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救世主

[法]迪迪埃·范考韦拉特

　　序

　　自诩能代表上帝的人，该是何等自信。他们两人，一样目光锐利，一样不苟言笑，彼此对视着，像看着镜中的自己。若是他们不能被称为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人，那还真不知道成功这两个字该怎么写。总统大选时选票的统计，很难说该止于何时。但是，政治，要求它必须停止在某一个时刻。虽然选票的数目只相差几千，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美国不可一日无总统。

　　继任者机械地伸出了手，像是打开一扇门。两人礼节性地握了握手，不到五秒钟，前任先停止了手腕的抖动。他交代了发射原子弹的密码、设备的工作状态，还有几份总统才能过目的国防高度机密情报。从此，这些文件，就将放在棕红色的办公桌上，而他能做的事，就是要将它们在记忆中抹去。

　　白宫的前主人关上了皮箱，嘴角露出的一丝嘲讽没有逃过布什的眼睛。克林顿又向四周最后环视一圈，转身朝大门走去。他走出两三步，突然回转身来，再次打开皮箱，不动声色地说：“啊，对了，事实上，我们克隆了耶稣。”

　　他取出一份绿色文件夹，放在那一堆文件的最上面，走了。

　　第一章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我看着身穿夹克，笑得满脸皱纹的男人。他不是刚才那个人，但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想回答，但喉咙太疼了。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摇了摇头，他不再微笑，而是叹息。医生已告诉过我三遍：深夜，我独自一人，穿着睡衣在公路边行走。路人伍德停住了车，车窗后，一位太太打了个手势，先生冲我眨了眨眼睛，他们载上我。看我一言不发，头发和睡衣都烧焦了，他们就把我送到了这里。附近没听说发生过火灾，我的脚又满是水泡，看来像是走了很远的路程……为了让他高兴，我点了点头。我记得这些，这也是我仅存的记忆：四处一片混乱，人仰马翻，火光冲天，也就这些了。

　　“哎，乖一点，孩子，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不再笑了，开始发愁了，然后，他该生气并惩罚我。我从枕头上抬起头，动动嘴唇，他凑近身来，我说：“吉米。”

　　他要我再说一遍，我嗓子疼极了，但这次，他听清了。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轻敲手指。我盼他放过我。他的目光移到了床上的绒毛兔身上。那是他们给我的玩具，少了一只眼睛，其他孩子也在病痛中搂过它，兔子已经变得脏兮兮的了。在兔子爪子中握着的胡萝卜上面，写着吉米二字，虽然缺胳膊少腿，但还能够辨认出来。

　　他起身走了，连再见也没说。他去同伍德说话，隔着玻璃看着我，那位夫人转过身，用手蒙住了眼睛。伍德冲我微笑，他的笑容不同于医生，而是那种苦涩、温柔、充满慰藉的微笑，温暖人心。昨天在车上，他们说，他们有两个儿子，都要走了，要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房子会变得空荡荡的。

　　又过了一会儿，医生允许他们进来。我问他们，家里有没有游泳池，他们说没有，弄个游泳池太贵了。他们会在报上刊登我的相片，寻找我的家人。但是，我没有家人，这一点我很清楚。他们给我绒毛兔时，还给我看了几部动画片。在那里面，我看过什么是家，有像伍德夫妇一样的父母，有孩子，有游泳池，还有狗。如果我有过家的话，我不会忘记，我会想起来的。对那里，唯一能让我想起的，就是医生。

　　在走廊上，伍德太太把手指竖起，贴在嘴唇上，冲我轻轻地吹了一口气。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看上去很友善。我也用同样的动作回答她。

　　以后，我会叫吉米·伍德，我会去上学，我会说你好，爸爸，谢谢你，妈妈，我会过一种真正的生活，像动画片中一样，只是少一个游泳池而已。

　　十四年来，欧文·格拉斯纳都试图用宗教信仰来代替酒精。但他与滴酒不沾的总统相反，一周三次，一到晚上六点，就忘了上帝，沉迷在酒精里。因此，尽管在总统竞选中，身为科学顾问的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还是被很谨慎地排除在白宫的核心圈子之外。自从权力移交后，欧文就再也没有去过华盛顿。但今天，他突然收到总统的信函，邀请他共进工作早餐，这让他深感意外。本来他打算同那帮酒肉朋友重修旧好，现在只好走进椭圆形的会议厅。厅里有十二个与会者，正守着银质咖啡壶，靠近壁炉团团围坐着。

　　“请进，欧文。”

　　口气生硬，气氛压抑。欧文·格拉斯纳边向总统问好，边朝那唯一的空椅子走去，没人起身相迎。在座的有一半是熟面孔：大学同事、生物学家安德鲁·麦克尼尔，总统的三个鹰派要员，宗教顾问，一位前白宫的旧部，还有一位是编剧巴迪·古柏曼。

　　“欧文·格拉斯纳，克隆专家。”布什做了简单介绍，转身接着原来的话题问亨利牧师，“然后呢？”

　　“总之，总统先生，罗马教廷的立场始终没变：依然称其为圣像，而非圣物。”

　　“但是，这一点，不是已经做过科学鉴定了吗？不是吗？”

　　“科学嘛，当然……”亨利牧师面带遗憾地应和道。

　　乔纳森·亨利是个电视传教士，他不仅具有演讲才能，还有网球运动员的体格；思维简单，容易沟通。他还是总统家族的好朋友；拥有八千万美元的产业。身为大回归教堂的主教，他带领教徒做好迎接新救世主的准备，等待他重返人间来做末日的审判。

　　麦克尼尔教授说：“在１９９３年的罗马会议上，国际科学团体是宣布了鉴定结果，但是，在整个历史阶段，梵蒂冈一直对耶稣盖脸布保持着距离。”

　　“裹尸布，”布什不快地纠正道，“不是一块盖在死者脸上的布。”

　　宗教顾问点头附和。欧文·格拉斯纳看着屏幕上的两幅和实物一般大小的画像：在一块亚麻布上，正反两面都印着受刑者的影像，左边的图像经色彩拉伸增强，右边是负片。弄不懂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据他所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就鉴定出裹尸布上的影像是一幅中世纪的绘画，但争议也从没有停止过。自从恋上那个法国女人，ＩＮＲＡ的研究部主任，欧文就陪她在巴黎郊区一住八年，克隆母牛。对他来说，研究活物要比盯着考古学的圣布有意思得多。看来，布什要把神的旨意加到他现任总统的职责中。想到有朝一日，也许美国星条旗上会加上幅圣灵头像，欧文就忍不住想笑。

　　“对于裹尸布，你们想让我知道什么？”

　　总统的问题看似明白无误，但对其潜台词，身边的人都心领神会：他是要他们用浅显的语言来说明问题，不要去挑战他的知识极限，聪明才能带来自信。

　　安德鲁·麦克尼尔教授迈着他那双小短腿跳到屏幕前，像位热心的推销员。他是世界上花费最多时间来研究裹尸布的专家。身为都灵裹尸布课题研究室主任，他曾在１９７８年带领四十个研究员和七十二箱仪器去过意大利都灵城。

　　“总统先生，裹尸布是块泛黄的亚麻布，长四点三六米，宽一点一米，上面有幅影像。影像上的人曾受过鞭笞，钉过十字架，与《圣经》记载相符。他是位三十多岁的古也门人，身高一米八零，体重约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磅。右边这张负片，是１８９８年由斯贡多·皮亚拍摄的，上面能看到很清楚的鞭笞痕迹，还有几处伤口，每一点都与《圣经·新约·第五福音》中所记录的裹尸布相吻合。其实，恕我斗胆，《第五福音》应该叫做《第一福音》，因为，只有它才最具有现实意义。”

　　生物学家的手指，沿着双手交叉的影像的轮廓移动着。

　　“印在纤维表面上的影像呈单一橙红色，事实上，它是由纤维素脱水所致，脱水的原因不详，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因某种酸性氧化作用而生成的甲二羰基生色体。”

　　“说得具体点？”总统发问。

　　“具体说来就是这个橙黄颜色。由于身体的瞬间消失，导致了热量和光线的突然发散，从而灼烧了亚麻布的表面，印成了平面影像。我们在实验室多次努力，想重现这种现象，但均徒劳无果。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是真迹。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不同于任何绘画作品，它不会老化：无论时间还是外界的破坏，对它均毫无影响。总之，可以这么说，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的确是基督教的奠基物。对此，我们有基本的物证，也有科学根据。”

　　“那没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亨利牧师脱口而出。他每个星期天都在电视上布道两个半小时。

　　总统的目光犀利如鹰，在两人之间扫来扫去。他说：

　　“这番科学鉴定，支持了基督复活的理论。我看不出如何能减少信徒的信仰？”

　　“疑问的种子才能结出信仰的果实。”电视传教士提醒道。他也有极好的专业素养，懂得如何在电视上，利用广告的间隙来给听众留下悬念。对于神迹，教会总是保持着审慎的态度。

　　“别扯太远，”总统反驳道，“《启示录》的确预计在耶稣返回时，信仰会败落，但总不能通过劝人不信来减少信徒的人数，这也太过分了。而且，也不是我们该有的行事方法。”

　　他用下巴示意麦克尼尔教授继续。后者站在第二幅图前，指着当时包裹圣体的位置上，有着鲜红的血迹，其鲜艳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多个世纪过去了，血红蛋白的损毁应该使其变成棕色。

　　“你们肯定这不是绘画？”欧文·格拉斯纳越来越弄不明白邀他来此的用意，忍不住想要问个清楚。

　　“绝对肯定。我们做过一切可能的验证：显微镜、X光射线、紫外线、红外线、荧光、反射计、ＮＡＳＡ的ＶＰ８分析，纤维中没有一星点的色素。所有的分析都是同一个结论：ＡＢ型血液。”

　　生物学家转身朝着发声处看去，声音由一位面容冷峻、穿灰色衣服、坐在安乐椅前沿的男人发出。他用词准确、语调缓慢，每句话都停顿一下，以示强调。他又接着说道：“血液的流动方向，能解译出随呼吸而造成的身体移动。伤口也与宗教画师们所画的不同。根据这幅图像，钉子是钉在手腕上，而不是像画师们所画的那样，钉在手掌上。否则，身体的重量会把手掌撕裂。至于那根长矛，是穿透第六根肋骨，先扎入充满浆液的心包，再刺入存满血液的右心房的。”

　　麦克尼尔补充道：“正如《约翰福音》中所记载的：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既然有血，为什么不可能是用笔蘸着血画出来的？”

　　所有人都转头，半信半疑地看着说话的巴迪·古柏曼。他有一头蓬松的棕红色头发，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他是克林顿政府中唯一的留任官员。

