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１４日，首届成渝双城科幻研究工作坊在重庆大学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分会联合主办，高研院科幻文学与科技人文研究中心承办，共包含一场主旨演讲和六场圆桌讨论。

　　来自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包括文学、语言学、人类学、艺术学、电影学在内不同学科的４０余位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与会研讨。本届工作坊以成渝双城为地域依托，在跨学科背景下汇集中国科幻前沿研究，讨论内容包括科幻与神话的起源与演变、科幻在历史上的影响、科幻的实践模式以及未来科幻的可能前景等方面。

　　７月１３日上午，开幕式在重庆大学博雅小院报告厅举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广益教授致欢迎辞。李广益指出，成都和重庆这两座在高铁时代近在咫尺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在科幻领域毫无疑问是合则两利、相得益彰的。成渝两地的最高学府———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正围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中国科幻研究院”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科幻文学与科技人文研究中心”等研究基地形成科幻学术研究社群，开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篇章。科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最为强烈的一种类型文艺，在从地方性知识和传统中汲取想象力营养的同时，还将以更广阔的世界视野、更宽博的人文关怀、更深刻的问题意识成就中国科幻研究高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致开场辞。李怡表示，科幻的底色是“想象的无限性”，期待双城两校能够以更丰富的联合方式、更多元的学科融合，以多地、多场域、多渠道的路径开展科幻研究。

　　一、科幻、神话与数智人文１３日上午，在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徐新建以“神话、科幻与数智人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有智’”为题为本届工作坊作主旨演讲。

　　徐新建以“未来史学”①为引子，提出了当下的人类面临的困境。人类是讲故事的物种，依靠故事而生存。如今，随着“人类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ｓｍ）②主题的流失，人类陷入了“零故事”困境。为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可能性，徐新建提出了“科幻人类学”的概念。

　　首先，科幻人类学是一种共时性的结构，神话回溯“前人类”，科幻指向“后人类”，两者的统一将历史的过去式和将来的未来式联系在一起。

　　其次，民国时期的科玄论战中，科学压倒了文史哲一类的“玄学”，从而成为具有价值导向的形容词。百年后的今天，警惕科学主义和科学原罪论的呼声时有振发。我们不禁要发问：科学是否真的能够形成自洽的伦理？

　　“科幻人类学”将“数智”论战和“科玄”相争整合起来。在“数智故事”的叙事结构中，神话滋养科幻原型，科幻开创未来神话。质言之，人类进入了科玄并置的时代，正依赖“数智故事”延续。

　　现实科技运用时所具有的危险性远远大于科幻作品中的描述，如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现，给人类伦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相比在时间纵向上快速发展、在空间横向上侵入生活的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科幻作品相较科技实践远远不足，所以“玄”应该介入，在“幻想”的层面追赶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复观人类的进化历程，从产生生命到智人的形成，又从智人时代发展到如今的“数智”时代，讲述故事的主导者从“智人”变格为“智神”。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希伯来圣经的重新讲述，其故事脉络只存在过去的维度，而缺失未来的面向。“科技—赛博格”视角下的人机交汇，在“数智”时代下讲述新的“神话”故事。这类新的故事不仅作为既有的“科技自我志”而存在，同时也书写着未来的“人类民族志”，表现出超越现实数据的对未来维度的向往。

　　面对“数智”时代下新的“智神”———科技的挑战，人类或许应该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反思历史上“故事”的遗产，从而调整自身，更新科幻人文。进入“数智”时代，当灵性与情感日趋离身，“万物有智”能否对应“万物有灵”？人类本初的“灵性”是否正在被科技的“智性”蚕食？抑或“智性”就是“数智”时代下人类的“灵性”？这些都是人类对自我、对时代的追问，亦是“科幻人类学”乃至科幻本身所需要探讨的永恒问题。科幻文学的学科任务绝不仅仅是将“刘慈欣们”和“《三体》们”编入中国文学史，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国学化”的中国文学，而应该是面向世界的未来文学。科幻文学的学科建设，应当与人类的命运关怀同舟共济，寻找自我解救的希望与能力。

　　与谈人胡易容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结合本次双城科幻研究工作坊的会议背景，期待能够以人类学、符号学和叙事学等方式进入科幻研究。

