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

凯文·吉尔福伊尔

　　序

　　献给莫，你曾经说过，世上的事情该是什么样，终究是什么样。

　　书中人物因性格及所处情形而自然流露的想法绝不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书中内容也绝无歧视任何哲学观点的意思。

　　——摘自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前言

　　卷首　安娜·凯特的安息

　　戴维斯两眼盯着女儿僵硬的双脚，它们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伸向密密编织的深灰色地毯。他已没有悲伤的感觉了。在他心里，悲伤从产生到成熟，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绝望则在心的另一端，突然向他涌来，慢慢升腾，使他陷入消沉。虽然好久没感到这么消沉了，但他觉得自己至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实验，他的病人，他在高尔夫球场边的新家，还有另一处在湖畔的房子，他想象着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灰飞烟灭：人、房屋和财产，而他却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照亮了整间屋子，灯光如此明亮，垂直地射向各个角落，戴维斯在整间屋子里找不出一个影子。从屋里往外看，对着大街的开阔窗户好像被涂上了一层黑漆。而从窗外，人们能看到这家白晃晃的商店，就在警车、发亮的雪堆和黄色警戒线后面，整个建筑光秃秃的，像是以简洁而闻名的设计师密斯所描绘的一幅夜景。

　　有几个警察站在营业楼层上说话，但戴维斯只能隐约听到他们断断续续的低语：“他在这儿干什么……他会把整个犯罪现场弄得一团糟，看在上帝的分上……”站在戴维斯身边的警察叫奥塔格，以前是他的病人。今晚，奥塔格让戴维斯从后门进入商店——带他穿过仓库，上楼，站到了长方形收银台内侧——就因为这件事，奥塔格还被一名警探好好训斥了一顿。

　　安娜·凯特的双脚在戴维斯的眼里一会儿是那么的清晰，一会儿又变得模糊，但他的眼睛从未离开过它们。这双脚自脚踝以下看上去如同由棕黄色的塑料制成，僵硬得就像是从墙边一个穿螺纹毛衣的塑料人体模特身上割下来的似的。

　　这时，他想起奥塔格曾被检查出精子活力低下。那天，他以戴维斯·穆尔医生的身份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奥塔格和他美丽的妻子凯瑟琳。他们不赞同采用人工授精的方法使凯瑟琳怀孕，也接受不了使用匿名ＤＮＡ和培育多个胚胎的方案。戴维斯不知道他们夫妻俩后来是否收养了孩子。但是如果奥塔格已为人父，也许就能够理解他此时难以抚平的悲伤。

　　戴维斯准备回家了，在大雪纷飞的夜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一位警察将开车把他送回家，他的家在斯通大街上，是草原风格的住宅。邻居们会赶来慰问，安娜·凯特的母亲——他的妻子杰姬将会扑进邻居们怀中哭泣。他会给杰姬开点镇静药，然后给自己灌下麦卡伦纯麦威士忌，希望麻木地睡去，没有噩梦出现。而接下来的第一个早晨将会是最最痛苦的。他会在刚刚醒来的那一刹那记不起发生过的事，然而，在阳光的照射下，他将记起他的独生女已经死了。

　　第一卷　安娜·凯特十六岁　第一章

　　这些女人可比我妻子老多了，也许她们还更加绝望，特里心想。但是他忽然觉得有些尴尬，因为他自己和这些女人一样，都是快四十的人了。要知道，特里在男人面前谈起妻子的年龄可从来不会觉得尴尬。他其实相当喜欢在人前炫耀地和妻子手牵着手，或一把将她搂到怀里，在饭店吃饭时还总是和她坐在餐桌同一侧。他确信自己能够戒掉酒和大麻，并打算一有孩子就立即执行。不管怎样，大麻是一定得戒的（只要有了孩子）。但吸食大麻的快感怎么也比不上让其他男人嫉妒得脸发青来得爽，谁让他娶了这么个年轻漂亮又性感的玛莎呢。单凭这一点，哪怕让他采用“冷火鸡”疗法让吸毒者突然停止使用毒品，而非慢慢减少用量的戒毒法。一下子把毒戒掉也是没话说的。

　　这些女人正用好奇的目光偷偷打量着玛莎。玛莎侧着脸，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上个月的《新闻周刊》。她们搞不懂像她，这么年轻的女人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她们时不时朝玛莎瞟一眼，眼光中既有妒忌又有怜悯。这些女人的丈夫也注意到了玛莎，特里琢磨着这些男人肯定首先打量玛莎的胸部，接着看她的身材，然后久久注视着她，盘算她的年龄、体重，欣赏她的曲线，拿她的容貌和自己老婆的容貌作比较。

　　玛莎·芬恩对候诊室里各方朝她投来的目光全然不觉，连特里都看见了那些大老爷们火辣辣的目光，她却没有察觉。她有点紧张，但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嫉妒、幻想、渴望。她和这里的许多女人不一样，她的卵子和卵巢一切正常，而特里也和这里的许多男人不一样，他的精子活蹦乱跳，数目众多，这让他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自鸣得意。看到他这副样子，玛莎尴尬地皱了皱眉。

　　在一位护士的引领下，他俩从白色皮沙发上起身，离开候诊室，穿过几个检查间和科室，来到了戴维斯·穆尔医生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窗明几净，还有专门为患者设置的沙发和桌子，看得出如果穆尔医生投身其他行业也必是一把好手。候诊室与办公室故意布置得很不一样，候诊室空荡荡的，色彩单调；而办公室采用的是红褐色的暖色调。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特里·芬恩紧张地笑了起来，试图掩藏心里的害怕。玛莎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膝盖。

　　特里在自己的公司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人物，可一见到穆尔医生，他不得不承认穆尔医生真是魅力十足——高高瘦瘦，修长的身材，浓密的褐发（在特里看来，他的头发保养得像政客们的那么好）。穆尔医生外面罩着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昂贵的羊绒衫，系一条红色丝质领带。他用那温柔而又充满威严的男中音徐徐道来，和他的手势一样不急不缓，自信满怀。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杂乱零散的东西，这说明这位医生解决问题很利索，并能快速处理文件。穆尔医生也算是小有名气了：《芝加哥》杂志上曾登过他的照片，配图文字中写到他是“城中名医”（玛莎自从与穆尔医生预约后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她的手提包中）。穆尔医生在克隆与克隆伦理学方面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有些夫妇对这个过程有很多疑虑，”戴维斯说，“有些人有科学无法解决的伦理观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大量的宗教团体反对这种做法。你们有宗教信仰吗？”

　　“信基督教。”玛莎红着脸答道。

　　“我不知道宗教信仰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我自己也信上帝，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科学事业一直是心安理得的。”戴维斯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又克隆不出人的灵魂。实际上，我已经发现，比起传统的体外授精技术，一些宗教界的人士更能接受克隆技术。”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初期咨询，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能预见得到他们提问的顺序。所以在回答更多问题之前他只是静静地倾听。

　　“他们更接受克隆是不是因为克隆不需要制造太多的胚胎？”玛莎问。

　　“是的。在目前一般情况下我们仅需要一个胚胎就能成功。”

　　“我知道这还涉及一些法律问题，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些相关信息，但即便这样，我所了解的克隆知识也实在是太少了。”玛莎一边说一边格格地笑了起来，戴维斯这才注意到玛莎笑起来的样子非常好看，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仿佛戴着一副化装舞会面具，而一笑起来面具就被摘掉了。“我知道去年城东有一些医生遇到了麻烦。”

　　“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一旦触犯了相关的行规和法律，我们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从吊销行医执照到进监狱都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必须选取已故捐献者的ＤＮＡ进行克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你的孩子将来在珠儿超市芝加哥处处可见的一家连锁超市。排队付款时撞上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说到这儿，特里、玛莎和戴维斯都笑了起来。

　　玛莎说：“这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你们能在人死后克隆出他们来，这简直太令人惊叹了。”

　　“ＤＮＡ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么脆弱，尽管我们有一整套方法来保存它，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不必要的。”戴维斯解释道，“运用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从死亡很久的组织中获取能成活的ＤＮＡ。可是一旦我们克隆出一个人来，我们将销毁剩余的ＤＮＡ。我们从不用同一个个体进行多次克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的小孩是惟一拥有这种基因的活人。当然，除非我们培育出的是双胞胎。”

　　“那么捐献ＤＮＡ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玛莎的语气更加坚定了。

　　“大部分是精子或者卵子的捐献者。在捐献精子或卵子的过程中，他们会表示是否愿意自己的ＤＮＡ在他们死后被用于克隆。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再献一点血——光有生殖细胞是克隆不出什么的，这多少有点讽刺吧？——这样的话，我们付给他们的钱是仅仅捐献精子的三倍。如果是卵子的捐献者，我们付十倍的价钱。”

　　“捐献ＤＮＡ的女性一般比较少，”玛莎记得自己在查阅有关克隆技术时看到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克隆人是男性的原因。”

　　“你说得对，捐献精子比捐献卵子更加普遍，还没有太多人只为了克隆而捐献细胞呢。大多数捐献者是在捐献了精子或卵子后再考虑的，你想，只要把袖子往上一挽，多签个字就能多得好多钞票，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些人捐献是出于自我考虑：一想到自己的ＤＮＡ可以在死后传下去就兴奋不已，他们就像是在追求永生，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很多人一想到自己的基因要被复制，仍觉得有点不安，特别是女性。我的一位老同学曾经在去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这种现象与女性的自我形象有关。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观点，但谁又能肯定这没有一点道理呢？我们还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控制，我们可不想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进行克隆。法律和伦理也约束了我们，我们不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剪在废纸篓里的指甲进行克隆。你们也注意到了，过去五年国会制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隐私权的法案，即使保存一个人的ＤＮＡ都是违法的，除非这个人被指控犯了重罪。”

　　“植入人体的胚胎是怎么发育的呢？”玛莎问道。戴维斯知道丈夫们永远都用不着担心植入，他们只担心自己的精子。

　　“如果你们和我都准备好了进行下一步，那么我将取出你的一枚卵子，去掉细胞核后只剩下一个壳。然后我们把捐献者的细胞核放进去——这个ＤＮＡ通常取自于白细胞——我们会激发这个卵细胞使它和自然受精的卵细胞一样发育，这样，植入的胚胎就与体外受精卵一模一样了。”

　　“我知道申请克隆生子的人比捐献者多。”玛莎把她的问题都写在了一张小巧的带花边的纸上，出于某种原因，她尽量把这张纸藏着不让别人看见，“如果我们决定把名字写在排号单上，我们需要等多久才能有合适的ＤＮＡ？”

　　“一些人要等上三四年，但我们并不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玛莎，你曾在前期的问诊中说过你们家族有亨廷顿舞蹈症对吗？”

　　“是的。”玛莎答道，“我做过检查，我本人就是一个携带者。”

　　“这样的话我们会优先考虑你。你将排在名单的最前面。你通过自然受孕、传统受精或体外受精等方式怀上的孩子都极有可能患上亨廷顿舞蹈症，因为这些方式使用的是你的基因物质。克隆胚胎在植入你体内之前将通过遗传性疾病的检查，所以胎儿不会遗传你的任何疾病基因。通过克隆，本质上你是在胚胎阶段收养了一个孩子。你的孩子虽说从技术上讲不是你自然受孕而生的，但他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孩子。从这个观点来说，我认为用克隆的方式进行体外受精比其他的方式要好。克隆法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钻空子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有朝一日孩子的亲生父亲或母亲会突然跳出来与你们争抚养权。”

　　“那捐献者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吗？”特里问。

　　问得好，戴维斯心想，不过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提过。他更感兴趣的是解决可能遇到的障碍而不是技术过程的本身。“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这个克隆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不是他们的后代。这个男孩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喜好。他将拥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灵魂，如果你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话，我说过，我是相信的。”

　　“你是说‘这个男孩’？”玛莎眯起了眼睛，仿佛为一连串坏消息做好了准备。“那么一点怀上女孩的机会都没有吗？”

　　戴维斯深吸了一口气。去年他回答过三次同样的问题，结果都被气愤的准爸爸准妈妈们给骂了回来。他们给他讲优生学，义愤填膺却又讲不清楚。他确信其中有一对夫妇是事先安排好来诊所捣乱的。他们在同一天晚上就上了一个当地的新闻节目，痛斥在克隆诊所里的所见所闻。

　　戴维斯硬着头皮答道：“虽然我们也很想使生男生女的几率与自然状况基本持平——大约百分之五十一的可能性是女孩，但根据现有捐献者的情况来看，你更有可能怀上男孩。在这个框架以内，国会规定性别选择必须是随机的。但我们确实会做些选择。虽然我不能告诉你捐献者的具体信息，但我们尽量选择符合你们表面生理特征的捐献者。很多选择克隆生子的夫妇不想将来生出的孩子因为长得太不像他们而引起过多亲朋好友的怀疑。”

　　芬恩夫妇听了之后看上去既没有惊讶也没有不安。特里接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件事的保密程度怎么样？”

　　“问得好，这确实很重要。”戴维斯答道，“作为克隆人的父母，你们按规定必须每半年带他去儿科医生那儿做一次检查，至少要坚持到他年满十六岁。我们这儿的伯顿医生很不错，但如果你认为有另外的医生更合适，那么你也不一定非得选择她。不论你选择哪位医生，你必须告诉医生你的孩子是克隆人，并让这位医生定期送交检查报告到我这儿。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进行中的试验和程序的完整性。医生会保护你们的隐私，这点你们尽可以放心。对了，顺便提一句，我们诊所医疗项目很多，伯顿医生不只为克隆小孩检查，她也医治其他的病人，所以就算有人看见你们带着孩子在她的候诊室里也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

　　“那么孩子呢？”玛莎接着问，“我们要告诉这个小男孩吗？”说完她又加了一句：“也许是个小女孩也未可知。”

　　“这个当然由你们自己来定，我认为大多数医生会建议你们至少等到小孩长到十几岁时再告诉他。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要让孩子接受这个事实还是挺难的，但十五年后，克隆就不会像现在看起来这么新鲜了。”片刻静默之后，戴维斯看了看时间，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耐烦，十七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上学时他就学会了这一招。“我还有一个预约，不过如果你们还有其他任何问题，请尽管问，问题解答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开的。”

　　他们没什么问题了，况且此刻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更多的问题来。戴维斯的办公室墙上镶着木板，贴着地图，屋里堆着书籍。在这样一个舒适而又老式的环境里讨论克隆这个仍然很新兴的事物感觉有点奇怪——好像是在HG威尔士书中出现的场景。戴维斯似乎想故意制造出这种氛围，为的是使他们习惯这种超前的做法，同时也为了剔掉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正如他经常所说的那样，初次会面只是接下来的众多考验的第一关。

　　他把芬恩夫妇送到门口，然后返回办公桌在电脑上新备了一份文档，其中写道：玛莎·芬恩与特里·芬恩，优先考虑候选人。妻子比丈夫更想要孩子。很可能再一次前来咨询或寻求建议。但本季度应该不会来了。

　　芬恩夫妇开着本田“阿库拉”准备回家。由于交通堵塞，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窗外尽是雷同的郊区大卖场，玛莎拿着刚才从新技术生育诊所取来的小册子，随意选取其中的一两句大声读着。特里一边听着玛莎念，一边悄悄收听电台体育新闻，他把音量调到了最小。

　　特里觉得自己还是挺想要个孩子的。他知道玛莎非常想要个孩子。在选择走克隆这条路，决定用ＤＮＡ碰碰运气之前，他们讨论了很多次，考虑过不同的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繁衍后代源于很多次结合或是时机恰好的结合，这样才能生出孩子。这种繁衍方式历代相传，是上帝的安排，是达尔文进化论所赞同的。孩子出生前你对他一无所知，当然你也许可以知道孩子的性别，但随着小孩长大，你会发现孩子会像风选的稻谷一样，接受自然的优胜劣汰。