　　生物学家答道：“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方向性的痕迹。影像是洇上去的，获取它的唯一方式就是用一块布，包裹一具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尸体，而且移走尸体时还不能带走一点儿的凝固血块或者微小纤维。尸体移走的唯一方法只可能是非接触性消失。现代科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如果不用耶稣复活来解释的话，只能搬用原子湮没理论。”

　　巴迪·古柏曼反驳道：“别忘了，在１９８８年，有三所大学，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大学曾经使用碳同位素测出这块亚麻布的年龄，它是介于１２６０年和１３９０年之间。”

　　有清嗓子的声音，有拖椅子的嘎吱声，还有茶杯放在杯托上轻微的瓷器碰撞声。总统右腿的膝盖上，放着个空文件夹，他手握笔在上面烦躁不安地轻敲不停。巴迪曾经是好莱坞的成功编剧，又曾进入罗纳德·里根的智囊团，现任外事顾问，在四届政府中连任。他所策划的事件历来褒贬不一。往伊朗秘密贩卖军火，以便解救扣压的美国人质，还有援助尼加拉瓜的龚达叛乱，与韩国关系升温同时又支持邪教统一教。还编导了几个丑角，如卡扎菲和萨达姆。如果说前者扮演得不够理想的话，古柏曼对后者还是非常满意的，萨达姆完全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美国国内矛盾一旦尖锐起来，他就会把人民的注意力转向国际舞台上。从小胡子暴君到人造英雄，纷至沓来，粉墨登场，一出接一出地演下去，悬念无穷。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时代，彼此分享着剧情结果。当然，这也不能全归功于古柏曼：他的工作只是用他那无尽的想象力来设计场景、编造剧情，让高潮迭起。而剧本是否上演，则取决于总统。然后，再去付出他选择的代价，通常是畏于公众舆论，在祭坛上献上一个没有古柏曼出彩的顾问。因此，古柏曼是靠其天赋来获得深远影响力和悠长的政治生涯的。

　　他在敌对两党阵营间来去自由，这也安抚了那些大财团。他们才是美国真正的执政者，因为他们有能力操纵选举结果：只要古柏曼在白宫，某些国际关系的格局就不会变。小布什很讨厌他那副吊儿郎当、城府极深的样子，但是，即便不采纳他的主张，也要把他留在身边，以免被民主党所用。

　　“为什么要用煤气来测定年龄？”总统问道。

　　大家尴尬地噤声，只听到咖啡勺的叮当声。

　　“是碳１４，总统先生，”欧文·格拉斯纳小心地纠正道，“碳１４是一种放射性原子，存在于所有的动植物体内，放射量非常小且十分稳定。当一个机体死亡时，碳１４就会以某种数学方式永恒不变的衰减下去，通过测量就可以确定该机体的年代。”

　　总统轻蔑地打量着这个童年伙伴。每次见到欧文，他都很不自在，他的好胜心也被激起。多少年来，他都嫉妒欧文那悠然自得的天性和对酒的率性。还有他的文化修养，居然来自于他那平庸的父母。好在欧文也有过落魄之时，老天爷真是公平。

　　“以您的观点，欧文，这种测定可靠吗？”

　　“碳１４历来就是以其准确可靠而著称的。”

　　“提醒各位，”古柏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堆油污的卡片，翻着说，“碳１４曾把一个活蜗牛壳测成公元前２４０００年的化石。在以色列北部的史前村落——雅莫——连取了五次样，测量结果却相差五十个世纪。还有曼彻斯特博物馆的木乃伊，它的骨架和它的头带，竟差出数千年。在亚利桑那的图斯康实验室里，把一个维京海盗的号角，测成公元２００６年的产物：把一个古董，一下子扔出了千把年，扔到未来去了……对不起呀，说到准确，我看还是钟表最准。”

　　布什咬牙切齿地问，为什么美国对于裹尸布的研究，没有应用更令人信服的技术。

　　“总统先生，也许，在某一段时期内，有必要让外界接受它是幅中世纪绘画的这个假象，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个机会。”

　　穿着灰色衣服的男人用一种坚定而又沉静的语气说道。变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他却不慌不忙地摘下眼镜，擦拭起来。

　　“什么机会？”总统反驳道，“一个削弱对上帝的信仰，增援宗教敌人的机会？”

　　“一个让我们静静工作的机会。”

　　面对上帝的荣耀和国家的利益，布什沉默不语。然后，他看到了欧文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向灰衣人说道：

　　“请自我介绍一下。”

　　“菲利普·桑德森医生，血液遗传学家。我也参加了１９７８年都灵裹尸布的研究项目。血样分析显示其保存的完好性，可能是因为亚麻布曾被没药和芦荟浸透过的缘故。血样中白蛋白的发现证明这是人类的血液，而胆红素的存在则说明死者曾遭受长时间的折磨。”

　　他叙述时眉峰耸起，语调缓慢，抑扬顿挫，听者无不动容。

　　“我尝试过血液的基因分析，可惜血样不够。正好在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１日，要从裹尸布上取些纤维来做碳１４年代测定，守护裹尸布的红衣主教请求我帮忙监督采样，我借此良机，在圣像的五个伤口部位用胶带蘸了蘸，这些部位的血液浓度最高。”

　　欧文·格拉斯纳诧异地看着他的同行，只见他眼中燃烧着爱国激情，大言不惭地承认，他从圣像的神秘看守处偷取了基督的血样，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他的身体从白丝绒安乐椅边沿微微外倾，桑德森医生把他的偷窃行为当做对美国科学的重大贡献来夸耀，竟无一人对此有丝毫的异议。

　　“这一次，分析结果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白血球中的ＤＮＡ只分裂成三百二十三个基本单元，证明了血样的古老性，现代人的血液的ＤＮＡ能分裂成几百万个基本单元。此后，我在基因链上应用了聚合作用，来增强和复制没有损坏的ＤＮＡ，并做了基因条带的破译，第一批结果出来后，我就决定向政府报告，仅凭我一个实验室之力，既没有足够的财力，也没有能力来承担如此重大发现的责任。”

　　椭圆形办公室内激起了一片声浪，与会者人人目瞪口呆。只有总统和他的三个鹰派要员，事先看过报告，尚能不动声色。巴迪·古柏曼非常气恼，克林顿智囊团居然对他也封锁消息。他用力地在一张卡片上乱涂乱画。

　　“您手中既然握有血液证据，”麦克尼尔教授气愤地说，“就不该眼睁睁地看着亚利桑那大学同仁们的研究走入歧途，把基督的影像当成中世纪赝品来考查。”

　　“先不去管它是否真的是耶稣的裹尸布。总之，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里，领先了一大步，”桑德森向总统说明，后者已经转过椅背，面对着他，“我们还是要保持低调，对外，继续把基督的影像当成中世纪的绘画来宣传，这样才不会提醒欧洲人也对裹尸布展开ＤＮＡ研究……”

　　“别张口闭口基督！”亨利牧师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你们不过分析了一个也许是本世纪初的人的血样，他受钉十字架刑而死。但是，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就是耶稣！”

　　“那您希望是谁呢？”麦克尼尔尖叫道，“历史上，没有任何、任何一个人，被判头戴荆冠，那实际上是一种酷刑。每当他在十字架上抬一下头，荆棘的刺就扎进他的头颅里。看清楚没有，头上这圈血印。还有头发的长度，拿撒勒人是不准剪发的。还有经外科医生鉴定的一百二十条鞭痕，五处伤口。此外，还有《圣经》描述、历史记载，您还要什么证据？我真受不了宗教来干涉科研！”

　　“信仰，教授，难道不是一种证据？”

　　“那好，保持您的信仰，让我们来找证据。”

　　传教士转身求助总统，想让他主持公道。只见总统紧抿着双唇，手攥成拳头，双目出神，像是要宣誓一般。牧师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他们都知道，此时的总统，进入了他自己的世界里，不知要过多久才能出来，也不知他在做何准备，是要积攒怒火，来一次总爆发，还是要把怒气压下去。窗外的绵绵细雨，悄然无声地落在方砖地面上，屋内的人，只能等待着布什的意识，重新回到他们中间。

　　“说一说有关克隆的情况。”

　　总统的问话出乎欧文的意料，把他吓了一跳。问题是冲他提的。看到所有的面孔都转向他，欧文不由自主地脸红了，用双手交叉抱肩来掩饰右手的颤抖。他清了清嗓子，开始从细胞分裂的第一个阶段——卵子的去核术讲起。

　　“具体来说？”

　　“也就是说，取一枚未受孕的卵子，通过吸取的方法，去除细胞核，然后再填上……”他突然停住了。

　　“讲下去。”

　　欧文双眼紧盯着那两幅都灵裹尸布图像，忽然之间，明白了他的专业同今天所讨论的话题的关系。

　　“填上什么？”

　　努力镇静着自己，欧文迎着总统的目光，继续说下去：

　　“填上一个所要克隆的动物的细胞核，然后，暂时切断供给卵子营养的渠道，促使它与新原子核结合，建立基因谱。如果一切顺利，胚胎就初步形成了，把它植入代孕的母体，孕育成功后，就能生产出一个与嫁接细胞基因相似的物种。”

　　布什询问的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位聚精会神的听众。一位工作人员用托盘端来一部电话，布什三言两语打发了第一夫人，接着问：“年代？”

　　“费城布瑞吉斯课题组早在１９５２年就用胚胎细胞克隆了青蛙。１９８６年，我们成功地克隆了小牛，以后，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不再对外公布了。欧洲人不停地用克隆鼠、克隆兔、克隆猪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１９９６年达到高峰，克隆了名叫多莉的羊。英国人声称，他们首次成功地用成年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其实，我们早就做到了。”

　　“我们？”

　　“我们美国人，”欧文说下去，“我的一些同事早在１９９０年就……”

　　“克隆人体？”

　　“以治疗为目的，克隆部分人体器官。但失败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目的是克隆出与给体完全相同的细胞，培植成可用来更换的机体和器官：为帕金森综合症的患者培植神经元，为糖尿病患者培养胰腺细胞，心肌梗死患者需要心肌细胞……就我个人而言，我只克隆牛。”

　　他努力让自己去面对那幅留着须髯、蓄着长发的影像，然后，又加了一句，作为结束语：“我听说瑞爱里纳邪教声称他们将要成功地克隆出第一个人来，但是，我不相信。”

　　“您不信？”

　　欧文咽了下口水，灰衣男人脸上流露出的高傲笑容让他很不舒服。他又指着裹尸布的影像进一步说：

　　“不管怎么说，要想克隆一个两千年前的人的ＤＮＡ，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他们做到了。”总统脱口而出。