　　其一，符号学关注跨种族、跨物种的符号互通，能够补充讲座内容中形而上的宏观论述。其二，从媒介学的工具论切入，人智和“数智”或许能够被看作不同时期人类工具的演变。但需要讨论的是，“数智”是否可以被看作人类的工具。就“智”的含义而言，其内含的“智能”或“智慧”又有着不同的意义。智能是基于信息论表现出来的能力增强，与人有关，但并非人类进化序列上的自然延伸。智慧则是一种符号的自我认知。

　　与谈人唐杰表示，回到“故事”、讲述故事的目的是理解人类为什么存在。其一，就人类发展的方向而言，新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学者一直在挖掘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新故事”，尝试寻找非进化论、非基督教史观的发展经验。而科幻和“科幻人类学”则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故事题材。

　　其二，关注人类自我的问题，从单纯的生命发展到“数智”时代的人类和机器的过程，亦是从“万物有灵”到“万物有智”的过程。“智”与“灵”、人与机、科幻和神话等种种二元结构沉浸在“科幻人类学”的展望之中，“人”的消融抑或是“人”以新形态出现，都体现着“数智”时代对“人”的重新理解。

　　二、想象的无限可能１３日上午，在以“想象的无限可能”为主题的首场研讨中，多位学者聚焦“想象”这一科幻的源起和核心，围绕其历史路径和未来面向展开论述。李怡从“科学”和“想象”在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中令人惊讶的对立说起，主张在科幻“时来运转”的今天，从科学、幻想、国家、民族和人类这五个关键词出发，重新审视“五四”以来的百年中国科幻道路。

　　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便力图引进“科学”思维来发展自身。“五四”浪潮中，陈独秀、胡适等人则将科学从自然科学的学科意义上升为世界观、人生观；“想象”也因此成为“科学”的对立面，并在随后的科玄论战中被全面压制。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原初意义就是自然科学，从而给宗教、文学等“想象”的精神现象留下了空间。此外，恰恰是在自然科学的前沿地带，更闪耀着一批伟大的科学家超出学科常规的幻想之力。

　　于是，“想象”并非简单地处在“科学”的对立面，两者之间的对话可能会产生奇异的效用。鲁迅在《科学史教篇》等文章中的论述也始终聚焦于对科学有限性的揭示，并由此凸显了重建现代人精神信仰的迫切性。

　　蒲勇健则从自己的科幻创作经验出发，阐述了自己创作的科幻小说《爱克斯博士》①内蕴的元宇宙思想。朱志刚提出，“乌托邦ＶＳ反乌托邦”本身作为一种隐喻存在，是否可以超越，以何种形式超越，都体现了科幻文学的“社会”想象。雒三桂基于自身的科幻阅读与认知，回忆少年时期对太行山脉和浩瀚星空的思考，提出科幻内蕴着一种“演绎”模式。他认为，科幻从文本和想象走向现实，而想象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科幻文学的魅力在于想象性的人类思维和人类的自我超越。王一平强调了后人类时代的实验性，即在科幻作品中，一系列类人物体被赋予了“Ｘ”元素②，从而具有与人一致的思想与情感。但是人类对前者又产生了“双标”的道德要求，导致类人物体难以被人类接受的矛盾和悲剧。由此，生物的特征和道德地位发生层级式的分化也是一种人类发展的危机警示。

　　李广益聚焦“赛博朋克”的概念，联系工业文明与城市景观讨论时代内蕴的科幻精神。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塑造了不同时代的城市景观，而城市景观的更新也伴随着不同文明精神的冲击、融合与新生。以重庆为例，进入智能时代的城市景观颇具“赛博风”，但较少体现具有反抗性的、叛逆的“朋克”精神。李广益认为，中国语境下的赛博朋克不应仅仅被诠释和呈现为一种现代科技所造就的、消费文化所渗透的都市奇观，也不应自囿于“朋克”修辞。或许，在中国经验当中能够生长出一种有纵深的“社会主义赛博文化”，它是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奋斗臻于完成的中国工业化在人民生活中的体现，是地方的经验和记忆褶皱在高科技助力下面向世界和未来的舒展，也是需要整合、动员城市内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创新实践。