　　他回想起自己和玛莎度完蜜月回到家中的那个星期天，他们在一堆亲朋好友面前打开一份份结婚礼物。每份礼物都包裹着一份神秘的祝福，但这些礼物是他俩在礼品单上早就选好的。那些已经拆开的礼物——生活用品，银器，瓷器，他们很喜欢，但却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自己的孩子肯定有点像结婚礼物，一份自己给自己的礼物。

　　然而，克隆却是另一码事。克隆宝宝是一份陌生人的礼物。虽说他确信自己可以像疼爱亲骨肉般地疼爱这个小孩，但这个克隆小孩的善与恶却并不是他自己身上存在的善与恶。一个自然出生的小孩是两个人基因的结合，可以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东西。而克隆小孩不一样，上一代ＤＮＡ的错误被完整复制，他们的小孩将是一个旧的版本，天知道他身上带着什么缺点。

　　可是从玛莎的语气中，特里能感觉到她为能拥有一个克隆宝宝而感到兴奋不已。从他俩查阅过的书籍和录像带中，特里了解到要是想要个克隆宝宝，他俩得历经检查、咨询专家意见、培训等一系列漫长的过程，这对母亲来说将会更难。过去的十个月里他们在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无论老婆想不想要孩子，特里都挺高兴。这个陌生的小孩子一出生便会极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想到这里，他觉得要一个也不错。

　　他伸出手想去触碰玛莎的左膝，但绑着安全带的玛莎为了躲避挡风玻璃反射的光把膝盖固定在了他手摸不到的地方。于是他把大拇指卡在她的大腿根处，用手指轻轻摩挲她那蓝色棉裙覆盖的臀部，以示爱意。

　　玛莎感觉到他的动作，笑着闭上了眼睛，把头向后靠在头垫上。她把小册子放在膝盖上，用拇指轻触平滑的小腹，想像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将在她腹中孕育，一个已死之人将复活。她知道事情没有她想像的这么简单，但她相信人性本善，她爱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缺点。她相信任何人都希望有第二次机会，并且也有资格获得第二次机会，圣人也是如此。

　　第二章

　　在连续三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米基·菲宁坐在他那辆已开了二十个年头的超级短箭牌汽车里观察着新技术生育诊所。每天清晨七点，他就占据了最佳观察位置——诊所的马路正对面。这天早晨，他改变了位置，把车停在了停车场，然后解下已经磨烂的安全带，迅速窜到后排长座上。昨晚他突然想到，如果他不坐在驾驶座上，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每当电台报时的时候，他总会核对时间。现在他手腕上的那块旧手表显示的确切时间是十一点整。他悄悄地回到了驾驶座上，把车开出停车场，在诊所附近的街上寻找下一个合适的监视地点，虽然没有前一个好，但还算不错。下午三点，他又换了个地方，把车停在了离诊所更远一点的大街上。在最后一个医生锁上诊所大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汽车旅馆，把医生们到达和离开的确切时间记录在一本精美的笔记本上，他用蓝色的圆珠笔在封面上画上了十字架，顶端横向写着“JESUS”（基督），左边空白处纵向写着“JUSTICE”（正义），两个单词共用一个用艺术体写成的首字母“Ｊ”。

　　他有一些聪明绝顶的朋友管他叫“进行时”米基，当然，那是在他还有聪明朋友的时候。米基大约从十九岁起，就开始怀疑那些聪明人了。聪明人几乎都是一些理性的家伙，而理性的人则是使这个世界迅速堕入地狱的原因——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开始，紧接着是无神论的中国，没有基督徒的印度，而后很有可能就是美国，从沿海地区开始（虽然内陆地区也在因罪恶而腐朽，他将要寻找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根据他的经验，理性的人不相信是与非。而“进行时”米基除了对是非的存在深信不疑，其他一概不信。是非不仅仅是耶稣基督向最初的十二个使徒昭示的行为的对错（虽然这一种也是），而且是从太初就存在着的（是非将永远存在下去，世界没有尽头，阿门）。上帝并没有武断地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上帝本身就是是非的化身，“除了上帝，没有人是好的。”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还能有其他意思吗？上帝没有创造正义，恰恰相反，上帝是由正义组成的。要不是米基被召唤去以人类的方式来解释他所做的事和将要做的事，他会安安静静地出版他那用打字机打出的四百页手稿，在手稿中他解释了是非和其他一些真理。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人会明白这些真理，但这些明白了的人将会有一次机会，仅仅一次机会，穿过针眼般小的天堂之门。

　　他看见一对夫妇走出诊所大门。男的看上去要比那女的老，他们手牵着手。那女人年纪轻轻，身材不错，而且健康漂亮。米基看着那个女人，她的样貌唤起了米基的欲望。他小声祷告却心不在焉，还好祷告词早已滚瓜烂熟，毫不费力就脱口而出。“进行时”米基不认为性本身是邪恶的（因此，自然繁殖当然比那些发生在诊所试管里的异常繁殖要好得多），但是他可以肯定，自己对这个女人突如其来的窥视欲望证明了这个女人是魔鬼派来的。要不是这样会扰乱他精心策划的更大的计划，他会用正义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女人的。但是他不会为了这种邪恶的欲念而冒险。毫无疑问，魔鬼为了继续控制留在大楼里的地狱战士，会不惜牺牲一个这样的女妖。米基在决定献身基督的那天就发誓戒除所有的罪孽，女人就是其中之一，而女人往往是最难以舍弃的。但是在许多方面，独身是最有益的。他能清晰地看待世事。只要一个男人认为自己要再次了解女人，他的头脑便会始终被欲望的烟雾所笼罩。每个邪恶的念头，每次痛苦的勃起都会让米基有这种想法。

　　此时这对夫妇走到了他们停在街边的本田“阿库拉”旁边，米基伸出食指和拇指，瞄准，然后翘起大拇指，向他们开火，先是那个女的，然后是那个男的。

　　第三章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安娜·凯特把一个薄薄的四方形包裹放在戴维斯面前。包裹的一边与她修长的手指一样长。她随手拉了把椅子放在前面，隔着桌子坐在了戴维斯对面。

　　“怎么想到给我礼物？”他高兴地问。安娜·凯特来他办公室的时机通常不太适宜，但总能让他高兴。虽说父亲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骄傲，因为女儿心情更好并不稀奇，但戴维斯敢说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亲。虽然工作很忙，他还是把女儿培养成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如果回到十几岁时，戴维斯肯定会仰慕她，和她成为朋友，还会使出浑身解数去追求她。更可贵的是，女儿有本事看穿十几岁的毛头小伙所有镇定自若又趾高气扬的屁话。

　　“本来打算等你生日时再送，”她说，“但想让你早点用上，而且我一旦为谁买了礼物，总想第一时间送出手，就像你一样。所以我想这份礼物可以称为‘多亏遗传了你’。”

　　“我遗传给你的？”戴维斯装出一副受到冒犯的样子，他拿起系着小小蝴蝶结的礼品盒，开始挑包装纸的毛病。“你妈才是那个没有耐心的人呢，她总是那样。”

　　安娜·凯特笑了。要把她逗笑是件容易的事。安娜小的时候戴维斯能把她逗得格格笑个不停，她的笑声仿佛一台发电机，源源不断地为她输送电力，直到几分钟后这剧烈的有氧运动让她笑不动了才停下来。看到她这样，戴维斯也会笑个不停。数不清有多少次，杰姬发现他们父女俩在房间里笑得人仰马翻，乐不可支。

　　戴维斯解开带子打开包装纸，看见黑色的塑料盒里放着一张光盘。“这是什么？”

　　“新近公布的出生和死亡记录，有阿肯色州的，密苏里州的，得克萨斯州的，俄克拉荷马州的，新墨西哥州的，还有内华达州的。从1800年到1833年的都在上面，但不是所有的州都有完整的记录。”

　　戴维斯把光盘翻转过来，发现没有商标也没有文字。“你在什么地方买的？说具体点。”

　　“买？”安娜·凯特把手伸进桌上的糖果盒里找巧克力糖吃，硬的不要。她取出一小块赫雪牌巧克力，剥开糖纸送到嘴里。动作在不经意间和她爸爸剥糖纸时一模一样（拿着糖果边缘，先撕左边，再撕右边）。“不是买的，”她嘴里包着糖说：“是下载的，先复制，然后刻成光盘。”

　　戴维斯狠狠瞪了她一眼，目光充满了责备。

　　“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包含了一点黑客的因素。”这是一种毫无悔意的坦白。

　　戴维斯不由地摇头。

　　“人们可以掌握信息，但没人可以把信息占为己有，爸爸。”她说，“这是达拉斯市政府一台中央服务器上的公共纪录，所谓的公共记录，却再过两年也不会被公之于众。我们要想看还得掏大价钱，这是法西斯的做法。”

　　“嗯。”

　　“这不仅仅是一份早送的生日礼物，也是一种非暴力抗议。”

　　“那就谢谢了。”他真心诚意地说。

　　“说到暴力，”——她在糖果盒里找到一块刚才漏网的花生黄油杯型巧克力——“最近收到过任何宗教激进分子的信件吗？”

　　戴维斯耸了耸肩，说：“嗯，有信件，便条，几乎都是些没法读的东西，从《新约》中引用了很多，有些还引错了。”

　　“‘HoG’还寄东西来吗？”

　　戴维斯从身后的书橱中取出厚厚一摞用橡皮筋绑着的信封，上面写着不规则的字母，信里的署名全是“HoG”，每个签名旁边还潦草地画了一只举着食指的手。戴维斯曾开玩笑地对诊所合伙人之一格雷戈尔说，寄信人肯定是阿肯色大学“尖背野猪”足球队的球迷。“冲啊，野猪（HoG）！”戴维斯开玩笑说，“第一是我们的！”

　　“是恐吓吗？”

　　“肯定是。至少也是对我们的警告。”

　　“你对这事儿太超然处之了，我不喜欢你这样。”

　　“那你希望我看起来更紧张点？”

　　“对，”她说着然后笑道，“我只是想得有点多了，我不想有什么事在爸爸身上发生。”

　　“我不会有事的，安娜。”他知道最近女儿心里一直悬着这件事。“上个月发生在孟菲斯一家诊所的事是个偶然事件，他们抓住了那个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人已经死了。”

　　“他还有个同伙。”

　　情况也许真是这样。警方怀疑那次爆炸是臭名昭著的拜伦·博纳维塔怂恿的。他们也许已经错过了抓他的最好时机。对已经死亡的那个罪犯的调查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实际情况也许就是这个样子，也许不是，我不会骗你的，现在确实有很多愤怒的疯子，这种事可能再次发生。但你要担心的话还是担心我在三州州际收费公路上开车吧。比起在这间办公室里被某个炸弹炸死，我更有可能在某次车祸中死去。”

　　“对，对，我明白。我们已经在驾驶教育时谈过一次了。一位州警官来到面前，带着沾满血污的汽车残骸和其他东西。想起来就可怕。”

　　“对了，既然你那么肯定诊所会出点什么事，今天干吗跑过来待在这儿？”

　　“钱。”安娜·凯特把头一歪，一只手平摊在桌上，手指还一晃一晃的，“另外，我这么年轻漂亮，老天爷是不会让我死的。老爸，和我一直待在一起吧，保你安然无恙。”

　　上帝啊，戴维斯心想，自从女儿出生以来他已经在心里默默地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了？只要自己能时时刻刻守护着女儿，她一定不会出什么事。戴维斯从抽屉里拿出钱包，取出两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放在她手中。

　　“说到年轻漂亮，我想起来在大厅里看见伯顿医生了。”安娜·凯特说。

　　“跟她打招呼了吗？”

　　“打了，”安娜接着说道，“妈妈讨厌她。”

　　戴维斯正要把钱包放回到抽屉里，听见安娜的话，手便停了下来。“你在说什么呀？”

　　“妈妈说她不喜欢有个这么漂亮的女人成天在你身边。她说伯顿医生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安娜模仿母亲的语调把最后几个音节说得抑扬顿挫。

　　“她这样对你说的？”

　　安娜·凯特摇摇头。“她对帕蒂阿姨说的。我想她只是开玩笑而已，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她疯了吧。”

　　“我们不用这个字眼的，爸爸你忘了吗？”

　　戴维斯皱起眉头。是的，他比女儿更清楚，杰姬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已知的有自杀倾向的亲人可以追溯到四代以前。杰姬有时很古怪（他曾经觉得杰姬的这个特点很迷人）。戴维斯和安娜长期观察她的古怪行径，发现其中确实有不合逻辑的迹象。有时候她会一个人自言自语或是全神贯注地进行为期一周的大清扫，每当这个时候，父女俩总会有一个人担心，而另一个人则奉劝其冷静。这个建议看来是正确的，因为杰姬总会恢复正常。

　　安娜·凯特会提醒父亲他自己也有过一连串古怪的行径：他也经历了尴尬而老套的中年危机，期间他买过不实用的表演型汽车，甚至花了七个星期的时间去学跳伞，却在第一次独立跳伞前就退出了。戴维斯从没有对杰姬不忠，连想都没想过。但有几次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时，他向琼·伯顿医生吐露了对杰姬健康状况的担忧，两人因此而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的妻子毫无疑问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没有和琼睡觉，但他们之间拥有另一种秘密。

　　“你在家里多待会儿会对妈妈的健康有帮助的。再说，也许我也喜欢你这样呢。”她把手伸过桌子，像朋友对朋友那样一拳打在爸爸的手臂上。“特别是周末你该待在家里。当然，我很快就要在星期六上班了，但你可以和妈妈待在一起啊，和她一起在花园里干活吧。”

　　母女俩长期以来一直都对戴维斯的工作时间耿耿于怀。安娜有时候用的办法也不是那么巧妙，她曾经直接把《纽约客》杂志上的漫画专栏给他圈出来，其中有一幅漫画名为“工作狂爸爸”。

　　通常，戴维斯不会做出承诺。“你想打工？”

　　“嗯，就在嘉普服装店，”她说，“反正我只花一半的时间在那儿。况且现在蒂娜也在那儿打工，每天都像我们固定的周六小聚，只不过多了个员工折扣。”

　　戴维斯笑了起来。

　　“我们找点事儿做吧，”安娜建议道，“我们一家三口，在我开始上班之前的这周六，进趟城怎么样？去伯格霍夫餐馆撮一顿，要不就兜兜风看看沿街建筑。”

　　星期六他已经预约了病人，电脑显示屏上醒目的蓝色显示出是三个人。很多病人在工作日抽不开身来诊所，就此事他已经向安娜解释过上百次了。

　　“好吧，”他说，“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我来订位子。”安娜脚踏网球鞋蹦了起来，然后绕过桌子把脸蛋贴在爸爸脸上。戴维斯看见她的脸上被自己半天长出的胡楂子压出了红印。他真幸运，有一个愿意什么时候都跟自己待在一块儿的十几岁的女儿。“我要在老棒球场前面进行一小时的‘野兽’训练，然后再去莉比家，就别等我了。”

　　安娜·凯特走出办公室向大厅走去，戴维斯听见她向接待员爱伦告别。从窗户望出去，半分钟后他就看见安娜骑着自行车从小路拐到大街上，她头盔下的头发已有六英寸长，被风吹到肩膀上。