　　欧文双手的手指，抠紧了椅子的扶手。绿色文件夹传到他的手中，里面有研究报告，比较基因类型，还有些分析、统计、相片。壁炉上的钟敲响了，“当……当……”的孤鸣声，更衬出四周的寂静。几分钟后，他抬起了头，脖子上冷汗津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接触到了牧师的目光，后者正咬着下嘴唇，两眼紧盯着绿色文件夹，似乎还抱着一线否定的希望。巴迪·古柏曼大张着嘴，双臂下垂，手中的卡片撒了一地。沉浸在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的冥思遐想中，麦克尼尔痛哭失声。

　　欧文终于集中了精神，把快要从膝盖上滑落的文件夹一把抓住。

　　“我不知该怎么说，总统先生，实在是……对我来说实在是匪夷所思，尤其是在１９９４年，我们的克隆研究走进了死胡同……”

　　“１９９４年，您在法国浪费时间来增加母牛的数量，而我们的科学家，在自己的国土上，刻苦地钻研基督的血样！”

　　最后从牙缝中挤出的几个字一直响到会议厅的北头，连熟睡的西班牙猎犬也竖起了耳朵，别人更是大气不敢出。欧文等了几秒钟，见气氛缓和了一些，才轻声说明：

　　“总统先生，自１９９４年起，我一直在尝试从西伯利亚的一个冷冻样品中，克隆出猛犸象来。就我目前所知，化石细胞核的植入是不可能的。”

　　“化石细胞！我们在谈论基督，而不是什么猛犸象！基督的血液能神奇地保存下来，这来自于神的盟约，一个崭新的也是永恒的盟约，它激发了我们揭开这个秘密的激情！”

　　“这……这是不可思议的。”欧文结结巴巴地说。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桑德森回答道，“从九十四个胚胎中，有一条生命孕育成功了。”

　　“卧倒，斯豹特！”总统先生命令道。

　　西班牙猎犬坐起了身，两眼盯着挂在电脑边的狗链。

　　“是个男孩。经过遗传学专家的一整套严密的跟踪检查，从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克隆体的异常，没有病理病变，没有退化现象……”

　　“你们申请专利了吗？”

　　面对表情激怒、用唾弃的口吻发问的牧师，桑德森宽容地保持缄默。申请专利，那是自然的啦。要注明专利所保护的内容，所属权，还有课题名称，起名为欧米茄计划。在专利的首页说明中，他们引用了《启示录》中有关耶稣的描述：“我是Ａ也是Ｚ，我是始，也是终。”

　　麦克尼尔教授起身，慢慢走近屏幕，他向基督的影像，伸出了颤抖的手，按在这块裹尸布上。从此对他来说，这就是一块哺育生命的布，是生命的摇篮。

　　“就个性而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巴迪·古柏曼从椅子上扭着身躯，凝视着灰衣人。

　　“他生长发育一切正常，尽管他是在一个封闭的、没有其他孩子陪伴的医疗环境下长大……据教育心理学家鉴定，一切都符合他的年龄，没有什么超常的天赋，也没有什么与他天性相关联的奇能异秉。他玩耍、画画、学计算、学阅读……我们给他讲故事……”

　　“讲他的故事？”古柏曼用手指着影像，突然发问。

　　“不全是，讲一点宗教原理，来开启他的记忆细胞，就这些。”

　　“结果呢？”

　　“效果不明显。只是在他四岁零七个月时，有一位牧师正在给他读《圣经》，身上的伤痛突然消失了。这些都记录在附件第三十八页中。”

　　“他没有反抗你们对他的……监禁？”麦克尼尔教授尖声问道。

　　“我们给他的解释是，他是个被遗弃的孩子，自身免疫力很差。在养好身体之前，必须留在研究中心，否则容易感染疾病。我们是想，也可以这么说，通过让他与世隔绝，来开发他潜在的奇异特质，为将来做准备。实验的目的是，在他对自身来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看看他身上的神性的本能可否随着时间而苏醒。”

　　“结果呢？”

　　桑德森沉默了，叹了口气：

　　“他没了。”

　　每个人身上都打了个寒战，只有布什和他的鹰派要员仍保持冷静。古柏曼在椅扶手上重重砸下一拳：

　　“没了？”古柏曼绝望地大叫起来，就像是一个计算机病毒把他刚编好的剧本给毁了，“他死了？”

　　“不知道，１０月，一场大火把整座研究中心烧毁了一半。”

　　“发生在克林顿卸任期间。”布什的一个鹰派要员面无表情地说。

　　桑德森医生没有理会他的含沙射影，继续回答巴迪·古柏曼的问题：“我们没有在遇难者中发现他的尸体。我们也发布了寻人启事，当然不能暴露他的真实身份。这项计划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他也就没在任何行政机构注册过。最终，一切寻找都没有结果。”

　　“他发生了原子湮没？蒸发了？”欧文揶揄地说。

　　他的神情透着冷漠。也太过分了：没有什么过硬的科学调查委员会来鉴定此事的真伪，确定染色体分析的可信度，总统和他的智囊团就这样轻信传言，相信能从一块带有血迹的布上克隆出耶稣来。他，欧文，美国最著名大学的基因学家，在细胞组合方面世界闻名，实在无法相信，这个只能在一段古老基因上修修补补的蹩脚工匠，跑到这里来胡说八道，而且，还被他们奉若圣旨。

　　“总之，”桑德森总结道，“研究对象的消失对我们打击不小，但是，感谢上帝，我手中还存有足够的胚胎，存在液氮中。我们能重新开始实验，当然，如果您批准的话。如果您的政府能提供经费，我保证成功只是个时间问题：我有专利、有技术，还有为国服务的决心。”

　　“必须找到他！”古柏曼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百分之九十八的失败概率，我们没有时间来等待第二个奇迹发生，有点自知之明吧！”

　　古柏曼激动地瞪圆了双眼。布什看着这个衣着随便的胖子来回走动，踢皱了地毯，还撞翻了花瓶和帆船模型。

　　“哎，太棒了，你们难道体会不出其中的意义？一个克隆的耶稣、合成的基督，一个我们美国生产的救世主，他会向全世界传播《福音》，宣传我们美国的和平，支持我们在中东的政策，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重修旧好，以他真实的肉身出现，耶稣在《犹太法典》和《古兰经》里都被尊为先知！他那神的血统，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我们，则扮演先知的角色，爱的传播来自于先进科学技术，基因的缔造延续了造物主的工作，人等于神，圣子从ＤＮＡ中诞生！还有您，总统先生，想一想您的总统任期！身为耶稣之子的教导者，诺贝尔和平奖非您莫属，您的名望将震撼全球，您的思想，通过神的预言，还有圣灵，变成希望之声，成为圣旨！啊，多美的感觉，我真的感觉到了！那会给我们美国涂上一层亮丽的色彩……再也不需要把我们的敌人推上舞台，再也不需要制造一些历史的丑角：我们只要操纵这个可爱的英雄就够了！”

　　“住口，别再说这些亵渎神明的话！”布什从椅子上抬抬屁股，大声制止着。

　　古柏曼突然止住，一绺头发翘着，伸手接住了“五月花”帆船模型，把它放回壁炉上。他心中涌起了一股对克林顿时代的怀旧之情。他坐回椅子上，扣上了衣服的纽扣。

　　三个鹰派要员看他如此不堪一击，有些幸灾乐祸，但仍用微微的颔首来鼓励他。然后，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不知谁先开口。

　　“我在听。”布什对他们说。

　　“总统先生，既然我们已经走入荒谬，索性荒谬到底。按照前任政府的推理，他们用亚麻布造出了一个人。只是他们现在，不知道此人目前身在何处，甚至不知他是死是活。”

　　一丝不确定的笑容浮现在总统的脸上，转眼他的脸又恢复成大理石一般的坚硬。

　　“我想说的是，这个会议厅里所有人，都认为您还会担任下届总统。”

　　“是继任。”布什绷着脸纠正道。

　　“但您不可能连任三届总统。到了２００８年，我们的克隆耶稣该多大了？十四岁！假设在这期间，我们找到了他，也让他在世界舞台上露面了，但是，我们如何让他来安抚人类？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来说什么‘妈妈，我把水变成酒了’？现实点，先生，在他成人之前，他不可能成功地扮演《圣经》上所描述的救世主的形象。我们也没有必要秘密地抚养小耶稣，好让我们的继任去捡现成的便宜。”

　　布什的目光缓缓扫过大厅一圈，然后，他夹了块奶油蛋糕，加了点咖啡。每个人都把呼吸声控制到最小，以示尊重他的沉思默想。牙关紧咬着，两眼出神地盯着壁炉边的铜拨火棍，他想到有一千八百万宗教保守派曾经背叛他的父亲投票给克林顿，原因是老布什对巴勒斯坦人过度软弱。他又回忆起自己那比失败还要羞辱的胜选：他比民主党戈尔还要少三万张选票。最后，是靠最高法院来裁决，通过在佛罗里达重新核对选票，才定了胜负。人心要重新征服，一切要从头做起。末世纪快到了，要把世界理出个秩序来，等待救世主的到来，等待着最后的审判。如果，基督真是隐身于裹尸布中，现在，需要通过克隆来显身的话，当然我们该去克隆。但日子还没到。《圣经》很明确地告诉世人：基督的敌人一直要活到新救世主的降临。莫非萨达姆是基督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切又不一样了……丝毫看不出这件事是神的旨意还是撒旦的诱惑？至少，克林顿的介入就足以证明此事是对神的旨意的歪曲。而且，裹尸布产生的孩子也摆脱了此计划的设计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也是一个迹象。

　　布什松开了叠在一起的双腿，浑身放松下来。他的直觉告诉他，最好去听从神的安排，而不是去找他那个人造的儿子。

　　“谢谢。”他说着站起了身。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告诫他们，今天所谈的内容都是高度机密，每一个人在离开前都要在不泄露机密的保证书上签字。他通知桑德森医生，科研经费全部冻结，所有资料封档，胚胎全部销毁，试验室查封，还要封住工作人员的嘴，不许他们对外泄露半句。然后，他罢免了巴迪·古柏曼的一切职务，任命欧文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罗列克隆人体的危害，为了绝对禁止、永远杜绝此类研究，要立法把人体克隆划为犯罪行为。

　　与会者鱼贯而出。关上门后，布什转身面对三个鹰派要员，他们已经重新坐在沙发里静候着他。

　　“好吧，关于伊拉克问题，我们谈到哪儿啦？我向议会保证，要尽快给他们答复。有了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吗？”

　　“让我们来找找吧，总统先生。”

