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当下中国最成熟、最具国际性的文化产业，理应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媒介。[1]近年来，在国家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发展、5G、VR、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引用的战略部署和技术带动下，中国的科技文化传播与科幻作品创作逐步兴盛。2020年8月，国家电影局与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提出了针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正式将科幻电影作为重点发展的类型化电影进行引导培养，中国科幻电影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科幻电影“想象力消费”的概念溯源科幻电影是在科学或伪科学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与现实世界有别的故事世界，并在新的世界观内讲述幻想故事、探索未知的一种电影类型。[2]2019年2月5日，根据作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大陆与北美同步上映，根据票房调查网站票房魔咒（boxOfficemojo）的记录，《流浪地球》在中国大陆的最终票房为46。88亿元，在北美的最终票房为588万美元，成为中国电影市场北美地区的票房冠军，2019年也由此被电影界寄予“科幻电影元年”的愿景。《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以“带着地球流浪”为核心设定，体现了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想象力表达，而这种想象力表达受到电影观众的喜爱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属于电影受众的“想象力消费”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背景下，有关想象力消费的理论在学术界重获重视并引起讨论研究。“想象力消费”的概念由学者陈旭光最先提出，“想象力消费”是指互联网语境下，受众（包括读者、观众、用户、玩家）对于超现实、后假定性、科幻、奇幻类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费的巨大需求，广义上也可拓展到艺术、电影之外的其他文化经济领域，并将科幻类电影归结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四种形态之一。陈旭光认为，想象力消费具有三个消费层次，分别是与艺术审美相关的“符号”消费，与文化经济相关的“产品”消费和与社会文化认同相关的“意识形态”消费。[3]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学者李建强从创作者视角提出构建电影想象力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故事文本的叙事想象力、视觉画面的技术想象力和意识形态的哲学想象力。[4]想象力消费的概念指明了在数字技术、拟像技术、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媒介文化背景下，电影观众具有对超现实“拟像”环境的巨大需求。

　　想象力消费视阈下《流浪地球》系列电影讲述中国故事的策略想象力消费是观众在观看影视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对影片审美艺术、意识形态再生产等精神层面的消费需求满足的过程。作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重要形态类别之一，《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抓住当下电影观众的想象力消费需求，从电影的叙事想象力、技术想象力、哲学想象力三个层面进行想象力建构，以观众喜爱的方式将中国故事呈现出来。

　　叙事想象力：采用多样叙事结构，提升电影生动性。三幕式的剧作结构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诗学》，包括开端、中段和结尾三部分。美国剧作家悉德·菲尔德对这一理论加以扩充和具象化，提出故事组成的三个部分：建制、对抗和结局。在影片的叙事结构和情节安排层面，《流浪地球》系列电影进行了电影工业化的尝试，摆脱了以往部分国内电影所采用的单一化叙事结构，采用三幕式剧作结构，极大地增强了电影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性。在第一幕中，《流浪地球》向观众介绍了影片的故事背景及影片主要人物关系。故事背景是地球正面临太阳极速老化膨胀、地球即将被毁灭的生存危机，人类正在争论如何拯救地球。主要人物包括刘培强、刘启、韩子昂和朵朵等。在第二幕中，电影随后营造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主人物在实现戏剧性目标时会遇到的障碍，如刘培强的牺牲所引发的刘启和王磊中尉间的激烈冲突，王磊中尉坚持向杭州地下城运送火石和周倩打坏火石的冲突，为主人公实现其拯救地球的戏剧性目标设置了障碍。第三幕是影片的结局，主要解决前两幕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记忆，交代故事结局。在这一幕中，刘培强以牺牲自己和空间站为代价点燃木星大气层，通过木星氢气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使地球脱离了木星的引力而重回正确的引力轨道，从而成功拯救了地球，而主人公刘启也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一名流浪地球计划的工作者。三幕式的剧情安排，利用戏剧冲突和情节转折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不仅将观众引入电影叙事所营造的紧凑的故事情节之中，同时也探讨了人类的命运和价值观问题。