　　“我爱你。”他默默地说，在这些时候他经常这样，只为听见这句话。

　　第四章

　　几年前在一个足球场外的停车场里，米基的一位朋友拉下汽车后排座，从里面的一个箱子中取出冰镇苏打水给他喝。米基的超级短剑车可不能这样，但他立马看出了这个装置的实用性，于是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他用一把钢锯从后排座的中间切下一块箱子大小的部分，里面足以放下靴子。又在这个后面的金属框架中切下稍微再小一点的一块。重新组装后这一部分看起来像是嵌在后座凹陷处的一个扶手。但如果有人坐上去，这个古怪的部分就极有可能塌下去。幸好再也不会有人坐上去了。

　　他的儿子们曾经坐在上面过。那时他狂热地把自己和家人献给上帝。现在他认识到人是生来有罪的。确切地说，我们一生下来就带有求生、寻找快乐和生育的动物本能。如果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热爱上帝的人，就该责无旁贷地去实施最后一个欲念，升华前两个。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自相矛盾：上帝希望我们活着，繁衍后代，以使他的福音在地球上广为传播。但最终，肉身的生命对于主和他最真实的追随者并没有多大意义。死亡不代表什么。约翰·列侬关于死亡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就像从一辆车下来登上另一辆车。”大意如此。约翰·列侬是个不可知论者，他信奉的要么是佛教，要么是印度教克瑞须那派，要么是另外某种疯狂的信仰，真是该死。但他这句话还是说对了。他不了解耶稣实在是太糟糕了，要不他可以发现耶稣是多么正确。

　　米基的枪从来没有给他的妻子贝芙添过什么麻烦。贝芙的父亲是个猎人，家里挂满了来复枪和弓，她从小就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奇怪的是，当米基想学会怎么使枪时她却开始担心害怕了起来。米基加入了一个枪支俱乐部，每周去那儿三次进行射击练习。大儿子吉姆满十岁时，米基开始带他一起去。射击前，他先教儿子如何拿枪，如何安全存放，如何检查枪是否上膛以及如何清理。他教儿子要对枪支心怀敬意，贝芙可不这么认为。

　　“我不喜欢身边有这些武器，”她说，“我不喜欢你让吉姆对它们那么感兴趣。他现在已经开始买这方面的杂志了，还看商品目录。我希望他能有其他的兴趣，去运动，去和学校里的同学玩孩子们喜欢的，而不是只和他爸爸混在一起。”

　　“这只是射击练习，”米基告诉她，“这是一项可以让儿子享受一辈子的体育运动，就和打高尔夫一样。”

　　经一位在啤酒配送点工作的同事的推荐，米基开始每周二晚上参加一个特殊的团体聚会。他称大家是在学习《圣经》，贝芙以为这只是个男人们聚在一起搞的活动，和“守约者”“守约者”是一个基督教团体。该团体成立于1990年，由著名美式橄榄球教练比尔·麦卡特尼发起，帮助男士投入守约者运动，目前参加人数已超过十万。“守约者”主要倡导通过守诺恢复上帝创造男人的形象。多少有点关系，也就没有多问。其实这和“守约者”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个团体共有十三个人，自称为“上帝之手”。他们通常聚集在菲利普·赫姆雷家的厨房。菲利普是摩根城摩根城是西弗吉尼亚州门罗县首府，也是西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某个地方的白领，做保险业。他们谈论当今的宗教团体如何在混账的“政治正确”烟雾下忽视主的真实言语，《圣经》里哪些是上帝真正说过的话，主布道时说的哪些话没有被收入经典，被天主教徒及后来的新教徒藏起来秘而不宣。他们讨论上帝说的哪些话是自私虚伪的人不愿意听到的。

　　他们一直讨论着这些内容，直到有一天“进行时”米基建议大家停止抱怨而去做点什么。

　　几周后米基回到贝芙和孩子们身边，宣布他已辞去工作，把房子卖了（他用少部分的钱在另一个市镇买了个小一点的房子），还取了家里三分之一的积蓄。“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他告诉家人。如果能够回来他会回来一趟，但会很快再次离开。贝芙将依靠他留下的几千块钱和她自己理发所挣的钱来养活几个儿子。

　　“上帝之手”的其他成员已秘密从各自的积蓄中取出钱，凑了八千元现金交给米基。做保险的菲利普说他们是他的“赞助人”。他们说起这事仿佛在谈一项投资，但这些钱他们不会收回的。他们赞助米基就像欧洲的国王、王后赞助探险家去探索新大陆一样，不过对于“上帝之手”的成员来说，他们的回报是永生。

　　两个月后，米基作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应征加入上帝军队的人，回到了家里，那个房子小了些的家。他向家人宣布自己不能再爱他们了，他把所有的爱，一点一滴的爱全都给了上帝。为了信守他的誓言，米基解释道，他已经在一家汽车旅馆的浴室里用刮胡刀刀片实施了割礼。当天晚上，贝芙就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家，接下来的那个星期贝芙申请了限制他接近她和孩子的法院裁决。她简直是疯了。米基告诉过贝芙绝不会伤害他们的。事实上，他正是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他响应了上帝的号召，正如亚伯拉罕所做的。难道上帝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过：“我将赐福于你，让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繁星，海岸的沙砾；你的子孙将拥有敌人的城门；在他们的统治下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将被赐福——这一切都因你对我的效忠。”米基的家人将因他对上帝的奉献而受益，他们用不着害怕。

　　他留在家里又过了一个月左右，他的错层式住宅成为“上帝之子”的新据点（甚至可称得上一个教堂），他们在那儿一起做计划，研究地图，祈祷。他们通过了下一次征程的具体内容。米基开着他那辆“超级短剑”牌车出发去实现所有的计划。

　　但他们在孟菲斯犯了一个错误。“上帝之手”的一位成员坚称他在那儿有一位和他们想法相同的朋友，可以在行动中助米基一臂之力。虽不情愿，但米基答应了，因为这个朋友可以为他提供歇脚的地方。孟菲斯行动要花至少两周时间，如果住旅馆会花掉米基旅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

　　两周后行动刚好结束时，这个朋友却在孟菲斯警方的追捕中被开枪打死——米基也差点在逃离现场时被抓住。后来的一次会议中，“上帝之手”决定下次在芝加哥的行动以及以后的每次行动都由米基一人独自进行。

　　在对新生育诊所进行监视的第三天，米基在凌晨4点30分爬过前排座，蹲到后排座上。车窗玻璃没有着色但是很脏，上面覆盖着灰土和白色水渍。汽车后部堆满了厚厚的神秘简装书、杂志、地图以及快餐盒，所有这些好像军事伪装网，用来保护外面好奇的目光窥视不到车内的情况。米基打开后座箱入口，从里面取出一个窄小的黑色塑料储物箱。他按记忆中的暗码打开箱子，把它夹在两脚间固定好，然后开始组装箱内的东西。

　　第五章

　　戴维斯站在接待处的柜台里面，打开手中的病历。他背对着候诊区，抬起头刚好可以看见琼·伯顿医生在检查室里。

　　琼穿着白大褂，正和一个小伙子及他的母亲说话。琼背朝着戴维斯，因此没有显露出半点性感的曲线。她有完美的鹅蛋脸，脸上的酒窝深得不可思议，她的手指修长优雅，头发乌黑浓密，如果不用发卡别着而像现在这么散着，头发会以一种兴奋恣意的方式从头顶泻下。去年在一次节日派对上，琼吸引了饭店里每个人的目光。她的头发衬着脸蛋，仿佛一顶华丽的皇冠。戴维斯整个晚上都在偷偷打量着她，看了很久却没有一丝杂念。

　　他写下一长串病人目前正在服用的处方药，带着单子返回办公室，把信息转告给等在电话机那头的药剂师，然后输入电脑资料库（存在该存的地方），接着便把纸条扔了。

　　戴维斯把手伸过桌子去拨家里的电话。他的妻子用数字电话的分机接听，从她微弱的通话声中戴维斯知道她是在屋外的花园里。

　　“嗨。”她说。

　　“今天我早点回来，”戴维斯说，“要我在路上捎点什么吃的吗？”

　　“你想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意大利口味的怎么样？”

　　“安娜不在家里，她要在莉比家吃饭。”

　　“她跟我说过了，她在那儿过夜吗？”

　　“有可能。”

　　“太好了，”戴维斯说，“我会在罗西尼餐馆为我俩买点什么，你去楼下取瓶好酒，我们好久没有享受过二人世界了。”

　　“是很久没有了。”她说。

　　“我们半小时后见，”他说，“我爱你。”

　　“一会儿见。”她说。

　　戴维斯抓起他的运动外套向大厅走去。琼办公室的门开着，走过时他在门上敲了敲——她还在里面诊治病人——他走过时琼没有放下手中的活也没有说话。

　　等到戴维斯走过她身边才在他背后说了一声“晚安，戴维斯”。

　　他挥手和爱伦告别，爱伦也冲他微微一笑。候诊室已经空无一人，戴维斯随意地弯下腰从沙发上拾起杂志放回咖啡桌上。然后绕进角落的会议室，拉开两扇相邻外墙上的落地窗帘。

　　外面闷热潮湿，空气像万圣节的塑料面具般黏在他脸上。湖面送来的阵阵微风，只不过是把热气传到四面八方。还好由于天热又下雨，路边没有抗议者。

　　他的脑中一直盘算着一天中这个时间段去罗西尼餐馆怎么走最快。他的短期记忆中保留了不断更新的驾驶指南，坚信避免堵车能给他的生命加入多几天甚至几周的效率。他的妻子总是做西西里海鲜什锦拼盘，但今晚他打算吃意式虾丸饺。如果他开到约克街时打电话，并在希尔曼大厦点灯前订购，那在他回家后不久食物就能送上门来。人们都不想在回家前食物就已经到了，谁都希望吃上刚出炉的。

　　他自己的那辆新沃尔沃停在靠近大楼背面的地方（作为对病人的礼貌，他把最便捷的停车位留给了他们）。他还在试着用不需要钥匙的遥控装置来遥控车，看看隔多远的距离车能够有感应。站在诊所前面的某个位置，透过会议室，他刚好可以把车转个弯开过来。他隔着会议室玻璃按下遥控，看看能不能在这儿隔着双层玻璃把车门打开。

　　事后，他会说那声音好像开启软木瓶塞时砰的一声，虽然他不确定这声音究竟是枪声还是金属打在骨头上的声音。

　　子弹一进入体内他立马意识到他中弹了。那感觉就像有人用棒球棒朝他左侧击来，然后又被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他顿时双膝无力跪了下来。在瘫倒在人行道上之前他坚持了一阵，天知道他在迟疑什么。

　　他可以听见人们的尖叫和指指点点（没错，事后他会疲惫混乱地东拉西扯，其中会提到他能听见别人的指指点点）。他很肯定地听到了一辆车加速开走，发出不协调的声音。虽然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袭击他的人可能就在车上。他趴在人行道上，用手摸摸头看有没有血，结果没有。他的手下意识地移到了疼痛的肚子上，把手放到眼前一看，只见手如同蘸了血的刷子。有人前来想把他从左卧弄成平躺，但他反抗了一阵。然后他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第六章

　　“野兽”是安娜·凯特的教练汉尼蒂小姐发明的健身装置，她是根据老“诺德士”健身器材名。的一部分零件还有更老一些的“环球牌”举重健身器材而发明出来的，“野兽”可以用来提高耐力，并可以按照打排球时使用肌肉群的顺序来进行锻炼。它分为扣杀练习、低位救球练习和发球练习。每个练习都包含了腿和手臂的重复锻炼，总是先锻炼腿后锻炼手臂。汉尼蒂小姐已开始申请“野兽”健身器的专利（她有律师和所需的一切）。出于市场销售的考虑，她甚至曾经在一次比赛后问安娜的爸爸可不可以给健身器开一个医疗认证。戴维斯看了健身器后表示很欣赏，但他给汉尼蒂小姐介绍了另外一位骨科医生和一位理疗师。“我的话没有多少权威，”他告诉汉尼蒂小姐，“而且因为有一些消费者对我有看法，你的发明和我不相干也许更有利于它的销售。”

　　安娜·凯特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体育馆后面一个凉亭似的建筑中，快到墙了才停下。她穿着运动鞋踩在小路上，走近一间狭小的屋子，重新整了整肩上的书包，然后轻轻推开更衣室的门。

　　秋季学期要到一个月后才开始，但七八月学校偶尔还有一些活动。安娜换上又长又宽松的篮球裤和紧身T恤，里面穿了件黑色运动胸衣。她听见别的声音和关储物柜门的声音，但淋浴间里几乎没有人，这让她增加了几分希望。打开重量练习室的门，她看见台式压床周围有一群橄榄球运动员，但今天下午没有她的队友在这里训练。她要一个人进行“野兽”训练了。

　　她仰躺着滑进健身器，抬高双腿成骑自行车状，双脚搭在一对杠杆上面，杠杆分别连着一个高高的重量器的两端。她把手臂放在头后面的软垫下面，这个装置是汉尼蒂小姐的发明之一，使用者不离开座椅就可以改变重量器的抵抗力。安娜·凯特把重量定在热身阶段，开始练习。

　　她的耳机里放着一首新歌，是朋友给她的混合碟中的一首。演唱者听起来像是英国的，又像是苏格兰的，反正很神气。他唱道：

　　地球上的最后一夜

　　别拿起那支笔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来解决

　　所有的压力、冒险和重担

　　他们现在伤不了你

　　他们的话也不重要了

　　躺在坟墓里你仍然感到愤怒

　　但这已是可笑至极

　　她喘着气重复着动作，台式压床后面位于房间另一端的重量器停止了上升。穿过密密麻麻的器械，男孩们只能看见安娜身体的一部分——她的小腿肚子，臀部，也许还能看见她的肩膀——她把双腿伸到重量器上，舒展手臂，不由地笑了起来。他们自认为很平静，但他们向这边偷窥的举动已经泄露了一切。

　　安娜·凯特只不过在前两年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美丽。初中时她是个书呆子，又瘦又高，因为身高自卑的她穿的都是毫无性感可言的大罩衫，走路时还驼背，她的肩膀硬邦邦的，仿佛是水泥做的。奇怪的是，班上的女生比男生更早发现她的潜质。漂亮女孩——受欢迎的女孩子们——开始邀请她去星巴克，放学后去逛商场，去派对上玩。她开始对服饰感兴趣，也开始剃毛了。后来打排球让她直起了背。现在她的屁股特别翘，双腿经过训练变得柔韧修长，沿着一双玉腿往下看，脚上穿着新的黑色轻便鞋。

　　如她所愿，她感觉到别人对她的渴望与她想得到的一样。

　　结束健身后（发球练习、扣杀练习和低位救球练习每组各做了三次），安娜·凯特从架子上抓起一条毛巾走了出去，在她身后，男孩子们向她的双腿投射出热切爱慕的目光，她假装对此无动于衷，直到表面霜化处理过的树脂玻璃门在她身后关上。

　　在重量练习室和女淋浴室之间有三扇玻璃门，从那儿可以看见学校后面的训练场。其中两扇门嘎吱开了，安娜·凯特感觉到一阵热气从走廊传来，随后校园里的凉风又把热气赶了出去。两个身穿大号上衣和超轻尼龙短裤的短跑运动员从安娜面前经过向男更衣室走去。第三个路过的男孩害羞地咕哝了一声“嗨，凯特”就急匆匆走了，他们是在化学课上相识的。落在别人后面的第四个男孩停下来冲她一笑。她打算等到男更衣室门关上后才对最后那个男孩打招呼，但她在那个男孩一头钻进摔跤馆前都没有说出口。