　　第二章

　　离了她，我的身体已不能独存。我交往过十几个女人，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失恋。失恋的滋味原来是这样的：恶心，甚至恶心我自己，此外，就是无边无际的空虚。一想起同她在一起的情景，就让我的心阵阵地绞痛，失去幸福使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酒瓶塞子，转个不停却不上升。回忆我们的故事使我痛苦，但是唯有沉湎其中才是同她在一起的唯一方法。

　　她离开我不是因为爱上了别人，比这还糟：她说离开我是为了找回自我，不再受我的影响。什么影响？我什么也不是，一个游泳池修理员，一个住在穷人区，却整天出入富人家，检查他们的过滤器还好不好用，酸碱度合不合格的人。一个每晚回到他那二十平方米的蜗居，窗外是一堵墙，窗内有一张床，躺下只想忘却一切的人。但我却在这张空旷的大床上，嗅着爱玛的气味。从她走后，我再也没有换过床单，现在，上面只剩下游泳池的氯气和邻居炸土豆条的油味。

　　没有她，我该怎样生活？睡觉、起床、忙碌一天、等待晚上，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不是我想她，而是我找不回我自己了。一具无用的身体，像行尸走肉似的游荡，没热情也没目标。她给了我太多的幸福，我无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从我们分手后，我变得少言寡语，没精打采，连对工作的热情也丧失了：热情，也是需要分享的。她，如果让我有点心理准备也好，让我早点知道，我们的关系是短暂的……开始也没想到能发展成这样：我有我的工作，她有她的丈夫，还有她的采访，她整天都有采访对象，他们都比我强，她是自由的。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力，但她要我，为了她身体的渴望，这对她非常重要。我并不忌妒，相反，我很幸福。她把做爱当做节日、当做演出。她在我的房间里装满了镜子，从任何角度都能看见我们。我们体验着身体的反应，十分享受，有时，对方也是一面镜子。结果，我们也为此分手，现在，我只剩下镜子了。

　　同她一起，做完爱后，感觉更好，这是在她之前，我从没有体验过的。也许，这就是温情吧。暴风雨过后，信任和友谊占据了心田。第一次，我就告诉了她我的一切。当然，也没多少东西好说的，五分钟就够了，主要是这种倾诉的愿望。让我的生命和她交融，嘴凑近她的耳畔，话语带着她的气息，脸贴着她的脖子……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

　　我向她讲了我的故事，我的童年：两个哥哥对我一直是拳脚相向，自从他们的父母收养我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他们虐待的对象。因为他们说我像犹太人，使他们在朋友面前丢脸。我成了他们的实验品，他们把我带到朋友的聚会上，让我登上一个高台，他们来研究我，用尽各种方式、各种材料来比较我同正常人的承受力有什么不同。烟头，扳手，棒球，把小仓鼠放进短裤里……他们说我来自一个挑选出来的人种，是为了受苦才来到世上的。而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折磨让我产生了某种悲壮感。我不懂宗教，只在学校读过童话故事。犹太人，对我来说，就是只卑微的丑小鸭，被他们随意践踏，因为他们不知道它是只天鹅，总有一天，它会变得比这帮混蛋蠢鸭子强出百倍，他们得向他跪地求饶。但时间过得很慢，我仍然很小，那帮鸭子们还有着他们的权力。他们逼我发誓，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向爸爸吐露半字，我依言而行，其实也没这个必要：一天，爸爸在谷仓中无意间撞见了这种场面，转身走开了，因为他不想惹事。他给了我一个家，够对得起我了。自从他失业后，我的哥哥们把他当奴隶一般驱使，他同我一样，也成了一张多余的嘴。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十七岁时，我的名字被从这个家的名册中除去了，好省去一个饭碗。

　　我四处流浪，搭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密西西比到康涅狄格州。其中有位司机，开着辆小卡车，运送聚酯塑料船，我同他谈到游泳池，说那是我童年的梦想。我只在运动中心见过这种海蓝色的池子。到了格林威治森林，他把我连同货物一起卸给了丹尼尔游泳池建造公司。老丹尼尔雇我为挖土工人，我边干边学。十年内，我们造了这一片最漂亮的游泳池。可是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淹死在游泳池中：保护儿童的法律惩罚了建造商，公司倒闭了。思念着老丹尼尔，我继续检查、维修那些尚在保修期内的客户的游泳池。我开着丹尼尔的最后一辆小货车，一心想向别人证明，他所建造的，是世界上最美、最干净也是最安全的游泳池。司法部门给我发了份最低工资，仅够交房租之用。他们盯着那些保修合同的期限，最后一张合同期满之时，也就是我失业之日。我一无所有，仅有的一点存款，也寄给了我的养父母，否则房东要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现在，他们都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因偷窃进了监狱。我得去清理他们的遗物。在回乡的路上，我心如止水，总不能再去清除一遍早已抹去的记忆。我租了间家具储藏室，以备我的哥哥们从监狱出来时所用。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只带走了一件东西，就是老吉米，那只绒毛兔，给了我名字的老朋友。当时，离开医院时，我是把它掖在睡衣里偷偷地带出来的。

　　爱玛听着，把我的手指压在她的左胸上。这不是怜悯，而是职业习惯。她是个记者，对她来说，所有人的故事，都可能变成一篇文章。虽然她在一家园艺杂志社工作，但她的梦想是做《社会调查》节目。她想让我说说我六岁以前的故事。为了她，我拼命回忆，所能想到的就是一群白大褂，带铁栏杆的窗户，高墙围起的草坪：像是一座连记忆都被烧毁了的孤儿院。

　　她问我：“一生下来就是孤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回答：“没什么感觉。”

　　不知自己失去了什么，也就不会痛苦。现在我知道了爱情孤儿的滋味，空虚萦绕心头，痛苦于事无补，但它却死缠着我不放。这份苦难谁也夺不走，因为它是我的仅有。

　　“７３号！”

　　我看了看我的手臂，血从绷带里渗了出来。我在门诊部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身边有受伤的人，也有几个干枯的老人。我的号码是７２，我三次都让给了别人，把号码换给那些病情更重的病人。反正，被狗咬一口也死不了人，而且，那还是只富人家的狗，吃牛排，一天刷两次牙。此外，呆在这个候诊室里，我可以想象身在别处，比如说是防疫站，或者是在游泳池安全站。我害怕医院，从小就没再来过，对那些白大褂的恐惧至今还记忆犹新。也许，正是这份恐惧才让我从不生病，看问题要乐观一点嘛。我更愿意晚一点再做检查，只是坐在这把固定在地面的椅子上，静静地体验着痛苦。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回到同爱玛在一起的幸福的三年中。

　　我们的相识，缘于她所出的一期夏季游泳池专刊。她要采访格林威治的娜布劳太太。那是个星期六，我正用盐酸清理游泳池刚长出的红藻。其实，自动除藻系统完全能取代我的工作，它能在水中自动加入杀藻氯酸盐，通过絮凝净水法和过滤器，持续运作三十六小时，就能除尽红藻。只是娜布劳太太喜欢叫我，哪怕是一只马蜂落进游泳池里，她也会向我求救。对她来说，我不仅是游泳池维修员，也是她的陪伴。曾经是大使夫人的八十岁老太太，身上有百病千痛，但却从不诉苦，我们只谈游泳池。

　　我正卸下预过滤器，老太太领着一位靓丽的金发女郎走近游泳池围栏，说女记者是来拍相片的。她向女记者吹嘘我是一个水精灵，坚持要记者采访我，要我向女记者讲解我正在做什么。我说我正在卸下预过滤器，以便清洗电泵。

　　娜布劳太太很陶醉地听着，像在听首诗朗诵。然后，她端来两杯兑了伏尔加的橙汁，对我们说：“我先回去了。”

　　我们看着这个小个子老太太，穿着带褶皱的裙子，慢慢地、一步步地走上房子的台阶，一副闲适的神情掩饰着老寒腿的疼痛。然后，我们坐在院子里的那把路易十五世的灰绒椅上。

　　爱玛穿着肥大的裤子，深灰色的紧身小上衣，透过扣缝，能看到里面的浅灰色胸罩。她的身材可以媲美《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而她的面孔却带着知识女性的苦恼。袒胸的低领非常撩人，同她的气质不太相符。为了表示我们有共同点，我告诉她我是个很羞涩的男人。她问我盐的电解和银铜的离子化哪个对杀菌更有效，真没想到她对我的工作这么了解，我想，一开始我爱上了她，就是出于这份职业自豪感。以我个人的见解，我建议先撒上少量的盐，打断水分子链，电解氯和钠：在杀菌过程完成后，那些经过消毒的物质又再次合成盐，下一个循环会再度开始。她又问我对于强氧化作用有何建议，她低头记着笔记，我是对着她的乳房回答问题的。然后，开始下雨了，门房带来伞把我们接进了房间。

　　出乎意料的是，他把我们领上了大理石楼梯，领进了一间卧房，说：“这是夫人的房间。”

　　然后他关上门走了，留下我们两人独自发愣。

　　我们的目光都不敢对视，用眼角偷瞄着，忍不住大笑起来。认识才几分钟，我们就有这份默契，这比刚才听到她用专业术语来谈论我的职业更让我感动。

　　我们坐在一条硬邦邦的长凳上，面对一张垂着红色吊帐的大床，床上铺着绣花软垫，床边围有金属栏杆，床头的枕头上方，吊着一根用链条固定的帮助起身的抓杆。

　　爱玛重新打开记事本，问我：“如何？”

　　我说，强氧化剂是不错啦，但我更喜欢环己烷聚合物，对紫外线很敏感，既能消毒，又能软化水质。

　　她不再记了，我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安分起来，它们终于停止为她脱衣，而移到了寡妇的这张大床上。这张床似乎成了医疗设备，它使我们的身体再度年轻起来。我能感觉到她同我的想法一样。樟脑丸混合着紫罗兰的香气，我们坐得很近，但不是身体的距离在诱惑着我们，而是这张大床，它无声地呼唤着我们，别错过这份意外的刺激，别辜负了这份生活的美意。实际上，我一动不动，她也一样，只是我们的膝盖在悄悄靠拢。我们没有挪动身体，没有伸出手，她也没有凑过红唇。这一切都在想象中完成了，我们都很清楚。没有害羞，没有逢场做戏，没有所有猎艳时的固定程序：有的只是一份默契，一份灼热地分享，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种要反抗年华流逝、摒除死亡的恐惧……我们想象着老太太在楼下，微眯着双眼，听着楼上的大床又活了起来。这个想法让我们激动，我们彼此注视着，既想为她，也想为我们自己找寻这份快乐。我为老太太维修了十年的游泳池，娜布劳太太教我做希腊饭，教我品尝法国酒，欣赏俄国文学：她每个星期都给我一个菜谱，送些酒让我尝，送本书让我看，这一次，她又送上一个女人来解除我的孤独。