　　哲学想象力：引用全球价值观，构建共通意义空间。作为一部世界灾难性主题的电影，《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以太阳将要毁灭、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为背景设定，讲述的是关乎全人类存亡的问题。影片中，地球表面的建筑被冰层覆盖、氧气含量低等设定所带来的毁灭是全球性的。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这种毁灭性的后果能够引发全人类的情感共鸣，而拯救地球单靠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需要集中全世界的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来共同面对。这种人类利益共同体价值观的背后，是具有普世性和文化通约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影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普世价值观为视角，创作了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艺术内容，为海内外观众构建了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电影内容并产生共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电影在海外传播时可能会面临的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并最终取得了良好地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

　　技术想象力：创造奇崛虚拟空间，增强视觉冲击力。媒介环境学派提出了“媒介延伸理论”，认为未来媒介对人类的延伸包括三个方面的趋势，分别为对生命的延伸、对媒介的延伸和对世界的延伸。其中，媒介对世界的延伸是指舞蹈、音乐、电影等艺术创造了虚幻的世界，延伸了人类生存的真实世界。[5]《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依托高科技，为观众营造出了奇崛的科技想象空间和视觉效果。《流浪地球2》在正式拍摄前，运用动态视觉预览技术进行虚拟拍摄，通过低静度数字模型融合物理摄影机实拍和虚拟摄影机生成的混生影响，完成了“剧本可视化”的预演，虚拟拍摄与制作技术能够使创作者在超现实的场景空间进行电影画面的设计，在提高科幻电影画面制作容错率的同时，也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具艺术创作的想象空间，从而为后续精美画面的制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此外，《流浪地球》中层出不穷的硬科技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科技想象，如行星发动机、量子计算机、太空电梯、智能机器狗等未来科技都进行了真实的呈现，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极大地增强了科幻电影讲述中国故事的生动性。

　　《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对科幻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流浪地球》系列电影通过在叙述、技术和哲学层面的想象力，满足了当下电影观众的想象力消费需求，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对于未来我国科幻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坚持文化主体性，笃守中国文化精神内核。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揭示了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近代以来，西方始终将中国内置于一种强弱、东西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中，将中国故事呈现为一种“有缺陷”的文化范式，使中国传统文化沦为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被凝视的“异质文化”。[6]长期以来，中国电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不断在国际传播的话语语境中探寻“中国故事”的叙事空间，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国内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在国际化诉求下一味地揣摩西方的社会价值观，将其视为创作标杆而陷入“自我东方主义”的境地。但正如学者王一川所言，“一味揣摩西方‘他者’规范的结果，却让‘自我’‘我性’被西方‘他者’‘他性’暗中置换。他的‘我性’的中国其实不过是西方‘他性’的中国的幻象。而真正的‘我性’的中国仍然还没有争得发言的权利。”[7]科幻电影要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坚持文化主体性是前提。首先，必须笃守中国故事的精神内核，坚定文化自信，这样才能自信地走出国门。例如，《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以“带着地球去流浪”为核心概念，在太阳将要毁灭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的科幻背景设定下，影片设计了四个拯救地球的方案，分别为数字生命计划、方舟计划、逐月计划及移山计划，最后由中国主导提出的建造1万座发动机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的移山计划获得成功。而“带着地球去流浪”和移山计划的想象可以溯源至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神话传说，其传达的是一种“人定胜天”的中国传统精神理念。同时，影片中也多次出现家园元素，如姥爷的心愿是带着刘启和韩朵朵两兄妹回家，领航员空间站向地球做最后播报时，其播报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团聚、告别，这也表现了中国人“故土难离”的生存观，体现了带有东方色彩的家园意识。