　　安娜·凯特跟着那男孩进去了。

　　在通告和告示牌上摔跤馆被称为体育副馆，但除了某些体育课在这里上以及摔跤手来这里练习，很少有人到这个场馆来锻炼。这是一个连着主体育馆的小房间——也许有四十平方英尺——黄绿相间的厚垫子靠墙排着。男孩坐在其中一个垫子上，手掌撑着垫子放在屁股旁，咧着嘴笑。

　　“嗨。”他打招呼。

　　“嗨。”安娜回应他。

　　安娜·凯特坐到他旁边。十五年来，年轻人的汗水和通风不畅使得这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充满了热酸味。安娜·凯特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有这种味道。这味道像是男孩最脏最臭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密闭的小空间里，她想像着监狱里就是这股味儿。这气味让她很扫兴。

　　“有什么事吗？”她问。

　　“没事。”他说，“我又为你拿来了一张光盘，在我储物柜里。是一些经典的乐队，有‘碰撞’、‘恐怖海峡’、‘梅肯斯’。”

　　安娜说：“上个月我听了你给我的‘梅肯斯’那张光盘。”

　　“怎么样？”

　　“我被迷住了。”她盯着另一端的白墙说道。

　　“你没事吧？”他问。

　　安娜·凯特不想谈她的父亲。她会谈起父亲，但不是和这个男孩谈。她想赶快解决这个事儿。“今天下午我在诊所。有时候我在想，我一直和那些待在实验管中的小胚胎在竞争，和其他人的孩子。我知道他在乎我，但他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总比花在我身上的多。这真的是我最后一年待在家里了。这真让人难受，就是这样。”

　　安娜·凯特紧张的双手触碰在身下又软又黏的垫子上，她想起还是新生时在一次空手道选拔中她就摔在这里的垫子上，那时的垫子硬得像水泥一样。当垫子像这样立起来时，整个摔跤馆就铺上了薄薄的一层砂纸地毯。安娜·凯特脱掉了右鞋，穿着袜子用脚趾在上面轻轻地磨。这并不一定代表求爱，但几秒钟后男孩也脱掉了他左脚的耐克鞋，用小腿肚把她的腿压在垫子上。

　　他探过身去吻安娜，安娜回应了，把手臂搭在他肩上，抚摸他湿漉漉的短发。很快他的手就游走到她的胸部了。

　　“萨姆。”她探起身。

　　“嗯。”他重新吻上她的唇。

　　“萨姆，”她又一次停住，“明天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像约会那样。”这句话更像澄清事实，而不是在发问。

　　“不，”她说，“我们只是，只是某种关系。”

　　萨姆把手伸到她的大腿根，用拇指弹她的内裤边。“这难道不是某种关系？”

　　她推开萨姆的手臂笑了起来：“这是。只不过很奇怪。”

　　“约会很麻烦的，安娜，”萨姆说，“我们不。”

　　“不什么？”

　　“不麻烦。”他以为安娜会笑，结果没有。“你瞧，如果一起去看电影或者甚至去星巴克，人们会七嘴八舌的，你现在可是在和丹尼尔谈恋爱呢……”

　　“类似恋爱而已。”

　　“你和丹尼尔谈着类似恋爱的恋爱，而我正和克丽茜……”

　　“还有塔尼娅、休。”

　　“你知道她们？”

　　“这怎么了？比你想的复杂了？”

　　“不。”他看着自己的脚，“这是你说这些的原因吗？因为我和其他女孩儿交往？”

　　“不是。”她摇头。不是这样的。她不想承认的问题是罪恶感。她觉得有点被利用了，又觉得自己也在利用别人。当然没人逼她和萨姆见面。她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们一起做的事像成年人干的，使她害怕，也让她兴奋。这就是问题所在。她喜欢萨姆让她害怕的方式和他们在一起时危险的感觉。但是一想到这里，她并不太喜欢萨姆本人。虽然他聪明，但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可以很冷酷，他对待朋友只是比那稍微好点。他以当着别人的面说坏话为乐（而不是按高中生广泛接受的规矩在人背后说坏话）。他冷漠、自私、愤世嫉俗，这让他看上去很酷，甚至受欢迎，但并不表示大家真的喜欢他。如果他们开始约会，安娜不得不袒护他，而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萨姆把手放到她的Ｔ恤衫里面，抵着她光光的背，把她推到面前。他们大汗淋漓，蠢蠢欲动。萨姆用牙齿在她右边耳环周围轻咬，用力有点猛。“你关门了吗？”他低语。

　　“没有……”她回答，像要道歉似的。

　　“很好，”萨姆说。

　　数墙之隔的更衣室里，安娜·凯特放在储物柜里的手机响了。

　　第七章

　　琼·伯顿医生不知道还有什么时候能比在医院急诊室外面等候更让她感到派不上用场了。她就是被训练来帮助病人的，但此刻在这个到处都是病人的楼里，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无助地在脑子里给伤病员分分类。那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是手指头破了。她猜那个蜷在电视机旁椅子上的小伙子是刚从大学毕业的，他像个正等待着飞机坠落的乘客，也许是患了阑尾炎。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得的病多半与精神压力方面的病有关，她的老伴儿陪着她，但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琼暗自诊断她得病是为了唤起丈夫的注意。

　　新技术生育诊所的另两个合伙人格雷戈尔和皮特坐在琼的两旁，隔着一样宽的距离。他们三人看着不同的方向，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替戴维斯担心（但是暗地里，琼估计她比他们更担心戴维斯的安危，即便他们认识戴维斯的时间比她早）。他们心里不安还有另一个原因：此刻在手术室中流血的人本来也有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一个。

　　电视里出现诊所大楼的画面，一架直升飞机正绕着大楼进行拍摄。从空中看，大楼很普通，没什么特别之处。琼猜想格雷戈尔、皮特和戴维斯刚搬来诊所时心里也这么想。这栋建筑没有逼人的气势，立方体的外形除了让建筑批评家看不顺眼，倒也无可厚非。警察们小心翼翼地在楼前的草坪上走着。琼能从屏幕上看见在案发现场插着一些黄色的小旗，每面旗帜和戴维斯倒下的地点都隔着不同的距离。路人好奇地聚集在远处张望。电视屏幕下方的标题写着“克隆诊所恐怖事件”。

　　戴维斯的妻子和女儿在一个劲儿地哭，焦急的护士们把她们领到了里间。琼松了一口气，主要是因为她不知道和杰姬说什么。在杰姬·穆尔身边她总感觉不自在，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之间的眼神交流也会让琼脑海中浮现出弦外之音。

　　戴维斯曾经向琼倾诉过他们夫妻间时不时出现的矛盾，连一些私密的细节也说了。琼总是能吸引住比她大的男人（她在研究生期间与好几个教授及进修医生有过风流韵事），她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偶尔也和他们调调情。她清楚戴维斯忠诚、自信、专一的性格使他成为让人梦寐以求的男人，也正是这些特点让他顾家，即便（或者尤其）是家让他感到痛苦。

　　琼过去和三个已婚男人有过性关系，最终她都后悔了。其中两个男人现在都离婚了，这既减轻了她的罪恶感，又增加了等量的罪恶感。另一个男人还没离婚。每次一看到这个男人的照片，或是一份加菲利德自然史博物馆的资料（他曾经很喜欢这个博物馆），或是埃登斯高速路上通往他家的出口，琼都会回忆起这段情事，一想起来就感到一阵寒意席卷全身，她对自己说决不再干这种蠢事了。

　　她和戴维斯之间的关系现状让她很满意。戴维斯喜欢她，她也喜欢戴维斯。但他们从未有过肉体接触，除了在去年圣诞节派对上，戴维斯帮她换衣服时手碰到了她的手臂，这个接触时间持续了两秒钟，却已算得上太久。她可以在享受这个聪明、帅气、健康又比她年长的男人对她的关注的同时，在办公室偷偷地看他，在回家的车上或夜里躺在床上想像如果他们在另一个时候，另一个地方遇上，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此时，格雷戈尔从急救中心的旋转门走进来，琼发觉自己没有注意到他刚才走了出去。

　　“看起来不错，”格雷戈尔说，“他会好起来的。”

　　“感谢上帝，感谢主，感谢基督！你确定吗？我们能见他吗？我能给那个记者打电话了吗？”皮特问。

　　“哪个记者？”琼眉头一皱。

　　“七频道的。我得查查她的名字。她答应过我如果我们一有消息就给她打电话，那样的话她会让摄像机离医院远点。”

　　格雷戈尔点头。“对，给她打电话，马上。”他看着电视。“有消息吗？他们逮着那个家伙了吗？”

　　皮特说没有。

　　“博纳维塔！”格雷戈尔怒吼道：“肯定是那个该死的博纳维塔。他如今在国内非常猖狂。孟菲斯、芝加哥都遭过殃，圣路易斯有可能就是他的下个目标。”

　　“我得打电话给我老婆，”皮特说，“她在柏林顿她表兄家。”他在额前发下抹了一把汗，“我们能回家吗，你们觉得如何？”

　　琼说：“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躲起来。”

　　其他两人没有对她的话表示同意的迹象。

　　皮特和格雷戈尔都打了电话，又安静地坐下等护士告诉他们何时可以回诊所，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们穿过急诊部，乘电梯来到三楼戴维斯的私人病房。

　　戴维斯还在昏迷中，他的鼻子、嘴里都插着管子，这些管子好像半透明巨型昆虫的腿。他那瘦小的金发妻子紧张兮兮地用她那双圆得近乎滑稽的蓝眼睛一直盯着他的伤口包扎处。她以前练过体操，所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靠向病床时把前倾的身子控制好。

　　“他需要输很多血，”杰姬说，“他需要输很多血，但是他会好起来的。”

　　琼建议在新生育诊所里建立一个临时红十字献血站。三个医生都同意第二天献血。琼一只手臂僵硬地抱住眼睛哭红了的安娜·凯特，安娜泪眼汪汪，担忧地望着她。

　　回到家里已是凌晨，在黑夜中，琼独自躺在床上，回想起数年前自己和猖狂的魔鬼打交道的遭遇，她告诉自己，至少戴维斯失去的东西可以补得回来。几个月之后，当罪恶再次降临到安娜·凯特身上时，琼又一次说了这句话。

　　第八章

　　“进行时”米基逃了三百英里，住进了一家高速路旁的汽车旅馆里，四十美元一晚，这里靠近明尼苏达州的亚历山大城。此时他还不知道戴维斯活了下来。

　　穆尔离开办公室的时间比过去几天提早了一些，但米基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把枪管对准，把射程调试到了合适的瞄准位置。穆尔的身影一出现在门厅米基就把他认了出来。突然他一头扎进会议室里，消失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拉开了会议室的落地窗帘。米基也曾考虑从窗户这儿把他干掉。他知道他已经瞄准了，甚至扣紧了扳机，但他决定耐心点更好，他们组织不愿意让摄影记者在诊所里面看见尸体，这毕竟是一次媒体事件，他想让世界上所有疯狂的科学家都看见戴维斯·穆尔在光天化日之下躺在血泊里。为此他需要让他在直升飞机能无障碍拍摄的地方倒下。

　　他从新技术生育诊所的四名医生中选中戴维斯·穆尔是因为他是罪恶最深重的一个。他是国内最直言不讳支持生殖克隆的人之一，在国会进行的听证会上也有他，他还写论文给期刊和报纸社评。他帅气，口才好，让生殖克隆合法化的进程变得体面。戴维斯·穆尔的一个同事曾经在一次国会激烈的争论后说，如果不是戴维斯·穆尔医生的推动，上千对有此需要的夫妇将不会得到克隆技术的帮助。在“超级短剑”后座的某个地方有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戴维斯·穆尔的照片，是一个对“上帝之手”持同情态度的熟人寄给他们的。杂志把这个微笑的医生捧得像个电影明星似的。戴维斯·穆尔几乎是“上帝之手”的头号打击目标。

　　“妈的。”米基啐了一口，他听见新闻里那个女的说穆尔情况稳定，正在康复。这个罪人活着还会嘲弄上帝的，除此之外，米基的骄傲被挫伤了，他认为自己在那个距离射击一定很准。但不管怎么说，他打的这一枪让子弹穿透了穆尔的血肉，现在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正在明尼苏达州、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州播出，甚至在香港也收看得到。摄像机正在拍摄黄色警戒线包围的犯罪现场，记者们正向全世界报道戴维斯·穆尔为了钱而干的罪恶勾当，还报道了袭击者是如何清楚地表明他想让穆尔和所有同穆尔一样的医生去死，毕竟这才是关键所在啊。今晚不会有太多生殖医生、研究者或药物制造者能睡上好觉了。

　　米基喜欢在这种时候看开点。也许戴维斯·穆尔医生还会嚣张一阵子，甚至几年，但总有一天米基会让他再吃点苦头的，但愿能如愿以偿。

　　这家廉价汽车旅馆只能收到八个台，其中一个二十四小时新闻网正在采访两个人，一个支持克隆，另一个反对。米基坐在小床边，用手托着一碗他在电热炉上做的燕麦片，放在下巴下用勺吃着。那个支持克隆的女人丑死了，她大声痛斥右翼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还说最近连她的生活也受到了那些狂热分子的威胁。她像在可怜兮兮地博取大家的同情，言之无物，但米基知道她说的是真的，因为是他制造了威胁。他把这个女人的名字和另外许多支持克隆人士的名字从电视采访中记了下来。

　　米基以前就见过那个反克隆的娘娘腔。自由派的电视网总把他请出来作为反克隆派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想让反对克隆的人看上去软弱无力。那人虚弱的下巴上长着红色的小胡子，他的化妆很糟糕，流了很多汗。他向穆尔的家人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并说他的组织谴责暴力，希望警方能将与此事有关的罪犯绳之以法。米基讨厌这个重政治轻道德的人。米基不是反对克隆，他是支持上帝。他想让世界看到上帝的卫士多么强大。他不相信威力能产生正义，他相信正义是强大的，科学家、女权主义者和其他罪恶的卫士光有最高法院的支持和新闻媒体的勾结就想使好人投降是不可能的。米基有枪，有诚意，有上帝盖了印的通行证，在上帝事业的召唤下，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畅通无阻。

　　菲利普和其他人此刻已返回教堂，他们正在看着新闻呢。米基想给他们打电话，但他们有规定不能这样做。联邦调查局知道“上帝之手”，也许会监听他们的通话。“进行时”米基不会犯低级错误。

　　他将在明尼苏达州再待上一天放松放松，读点书，也许去林子里找个地方随意练练射击。

　　然后向丹佛市进发。

　　第二卷　戴维斯四十一岁　第一章

　　本地一名女子在橡树大街上的商店里被人谋杀

　　《诺斯伍德生活报》记者报道

　　警方正在调查一起上周三发生的奸杀案，一名女子在诺斯伍德镇中心橡树大街的嘉普服装店内遭蹂躏后被人勒死。

　　死者名叫安娜·凯瑟琳·穆尔，今年十七岁。有人在刚过中午12点时发现她死于一家服装店，死者是该店的经理助理。

　　诺斯伍德警署的警探LC克莱顿星期四证实，穆尔的尸体是被商店经理利萨·斯蒂芬斯发现的。当时她接到被害人父母的电话，因为安娜下班之后没有回家，他们担心女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消息称，穆尔遭受了殴打并被勒死，同时有证据显示她受到过性侵犯。

　　调查人员相信，凶杀发生在当晚8点45分之后，那时穆尔刚刚送走另两位店员，他们准备赶在暴风雪之前回家。

　　“她告诉这两人她把商店锁上就直接回家，”克莱顿说，“很显然，有人把她拦下了。”