　　我握住了爱玛的手腕，她向我点了点头。我们轻轻起身，偷偷地笑着。一人走到床的一边，开始揭开床罩，乱丢软垫，搓揉棉被和床单。她跪在床上，跳来跳去，让席梦思发出吱吱的声响。而我则隔着蚊帐，把头在墙上碰出咚咚的声响。她又散开她的头发，把鼻子压在枕头上，留下她的气味。

　　然后，我们又把一切弄整齐，铺平床单、被子、床罩，把软垫以另一种方式摆好。随后，我们相隔两米先后下楼。“你们都谈完了？”娜布劳太太正坐在阳台上，伴着雨声阅读。爱玛说，谈完了，谢谢您的款待。我们跑上汽车，朝着森林开出了两三英里，找到了一片林中空地，停下车，我让车灯闪着。我们相拥着，在小货车的车厢里做爱。身边堆满了装着杀菌剂的塑料桶、酸碱度控制器、替换泵。真是神奇、猛烈、刺激、亢奋。她骑在我的身上，我身下那只装满氯化盐的袋子被压碎，撒了一车。她的乳房是那样的坚挺、饱满、真材实料。一切是那么新鲜，爱的芬芳混合着化学药剂的气味，快乐的呻吟伴着清洗器的嗡嗡声，一定是她不小心用脚蹬到了开关。塑料软管缠绕着我们，像是章鱼的触角，氯化盐颗粒在我身下，被汗水腌得滋滋冒气。我的心快乐得沸腾起来。

　　事毕之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去你家？”

　　我点了点头。我们不要分开，让她的受访者，我的顾客，都见鬼去吧。她要我，我要她。

　　我告诉她我家很小，她则说，她家有丈夫。她又补充一句：“很乱。”

　　“７４号！”

　　我看了一下手中的号码，再过一个就是我了。突然间，我想逃跑。为什么要消毒，为什么要打防疫针？刚才，我正在换滤沙器，一只猎犬扑了过来，我心想，很好，咬狠一点，最好咬在喉咙上，让我倒在我最擅长的工作中，漂在树脂和石英合成的游泳池水面上，而我的絮凝净水器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清除我的血液，绝对专业。设备虽然昂贵，但却有效，我的遗体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据。可惜，主人把狗唤了回去。

　　没有爱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幸福过，一切都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如此快乐、如此幸福地爱过。这就够了，即便还有下辈子，我也不需要，我们的爱够我永远回味，尽管它很短暂。

　　当然，在三年内，我也想过有一天她会离开我，但不是这种离开法。她丈夫并不是我们之间的障碍，相反地，他成了我的朋友，一个从没有碰过面的朋友。她时常谈起他，她是那么可怜他，因此，他对我毫无威胁：她陪着他，只是为了不让他沉沦下去，这我赞成。当她太过分时，我还会帮着劝她。他是一个聪明人，但却很脆弱，很自卑，总认为所有人都比他强。这有点像我，只是他的童年比我幸福，这样他就摔得更惨。他是个失业的建筑师。她兼顾我们两人。一天，他遇见了飞碟，从此，他认为整个人类都在对付他，爱玛除外，因为她总是装出相信他的样子。接着，他加入了邪教。那是群狡猾的家伙，诈骗他，还说是为了他好。说什么外星人已经隐名埋姓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了，上帝抛弃了人类，能救世界的只有魔鬼，他们卖给他一些小瓶的药，还有护身符，教他怎样向魔鬼祈祷。终于有一天，爱玛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家中那些扎着针的布娃娃，还有床下晒干的蜥蜴尾巴。她把他赶了出去，赶到邪教徒的居住地去了。

　　从此，生活被打乱了。事实上，是她的离婚毁了我们的关系。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她约我去中心公园船屋餐馆吃饭。她边剥着虾壳边对我解释说，她的天平倾斜了：我原来作为情人，同她的丈夫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现在那边的重量一撤，我就变得过于沉重。她想重新开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她不愿总想着我，这会影响她集中精力工作。她想找回自我，摆脱我的影响，不愿被性困住。她需要一种平静的关系，一个平淡的男人，让她在家也能安静地工作，让她的夜晚，在电视机前安宁地度过。而能提供这一切的人不可能是我，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性：在一起太兴奋，分开又太寂寞。简而言之，按照她的推理，我们分手是因为她爱我爱得发疯。

　　我说，我可以同她结婚，组成家庭，住在一起，陪她看电视。她说，不行。“你在我原来的生活中，像一剂解毒药，吉米，但解毒药也是毒药，如果我们加大剂量的话，它甚至是服很利害的毒药。用它要选好时机。”我完全糊涂了，我们在一起时很幸福，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这就够了，怎么现在我就变成了毒药？我在脑中翻来覆去地想着，想要找到一条理由来反驳她，结果，我的答复是，无论如何，我会永远爱她。她苦笑着喃喃道：“无论如何，好啊……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吉米，我想生个孩子，但同你是不可能的。”我终于明白了，她在考虑孩子的前程，一个父亲，也是一个钱袋。

　　我说好，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了心意，要知道我在等你。我结了账，头也不回地走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对自己说，很好，很潇洒。我以为不会那么苦，不就是分手吗，更艰难一点的分手而已。但是，故作潇洒其实真蠢。

　　我等了三个星期，天天盼着她给我电话，告诉我：“我想好了，我爱你，即便毒药我也去喝，我们回到从前吧。”但事实上，什么也没等到。我想去撞开她的门，去抢银行，去弄些钱来供她养孩子，但是，我不敢迈出这一步。那么，就试着忘了她吧，我把镜子都翻转面对墙，去浏览色情网页：结果是倍感孤独。

　　一个星期天，我窝在床上，把遥控器在战争片和体育台间换来换去，无意间调到了亨利牧师在电视上讲道的台，他谈到一个人诅咒他太太，因为她离开了他，他发誓再也不要见到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然后，他遇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说：“去找她吧，你会认识上帝的。”我真的去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我说敲错门了，转身跑了。

　　从此，我学习接受别的姑娘。到目前为止，她们不是难看，就是愚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这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终有一天，爱玛会成为过去，我会恢复理智的。但我还是无法怪她，越想把她想象得很坏，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比我预料得还糟。

　　“该您了，先生！”

　　候诊室只剩我一人。我起身，走到挂号窗口前。我向护士问好，她隔着玻璃问我有什么问题。我抬起胳膊，给她看裹着纱布有血渗出来的伤口。她按了一个键，左边第二扇门上亮起了绿灯。我谢谢她，穿过安全检查门，进入一道走廊，广播里用三种语言要求我脱去鞋子，然后，让我等到铃响。随着铃声，又开了一扇门，我走进地上铺成黄白方格的待诊室，有一个医生脸拉得老长，等在那儿，他叫博医生，一个大口罩遮住了他更多的表情。

　　他让我坐在对面。拿起我的身份证，塞到读卡机中。五秒钟后，他从荧光屏前抬起头，用怀疑的口气问为什么我的病历是空的，我开玩笑地说，这很严重吗？

　　“您从没有生过病？”

　　他口气似乎含有责备，我说，没有，怎么啦。

　　“也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做过常规检查？”

　　我解释说我的养父母很穷，他们住在偏僻的南部，生命是由大自然来优胜劣汰的。那里的学校也不正规，我靠的是自学。后来，我离开那里，过着很忙碌的生活。他半信半疑，伸手调了调口罩。医学的最大进步，就是医生面对病人，越来越会自我保护。

　　“您知道您的血型吗？”

　　“不知道。”

　　“我先得建立您的基因卡，这是必须的，尤其在您这种情况下。”

　　“我的情况？”

　　“肥胖问题。”

　　我告诉他，我来这儿是因为被狗咬伤了。

　　“脱去衣服，站在秤上。”

　　我起身叹口气。他用批评的眼光看着我剥光的身体，提醒我，相对于我的身高，我的体重应该控制在两百三十磅之下，在纽约，超重者要么接受治疗，要么罚款。我告诉他，我在格林威治工作，他说，那更糟，两百一十磅。我向他保证我要减肥，他建议我等检查结果出来后再说：也许是一种遗传的内生型肥胖。

　　“不是，是失恋。我很伤心，所以我吃些垃圾食品来驱除孤独感。不过，现在好多了：我已经开始注意别的女人了。”

　　“一百九十四磅，”他边指着荧光屏上所显示的称重结果边告知我，“如果基因卡证实您有遗传型肥胖症的可能性的话，您得接受一系列的治疗。”

　　“您不知道，我在做爱时，体形可棒了。”

　　“别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先生，肥胖问题会把你带到民事法庭上的。”

　　我不再说话。他抽了一管血，又注射了一针破伤风针，记下我的地址，告诉我八天左右就会把检查结果寄到这个地址，然后说晚安。

　　我又回到了候诊室，等着付账单。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心情也同刚才一样郁闷。至少，我有这个权利，失恋的痛苦在纽约目前还算合法。

　　回来吧，爱玛，我解不了任何毒，没有你的话，我自己就一天天地在中毒。回来吧，我的爱人，还给我你的身体，你的微笑，你的渴望……去结婚吧，生许多的孩子，然后，再去失望，再去后悔，再去想我……我等着你，从明天起，我就开始减肥，不再吃土豆片，不再喝啤酒，不再流泪。我会以全新的面貌，等待你的归来。

　　第三章

　　“我们找到他了！”

　　电话里的嗓音嘶哑、刺耳、令人窒息。欧文后退了三步，想要隔开四周的震耳的鼓掌声。

　　“我听不清楚，您能一个小时候之后再打来吗？”

　　“欧米茄计划，我们找到此人了！”

　　欧文感到后颈上一阵冰凉。他继续后退着，一直退到讲坛的边缘。其他的参议员正四散走开，从他们的脸上，能看到责备与担心。

　　今天是独立日，总统刚结束了对新闻界的演讲。写讲演稿的人真要有点涵养，因为尼尔克总统又像平常一样，不仅忘了一半，还刻意加入他那细腻与粉饰的风格，来表现他的口才。

　　科学顾问从搭在草坪中间的高台上走下了三个台阶，努力使心跳平缓下来。他远离招待会那片戒备森严的自助餐台，台上的一盘盘点心，都被保鲜膜捂湿了。

　　“您确定？他还活着？”

　　“当然，否则，我怎么会来打扰您，”桑德森低沉的嗓音又在电话那端响起，“他刚刚做了常规检查，他的基因特征立即被约拿程序识别出来了。我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地址，还有他的简历。如果您的上司有兴趣的话，您可以过来看看。”

