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科幻理论影响中国自身理论构建

吴岩

　　苏联科幻理论的介入，割除了中国科幻理论关于自我文化反思和更新的部分，不适当地强调了知识普及思想。本土科幻小说创作最终萎缩到只能描写一些小发明和小创新，科幻文学从一种面对广阔空间的严肃文学，退缩为科普甚至儿童文学，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失。

　　1949年之前，中国的科幻文学没有系统化接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革新思维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科学普及思维占据统治地位。受这两种思维的影响，中国科幻小说逐渐发生和发展，即便到20世纪30-40年代老舍撰写《猫城记》和顾均正撰写《在北极底下》，仍然在上述思想体系下运行，且至今堪称典范。1949年之后，来自苏联的文化输入，打破了中国科幻理论自我建构的格局，“丢梁誉鲁尚苏俄”的状况也逐渐被固定下来。

　　苏联科幻理论输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时间内，苏联科幻读物和科幻理论借助翻译迅速进入中国。1951年，费明君翻译了A.托尔斯泰的小说《加林的双曲线体》，盛赞作品中所表现的“预见能力”，认为托尔斯泰的幻想小说“善于用历史的姿态描绘出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类生活”，并认为想要写好科幻作品，就应该像托尔斯泰那样去阅读科学书籍，求教“科学院院士”。1952年，王石安在《探索新世界》的《译后记》中认为，科学小说不但可以传播科学知识，还可以促进读者的思考，提高创造新事物的幻想力。此外，在中国被称为“科学小说”达半世纪之久的作品类型，被改为苏联的说法——“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文类名称的转换，给苏联科幻理论大规模登陆中国创造了话语条件。

　　1956年，以大量翻译俄文同名杂志文章为主的《知识就是力量》发表郑文光译作《谈谈科学幻想》，这是第一篇全面陈述苏联模式科幻理论的文章。作者认为：苏联正在进行着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尝试，“在这样伟大的行动中，科学幻想作品完成了它巨大的作用，它启发着人类的愿望，向科学家指出研究课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苏联科幻理论家对“幻想”的理解。1959年，由于苏中友好协会的“强烈推荐”，苏联一部由多人撰写的理论合集《技术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被译成中文，由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其主打文章《技术最新成就与苏联科学幻想读物》由苏联著名文学评论家布·略普诺夫撰写，主要陈述了苏联科幻创作的“目的论”和“内容论”，认为科学幻想读物负有回答科学家如何想象的使命。幻想作品中所描写的、已经实现的事物，在科技中不过刚刚有眉目，因此往往推动发明家去解决问题。斯·波尔塔夫斯基的《论科学幻想作品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则指出，科幻是“描写出在写书的那段时间中不可能实现的事物”，其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例如，科幻作家需要表现“未来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而卡赞采夫的文章主要论述科幻创新的多种路径，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抨击”应是苏联科幻作品的一个重要枝干。还有一些论文介绍了凡尔纳、别利亚耶夫等人的科幻创作。在中苏交好时期，苏联借助合编杂志、中苏友好协会、图书输出等方式，向中国强力推进自身的科幻理论话语。即便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科幻理论文献仍然被选编和传播。例如，粉碎“四人帮”后由黄伊主编的《论科学幻想小说》，仍旧选编了苏联科幻理论文献。1984年之后，这种影响才全部停止。

　　中国科幻理论格局被打破

　　苏联科幻理论中虽有一些内容与梁启超、鲁迅的主张有类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以梁启超和鲁迅的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科幻阐释，其产生的现实背景，是鸦片战争之后国家面临反对腐朽的封建主义、反对外来帝国主义干涉的历史任务，同时，本土文化缺乏科学精神。为此，梁启超强调文化革新，强调科幻文学应该撰写高深哲理，强调学习西方形而上学的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而鲁迅则强调科幻文学应是一种平民文学，要把西方科学准确地普及下去，成为百姓的思想武器。梁启超和鲁迅提供的这一两极化空间，给中国科幻文学关注本土、革新自身文化、学习外来经验、接受外来影响提供了广阔的可能。而苏联科幻理论的介入，割除了中国科幻理论关于自我文化反思和更新的部分，不适当地强调了知识普及思想。加之中国科幻作家与科学家之间联系渠道不足，导致他们无法按照苏联理论所说，写出科学家心中想象的未来。由于多数科幻作家一直生活在国内，对那一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也难以写出真正有力度的批判资本主义的作品，本土科幻小说创作最终萎缩到只能描写一些小发明和小创新，科幻文学从一种面对广阔空间的严肃文学，退缩为科普甚至儿童文学，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失。

　　回顾这段苏联科幻理论进入中国、改造中国科幻理论并“指导创作”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更好地分析此后的种种现象。并对反思自主创新、文化霸权等有所借鉴，提示我们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应把握独立、平等、相互尊重、保持多元性等重要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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