　　警方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能有更多的进展以找出真凶。“我们的警探正在继续调查询问，以便确认嫌疑人。”警方女发言人唐娜·巴特利特说。

　　穆尔原本将在今年六月从诺斯伍德东部高中毕业，她在这家商店打零工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她原计划在秋天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斯蒂芬斯说穆尔想主修的是心理学。

　　安娜·凯特·穆尔是戴维斯医生和杰姬·穆尔的独生女，她的父亲是新技术生育诊所的合伙人之一，该诊所位于谢里登路，他在去年的一起枪击案中受过伤。警方称，没有证据显示这两起案件之间存在联系。

　　星期四，商店仍然关闭，人行道和入口被警方的隔离带围着，他们正在搜集线索。警方希望星期三去过嘉普服装店的人或者知道这起罪案相关信息的人与他们联系。

　　穆尔的死讯在镇上传开后，当地居民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

　　“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善良。谁会忍心这样伤害她？”斯蒂芬斯说。

　　“这让我真的很不安，”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女住户说，“我晚上再也不会来这儿了。这个镇上已经不那么太平了。”

　　她又补充了一句：“这太可怕了。”说话时她的眼睛盯着前门的警用围栏。

　　到星期四下午，一个临时性的纪念碑出现在通往诺斯伍德东部高中的主要通道两旁，纪念碑由鲜花和标语组成。在数小时内，受害者的朋友们送来了动物充气玩具、照片、诗歌和其他寄托哀思的纪念品。

　　“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一位自称是死者朋友的学生说，“她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也都爱她。”

　　第二章

　　每天早晨，警探在戴维斯打电话询问时总是很礼貌。而短暂的谈话结束后，每当警探坦白案件还没有进展时，戴维斯也总能装出一副有耐心的样子。还好不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实际上，罪犯的大致轮廓已经被描绘了出来。警方认为凶手是个白人，有着浅色的皮肤。他们对他的身材有个大体的概念，这是从被害人身上的淤伤位置和手臂上的受力方向判断出来的，被害人的手臂断成了两截。但这仅仅排除了小矮个和大高个的可能性。鉴于他们对强奸经过的案件回放，警方也排除了凶手是个大胖子的可能性。可不可能是安娜·凯特认识的人呢？——这不太可能，因为如果她那晚在等待什么人的话，她可能会告诉别人。但是，谁又说得清呢？法医说伤口是由强奸造成的，但是对于州检察官是否应该以强奸与谋杀两项罪名对归案疑犯一并提起公诉，法医却不做任何评论。当这个消息在报纸上出现后，戴维斯简直暴跳如雷，警探把他安抚了下来，并且向他保证，只要从一个被殴打致伤，又被人勒死的女孩体内发现新鲜的精液，那么无论法医怎么说，在警方眼里，这都是一起强奸案；然后，警探意识到自己这么说戳到戴维斯的痛处了，该死，说话怎么这么不注意啊，于是他又一个劲儿地道歉。戴维斯不得不让警探安下心来，说没关系。他并不想让他们变得那么敏感。他想要的是警察和他一样生气、冲动。而警探也是理解的，穆尔一家想要一个说法。“我们知道你想要我们快点破案，穆尔医生，我们也和你一样想早日查出真凶，”他说，“但是这类案子通常需要耗费一些时日。”

　　警方经常告诉穆尔一家，有时受害人的朋友会在接受讯问时大声说出心里话：这可能不值得一提，但是有个奇怪的家伙总是在那儿晃来晃去……可是这次，安娜·凯特的朋友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而且指纹太多，失去了使用价值（“这个镇上每个人都把手掌放到过柜台上。”警探说）。而从死者腕关节和颈部的淤伤判断，警方确信罪犯一定是戴着手套的。安娜·凯特的前男友丹尼尔·金尼被传问了三次。他没有显出过分的忧心忡忡，而且很配合，提供了血检又带去了父母，但从来没有带律师。警方对诺斯伍德高中学生的询问仍在进行中。

　　现场还发现了一些金色毛发，警方在比较了精液的ＤＮＡ后，断定这毛发就是凶手的。还没有发现有嫌疑人的ＤＮＡ与这两个微小的证据吻合。但是，这证据却回答了一个未被问及的问题，证明了一个没被假设过的事实。在强奸发生之前或强奸进行之时，她受到了殴打，在强奸的过程中或完事后，她被勒死了。她的一条手臂和两条腿均有伤痕。两台收款机内的七百四十九美元不翼而飞，也许还有一些架子上的衣服也不见了（尴尬的商店经理也无法确定，存物栏是乱糟糟的，但很可能有一些高档Ｔ恤衫被拿走了，数目还相当大。警方在他们的调查材料中记录了这点）。

　　诺斯伍德好几个星期都不得安宁。面包房、纯梵尼服装店、努客咖啡馆、水果店，两家冰淇淋商店、六家餐馆、三家理发店，还有二十多家其他的商店，都开始在日落之时打烊。当然，包括嘉普服装店（但“白母鸡”便利店却没有）。越来越多的丈夫们到火车站接他们的妻子，他们的车每晚都要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排起长队。警方也加班投入案件的侦破之中，镇上还向格伦考地区借调了两名警官。十八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在宵禁之前回家。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电视台也在大街上安营扎寨了好一阵（新闻工作者认为橡树大街上只有嘉普服装店、地毯商店、停车场和殡仪馆，不能产生足够的“视觉效果”，于是就挑选在街角拍摄，因为那儿行人多一点，更有“生趣”）。但报道一件事情总有个头，况且也没什么可报道的了。于是有一天电视台工作人员一起从大街上消失了，因为这一天西北大学篮球队的一名队员在训练时突然晕倒，因动脉瘤猝死。

　　原有的秩序及时恢复了。到了春天，安娜·凯特也许还暂时没有被人们忘记——垒球队穿着印有“安娜”字样的队服；黛比·富勒被特别提名以填补安娜空出的学生委员会秘书一职；长达三页的全彩同学录与中国的同学录不太一样。在美国，同学录上面除了有同学留言还会有学生在学校里的所有记录，包括各科成绩、获得的奖励、所从事的学校或社团的工作以及所担任的职务，由学校统一发放。题词也把安娜放在显要位置。校园还处处记着安娜——但诺斯伍德已经变得不再害怕。一个可怕的异乡人在诺斯伍德的街上杀了人，诺斯伍德震惊了，人们采取了补救措施。悲伤过后，小镇的生活就像那个异乡人一样，继续前进。

　　第三章

　　戴维斯为妻子开的药太多了。他时常觉得自己也需要吃上几颗，就会从放在杰姬浴室里的棕色药瓶中取出一些胶囊，揉着肚子上的伤口，用苏格兰威士忌把药灌下去。瓶盖上设计了一个保险装置，可以防止他的小孩拿到药片发生危险，可是这自鸣得意的设计是多么残酷。有时候，他会坐在马桶上，两手搓着一只水晶杯子，闹不清自己和杰姬是否吃药上瘾了，一天他得出了结论，即使他们上了瘾也没什么。

　　杰姬近来很少笑了。平时就不苟言笑的戴维斯如今脸上更是明显的没有了笑容。“我们不再做爱了。”有一天晚上，杰姬隔着餐桌向戴维斯这样说道。桌上摆着冷鸡餐和从超市买来的酒（他们地窖里的好东西已经吃完了但却没有再添置过）。戴维斯没有表示异议。

　　习惯于因循守旧的他们默默地过着日子，可以几天不说上一句话：戴维斯晚上锁好房门，早晨第一个起床；杰姬负责家庭的日常生活；戴维斯在星期一上班之前清理废物和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杰姬星期三去购买日用杂货；戴维斯确保两辆汽车油箱的汽油都不少于四分之一；杰姬每周两次收拾要洗的衣物拿去干洗，每周四更换床单。

　　有时候他们也说话，但通常是喝醉或是痛苦到麻木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残忍，不带回旋的余地：

　　“上帝啊，杰姬，你想要的真有那么多吗？我向你要过什么了？妈的，我指望你给我的还不够少吗？而你连这么少一点都给不了！”

　　“你确实没向我要什么，戴维斯。你什么都不要，你也什么都不给我。坦白说，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诺斯伍德中学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是个瘦削的男孩，名叫马克·凯姆帕格纳。他带着安娜·凯特的同学录来到穆尔家。这同学录是安娜生前订购的，她的名字压印在封面上，是金色的。马克述说了他如何把同学录传遍整个班，让每个人都在上面签名。为了确保一个也不落下，他甚至连续一周在第五节课时坐在自助食堂外的折叠桌边，寻找那些课间时在走廊上漏掉的同学。戴维斯和杰姬感谢这个孩子，他们真心实意地感谢他。但是戴维斯不准备看，他不愿意读到那些十几岁孩子用戏剧化语言写的感伤之辞，于是把同学录放在了书架上，排在安娜低年级同学录的旁边。他们俩相互保证等到明年安娜生日时再看这本同学录。结果杰姬第二天就一字不落地读完了这本同学录。

　　接下来，就在冬天快要结束时，杰姬的举止出现了异样。毫无疑问，除了安娜·凯特的死之外，还有许多事打击了她，包括她的家族病史和漫长寒冷的冬天，这两项无论如何都不是有利因素。一天晚上，戴维斯下班回家，从车库里出来走在落日的余晖中，发现杰姬正在后院挖土。他看了一会儿，只见草皮已经大多被翻开，中间挖出了两块长方形泥地，两块泥地之间留了一条狭长的草皮过道。她一定已经挖了好几天。

　　“你在干什么？”戴维斯问。

　　“挖土，”杰姬答道，没有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着了魔似的在那两块长方形的地里种植鲜花和蔬菜，甚至还种了几棵小树。戴维斯觉得这些花草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杰姬的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她请了一位电工在她的后窗上安装了一盏泛光灯，她会在睡觉之前坐在窗台边，用手托着下巴，专心地盯着花园看，仿佛这个花园是一块巨大的棋盘。有时她似乎显得很高兴，但更多的时候这个花园让她泄气沮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她会癫狂起来，用拳头猛砸自己的膝盖。戴维斯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也回答不上来。戴维斯温柔地建议道，如果她因为花园而如此紧张，就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这之后她又连续几天没事了，几乎很少提到花园。过后，她又回到了泥地里，穿着她那双过膝的紧靴子，手上套着厚厚的带条纹的手套，戴着墨镜和棒球帽。

　　五月，她把那些花草全部掘除，然后重新开始，转移了一些她认为可以保留下的并把左右两边的长方形花坛的花草基本上以草坪为轴调了个个。最后，她发现这样的布局更令人反感，于是又在七月把它们全部铲除，九月份又是同样的举动。十一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突降第一次大雾，戴维斯发现她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双臂抱膝，抽泣着。

　　精神病专家（戴维斯认为找心理医生已经太晚了）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物，这些药帮助她挺过了冬天。她看上去还是对戴维斯很冷漠，这是她对戴维斯的报复，谁让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忽视她的奇怪行径。

　　圣诞节的前夕，也就是在安娜·凯特离开他们将近一年之后，戴维斯询问了警探是否可以在警方不再需要他女儿的遗物作为证据时将它们归还给他。后来，他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可能是他感到无助，被遥遥无期的调查给逼疯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谁做点事情吧！把安娜·凯特的衣服从证物室里拿出来吧！查查那些血迹，也许只要十分钟，你们就会为她想想了。”

　　杰姬的精神科医生建议在春天的时候把她送回花园。杰姬对花园的态度是她恢复程度的某种标准，也是医生调整用药剂量结合药理治疗的标准，医生告诉他们精神药理学是一项非精密的模糊科学（戴维斯强忍住没有说出讽刺的话来）。杰姬仍然把大把时间花在花园里，但是她似乎挺喜欢待在那儿，六月来了又去，她连一棵小草也没有重新挖出来再种过。

　　在戴维斯的地下办公室里，他用活页夹和档案记录下关于他家庭的历史。在凯恩县的跳蚤市场，他花了三百二十五美元（从三百八十美元杀下来的）买下一套旧的图书馆卡片目录。他快速浏览了一下已经发黄的三英寸长五英寸宽卡片，在背面空白处填上了大约二千七百条近亲和远亲的相关信息。戴维斯的历代祖先参加过从独立战争开始的每一场战争，很久以前的祖辈们在十三个殖民地的其中六个开垦过。他祖父的祖父母曾经包船环游世界，而他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们却从来不敢离开他们出生的那片土地半步。他有曾经演过无声电影的亲戚，有撰写儿童书籍的阿姨，而戴维斯在这间屋子里寻找他们之间的关联——在这些人名间连线，从每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到每个姻亲再到每个后爹后娘和私生子。他家族的六条不同支系就像爬满蓝墙的常青藤，在常青藤舒适的荫蔽下，他深陷其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好几个小时。自从安娜·凯特被谋杀之后，他非常乐意做这件事。

　　戴维斯有一位远房表亲（缺少更为准确的称呼）曾经犯了法逃到密苏里州。在戴维斯的已故亲友中，这位名叫威尔·丹尼的表亲最让戴维斯感兴趣，虽然很难找到他的生平资料，而且已有的资料充其量也不过是半部传奇罢了。甚至连他在穆尔家族中的确切位置也存在疑问。丹尼在信中曾戏称自己为“人类之子”，这是一个法律委婉语，法庭、教区和家谱学家用这个说法来代替更为口语化的“私生子”。丹尼的母亲是比戴维斯高好几辈的阿姨，但谁是他的父亲仍是一个谜。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互联网的帮助，戴维斯找到了一位圣路易斯的收藏家，他拥有一张丹尼的照片，是在丹尼晚年时拍摄的。收藏家让戴维斯翻拍了照片。现在这张模糊又反光的翻版照片就放在相框里，挂在地下办公室的门边。照片里的威尔·丹尼满头银发，开怀大笑。这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身着价格昂贵的高领套装，逍遥法外，随意把大把的钞票花在赌博、酗酒和妓女身上。他的双手厚实，饱经沧桑的脸看上去苍白而友善。戴维斯总是想像着当时在镜头之外有一群喧闹的助手——他的奉迎者、使徒，还有一些醉鬼。丹尼照相时打着一条黑色领带，手持一把长柄来复枪，照片里还有一只健硕的狗和一顶高高挂在椅子背后的新帽子。

　　最近看这张照片时，戴维斯却发现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欣然接受这位表亲的浪漫神话。丹尼，一个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逃亡的人，似乎和现在那个吞噬了女儿生命的禽兽，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有太多共同之处。

　　戴维斯总是想，那些生活在威尔·丹尼时代的人们——那些好人，有道德的人，不包括罪犯——会如何看待他现在在诊所里所做的一切，哪怕只是让他们仅仅想像一下。

　　但是现在，他想知道如果那个魔鬼对安娜·凯特所做的一切都降临到丹尼的女儿身上，丹尼会怎么做。

　　哪怕只是让丹尼仅仅想像一下。

　　第四章

　　谋杀案发生后十八个月，警探告诉戴维斯（他仍然每周给警方打两次电话）他可以把安娜·凯特的东西带走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调查，”他说，“我们给证物都拍摄了照片，也扫描了ＤＮＡ。来之前请先打个电话，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听起来就像是在预订比萨，戴维斯心想。