　　欧文头晕目眩地靠在一棵橡树上。桑德森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他现在该是多大岁数了，七十五岁？八十岁？有没有可能已经罹患老年痴呆症？欧文知道，在他的心灵深处，直觉和假设相去甚远，他还偷偷地抱着一线希望。二十五年过去了，那次工作早餐，那场围绕都灵裹尸布的讨论，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在按白宫命令销毁一切档案之前，他留下了一份拷贝文件。欧文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对比基因条带，检查桑德森的实验记录、操作过程和实验结果，证实了失踪的孩子的基因与被钉十字架的人的基因一模一样，只要有一管血液，就能证明此人是不是耶稣的克隆人。

　　２０１５年，每一个公民都建有了个人基因卡。身为白宫的科学顾问，欧文从ＦＢＩ处得到了一个计算机软件——约拿程序，能连上公共医疗系统，一旦欧米茄基因出现在任何一家医院病历上，就能立即被鉴别出来。但是，始终一无所获。随后，民主党执政，似乎又在继续约拿计划，但欧文仍然找不到蛛丝马迹。然后，共和党又在竞选中胜出，再度聘任他为白宫的科学顾问。他现在终于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了。

　　布什的禁令一经颁发，桑德森医生就移居海外，继续他的研究。欧文时常能读到他所发表的科学论文和ＣＩＡ关于他的报告。他巧妙地避开克隆这个词，称其为“原子核更换”，以免触动向人类犯罪的刑法。他既克隆了很多家畜，也从源细胞出发，直接或间接地再造了很多人体器官，这为他赢得了几百万财产，但他多少还是遵从了布什的强制性禁令。

　　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文开始相信他最初的判断：即便桑德森真从裹尸布里克隆出一个生命来，克隆人也没能活下来。所谓的研究中心失火，只是一个掩盖失败的方式，以便申请进一步的研究经费。

　　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顾及到公众的呼声，尼尔克总统打算解除对人体克隆的禁令，使其合法化。而恰巧桑德森也在此时回国。那么，他的研究将受到政府的监督，其成果既能造福美国公民，其盈利的税收也将进入政府的腰包。

　　欧文背靠着树，闭上了眼睛，头在一跳一跳地痛。同成千上万个美国人一样，欧文的脑袋里也长了个肿瘤。现在新产的手机都套上金属罩，据说能屏蔽电磁波的辐射。在脑癌患者的统计数据上，政府依然做了手脚，美其名曰避免引起公众恐慌，因为紧张是激发癌变的重要因素。自知来日无多，但欧文的大脑尚没有停止对心脏的指挥，也许有一天，它们的联系会突然中断，欧文会站着死去。

　　健康还不是最令他苦恼的问题。欧文在国家最高机构工作了二十多年，旨在保护和激发科学研究，但结果却一事无成。海外的诊所完全不理会国际法的禁令，人体克隆的实验还在暗地里进行。同对待试管婴儿一样，第一个克隆婴儿的诞生，使得人们从一开始的抵触，转成欢呼。基因科研人员竞相效仿，人体克隆喧嚣一时，但很快沉寂下来。因为通过更换原子核而造就的孩子没有一个活过婴儿期，他的生命在多次的细胞分裂中已经损坏了。同时，由于植入细胞核的突变，再加上卵细胞质的影响，所生产的胎儿与其提供细胞核的原形，远达不到百分之百的吻合。科学家们终于明白，植入的细胞核所带的染色体，对所形成的胚胎，没有绝对的主宰作用：接受它的去核卵子，仍能影响基因中的线粒体，因而在胎儿的大脑、神经系统以及个性上，都打上烙印。科学家们以为消除了母体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个影响依然存在，也无法避免。失望之余，克隆实验者又绕回到了有性繁殖的研究中。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仅这项研究，就花费了几千万美元。

　　存活期最长的克隆人在日本，现年三岁半，患有严重的性格障碍症和神经分裂症，让投资者仁野先生十分失望，使这位自恋到要复制自己的富翁美梦成空。有钱人不再挥霍钱财来复制活人，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克隆马上。听起来不太振奋人心，但回报率却很高。于是，消失的名马纷纷出笼，还配上马厩。

　　对欧文来说，掩盖在伦理道德辩论之下的真正问题是，为什么克隆人活不长？是因为程序出错、选种失误等等技术问题，还是存在一个更加本质性的问题？早在１８６９年，教会公布过一条教义，声称人类在胚胎期间，灵魂就已经形成。因此，从宗教上给人体克隆定罪，也不外乎同堕胎是同出一理。那么，如果耶稣的克隆人尚还在人间，并且逃过了畸形和退化这个造成其同类大量死亡的双重危机，如果他真如桑德森所说，已活过三十岁，那我们对此又该当何解释呢？

　　无论如何，即便不去考虑他对于宗教的意义，仅凭他可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的成年克隆人，我们也不能把他，这个上天仅有的恩赐拱手让给他的设计者。

　　欧文睁开眼睛，看到总统正站在人群前，前额的头发被风吹起，脸上的笑容如充电一般，永不疲倦。正在自豪地重申他的内务政绩：禁止十五岁以下的儿童玩电子游戏的法律实施，降低了儿童的犯罪率。把自杀定为犯罪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自杀倾向而入狱的人数大大降低。鼓励吸烟的宣传攻势，明显降低了癌症患者的人数，因为医生已经证明，吸烟造成的维生素C的缺乏，能阻止癌转移。

　　欧文耸了耸肩。校园犯罪率的降低是因为出生率的下降。至于被收监的自杀失败的人数减少，那是因为更多的人自杀成功了。还有那些以豆皮包卷、据说消除了尼古丁和焦油的香烟，能投放市场，只能标志那些商业说客的成功。癌症患者人数的减少，是因为他们的存活年限越来越短。医疗系统完蛋了，研究人员面对新的病理束手无策。而欧文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奔走呼吁，也徒劳无果。其实，政府知道问题的根结所在，只是不愿去正视它。如果，最终病毒将打破世界的平静，那也是人为破坏的结果：温室效应、电磁波场、基因改良食品、合成蛋白还有化学增味素，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人造的新分子，侵蚀了生物神经系统，破坏了人体的新陈代谢。

　　对于欧文的呼吁：制定措施，阻止灾难的来临，历届政府的答复都如出一辙：没有回头路可走，适者生存，这是进化法则。

　　欧文反驳道：“或者淘汰，这也是进化法则。”

　　在每一次专家学者的研讨会上，欧文都反复阐明他的观点：微波和手机的辐射波，会截断基因的螺旋丝体，导致基因突变，诱发癌变。唯一的预防措施就是开发新的抗氧化药物。但是药物开发商为了对付消费者协会的起诉，雇的律师比研究人员还多，结果是关于药物治疗失误和副作用的官司越打越多。

　　本来占上风的科学，困于金钱万能的律法。因此，宗教又翻了身。在全球范围内，在黑手党从政治到经济的幕后操纵下，名目繁多的邪教纷纷登场。在这种形势下，选择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因此，更多的人弃理学文。欧文对于他自己大限将至，并没有多少遗憾，因为他实在不想看到大自然应验他的预言。

　　尼尔克总统依然在麦克风前兴致盎然地宣讲他的政绩：不仅肥胖人数大大减少，这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且，自从建立了每个公民必须接受心理跟踪的法律，使得自认为被外星人劫持过的美国人数，由三百万降到两百四十万，这是近十二年来最大的成功。为了减弱温室效应，由美国制定的标准，已被全世界接受，现在，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已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人体克隆的合法化，将会激励基因研究者，总有一天，能解决因男性贫乏而造成的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有证据表明，出生率的回升指日可待：前途是光明的。现在，大家可以去享用自助餐了。

　　总统高举双臂，向人群致意。掌声响起，淹没了几个民主党记者关于对外政策的提问。他跳下高台，去问候一位前第一夫人，然后，握握这人的手，拍拍那人的肩膀，碰上科学顾问的目光，发现他似乎有事要禀。总统边向摄影记者问候，边穿过人群，朝欧文走来。欧文算是五朝元老，相对于前几任总统而言，尼尔克还算不错：他懂的不多但兴趣广泛，能团结人，在一个被抑郁症、邪教、追名逐利者所窒息的国度里，他还能健康地呼吸，并诚心诚意地邀请同胞与他一起分享美国高处的稀薄氧气。他是个快乐的人，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性的弱点。他的竞选成功并不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继民主党女总统之后，美国人当然要选一位共和党的同性恋者任新一任总统。

　　“有什么问题吗？欧文？”

　　“先生，我刚接了个电话，真假还不敢确定，但是……”

　　尼尔克惊慌地向手持冲锋枪构成防御线的警卫人员瞥了一眼，他们的任务是防止下毒。贴身警卫把总统和欧文层层围住，以隔开记者们的嗅觉。为了引起总统的足够重视，欧文一时也没有点破。现在，恐怖活动不再是敢死队扔炸弹，而是对警戒区内投放化学毒剂。如果这届政府尚不能确保新闻界人士安全地吃一次自助餐，那他连任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

　　“您还记得欧米茄计划吗？”

　　“恐怖行动？”

　　“生物课题。”

　　“跟自助餐有关吗？”

　　“没有，但很紧急。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您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吗？”

　　“去见安东尼奥吧。”

　　欧文应声去找第一先生。他是个税法律师，国际象棋迷。以其超凡的智力，把他的配偶推向了总统的宝座。当幕前的总统正在抚弄他的丝绒手套时，安东尼奥则置身幕后，垂帘听政，用铁腕手段来管理国家。

　　一小时之后，总统在他的私人官邸接见了科学顾问。安东尼奥已经向他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一边换着衣服，准备去戴维营过周末，一边极力压制着孩童般的雀跃。他的媒体顾问一再告诫他在关键时候要沉得住气。在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中，尼尔克作为体操运动员参赛，靠他的转体三圈而获得了奥运金牌，成为美国人的英雄。尼尔克那健壮的体格曾不被看好。但他在参赛时，以其出人意表的细腻、完美的动作，征服了所有人的心。二十五岁时，他告别了体坛。当时，他可以走入影视圈，可以拍广告，也可以开创一个体育服装品牌。安东尼奥对政治感兴趣，轻而易举地让尼尔克当上了肯塔基州州长。然后，民主党吃上了官司，一败涂地，尼尔克又没费吹灰之力挤进了党魁候选人名单。但他对竞选总统依然不敢抱太大希望。他竞选活动最有力的口号是“美国必胜”，充分宣传了他当年作为运动员的荣誉，甚至比他的竞选纲领更加能鼓动人心。