　　构建全球化视野，现代性重构中国传统文化。共情理论认为基于共生状态和平等关系，人类能够产生共情，对他者的情绪感同身受。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共情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形成良好信息互动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有利于消除文化折扣，增强文化交流效果。[8]由于科幻电影中中国故事的讲述对象包括国内观众和国外观众，而在对国外观众进行文化传播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跨文化传播问题。国外观众在对电影文本进行解码时，由于语言、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差异，可能会采取对抗式解读、妥协式解读的解码模式，从而对中国故事的内涵产生误读或偏差。因此，为了减少文化误差的发生，科幻电影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时可以采取共情传播的策略，将视野拓展至全球范围，通过将全人类共通的民族经验和情感融入到影片叙事之中，在电影中探索表达宇宙存亡、人类生存等终极问题，展现具有世界性的人类进步价值观，从而构建一个不同国家、地区人们之间共通的意义空间。例如，《流浪地球》中，当中国的移山计划实施成功时，影片的镜头不止聚焦于中国大国基建的宏伟壮阔，也展示了世界各国人民在地球被拯救后的反应。

　　结合科技与艺术创作，遵循事物发展逻辑。学者孙承健指出，“技术与艺术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也意味着，对于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言，技术和艺术是一体两面的承载关系，同时二者也是不可分割和互为建构的。”[9]一方面，当科幻电影满足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层面的内涵后，需要以艺术的形式将其展现出来。当前，传播范式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图像为中心”转化，诉诸画面的视觉化转向对电影画面的视觉效果和冲击力有了更高的要求。科技的进步为科幻电影的艺术想象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为人的主体性、直觉性、自由性和创造性提供了尽情发挥的手段和空间。科幻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应以虚拟技术、数字技术等为支撑，构建出一个恢弘的、充满科幻色彩的虚拟世界，以满足电影观众的想象力消费需求与视觉传播需求，从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艺术创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幻电影的科技想象进行约束。强调影片的科技想象力并不等同于可以天马行空而不顾艺术和生活的逻辑。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最重要的原则还是遵循事物发展逻辑和人物情感逻辑。科幻电影展现的是对未来科技的幻想，需要在数学运算、逻辑推演等方面具有精确性和准确度，如此才能达到对电影观众的说服效果。

　　结语在想象力消费视域下，《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在叙事、技术和哲学层面发挥想象力，通过三段式叙事模式提升影片的生动性，采用数字技术、虚拟技术等高特效科技增强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对愚公移山的中华古代神话进行现代性重构，诠释了家园意识、集体主义、牺牲精神等中国式精神，不仅极大地满足了当下受众的想象力消费需求，也为中国科幻电影进一步走进世界市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所采用的讲述中国故事的策略也为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指引了方向，即应在坚持文化主体性、保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重构，在全球化视野下向世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的理念，注重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的相互作用。在当下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东西方文化深度融合、交流、碰撞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电影人更要承担起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推动中国电影不断向好发展。（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参考文献：[1]陈林侠。国际视野与中国灵魂: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J]。电影评介，2019(Z1):28-33。

　　[2]陈旭光，薛精华。论中国科幻电影的想象力与“想象力消费”[J]。电影艺术，2021(05):54-60。

　　[3]陈旭光。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构想及与中国电影学派关系思辨[J]。当代电影，2022(01):31-38。

　　[4]李建强。略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三个层面[J]。民族艺术研究，2022，35(06):39-47。

　　[5]梁颐。论未来媒介对人类三个方面的延伸———以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延伸理论”为视角[J]。东南传播，2014(01):1-5。

　　[6]胡正荣，李涵舒。机制与重构：跨文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J]。对外传播，2022(09):4-7。

　　[7]王一川。我性的还是他性的“中国”？——张艺谋影片的原始情调阐释[J]。中国文化研究，1994(04):67-72+4。

　　[8]唐润华。用共情传播促进民心相通[J]。新闻与写作，2019(07):1。

　　[9]薛精华，邹贞。中国故事、中国想象与技术美学表达——“中国科幻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学术研讨综述[J]。当代电影，2022(07):17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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