　　“我不想见到它们。”杰姬说。

　　“你不一定要看。”戴维斯说。

　　“把衣服都烧了好吗？”戴维斯向她保证他会烧掉的。

　　“警方会找到凶手吗，戴维斯？”戴维斯摇了摇头，耸耸肩，又摇了摇头。

　　一想到去警察局取东西的情景，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一间大屋子，里面排列着一排排架子，上面摆着盒子，盒子里装着地毯纤维、照片、笔迹样本和口供录音，屋子里的证据多得足以让半数住在北岸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而伏法。他觉得那儿可能有一扇窗户，窗户后边站着一个矮矮胖胖，头发花白的警察，手里拿着公文夹，飞快地翻着，带着口音大声嚷道：“开灯。第四号。”但实际情况是，他坐在侦探的办公桌前，一个包裹被递到他面前，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上面系着一条已经磨损的细绳，同时，警探对他表示了慰问。

　　他把包裹带回了诊所的办公室，关上门，用一把长柄的不锈钢手术剪刀剪断了细绳。棕色的包装纸在他的办公桌中央铺展开，衣服整齐地叠着，但没有清洗过，他把手放在一堆衣服的最上面，拿起女儿的衬衣开始检查已经干了的污迹。污迹里面有血还有其他东西。她的牛仔裤被人用刀划开，从腿上剥了下来，刀从拉链开始划过裤裆，又从中间的裤缝往下划。她的贴身小裤也被撕破了。包裹里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手表、戒指、耳环、金链子（已断）、脚链。包裹里还有她的黑色平跟鞋，警方一定是在她的尸体边找到的。戴维斯浑身一颤，想起了那些裸体塑胶模特的脚。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在一只鞋里有一个塑料小瓶，橡胶瓶塞，贴着标签。一张细长的条子贴在瓶侧，条子上有安娜·凯特的名字，一个条形码，还有用蓝色标记的UNSUB，数量，以及戴维斯不能辨别的符号。戴维斯知道“UNSUB”代表“不明物体”，这是他所拥有的最接近那个凶手真实身份的东西了。

　　他认出了里面的东西，即使是这么小的量。

　　这些乳白色的东西就是驱使凶手犯罪的原始动力，是从女儿的身体里擦拭出来的。有一部分被拿去检测了，毫无疑问——用来绘制ＤＮＡ的图谱——而剩下的就被储存在这里面当做证据。很显然，警方并不想把这个东西与安娜·凯特的遗物混在一起的。这东西显然不是她的。

　　“真他妈太浑蛋了！”戴维斯骂出了声。

　　他考虑了一会儿，想把瓶子还给警察局，顺便把怒火撒在警探身上。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还没找到凶手的原因！你们这堆没用的狗屎！只知道在办公桌前磨蹭，却让凶手逍遥法外！你们竟然把那个强奸犯留下的东西放在试管里，像圣诞老人的礼物一样把它送给失去女儿的父亲！

　　试管里的这种东西原本在他的日常工作中是那么温顺，如今却成为攻击他女儿的凶器。哪怕女儿是被一把刀割断喉咙，他的胃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像打了结似的难受。他经常思考有关精子和卵子的事情——在诊所里非常小心地拿着，冷藏在抗菌小罐子里——就像保存钚这种元素一样，它既可能造福大众，也可能成为祸害。虽然这试管里的东西成了凶器，但释放出这个东西的禽兽却仍然洋洋得意，逍遥法外。

　　还有其他东西。一个小塑料袋里装着几根金色短毛发，都是被连根拔下的。这小袋子上也贴着一张写着“不明物体”的小条，估计是技术人员在比较了毛发毛囊和精液的基因图谱后贴上去的。这里有足够多的毛发让戴维斯得以知道安娜至少反抗了，她猛地攥着凶手的阴毛一把扯了下来。

　　戴维斯用手搓着小塑料袋，脑海里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个想法一产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一在他脑子里成形，他就知道自己现在的选择已经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做了后要不要干涉的问题。甚至刚一起念，他已经在心里盘算好步骤了。他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他拉开书橱里一个很沉的抽屉，抽屉里立着信封大小的文件夹，他把那个瓶子和小塑料袋塞进文件夹和抽屉后壁之间狭小的空间内。

　　在他的脑海里，多米诺骨牌从自己身边开始，一个个倒下，延伸到远处，引出越来越多的分支，伴随着越来越快的“啪——啪——啪——啪——啪——啪”声。

　　第五章

　　贾斯汀·芬恩，重九磅六盎司，在第二年的3月2日出生。戴维斯特别细心地检查了孕妇，一切就几乎像玛莎那已经磨损的手册《当我们怀孕时我们期盼什么》中描绘的那样。只有一次惊吓，就是在怀胎六个月的时候，怀疑可能要早产，但只是一场虚惊，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这是在怀孕和分娩之前戴维斯惟一一次觉得事情要败露。小贾斯汀并没有任何大脑受损和羊癫风的迹象，芬恩一家把他们的健康宝宝接回家之后，寄给戴维斯一盒雪茄烟和一瓶二十五年陈酿的麦卡伦纯麦苏格兰威士忌。

　　在斯通大街的家已经成为夫妻关系是敌意还是平静的晴雨表。戴维斯和杰姬的态度经常让对方都很难受，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暴力。他们总是很友好，但已经没有了爱。他们已经和律师约好了离婚的日子，但是当这一天来了又过去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假装忘了这件事。

　　“我会重新约时间的。”杰姬说。

　　“我来约吧。”戴维斯说，十分慷慨地想减轻她的负担，但是电话却迟迟没有打出去。

　　在芬恩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杰姬离开了一段时间，去陪她在西雅图的姐姐。“只是去看看。”她说。戴维斯曾经想过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是不是可以以这种方式结束，没有公开声明，杰姬去旅游，再也不回来了。他还总是把杰姬要的东西寄给她——衣服、鞋子之类，而她也只说一遍，不会催第二次。杰姬一直继续着服用他每月寄去的处方药，同时寄去的还有数目可观的支票。

　　杰姬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戴维斯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尽量避免同琼·伯顿说话。他觉得这样欣赏着伯顿医生是再好不过了，在他能够确信不会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时，他甚至会对她想入非非。在他的整个婚姻中，尤其是当安娜·凯特还活着的时候，戴维斯知道自己根本不会出现婚外情，就像他不可能被训练成宇航员，也不可能在一个演奏蓝草音乐一种乡村音乐，用班卓琴、吉他等弦乐演奏，不用扩音器。的乐队里拉小提琴一样。他不是一个骗子，因此他不会对婚姻不忠。随着杰姬的离开，他们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他不能再保证和琼之间不会产生暧昧的关系。也许就在某个工作日，在罗西尼餐馆的午餐桌上，当他们俩的目光对视在一起的时候，他心中的另一副多米诺骨牌又要开始倒下了：“啪——啪——啪——啪——啪——啪”。

　　杰姬在圣诞节前回家了，像是早就计划好的似的。她和戴维斯又回到了他们没有语言交流的婚姻中。戴维斯又开始和琼交谈起来，即使是在罗西尼餐馆吃午饭也一样。

　　安娜·凯特已经走了三年了。

　　第三卷　贾斯汀一岁　第一章

　　每年春天的“诺斯伍德游园会”都有一位来自历史学会的向导为人们讲述承包商在镇上修建新房时是如何按小镇的规定来施工的。根据这项规定，一旦评审员在计算机里查到将要兴建的房屋与已建房屋“相似之处超过百分之十五”，承包商就会被禁止施工。为了通过审查，建筑设计师的图纸要经过仔细检查，房屋的选址、门框的尺寸以及楼梯的位置要与镇上的每座房屋作一番比较。几分钟后，电脑里便出现一个相似度评审数字，同时出炉的还有修改建议，这是为了确保诺斯伍德镇上每一所房屋都有独一无二的风格。

　　芬恩家的大房子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在评审员的电脑里这栋房子被评为相似度百分之一点三，不需要做任何调整。他家的房子横跨两块巨大的场地，实际面积要比从站在外面人行道上看大得多。屋子有许多的内部空间都被拐角和角落隐藏起来，在屋外是无法看出来的，除非以俯视的角度看。特里雇了一位飞行员和一位摄影师从空中拍摄下房子的照片，以便向那些被屋子里的宽敞空间搞糊涂的朋友解释。“这就像‘神秘博士’的时空隧道（Ｃ出品的同名科幻影剧，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经久不衰。神秘博士研制出的时空隧道外形普通，看上去像一个电话亭，里面却别有洞天。）一样。”特里总喜欢那么说。尽管他极力解释，但玛莎始终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总嘲笑特里为“怪人”。

　　戴维斯曾经开车经过芬恩家一次，此刻他把车停在了芬恩家的街对面，陷入沉思，他心里拿不准究竟要不要打破“偷偷观察而不被发现”的原则，这可是从贾斯汀出生以来就一直保持的原则。他手里把玩着玩具。出门的时候，杰姬看见他拿着这个玩具便把他拦了下来，好意地为他把玩具包装好。

　　“这个男孩有什么特别的？”她问。

　　“这些孩子都是特别的，”戴维斯回答，而杰姬也很自然地把这件事算到了丈夫对她所隐瞒的一系列事情之中。

　　“穆尔医生，”门仅仅开了条缝，玛莎·芬恩在门缝里说道，“太意外了！我们家今天一定是这个街区最健康的家庭，因为有你们两个在。”

　　“两个？”戴维斯感到很奇怪，他穿过门厅，然后看见了坐在客厅里的伯顿医生。“戴维斯！你在这儿干什么？”琼说完马上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后悔了。“我是说……”

　　“我总喜欢在这些孩子一周岁的时候来看看他们。”他在撒谎。他前几年偶尔会给那些孩子家里打电话，但是自从琼加入诊所后就再也没打过一个电话，琼知道这一点，但没有揭穿他。

　　“真是太感谢了。”玛莎现在又瘦小又苗条，通过走步运动她消除了怀孕时的臃肿。她接过这辆用红色亮纸包着的玩具小客车（她一会儿会对老公说，这东西对贾斯汀来说可能早了点，但是很漂亮），“你们要喝点什么吗？过一会儿有个派对，特里去商店采购一些需要的用品了。”

　　“派对？”琼一边问一边跪在地上看小贾斯汀咬着她送的智力开发玩具，这套玩具里有字母、积木、小动物，还有塑料环，每一样都故意做得比孩子的气管大。“太有意思了。”

　　“当然，大多数是我们的朋友，不是贾斯汀的。”玛莎说，“派对上有酒、有含羞草饮品橙汁加香槟，欧美人早中餐（brunch）前的开胃饮品。、有水果和奶酪盘。讨论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工作和棒球。”

　　“他看起来很好。”琼微笑着，在孩子面前摇头晃脑，头发扫在了孩子脸上，“真结实。”

　　戴维斯站在地毯边上观察着这个小孩。他已经好几次从车里看过孩子了。当玛莎带着孩子去植物园或公园的时候，他总是很谨慎地跟踪着。贾斯汀那时看上去和别的孩子没什么区别，现在也没有。他穿着印有出生手印的红色长罩衫，拿起一只长颈鹿玩具放在自己的额头上，做出一副好奇的表情，好像小大人一般，逗得他妈妈和琼哈哈大笑，于是他又做了一次。

　　戴维斯努力想像着杀害安娜的凶手一岁大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在另外一间房子里，有另外一个妈妈，在一个不同的时辰，玩着一件不一样的玩具——然而却和眼前这个小孩做着一模一样的鬼脸。他想起了安娜一岁的时候，那时她已经拥有了一双绿色的大眼睛和高高的颧骨，这两样特征一直到青春期都没怎么变过。安娜一岁时录在老式录像带里的笑声和她十几岁时的没什么两样，而她那彬彬有礼的倔脾气也是从她生命伊始在妈妈子宫里就已经根深蒂固的了。现在，戴维斯想凭着眼前这小孩粗短的小手和稀疏的毛发推测出凶手的样子，却根本做不到。

　　几分钟后，在芬恩家外，琼站在她的世爵车旁问戴维斯：“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吗？”

　　“杰姬五点回家做饭。”

　　“那足够一个小时了。”

　　“我想是的。”

　　马蒂餐厅离火车站很近，从周一至周五一到六点下班时间生意就很好。而星期天排在吧台边看春季棒球热身赛的顾客就少得多了。琼和戴维斯的餐桌上放着加冰威士忌和一个推荐热辣鸡翅的广告单，琼问戴维斯怎么了。

　　“我怎么了？很好啊。”

　　“那怎么解释探望孩子的事？”

　　“只是心血来潮。”

　　“啊哈！那杰姬怎么样？”

　　“她很好。”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

　　该死的琼，敏感得就像寺庙里的和尚闻到了烤肉味。

　　“你听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和玛莎·芬恩好上了？”

　　戴维斯正喝着威士忌，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把酒都呛回了杯子里。“什么？”

　　“我这么推测合情合理。你在她孩子生日的时候出现在她家，又偏偏那么巧，赶在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发现几年前格雷戈尔的做法和你一模一样，那时候他正把那个叫桑特·格拉玛蒂卡的女人骗得团团转呢，记得吗？”她低声说着，很久才冒出一句说迟了的话：“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会为你保守秘密，我只是想确定你考虑周全了，别露了马脚。”她停下来思考自己该怎样把话说完，可能是为了不让戴维斯听出她这番话里饱含的其他用心，她又在末尾补充了一句：“为了你的事业着想。”

　　他大笑，笑得很自然。她放松了一些。

　　“对不起，从公事上，我觉得必须问问你。”

　　“如果每次有人说我有婚外情，我就得到一枚五分硬币该多好啊……”戴维斯说。

　　琼连笑都没笑，拿出一枚五分硬币放在桌上，滑到他的面前。“那么你和杰姬的关系还不错了？”

　　“我可没那么说。”他耸耸肩，连自己都很惊讶怎么能这么坦白。这都是被琼的直截了当给逼出来的。“要是安娜·凯特还在的话，应该是今年六月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

　　“我知道。”

　　“前些年，在失去安娜·凯特这件事上，杰姬比我处理得好得多，除了偶尔某些时候。这样一来我们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她能继续生活下去，用很多方法排解，但我就是无法忘记女儿。每一天，我会想起一件关于她的事。到我六十岁的时候，我的脑子肯定已经把安娜生前的每一秒钟都回忆过一遍了。我为她画素描，在脑子里重复她所做过的每一个动作，直到死去。”

　　“你觉得那样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吗？”

　　“我知道那样不健康。这就像我必须替安娜过日子，因为她自己不能过了。我在地下室和我死去的女儿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和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我真是个浑蛋。”

　　琼皱着眉听了好长时间，然后示意又要了两杯威士忌。“我能给你讲个故事吗？”她问。

　　她从旋转大门走出医药中心，融入休斯敦的夜幕，感到自己就像在黑色的水蒸气里游泳，她的头发软弱无力地耷拉在头皮上，衬衫紧贴着皮肤。她没有出汗，把她浸湿的是城市的汗水。

　　她一月从旧金山海湾搬到休斯敦，发现这座城市比想像中还要友好。这里有体面的书店，热闹的剧院区，还有高水平的交响音乐会（和她曾经去过的那种音乐会不同）。这里的人们也很友好（虽然遇到的大多数人和她一样都是外地人）。这里的冬天气候也很宜人，除了下雨的时候。但夏天的晚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到了夏天，休斯敦就像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这座全国第四大城市的西南区实际上一到傍晚六点就成了一个疏散地。现在这里的人都走光了，除了医院和一些有单元门的公寓楼群里还有人。能见到人影的地方还有街边出售墨西哥薄饼卷的小摊，失眠的和加夜班的坐在窄小摇晃的福米加专利名，贴在家具表面的一种抗热的硬塑料薄板。方桌边，拿着现做的“法加它”一种西班牙风味的食品。就着冰镇多奎斯啤酒吃。此刻，她是又累又饿。

　　虽然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但她仍大步流星地穿过大街向停车库走去。现在，她昏昏欲睡，开着车独自行驶在闪着荧光的水泥车道上，觉得意识模糊。

