前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头发。”他又摸了摸头上的毛巾。“女的这样子一定更糟。”说完他看了她一眼，感到十分难堪。

　　“谁也不会觉得好玩，”她说。

　　“我想是的。”他往后靠到枕头上。“他们为我剃过头后，我朝废纸篓里看了一下。我大吃一惊，这么多头发。我的头变得冷冰冰的，这真有意思，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头。他们给我裹了条毛巾。我说我想看看我的头——看看光头的我是什么模样——可他们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一直等到他们离开，随后我起床走进卫生间。但我进去之后……”

　　“怎么啦？”

　　“我没有取下毛巾。”他哈哈大笑。“我不能取下毛巾。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认为是什么意思？”

　　他又大声地笑了。“为什么精神病科医生回答问题从不直截了当？”他点燃香烟，用挑战的目光望着她。“他们叫我不要抽烟，可我还是照样抽。”

　　“恐怕没什么关系，”她说，她在仔细观察他。他似乎心情很好，她可不想让他扫兴。可另一方面，在大脑动手术的前夜还这般兴致勃勃也不很合适。

　　“埃利斯几分钟前在这里，”他说着吸了几口烟。“他给我打了些记号。看得见吗？”他轻轻掀起右侧的毛巾，露出了苍白的头皮。耳朵的后面标有两个蓝色的“Ｘ”记号，“我看上去怎么样？”他问着咧嘴笑了。

　　“你看上去很好，”她说，“你感觉怎样？”

　　“很好，我感觉很好。”

　　“担心吗？”

　　“不，我是说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毫无办法。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全在你和埃利斯的手中……”他咬了咬嘴唇。“我当然担心。”

　　“担心什么？”

　　“什么都担心，”他说着吸了口烟。“担心一切。我担心我如何睡觉，明天会有什么感觉，手术结束后我会怎么样，如果有人出了差错会怎样，如果我成了植物人会怎样，如果疼痛会怎样，如果我……”

　　“死了？”

　　“当然也有这个担心。”

　　“其实这是一个小步骤，不比阑尾切除手术复杂。”

　　“我肯定你对你所有的脑外科病人都是这样说的。”

　　“没有，真的。这是一个简短的步骤，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他茫然地点点头。她说不准她的话是否已让他放下心来。“你知道，”他说，“我真的认为这事不会发生。我一直在想，明天早上他们在最后一刻会走来对我说：‘你的病治好了，本森先生，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我们希望你的病能通过手术获得根治。”她说这话时感到一阵内疚，可这话又是顺顺当当从她嘴里说出来的。

　　“你实在是大通情达理了，”他说，“有时候我简直受不了。”

　　“就像现在？”

　　他摸摸头上裹着的毛巾，“我是说，天哪，他们要在我的头上钻孔，还要把电线放置在——”

　　“这你早就知道了。”

　　“没错，”他说，“一点不错。可这是手术的前夕。”

　　“你现在感到恼火吗？”

　　“不。只是害怕。”

　　“害怕没问题，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不要让这事使你恼火。”

　　他捻灭香烟，随即又点燃了一支，他改变话题，指指她手下夹着的书写板。“那是什么？”

　　“还要进行一次心理分析。我希望你接受。”

　　“现在？”

　　“是的。病历上要用。”

　　他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他以前已接受过几次心理分析。她把书写板递给他，他在板上拼完提问卡，于是开始回答问题。他大声念道：

　　“你宁愿做大象还是拂拂，拂拂。大象寿命大长。”

　　他用金属探针在卡上戳了一下他选择的答案。

　　“如果你是颜色，你要做青色还是黄色？黄色，我现在正好感到脸色发黄。”他笑了，用探针戳了一下答案。

　　她等他做完三十个问题并用探针戳完答案。他把书写板还给她，他的情绪似乎又开始波动起来。“你参加吗？明天？”

　　“参加。”

　　“到时我不会糊涂得认不出你吧？”

　　“我想不会。”

　　“我什么时候能完全清醒？”

　　“明天下午或晚上。”

　　“这么快？”

　　“真的是一个小步骤，”她再次说道。他点点头。她问他是否需要她帮什么忙，他说要喝点干姜水，她说他在手术前的十二小时里不能吃不能喝。她说会给他打针以帮助他睡觉，明天早上手术前还要打针。她说希望他能睡得香。

　　她离开时，听见电视机嗡的一声又打开了，一个刺耳的声音说：“你瞧，中尉，我在这里抓到了一个杀人犯，在这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

　　她关上了门。

　　离开七楼前，她在病历表里夹了一张便条。她在便条四周画了一条红线，以确保护士们都能看到它。

　　住院病人精神病情概况：

　　这个三十四岁的病人据查已患了两年的ＡＤＬ综合症。该病可能是因一起车祸引起的。该病人曾企图杀两个人，并同其他几个人发生过殴打。如果他对医务人员说他“感到很有趣”或“闻到了怪味”，就应该被看作是开始发作的迹象。遇上这种情况，请立即通知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和医院保卫科。

　　病人还伴有个性失调，这是病症的一部分。他坚信机器正在图谋主宰世界，他对自己的信仰坚信不已，任何劝阻的意图都只会引起他的敌意和怀疑。还应该记住的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敏感的人。有时他的要求会相当苛刻，但医务人员应该意志坚定而又以礼相待。

　　他聪明和富有表达力的举动可能会使人忘记他的态度不是存心的。他患的是一种器质性病，该病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是害怕的，并且关心着他身上发生的一切。

　　珍妮特·罗斯，医学博士

　　神经精神病研究室

　　第四章

　　“我不懂，”公关部的那个人说。

　　埃利斯叹了口气。麦克弗森耐心地笑笑。“这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一个器质性原因，”他说，“问题应该这样来看。”

　　他们三个人正坐在紧挨着医院的四王餐馆里。吃早晚餐是麦克弗森的主意。麦克弗森说要埃利斯出席，于是埃利斯就来了。埃利斯认为事情就是这样。

　　埃利斯举起手，示意侍者再给他来点咖啡。这时他想，再喝点咖啡也许会赶走他的睡意，但喝不喝其实无关紧要：他今晚无论如何不会睡得很沉。这在他的第一个第三阶段病人手术的前夕是不可能的事。

　　他知道他会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索手术的步骤，一遍遍地琢磨他已了如指掌的手术方式。他为许多作为第三阶段手术对象的猴子动过手术，确切他说是一百五十四只猴子。猴子与人不同，它们撕缝合的伤口，拉电线，尖叫，进攻你，咬你——

　　“来点科涅克白兰地怎么样？”麦克弗森问道。

　　“很好，”公关部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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