　　面对经济萧条，总统在努力维持着他的声望，他要清理民主党为少数派的众议院，还不能得罪勉强支持他的参议院。他很清楚自己的手段和野心，他想把美国重塑成一个年轻有活力、招人喜爱又慷慨大度的国家。这种天真的国策在外界造成了混乱，因此，他要不断地去寻找一个偶像，一个在人道主义的掩护下，面对武力、盟国、敌人，孔武有力的形象。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度，基督的重返人间对他来说，无非是一个天赐良机，但是，尼尔克还是不敢太过于轻信。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克林顿时代克隆了耶稣这些传言，”他边解领带边说，“对我来说，它同那些流言蜚语是同一货色，什么暗杀肯尼迪的人是受约翰逊指使，杰拉尔德·福特的脑袋里钻进了外星人，冷战是由编剧雷让导演的，通灵别动队靠意念摧毁了韩国的导弹基地，中国的禽流感是由ＣＩＡ引入的……这些存在于白宫档案室的小道消息只会贬低我的几位前任的身份。”

　　“对于欧米茄计划，我同您的想法一样，先生。但是，桑德森医生在他的领域里到底是个顶尖人物，如果他都确认有这么个用两千年的血液克隆出来的健康克隆人，我们也不可以太掉以轻心……”

　　“也要防止他利用这个神话来达到什么个人目的，”尼尔克边解着衬衫的衣扣，边说，“只是，我不懂那两千年的血液从何而来？裹尸布上不是达·芬奇的绘画吗？”

　　欧文叹了口气。梵蒂冈禁止对裹尸布从事任何科学鉴定，它对外的公开理由是为了保护圣像以防细菌的侵袭和火灾的危险。自此之后，媒体中流行的说法是，裹尸布上的画像是达·芬奇的自画像，还有一小群无名的研究人员依然向外界公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年代鉴定结果，但反响不大。穆斯林在宗教领域节节胜利，导致了很强烈的反基督教的情绪。现在，没有人再愿意去相信神迹、相信神的超自然力量。社会的腐败和黑社会在懦夫坟前的层出不穷的争战，致使邪教丛生，面对泛滥的迷信、伪科学和偶像崇拜，科学只能做最后的一搏。

　　唯有已从王子学院退休的生物学家麦克尼尔教授，仍然在裹尸布的研究领域里辛勤地耕耘着：他通过三种只能生活在耶路撒冷的花粉，确定了裹尸布的年龄；分析结果认为，裹尸布的图像源于原子核热变；首次披露了被教堂隐藏多年的关于裹尸布的文字记载，其中有耶稣门徒如何保存圣物，又如何把圣物转移到爱迪斯：他们把裹尸布折成四折，以掩盖圣像，便于转移犹太人的视线。因为，按照当时律法规定，不准崇拜一个接触过死人的不洁物。它还在雅典被短期保存过，后来又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法国里莱。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奥尔塞光学研究所的玛丽昂教授对圣像所做的图像处理分析发现，在耶稣的头像下面，显现出几个希腊字，“基督”，“祭献”，这些字是在热核变过程中，与图一起印在布上的。麦克尼尔教授顶着压力，指责梵蒂冈阴谋掩盖耶稣复活的证据。但是，无人肯信，都说他老糊涂了。他在学术会议上指出，目前社会上盛传，裹尸布上的人像，是达·芬奇采用了一种已发明四百年、后又失传的投影方法而画的自画像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对此只是耸了耸肩：意大利的天才们，还发明过冲锋枪呢。他又指出，第一份关于圣像的鉴定资料，年代早于达·芬奇出生一百年之久，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人们只是宽厚地笑着：文字还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圣物的销声匿迹，更加平息了这一场论战，人们甚至不屑去议论它：如果教堂不让接触、也不让鉴定，那只能说明他们害怕真理。在第一次火灾之后，有一位红衣主教甚至说过：“可惜这块裹尸布没有被销毁，否则可以平息多少论战。”现在，圣物藏在一个用惰性气体密封的容器中，美其名曰为了防止外界伤害，其真实目的只是想让人们遗忘它。麦克尼尔却一再警告，把圣物保存在一个缺氧的环境中，说是防火，其实却会促使绿菌和紫菌大量繁殖，它们会把圣布一点点地蚕食掉。麦克尼尔在网络上张贴了请愿书，呼吁人们一同来阻止圣物自毁，结果，只得到了九百人的签名，把他气得半死。欧文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更是辨不清谁是谁非了。

　　“我在问您一个问题。”

　　欧文回到了现实里，头痛欲裂，像是被老虎钳紧紧夹住了。总统已换上了一件绿色翻领运动衫，外套鹿皮夹克。

　　“不是，不是达·芬奇的绘画。”

　　“好吧，既然您这么说。还有，关于基督的血液的可靠性，您亲自研究过吗？”

　　欧文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前，不愿回答，只好转移话题：

　　“目前首要问题，是确认克隆的真实性。还有，这个克隆人，怎么能活过三十岁，打破当前克隆人的最长存活纪录。我们需要您的许可，才能研究他的基因档案，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尼尔克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扶着他的肩膀，表情严肃，线条柔和，双目低垂，精神集中，一如档案柜中存放的相片上，他当年完成转体三圈的动作前的神情。

　　“欧文，您了解出生率下降的确切数据。我不知道是汉堡包食品中的基因改良，还是电磁波的危害，但是，美国人的精子正面临着灾难。”

　　“别处也一样。”

　　“我知道，人口输入也解决不了问题。”

　　总统眼神空洞，痛苦地沉默着。连他本人，三年来，都带头捐出精子，结合一位志愿女军人捐出的卵子，想培养出试管婴儿。安东尼奥也一样。他们那些冷冻储藏的精子，没有使一枚卵子受精，同美国百分之六十的家庭一样。也许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很难在下届总统竞选中胜出。

　　“想一想真好笑，五十年来，专家一直警告我们人口膨胀问题，说什么除非有一场原子战，否则……结果，原子战倒没有发生……在不长的时间内，如果不进行人体克隆，人类就会灭绝，难道不是吗？”

　　“我估计克隆永远也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先生。否则，科学家们不至于又回到有性繁殖阶段。”

　　“我给您发白色通行证，好让您同桑德森谈判。我见过有关他的采访，此人虽不健谈，但我可以肯定，他有绝招来提高克隆人的生存希望。如果他愿意把耶稣卖给您，这可是一个救命产品。”

　　他拉上了夹克的拉链，对着镜子练习了一会儿媒体顾问教给他的讪笑，然后恢复本来的神态：焦虑、脆弱和乐观。希望得到应和，他对着镜子，颤抖着嗓音说：

　　“我的原籍是爱尔兰，欧文，我不喜欢人们同上帝开玩笑。但是，恕我直言，如果上帝允许人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克隆他，这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欧文把到口边的话咽了回去。他是一个不坚定的基督徒，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以他的眼光来看，耶稣本人都未必是上帝自身，更不要说只用了他的一个原子核的克隆人。

　　“带上克莱伯尼，以解决法律问题。”

　　他点了点头，向总统祝周末愉快，然后回到他的黄色壁橱里。那是民主党自他２００２年因其在体细胞克隆领域里的研究成就而荣获诺贝尔奖之后，为他专门建的房间，用来保留科学委员会的谈话记录。他一生都与克隆有关，他既是克隆科学的受益者，也是布什禁止克隆政策的积极推行者。

　　欧文靠在一把老旧的躺椅上，那还是古柏曼时代的东西。他给纪念医院拨了个电话，接通了外科医生，通知他，因为国事，他还得推迟原订在下周的手术时间，只好让他的肿瘤再等等。

　　第四章

　　太平洋上空的天色灰蒙蒙的，狂风大作，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直升飞机低沉的轰鸣声，伴随着欧文那起伏不定的心情：时而激动，时而踌躇。在他身边，法官克莱伯尼正在阅读有关人体克隆的法律条文。他曾是著名的律师，在烟草、酒和快餐行业中，为雇用他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盈利，也导致了他的对手惨淡经营乃至倒闭。其后，在第一先生安东尼奥的提携下，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好帮他处理逃税漏税的官司。现在，他是白宫的特别顾问。克莱伯尼外表敦厚得像个高尔夫球手，实际上是个秃鹫：其羽翼的覆盖面无所不至，深思熟虑又精于算计，从不让步也绝不松口。欧文讨厌他的为人。一登上飞机，克莱伯尼借口问候他的健康，继而提醒他要做好充分准备，也就是说，一旦医生手术失败，要有足够的法律证据把外科医生告上法庭。见欧文没有理睬他，又挤挤眼说，届时，他会帮欧文的儿子打赢这场官司。

　　法官随即埋头研读他的法律条文，而欧文却因他擅自闯进他的私生活而心绪难平。欧文最后一次见儿子，是在三年前，在陪同麦克尼尔教授参加都灵裹尸布国际研讨会之时。在古老的会议厅中，只有稀稀落落的与会者，他是唯一的政府官员。梵蒂冈发来了电文，恳请大会尊重基督的安宁。在开幕式上，几位科学家刚开始介绍他们的研究项目，就被疏散到对面的咖啡厅去了，他们被告知会场上布有炸弹。

　　在咖啡厅里，欧文同几位看上去像联合国观察员的人交谈了几句。他们身上都佩戴着各种颜色的徽章：“马挪波罗的布幔”，“阿尔让蒂的长袍”，“卡奥的颏绷带”，“奥维都的盖脸布”。据说这些织物都曾包裹过耶稣的身体。人们的目光里都有怀疑、仇恨、忌妒。每人都认为自己的织物最重要，最具权威性，没有得到别人应有的重视。

　　吸引欧文的，是这些散落民间、又被奇迹般寻回的文物，勾勒出耶稣受难时的轮廓。其实，每件织物都映证着同一个历史事件，它们有彼此相吻合的年代鉴定，几处相同位置的伤口，同一ＡＢ的血型，但这些文物的拥有者却彼此对立，断然否定别人鉴定的可靠性。这四件织物唯一的共同之处，正如他们高声喊叫的，就是同都灵裹尸布一样，都保存在充满惰性气体的容器中，以保护这些稀世珍宝，也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过度崇拜。在啤酒的刺激下，这些人的声音高出了八度，更为罗马只为“马挪波罗的布幔”提供了防止霉菌的经费而愤愤不平，据诽谤者声称，“马挪波罗的布幔”只不过是一块透明的织物，上面隐约可见人脸的轮廓。代表们分成了两派，大喊大叫地辩论着，其狂怒和歇斯底里的程度，不亚于足球赛场上的两军对垒的球迷。欧文很快就离开了这种带有宗教狂热的辩论现场，去找他的儿子共进午餐。