　　十七个小时前她刚把车停在这里时，两旁停着两辆厢型旅行车，旅行车挨得太近，弄得她只好缩手缩脚地从车里爬出来。现在她那辆破旧的“金牛”车就像一个孤儿，形只影单地停在第八层停车区。

　　二十码开外，一个男人向她走来，可能是从第七停车区上来的吧。这个男人看上去三十来岁，或者只有二十几岁，只是被苦日子折磨得未老先衰了。他的手上戴着婚戒——或者只是一只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而已——他的左耳还挂着一只耳坠。

　　“小姐？小姐？真不好意思，我的车被拖车拖走了，但是我身上的拖车费不够，只有三美元七十五美分，你能帮帮我吗？”

　　她把手伸进了挎包，大拇指碰到一张折好的五美元，而小指则碰到了那瓶小号辣椒喷雾剂。她看着男人走过来，这人身上穿了一件开口的防风紧身夹克，也许是为了避免突如其来的暴雨，夹克里面是一件条纹衬衫，束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里。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是休斯敦某支棒球队的队帽，但帽子上的队标棒球队现在已经不用了。他把帽檐拉得很低，他的脸上长着红褐色绒毛，好几天没打理过了，却又还没长成鬓角或络腮胡子。

　　男人左手拿着一大串钥匙，在那串钥匙链上，她发现了一张大型连锁百货店的熟客打折卡。她搞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就注意到那么多给人和善印象的细节。

　　她一手抓起了那张五美元的钞票。

　　突然，握着钥匙的拳头打在她的脸颊上，她大叫一声倒向车门。那个男人拽住她的头发，来回扯她的头，同时从她肩上扯下挎包。男人又从身后拿出一把手枪用力顶住她的耳朵，仿佛要把枪戳进去一样。

　　“他妈的给我上车，开车。”男人咆哮着，把她推进驾驶座，又把她的钥匙扔在了地上，她只能摸索着去找钥匙。那名男子快速坐上副驾驶座，她根本就没想到要逃跑，她知道自己怎么也逃不了。

　　男子指挥她往下开，车驶出空无一人的停车库，往东向贝莱尔开去，然后又往西上了主干道，这条路是和市中心背道而驰的。

　　“你有家人吗？”他的声音很冷，让人无法理解，就像是机器人在低语。

　　她点点头，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手上的颤抖影响说话声，“有父母，兄弟，但都不在身边。”

　　“我是说孩子。”男人不耐烦地问，手不停地晃着枪。

　　她摇摇头。男人没有明说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些，“只有自己才能照顾自己。”他说。

　　“什么？”她马上意识到不该问问题，这一问要么鼓励他，要么激怒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其他人都是不相干的。”男人用一种似梦非梦，似醉非醉，比原来高八度的声调说道，“儿子，妈妈，还有该死的老婆。”他又命令往东开，去纪念碑。“你住在哪儿？”男人问。

　　“休格兰德。”她答道。

　　男人打开她的挎包，拿出了皮夹，取出她的驾照借着路边的灯光查看了一会儿。“骗子。”他说，然后漠然地把头靠在车窗上。

　　他们没开多远，就到了一个周围满是办公楼的停车场。再过不到六个小时，她的尖叫声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将会有五千人之多。但现在，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男人又一次抓住她的头发，“到后面去。”

　　男人用膝盖和枪管把她按在后排的椅子上，又随意地搜她的钱包，把现金、手机和一整条口香糖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又往她脸上喷辣椒喷雾——这是一个仁慈的做法，她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让她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脸上的疼痛，而不是下身的疼痛。

　　这也让她有了哭的借口。在觉得黑暗、害怕，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她曾经想过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怎么办，那时她发过誓绝对不哭。

　　“天哪，琼。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原本不想让你知道。”

　　“为什么？”

　　“怕你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对不起。”

　　“别这么说。”

　　“那你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找个人说说话。我觉得这样能帮你敞开心扉，如果你知道我也曾是一个，”——她原本想说“幸存者”，但打住了——“我挺过来了。我不是假装了解安娜·凯特的遭遇，但是在那些事发生之前，我就在车后排往最坏的方面想。我在想，我的生命可能会被一粒子弹或者一把刀结束。就在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里，我完全放弃了。但是我活了下来。就像你从暗杀者的枪膛下挺过来一样。你也应该从安娜·凯特的事情中解脱出来，或者你愿意这样做。但是你需要说出来，戴维斯。这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我只是觉得这不公平。”戴维斯把手伸进夹克衫里，隔着棉制衬衣抚摸着自己的旧伤口，“出于不同的原因——疯狂的原因——有人想要我们全死光，但是我活下来了，而女儿却死了。”

　　琼端起玻璃杯送到唇边，让一块冰滑入口中。戴维斯激动地讲完话后，冰块也在她嘴里融化完了。“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你工作时也像是在梦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看见你在芬恩家会感到吃惊的原因。这才有点像我期望中原来的穆尔医生。”

　　“也许我已经好了。”戴维斯说，勉强地挤出一丝微笑。

　　“也许吧。你和其他人谈过这件事吗？专业人士？”

　　“杰姬和我常去咨询婚姻问题顾问。”

　　“这样有用吗？”

　　“很难讲。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离婚，所以有点用吧。”

　　“好吧，如果你仍有难题，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尤其是工作上的问题，我很乐于倾听。”

　　“格雷戈尔或皮特跟你说起过什么吗？关于我的？”

　　“这四年来没有。在你被枪击之后，他们问过我怎样看你是否会继续坚持克隆事业，那是在安娜出事之前。从那以后就没问过什么了。”

　　戴维斯眯着眼看着自己的酒杯。“那个伤害你的家伙。他为什么说那些话？”

　　“什么话？”

　　“那些关于‘儿子、妈妈、妻子’的话，你觉得他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他在极力为自己辩解，他在表示歉意，寻找借口。他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但他要怪罪到另一些事情的头上。也许就是那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警察抓到他了吗？”

　　“没有。”

　　“你觉得你再看到他还能认出来吗？”

　　“我过去觉得可以。但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他的样子肯定变了，我对他的记忆也有了变化。我想我在脑子里给他加了岁数，这样他总是比我大。但我现在无法确定这里面的那个家伙，”——她轻轻地拍拍自己的头——“还像不像那个真正的浑蛋。”

　　“你依然感觉自己很无助吗？就好像在你不得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做什么？为了什么？”

　　“找出那个家伙。让他感受一下你受的痛苦。”

　　“那正是一个强奸犯的出发点，戴维斯。我不可能让他感到我所受的痛苦。我可以用枪把他打死，但他仍会让我痛苦。你知道，电影里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作奸犯科、丧尽天良，到最后，那些好人，警察之类的，在最后一秒扭转劣势杀了坏人，把坏人推出窗外、扔进水里用船的螺旋桨绞碎或者用别的什么方式，我讨厌那样做。那些坏蛋死的时候我就很气愤。我觉得活着受内心的煎熬是更大的惩罚。”

　　“是的，”戴维斯说，“我就天天生活在他的阴影中。”戴维斯所说的这个“他”，当然是指杀害安娜·凯特的凶手，但是对于琼来说，杀害安娜·凯特的凶手和在休斯敦强奸她的人都是一路货色：无影无踪，没名没姓的魔鬼。

　　“这世上到处都是邪恶。”琼说，“干了坏事的人认罪之后——坏事大多是男人干的，你觉得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另选时间来讨论——一个坏人死去，就形成一个真空，另一些人会被吸进去。消灭了那些干坏事的人并不代表消灭了邪恶。另一些人又会代替他们。精神上的邪恶就像地球引力一样永远存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让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都站在正义的一边。”

　　“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妻子，”戴维斯反复说道，“你知道其实一直困惑我的是什么问题吗？不是‘谁干的’这个问题，而是‘为什么’的问题。我要将杀害安娜的凶手绳之以法，但是他可能只是成千上万小流氓、恶棍、浑蛋中的一个。我恨人们认为这件案子毫无原因、毫无动机。安娜的死只是因为一些有犯罪前科的人路过小镇，需要挠痒痒？如果能够看着凶手的眼睛，从他眼里读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我甚至可以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

　　“那样就够了吗？”琼怀疑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戴维斯说，“如果真的可以和邪恶抗争，把它打败，你会这么做吗？你难道不会这么做？哪怕不惜一切代价？”

　　她伸出手，抓住戴维斯的小臂。“有些方面的代价太大了，戴维斯。”

　　戴维斯没说什么，但是心里不同意她的说法。

　　第二章

　　密西西比州可能是世界上米基最不喜欢的地方，但这里却让他最有安全感。米基感到这个矛盾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自然法则是一个连续统一的范畴，它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等级。事物的变化是事物在不同等级之间的转变，所以可以这么说，宇宙万物几乎都是同源——冷热，黑白，对错。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够同时让一件事物具备两种可能：亦冷亦热，亦黑亦白，亦对亦错。杀人总是错的，但是上帝在必要时难道不能把它变成对的吗？基于同样的道理，上帝才把米基留在了密西西比，留在了痛苦与满足之中。至少这里现在是春天，天气还不热，只是有点潮湿。下午之前米基曾想，他到这儿已经三个小时了，老天怎么还不来一场暴雨补充点泥浆和蚊子呢。

　　这个农场很大，但不显眼，有一百五十公顷连绵起伏的土地和岩石，还有破旧的仓库和马厩。这里在很久以前曾经是一片棉花种植园，这让米基有一点不舒服——他欣赏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在被奴役和歧视中自强不息，虽然一直被排挤在主流文化之外，却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一种坚定地拥护传统社会价值的文化。民意测验不正是表明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黑人反对任何性质的克隆，包括试验在内的克隆吗？还好哈罗德家族在奴隶制时代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哈罗德是个不折不扣的偏执狂，脑中充满了旧思想，常常一不小心漏出带有传统南方色彩的对黑人的诋毁，像“黑鬼”之类的话。一天傍晚，米基在心里匆匆打了个底稿就和哈罗德坐在宽敞的门廊上，吸着柠檬汁，谈论如何把更多非洲裔的人拉进他们的组织。这一招会让西海岸那些自由派不安的，不是吗？

　　三年前，米基是断然不敢冒险来这里住的。那时哈罗德太有名了，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天到晚盯着他的住处，还会打着怀疑哈罗德性骚扰、唆使他人谋杀，或者违反《勒索致利者和腐败组织》法案的旗号进行突击搜查，每年闹腾个两次。哈罗德请了一位“美国公民联合会”的律师，这位律师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进行反击，有一次甚至把哈罗德的案子闹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以七比二判定哈罗德胜诉，这件事震动了纽约和旧金山的新闻界，也引起了大众对联邦调查局白热化的义愤。哈罗德说，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已经渐渐对他萌生倦意，换句话说他们是非常丧气，因为他们根本不能确定任何事情，所以也就不管他了。“你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哈罗德说，“但是电话还不能用。”

　　要是没有哈罗德·德弗罗，“上帝之手”在过去几年里可能无法坚持下去，但哈罗德甚至连“上帝之手”的正式成员都还不是。哈罗德称自己为“只为一位客户服务的独立订约者：那就是万能的上帝”。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反克隆专家，但是他最出名的身份（也是把他送上最高法院的原因）是一家网站的投资人。这家网站专门提供从事人类克隆技术及试验的相关诊所、医生和研究机构的信息。一旦上面有人不幸死亡或者退出该行业，哈罗德就会在这人的名字上打一个红杠。有时候有些医生只是受伤，哈罗德就会把他们名字的颜色由蓝色改为灰色。有许多人，尤其是列入名单的人很不喜欢这一点，他们把它称为“黑名单”。但是哈罗德的律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而最高法院的七位法官正巧同意了哈罗德律师的看法。

　　在哈罗德的网站上有三百五十七个名字，其中二十四个已被画去。其中有九人是米基干掉的，有六人是因自然原因而死亡的，另外六人因害怕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退休或辞职，有三人死于不明身份者的枪击，都是头部中弹。警方曾经怀疑米基杀死的九个人加上另外三个人，总共十二个人都是被同一个罪犯所杀，警方甚至知道凶手的姓名：拜伦·布莱克·博纳维塔。两年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跟踪过拜伦，而他却在肯塔基州的树林里失踪了。从那以后，每当米基干掉一个医生之后，总有目击者声称在现场见到了拜伦·博纳维塔，还说他长得像猫王。米基不知道另外三个人是不是拜伦杀的，但是他很高兴每当自己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联邦调查局总会按着另一个人的相貌去寻找凶手。这也许就是他从没被抓住过的原因。

　　哈罗德农场周围的小镇上倒是没有多少目标，米基到这里来只是礼节性的拜访。通过个人网站，拜伦收到了用于反克隆“游说”的捐赠，而他又把这笔钱悄悄分给了一些个人和教会，这些个人和教会传播着现代科学的诸多邪恶罪状，“上帝之手”就是其中之一。这使得“上帝之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团伙的名字牵连到全国范围内多起针对生殖诊所的恐吓案。菲利指第4章中所说的菲利普·赫姆雷。和另外几个成员拒绝承认他们曾经威胁过别人，没有一封威胁信的信封上盖的是俄亥俄州的邮戳。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压根儿不知道有个“进行时”米基，对他那辆“超级短剑”里的长箱子也一无所知。

　　“你能在这儿待上几天我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米基。”哈罗德说，“你是上帝真正的仆人。”

　　“谢谢你，哈罗德。”米基说，“真高兴有个地方可以躺下来，真正地休息一下。昨晚一躺在床上我就确信自己可以一觉睡到今天晚上。”

　　哈罗德身型怪异，肩膀狭窄，双腿看上去和晒干的稻草秆一样又黄又脆，而肩膀和腿中间的肚子却是又大又圆，里面仿佛藏了个健身球，活像个孕妇。哈罗德的孩子们正在院子里一架昂贵的红木秋千上玩耍。米基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却还搞不清楚他到底有几个孩子。至少有四个吧。哈罗德的第三任太太正在厨房里忙活，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嫁给哈罗德无非是因为他有钱有名，还曾经登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米基不愿想像他们俩做爱时的情景，但是又会情不自禁地去想——这又是上帝的矛盾，也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从门廊透过窗帘可以看到哈罗德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计数器记录着访问哈罗德网站的点击率，已经上了七位数（米基也不知道哈罗德什么时候开始计数的），而且每隔几秒钟数字就往上跳。米基觉得人们购买哈罗德信息的频率和购买汉堡包是一样的。

　　“最近华盛顿发生什么事没有？”米基问哈罗德，哈罗德总是有最新的消息。

　　“没什么事。”哈罗德答道。这时他端起玻璃杯，举到唇边，他的Ｔ恤衫上还沾着一滴柠檬汁，正好在他高高凸起的大肚子上。“克隆根本没有进入本年度国会的日程表。他们不想碰这件事。他们认为对这件事插手越少越好。”

　　“还是老样子，老样子，嗯？”米基问。

　　哈罗德嘴一抿，蓝灰色的胡须就挤作一团。“别误会，我热爱这个国家，也信仰民主。但是有些事很棘手，相当棘手，新选上的众议员很难应付，他们不喜欢公开辩论，而我们的敌人正利用了这一点。国会有这么一条老理：合法的就让它合法，非法的就让它非法。一旦像克隆这样的事情合法化，那么政府就会倾向于保持其合法性，在大选之前不去提及这个话题。不管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如何，都将得罪一半的人。”

　　“一半以上的人站在我们这边，哈罗德。”米基说，“有一天我看过一份民意调查——”

