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后现代主义科幻文学蕴含着独特的禅宗美学思想,对深入中西跨学科的后现代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美国后现代主义科幻文学和禅宗的关系出发,主要以经典作品“沙丘”六部曲和“海伯利安”四部曲为例,基于“不二法门”为重要思维方式的中国禅宗美学思想,在分析小说中人工智能与众生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展现禅宗美学观照下的语言困境。同时,就众生的顿悟之路进行重点论述,揭示未来人类的真正走向,并且进一步指出,禅宗美学在人工智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为理解自我与他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后理论时代,“不二法门”等作为起源于中国的禅宗美学,也为外国文学研究场域中国话语的构建与发声提供了例证。
自20世纪初,面对理性主义带来的思想困境,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中找到精神与思想解放的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主流文化运动盛行,禅宗在美国逐渐得到广泛传播。铃木大拙关于禅宗思想的译介,艾伦·瓦茨(AlanWatts)对禅宗思想的阐释以及其著名的“垮掉禅”(BeatZen)等等,吸引了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诗人和作家。在加里·斯奈德(GarySnyder)和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Rexroth)的诗歌,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的小说中,都可以发现禅宗思想的痕迹,作为“大众情感和欲望载体”[1]的科幻文学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美国科幻文学也发生了剧烈变化。“黄金时代”的硬科幻醉心于太空旅行等科学想象,而20世纪60到70年代“新浪潮”时期的科幻小说则倾向于“形式、风格或者审美”[2]247等文学性方面的考量,给予人性更多的思考与关怀。“沙丘”六部曲(DuneChronicles)(以下简称《沙》)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以庞大的篇幅展现和讨论了“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性和人类发展方向问题。首部《沙丘》(Dune)备受推崇,“或许这是现代最著名的科幻小说”[3]119。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赛博朋克式科幻小说开始盛行,其侧重于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在“海伯利安”四部曲(HyperionCantos)(以下简称《海》)中,以技术内核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成为小说的主线。这部小说也是同时期太空歌剧的“顶峰”[3]161。虽然二者创作于不同的年代,但作品中都通过人类之间或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叙述,集中呈现了何者为人的问题,并且表现出了深厚的禅宗美学意蕴。作为“新浪潮”运动的代表,弗兰克·赫伯特(FrankHerbert)曾与艾伦·瓦茨为友,研读过艾伦·瓦茨等人有关禅宗的著作[4]165,其思想最接近禅宗[4]190。从《沙》中有关“禅逊尼”的思想之中,便可发现诸多禅宗的影子,如“他们能做到随遇而安,不与自然抗衡,而是寻求与环境和谐相处”[5]443。而在《海》中,作者则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样的禅宗偈语作为实现解放的路标。
彼时,美国“修禅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绝大部分来自古典时期的中国诗人写的禅诗”[6]。
禅宗起源于中国,流传到日本,之后影响欧美文化。因此,美国禅宗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但“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不论在欧美经历了怎样的“叛逆”和误读,中美禅宗之间的同源性仍是其对话的重要基础,对美国禅宗思想的探究自然会追溯到中国禅宗。故本文试图从跨学科的视角,通过对《沙》和《海》等一系列相关文本的解读,考察美国后现代主义科幻文学中的中国禅宗美学思想建构。
一、美国后现代主义科幻文学与禅宗美学论及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包括拉里·麦克弗雷(LarryMcCaffery)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是指发端于《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的赛博朋克式科幻小说。不可否认的是,赛博朋克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2]331,就身体意义而言,打破了人和机器之间二元对立的局面,体现了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特征。尽管诸多学者认为新浪潮时期的科幻属于现代主义科幻小说,但是后现代主义文论家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McHale)认为新浪潮时期的科幻也有转向后现代主义科幻小说的趋势[7]。笔者认为,新浪潮时期的科幻作品,从海因莱茵(RobertA。Heinlein)的《异乡异客》(StrangerinaStrangeLand)中救世主史密斯对基督的戏仿,到菲利普·迪克(PhilipK。Dick)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AndroidsDreamofElectricSheep?)中对仿生人和人类,电子机器与自然生物界限划分的反思与批判,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的典型后现代特征。最为显著的莫过于《黑暗的左手》(TheLeftHandofDarkness)中对冬星上可变男变女的“中性”人物的塑造,打破了二元对立的特征,凸显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论是赛博朋克式的科幻小说,还是“新浪潮”时期的作品,都可归类于后现代主义科幻小说,二者皆体现出了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特征。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纲领和旗帜”[8]107,其企图瓦解西方强大的形而上学,试图打破西方二元对立这种强调用分别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
后现代主义中的不确定性概念与禅宗美学思想存在“家族性”的相似,禅宗强调“说似一物即不中”,重要的根源之一便是“不二法门”的思维方式[8]137-138。慧能曾言,“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9]17,提倡对待事物不取舍,不将事物割裂和差别看待。
然而,后人文主义“在否定人的唯心主义的‘自大’的同时,连同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连同人本身一起否定掉了”[10]。而作为禅宗本体论的心性论则对摧毁性和破坏性极强的后人文主义做了积极的回应。慧能言道,“自性本自清净”[9]12,即人的心性本自清净,妄念会遮蔽本自清净的心性,但可以通过明心见性而顿悟成佛,所以本自清净的自性也可以称作“佛性”或“真正的人性”。“自性能生万法”[9]12的命题则是在强调人的心性通过思量创造出世间万物,而万物皆空,是不断变化的,故万物是平等的,没有独特的“我”,也正是“万物皆有佛性”命题的出发点。这样的认识,是禅宗美学产生泛爱观念的基础。所以佛性与爱紧密相连,“爱与慈悲是佛陀与菩萨的本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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