　　六个月前见过儿子一面，那是在他心爱的女人的葬礼上。她早年与之离婚的雕塑家也在欧文身边哭泣。令他十分感动：这个超凡脱俗的女人，还能赢得她离异前夫的爱戴。离开前，两个男人紧握着她的现任丈夫，同样悲伤的数学家的手，向他致哀。理查德·格拉斯纳含着眼泪拥抱了他的父亲，跟着他的继父走了，让欧文那想要和解的愿望又落了空。

　　欧文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儿子的出生，会让矛盾四起。这个孩子毁了他们的夫妻感情，让彼此变得麻木不仁。而在此之前，他们有着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他们的天空从没出现过一丝乌云。事实上，他只能做一个爱人，父亲的角色不适合他，他既没有这种愿望，也缺少这根神经，更别奢谈什么天赋。他放弃了努力，而卡罗琳却指责他忌妒孩子，把他赶到大西洋对岸去克隆他的母牛。他不知卡罗琳对理查德到底说过他些什么，每次欧文接儿子去迈阿密度假，他们没有过重逢的喜悦，有的只是紧张、误会和挫败感。欧文没有再婚，“因为孩子的缘故。”这的确是欧文的心里话。

　　那是１１月的一个星期二，晋升为法国银行副总裁的理查德，邀请父亲去一家日本餐馆吃饭。厨师的刀削面表演替代了他们的交谈。一小时没有开口，他们有太多的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欧文咬紧了生鱼片，以免自己哭出声来。面前的男人多么陌生，但他却有他所钟爱的女人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一样的下巴。一如在今早的会场上，面对那些孤立的文物，欧文不知该得出何种结论。而现在，面对儿子，他看到的只是那与他天人永隔的爱人被阳性增强的轮廓，恨自己抓不住其内涵。他的心绪，就是这样，时常如此纷乱不堪。

　　在分手时，这位法国银行副总裁说，他深爱他的继父，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感情，欧文和他最好不要再见面。欧文点了点头，很理解的样子，伤心地沉默着。目送他走向走廊的纵深处，欧文觉得他们像两个老情人，为了家庭的安宁，而不得不做出牺牲。

　　在那个秋天的日子里，他心头缠绕着两大烦恼，挥之不去：一个是克隆学家关注的基督血液，让他真伪难辨；一个是晚年无法与成年的儿子和解，让他悲哀无奈。这三年来，他都明智地选择放手，顺其自然。他的生命的隧道进入了转弯处，前后都看不到光明，像是躺在铁轨上，等待着迟到的火车。每当他戒酒时，他每个月，至少有四五次，都做着这类噩梦。

　　法官克莱伯尼合上了文件夹，总结道：“一切取决于桑德森的专利，包括他在国外申请的，还有他在１９９４年，当他的基督诞生时在美国申请的专利。这份专利的名称是：使用胚胎或非胚胎的，关于牛或非牛的克隆方法……”

　　欧文被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尽量集中起精神，不快地咕哝着：

　　“请别用‘基督’这个词，谢谢！”

　　“那我用什么？耶稣二世？”

　　“这项计划是有名称的，叫欧米茄。”

　　“好吧，就用欧米茄。总之，这头离死不远的猪，他的专利居然有七十页之厚，什么都保护到了，还能避开‘人体’这个词，否则，专利审查这一关就通不过。”

　　“您有复印件吗？”

　　克莱伯尼手伸进皮箱，取出文件递给他。欧文沮丧地翻着资料，里面附有一篇又一篇的论文，图文并茂，从休眠的细胞，到分裂过程，直至成熟。其中包括人的体细胞，并附有基因码，以及所采用的蛋白质，来刺激细胞质与所植入的细胞核的交融。桑德森是个天才，此项知识产权专利，申请的面之广，利之大，几乎覆盖了近三十年来所有克隆实验领域的三分之一。在这些方法的背后，当然隐藏着产品的版权使用申请问题。而其专利的有效期，一直延续到２０９９年，也就是说，不付酬金的话，在这个期间内，没有人可以使用他的发明。

　　“当然，也不是天衣无缝的，”白宫的法律专家口气变得和缓了起来，“专利是以基尼特斯有限公司作为法人而申请的，发明人是桑德森，也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但该公司在２００１年解体了，因为它违反了人体克隆法，政府收回了科研经费。现在让我为难的是，议会正在投票通过废除《禁止人体克隆法》之法，如何使用一条正在废除的法律，来追溯它的法律效应……”

　　“克莱伯尼先生，您的目的是什么？打破贩卖人口的禁令，还是想讨价还价？您可不是在买一个奴隶。”

　　法官不满地挑了挑眉毛，紧了紧同他的眼睛相协调的淡紫色领带，用一种威严的声音为自己辩解：

　　“总统交代我的任务，是让您的‘欧米茄’不受任何羁绊。”

　　“别幻想了。”欧文叹了口气，用手指了指第四十七页。

　　克莱伯尼把鼻子凑到数百列标着ＴＡＧＣ的数表上。

　　科学顾问说：“ＴＡＧＣ是基因的四个基本化学元素，它们的不同排列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基因载体。桑德森把他克隆的欧米茄基因条带，以匿名的形式加到了专利申请中，这就足以保护他拥有欧米茄产品的知识产权，不是吗？”

　　他尖锐的挑衅口气让克莱伯尼笑了起来，他抬手捋了捋白发，又松了松保险带，这才不紧不慢地说：

　　“我手中握有‘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的‘安非根’专利，这项关于细胞核移植专利早在‘多莉克隆羊’出现前就申请了。它的保护范围涵盖了所有成年细胞的克隆。有这项专利的存在，不论是多莉，还是耶稣二世，还是ＴＡＧＣ只要没有革新，从法律角度而言，其专利，都没有受理的权利。对于基尼特斯公司所申报的专利，它只是隐晦地把这项细胞移植术从羊身上运用到人身上，所以它没有任何创新。”

　　“您……您肯定吗？”欧文心里燃起了巨大的希望，结结巴巴地问道。

　　克莱伯尼迎着他的目光，嘴角不屑地撇了撇，转向窗外，看着驾驶舱外那飞速而过的浮云。

　　“对于购买专利的费用谈判，我有把握。”

　　“那对于‘安非根’专利，法庭怎么看？”

　　“正在协商中。”

　　左下方出现了一座岛屿，直升飞机开始下降。直到飞机的旋翼停止了转动，他们两人没有再开口说话。

　　在门前的大阳台上，站着一位身穿收腰白衣的护士。她给两位来访者端上了饮料，又为他们拿来了软底消毒鞋、口罩，然后，把他们带进了一间摆设着埃及雕塑的大厅。

　　“你们只有五分钟的探视时间，别累着他。”

　　经过大厅，他们登上了石头楼梯，穿过垂着挂毯的走廊，她打开了一扇包着皮子的房门。房间的墙壁上，钉着硬木装饰板，有六扇窗户面对大海，都挂着双层紫红色丝绒窗帘。助呼吸器、心电仪和电脑终端围在一张挂着蚊帐的大床两侧。

　　“欢迎您，克莱伯尼法官，欧文，很高兴再见到您。别站在背光处，走近一些……”

　　科学顾问走上白地毯，尽力让表情自然些。桑德森医生已枯瘦成一架套着红睡衣、戴着眼镜的骷髅，上嘴唇被呼吸器的插管弄得变了形。一个黑人牧师坐在他的床头，他白发拳曲，眉毛乱蓬蓬的，像吹鼓手一样的大腮帮耷拉着。看见他们走进房间，牧师边起身边合上文件夹。

　　“多诺威神父，在先前几年里，他一直负责此人的教育，”桑德森医生从被单下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介绍说，“他目前负责我的财务管理，我没有后人，在我死后，他将负责欧米茄项目的开发。”

　　“不管是不是克隆人，”戴着口罩的欧文激烈地说，“他是一个自由人，您对他没有任何监护权。”

　　克莱伯尼却反驳说，去年，在克隆原型死亡后，巴哈马法庭曾把克隆孤儿的监护权，转给克隆者。欧文，完全不懂法律的谈判技巧，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他的同伴，用目光谴责他出卖己方的利益，为对方提供证据。

　　“我知道。”桑德森轻描淡写地应道。

　　“他是个未成年人，对于成年人，立法机构尚未立出相关法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奴隶制已经废除了，”欧文在一边加油添醋，“人是不能变成专利产品的。”

　　“但我所操作的受孕程序，是受专利保护的，”桑德森用低哑的嗓音平静地回答道，“你们可以雇用吉米，这是他的名字，只要他同意，他本来就是个自由人，我无权干涉。但是，你们只能把他作为正常人来使用，这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大用处。一旦你们向民众公开他的身世，他是怎样来到世界上的，我就要控告你们，除非你们拥有我的专利使用权。向媒体揭露他是耶稣的克隆，需要得到我的允许，需要尊重我作为发明者的权益。”

　　欧文一时语塞，克莱伯尼巧妙地转移开话题，装出吃惊的样子问，吉米既然有这么大的经济效益，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找到他。

　　“那是因为他从不生病，没出过事故，也不做什么常规体检。所以，他没有基因卡。因此，约拿程序无法找到他……”

　　“您怎么会有ＦＢＩ的软件？”

　　“有钱能使鬼推磨，欧文，您没有听过这句话吗？尤其当卖主不知道他们在卖什么的时候。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感谢狗，咬了他一口，才让人类找到了他们的救世主……”

　　“怎么会这么巧，正好赶上禁止人体克隆法要解禁的当口。”克莱伯尼的问话一针见血。

　　“这可以看成是某种征兆吧，预计某个时机到了。他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身世，他是个单身，百分之百地埋没在人间，过着贫穷的日子。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他，这是他的简历，其中有他的联系地址，还有几张偷拍的照片。”

　　多诺威神父交给法律顾问一张光盘，后者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欧文强压着兴奋和反感，紧盯着电脑屏幕，插入光盘，屏幕上显示出一份合约。

　　“文件的密码是什么？”

　　“当你们在我拟好的合同上签完字后，我的律师会告诉你们密码。”

　　“我总要先看到我要买的东西。”法官坚持说。

　　“合同是表示尊重我的专利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我的权利出让的交换条件。”

　　“图像的使用与复制权，当事人的血统及身世的公开权……”克莱伯尼心中压着恼火，在荧光屏上飞快地浏览着合约条文：“受让人放弃所有因转让而引发的对出让人的任何诋毁及破坏的法律起诉权……对可能出现的神迹开发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出让人应获利润分成的百分比……太过分了，绝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

　　桑德森向神父做了个手势，接过他端来的一杯茶，湿了湿嘴唇，边咳边倒向枕头，眼镜歪了，嘴角流着口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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