　　“我不需要看民意调查。”哈罗德说，“我只要跟我的朋友们和邻居们讨论这件事。这附近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分歧。如果我们选出的狗娘养的议员敢对克隆修正案投反对票，我们会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把他踹下台，这一点他很清楚。但是另一方则是靠美元在投票，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不让修正案进入议事日程。克隆的既得利益者很高兴，国会议员也很高兴，现在是二比一，而美国人民成了受害者。”

　　“这是一种耻辱。”

　　“你知道我一直提议要和任何一个和我持不同观点的参议员或者众议员辩论，但是你知道有几个人接受了我的挑战？一个也没有。当然，我现在继续经常参加脱口秀节目，但是总是那些和这事没有联系的人接受挑战：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对克隆又能做些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米基正吮吸着杯子里长方形冰块的残渣。“生殖自由。他们说克隆是女人必须拥有的选择权。这把她们从子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屁话，屁话，屁话。”

　　“那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哈罗德开始兴奋起来，“人类只是几年前才发现了克隆，完善了克隆技术。既然如此克隆怎么可能有这般必要？这些自由主义者已经嘲弄《圣经》好多年了，但是如今科学又告诉了人们怎样用男人的肋骨来造人——真的！——他们宣称这是物种进化过程中极其重要和十分必要的一项进步。简直荒谬！这是非常危险的，极度危险。这甚至不是人类操纵上帝，而是人类对上帝的嘲讽。但是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一切，因为人只能按照人的模样制造人，而只有上帝才能以上帝的模样创造人类。只有上帝才能铸造灵魂。”

　　“阿门。”米基说着，从碗里抓出一些坚果。

　　哈罗德透过他那面具似的浓密胡须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那么下一步你想去哪儿？”

　　孩子们叫喊着，在屋后学着马嘶鸣的声音相互追逐。米基答道：“我认为你不想知道这个答案。”

　　哈罗德大笑：“你说对了，我不想知道。只是请你给我个面子，别在这个县里找目标下手。不管怎么说这里没有多少合适的目标，除了大学里有一些。但是如果有人在我的地盘上出了事，联邦调查局会不停地找我麻烦的。”

　　米基点点头。“哈罗德，依我看，在你身边有三百英里长的光环围绕着你。你还用担心吗？”

　　“一个三百英里长的光环。”哈罗德尽力想像着这样的画面。“是谁鼓吹要建造一个九百英尺高的耶稣呢？”

　　“大话罗伯茨。”

　　“对，罗伯茨。一个九百英尺高的耶稣和一个三百英里长的光环。”他大笑。

　　他们最后一次谈了这么长时间，这时哈罗德太太招呼他们该吃晚饭了。四天后，在阿肯色州的一家私人研究机构外，米基开枪击中了一位正要去吃午餐的实验室技术员。被击中后脑的技术员当场死亡。

　　小石城警方随后贴出了一张拜伦·博纳维塔的素描画像。

　　第四卷　贾斯汀三岁　第一章

　　在炙热的密歇根湖岸私人沙滩上，特里和玛莎专心致志地各自筑起了一道屏障，贾斯汀就在两道屏障中间玩耍。沙滩比城市车道宽不了多少，旁边有一个楼梯，是用铁路枕木搭成的。楼梯又高又陡，崎岖不平，通向一座小屋——不管怎么说，他们管它叫小屋。而大多数人会说这是极其漂亮的第二个家，它有三间大卧室，一切设备应有尽有，吊扇在天花板上静静地旋转着——没什么实际作用，仅仅为了得到一点心理上的效果。一小时后，盖里和詹妮弗·霍根就要带着他们的女儿玛丽安来这里度周末了。星期六和星期天将在游船上度过，在红木制的甲板上，大人们聊天喝酒，时不时翻着花样逗逗孩子们，讲个故事，做个游戏，或扮个鬼脸，以免孩子们觉得过于无聊。

　　“你觉得那个家伙是谁？”特里问妻子，他把下嘴唇撅起，顶着贾斯汀刚刚放到他面前的蓝色恐龙。

　　“谁？”

　　特里朝儿子点点头。“他，那个家伙。”

　　“哦，别提这个。”

　　“我是认真的。”

　　“他们不会告诉我们的。这样做是违法的。想这些没用。”

　　“如果是新技术生育诊所告诉我们，那是违法的。但是我们自己把这事儿搞清楚却不违法。你知道办法，比如雇一个私家侦探之类的。”

　　“得了吧。”她大笑。

　　“肯定会有一些书面的线索。一旦他长大了，见鬼，把他的照片扔在街上，也许有人会认出他来。那个捐献者在克隆合法化之后还活着，那么他很有可能才死了两年。”

　　“对。”

　　“这就对了。”特里掀起贾斯汀背后的T恤衫，露出了他屁股上方的一块胎记，形状有点像西弗吉尼亚州的地图，又有点像一个长嘴茶壶。贾斯汀看都没看，就重重地拍了他父亲的手，特里就把他放走了。

　　玛莎微笑着，闭上了眼睛，厌倦了眯缝着眼看湖面反射的阳光。

　　“他经常会说脏话。”

　　“谁？”

　　“贾斯汀。”

　　“别逗了。”

　　“真的，没想到吧？一个三岁的孩子。”

　　“好吧，那你就不要在他面前说脏话。”玛莎说。

　　“我没有。”

　　“你刚才就说了。”

　　“什么时候？”

　　“十秒钟之前。你说了‘见——鬼——’”

　　“那不是脏话。他说的是真正脏得不得了的话。”

　　“这些对他来说只是几个词。听上去很有意思罢了。”

　　特里看着儿子正用霸王龙的尾巴在沙滩上挖地洞。“你曾经想过那个家伙的记忆吗？——我是说那个捐献者——他的记忆会不会留在贾斯汀的基因里？”

　　“什么？就像荣格说的。”

　　“谁是荣格？”

　　“卡尔·荣格。集体无意识。”

　　特里脸上挤出一丝半真半假，自我嘲讽的表情，每当玛莎能完全回忆起大学笔记的内容，让他突然一惊时，他总是这副表情。“今天早上，贾斯汀手里拿着一把刀——”

　　“一把刀？”

　　“一把塑料刀。在硬面包袋子里的那把。”

　　“哦。”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那时正要用刀来割桌布，他看上去知道自己该怎么干。”

　　“他看到你切硬面包就学会了，很有可能。”

　　“不，他拿刀的姿势就像拿着手术刀。轻巧地切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就像一个外科医生。”

　　“让我休息会儿。”

　　“我知道，这么说有些滑稽，我也只是说说。想想也许我们能发现他是个医生。这是好事，不是吗？”

　　“我猜他是在高尔夫球课程上学会骂‘球’的。”玛莎格格地笑。

　　这个笑话很好笑，但是特里没有笑。玛莎总是会对他很认真的想法不屑一顾，这令他很不快。他曾经很欣赏玛莎，因为她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她的智慧带给她一种优越感。而他是干活的人，他要用他作为期货交易商的丰厚的佣金负担两幢房子、两辆汽车还有昂贵的度假费用。但是，他以前的学习成绩不好，而玛莎认为好学生才有高智慧，于是没有给丈夫应得的尊重。现在他们有了孩子，而这个孩子很显然也很聪明，而她就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遗传，但是她根本没有给孩子一丁点儿超级聪明的基因。他想找出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不为了别的，只为了以此来提醒玛莎，贾斯汀的大脑不是她遗传的。

　　“那你怎么想？”

　　“想什么？”

　　“找个人查一查贾斯汀的过去吧。”

　　“他才三岁，特里。他没有过去。”

　　“好吧，那查查另一个家伙，另一个他。”

　　“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从我们两人身上继承的东西会比从一个神秘男人那里继承的东西多得多。”

　　“穆尔医生说他们就像是双胞胎，不是吗？”

　　“对，那又怎么样？”

　　“双胞胎有时候会有那种‘超感知觉（超感知觉是指不通过五官而获得知觉信息的能力，属于心灵心理学范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如果贾斯汀仍然有他双胞胎兄弟的记忆的话怎么办？我是说通过‘超感知觉’。”

　　“你说这些就是因为贾斯汀昨晚说了骂人的脏话？”

　　“也不全是。”

　　她吐掉嘴里的草莓，咧着嘴冲他笑。她的皮肤和牙齿都闪着亮光，看上去就像是刚刚拆封的瓷娃娃。“随便你吧，我无所谓。钱是属于你的。我觉得你把钱花在这上面总比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好。”

　　“背叛你？我永远不会。”

　　他们就在沙滩上接吻了，中间隔着贾斯汀。

　　“屁话！屁话！屁话！”贾斯汀不停地喊着。

　　他们都咧开嘴笑了，但是嘴唇根本没有分开，他们又吻了起来。

　　第二章

　　小碟子里装着一大堆M＆M糖果，咖啡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花边桌布，沿着墙是长长的书架，但是书架上一本书也没有，反而摆满了陶制动物、瓷像、木制相框、塑料小玩意儿、玻璃花瓶、有香味的蜡烛以及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屋子坐西朝东，非常明亮。巴威克挑选了一把不靠近窗户的绿色椅子——高高的扶手，带扣的靠背，沙发套不知道是用什么面料做成的。而伦德奎斯特太太则直接坐在了阳光底下，这引起了巴威克的好奇，这位老太太肤色浅白，这样照着怎么皮肤还这么好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她那如同摩卡咖啡一般的黑皮肤。

　　“你刚才说到了你做的是口述的历史。”她说。

　　“对，对。”巴威克说，“是为一所大学做的。”

　　“就是这儿的西拉鸠斯？”她问，“西拉鸠斯大学私立男女合校高等学府，成立于1870年，位于纽约州西拉鸠斯市。伦德奎斯特家就在西拉鸠斯市。？”

　　“不是。”巴威克说，“是”——她意识到可能漏了什么马脚，但是她豁出去了——“芝加哥大学。”

　　“哦。”她说，“我明白了。”

　　“我们在全国巡回走访，随机选人做调查，请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而录下的磁带将会被转录、存档，这将对——您知道——后人有研究价值。”

　　“听上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哦，是的。确实如此。我碰见了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好人。”她突然笑了起来，非常迷人，“您瞧，我们通过那些不平凡的人士的生活了解历史，那些总统、世界领导人、将军等诸如此类的人。但是真正的好东西，最真实的材料存在于每天的生活之中。您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份材料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记录古罗马时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

　　“不知道，确实没有听说过。”她说。

　　巴威克也不知道。这是她编出来的。“噢，我们知道当时的战斗场面，还有元老院的情况。我们知道古罗马的神话和戏剧。”罗马有剧作家吗？希腊人有。她应该用希腊人作为例子。“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每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那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如果不是太打扰您的话，我想和您做一次访谈。问一些问题，录一些对话，然后我就走了，您再也不会见到我。当然，您将会得到学校给您的五十美元支票。”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弄到芝加哥大学的支票。“或者从我们的拨款办公室给您寄来。”那样听上去更加可行。

　　“听上去很不错。”伦德奎斯特太太说，这也让巴威克明白了为什么老年人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但是她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来欺骗这位女士的，不是真正的欺骗。这可是合法的生意。

　　巴威克刻录了第一张光盘，里面讲述了伦德奎斯特太太在纽约一个名叫水镇的地方的生活。伦德奎斯特太太喜欢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外出散步，每晚她都要给朋友或者亲人写信，而第二天早晨就会步行去邮局寄信。她有时会顺道去“大美国”超市买一些杂货，每次只买一点，但是不到六天，积攒的东西就两周都用不完了。通常在星期三，商店里一个叫哈维的男人会帮她把搬不动的商品送到家。

　　到第二张光盘时，她们谈到了家庭。

　　她的丈夫去年因心脏病去世了。她有三个儿子，一个搬去了水牛城住，另一个去了南方，在亚特兰大定居，而最小的儿子则在九年前一次滑雪时因为意外事故死了。这些都是巴威克事先听说了的。但是她很有耐心，毕竟没有理由催促她啊。

　　“发生在艾利克身上的事简直太可怕了。”伦德奎斯特太太说，“但是那是一次意外。艾利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滑雪选手，非常出色。”

　　“艾利克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他死的时候还是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四年级学生。他对社会志愿服务很感兴趣，总是尽力帮助别人，还参加那些校园里的抗议活动，都是非暴力的。他曾经考虑过要到和平组织去工作，或者就在城里教书。唐和我都认为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心理疏导顾问。他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您保留了艾利克的照片吗？”巴威克问，“我是说您任何一个孩子的照片都可以。只是为了让名字和脸能够对上号。”

　　伦德奎斯特太太的脸像灯丝一样被点亮了，“当然。”

　　芬恩一家并没有要照片。实际上，他们还特意告诉过比格·罗布他们不希望见到任何艾利克·伦德奎斯特的照片，比格·罗布把这件事交到巴威克手上时也交待了这点。他们不想知道贾斯汀长到十几岁或者成年后是什么样子，但是巴威克想看看。她以前还从没见识过克隆人呢。她租来的车停在外面，车上的仪表板小柜里就放着那个小男孩的照片。她想体验一下看到这个小男孩长大成人后的样子时那种兴奋的感觉。

　　伦德奎斯特太太身手仍然十分矫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就楼上楼下走了个来回。回来时，她手里拿着三本人造革的三环相册。巴威克移到长椅上，她俩把相册摊在膝盖上，翻开。伦德奎斯特家的男孩们长得都很英俊——高高的个子，金黄的头发，宽宽的肩膀，瘦削的腰围。他们都有着漂亮的手和雕塑般的腿。她特别注意到了艾利克垒球般大小的小腿肌肉。即便从照片上，她也能看出艾利克的与众不同。巴威克尽力回忆自己的高中生活（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她告诉自己），对了，如果那时艾利克是她的同学，她肯定会强烈地迷恋艾利克，艾利克肯定会成为她和朋友们在电话里谈论的话题，她们会记住艾利克所在班级的课程表，也会暗地里嫉恨艾利克的女朋友。

　　“艾利克有女朋友吗？”

　　伦德奎斯特太太笑了。“他很害羞，但是很受女孩子们的欢迎。你知道吗？他曾是林德湖的救生员。对不起，你当然不会知道。在高中时他曾和学生会主席约会过。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叫格列尼斯。我现在每周和她的母亲共进一次午餐。你知道吗，格列尼斯现在是华尔街的经纪人！”

　　“那太稀罕了。”巴威克说。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我想是的。艾利克在大学里也有过一两个女朋友。但是从没有认真地带到家里来过。我和唐有一次去伊萨卡纽约州南部的一座城市，康奈尔大学所在地。接艾利克时还遇到过他的一个女友，一个印度姑娘——你瞧，是从亚洲来的。我记不清她的名字了，那个音太难发了。”

　　“没关系。”

　　每个男孩的生活照的数量差不多。但是老大有近期的家庭照，是他和妻儿在家里的起居室和附近的公园里拍的照片。相册里还有一张艺术廊的照片，是艾利克在他大四之前的那个夏天完工的，那时他才二十岁。

　　有一张照片是艾利克坐在林德湖边高高的白色椅子上面。他的头转向右边，看着照相机，手上做着敬礼的动作。巴威克猜他那时可能才十八岁，开心快乐，无人能敌。

　　“噢。”巴威克不小心出了声。

　　“怎么了？”伦德奎斯特太太问。

　　“哦，是这样的，嗯，艾利克做过什么外科手术吗？”

　　“你是问有没有受过伤？没有，在那次意外之前从没有过。从来没有去过医院。”

　　“没有做过其他的非必要手术？”

　　“你是说整形手术？”伦德奎斯特太太被逗乐了，“呵呵，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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