　　这种文化筑基于赛博实体，有着超越“朋克”的社会主义精神，从而为赛博科幻再出发提供一条可能的中国路径。

　　三、叙述模式、实践方式与未来样式在“科幻中的符号、图像和场景”和“社会思想和实践中的科幻”两场研讨会中，学者们围绕科幻的叙述模式及其内蕴的思想性和实践性展开了讨论。刘琼从技术和视觉艺术出发，以“未完成性”为切入角度，辨析科学和技术，探究两者所体现的精神性主题。范倍关注科幻创作表现出的预警性和抵抗性，追问科幻创作对于人类自身的意义何在。郭宇通过对比古代神话中对月球的美好想象和登月后目睹的贫瘠荒凉，讨论想象与现实、未知与已知之间的张力。他指出，科幻电影作为一种可视化创作，用于描述人类探索的历程，投射出想象力与现实的边界：一边在已知领域摧毁想象，一边在未知领域增长想象。胡易容以核废料的标识设计为切入点，讨论这种需要跨越万年时间尺度的“深时间”①的“核符号”传播设计及其衍生的多学科研究，分析其在技术面、社会面和主题面等领域对于人类命运现实的实验性质和影响力。“核符号学”②不仅是从跨越“深时间”的符号传播设计实践生发出来的专题性研究领域，也是传播学仰望星空、凝视深渊、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学术想象的可能路径之一。

　　陈颐提出，“疏离性”作为乌托邦小说的基础，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时空体，能够使“女性乌托邦小说”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武器。

　　评议人王一平建议，在研究时应当注意“乌托邦”作为方法和目的存在的张力；男性与女性、乌托邦与现实确实存在差异性，但需要警惕将前者打造为“高等级”的倾向。周奕萱以岩井俊二的小说《庭守之犬》③为分析范例，围绕“后人类社会”中从“人”到“仿生人”的失去和重塑，讨论科幻文学的政治批判意识以及对“人”的理解和定义。评议人李刚表示，这项研究以“后人类社会”为讨论范畴，在分析时却更多地呈现中国传统文学史观的特征。在人类世界观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应当注意不同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下的发展脉络，并加以准确把握。赵良杰联系元宇宙与人文学，指出元宇宙的核心规定即为人文规则的实验。“元宇宙”以全息化与全官能的参与性、区块链的去中心性、自由退出权的保障性、社群的创造性等内涵构建了一个个体平等的结构框架，因此“元宇宙”及其现象代表了一系列重要价值原则的解放性。人文价值原则的现实化是“元宇宙”能够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超越了此前神性与人性、精神与肉体等一系列对立。肖达娜联系人类学与科幻，关注科幻文学的当代使命。在人类学视域下，科幻的宏大叙事和仪式的重大关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两者都尝试以陌生化的手段进行颠覆、破坏和制造特殊，以此承载各自时代的使命。

　　四、科幻文学的伟力和潜力科幻作家飞氘曾以“寂寞的伏兵”形容科幻文学在当代文学版图中的边缘境况，但随着《三体》的横空出世，科幻文学内蕴的伟力和潜力“厚积薄发”。在“科幻文学的伟力和潜力”这一套讨论中，学者们围绕进入科幻文学的可能路径和未来高度展开讨论。覃思从《ＡＩ未来进行式》①中的“算法”概念出发，以语义网络分析和概念整合理论为数据处理工具，考察其文学化整合机制，剖析“算法”从计算机术语发展至文学幻想概念并演化至未来技术实践及人类发展理念载体的过程。覃思认为，从纯幻想发展为基于现实科技的人类共同命运展望，或为“五四”以来中国科幻文类的又一现实创新。评议人朱志刚表示，研究采用了实验性的文本和开拓性的方法。文学方法和算法方法是分属于不同世界观的两种设定，但在科幻的视域下获得了结合和统一。因此，需要把握传统延续和概念兴起之间的张力。王涛以语言为研究角度，考察人类所认识的“词”与“物”的“语言神性”在巫术、宗教和科学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２０世纪后期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人对语言的哲学思辨，使得语言哲学的“神性”于科学时代下以全新姿态在科幻作品中复归。评议人金浪建议，在对“神性”复归的语言讨论中，本雅明的语言观不容忽略。从语言学角度进入科幻文学，语言学和科幻作品的两相印证应以详细的内容阐述加以展开。此外，基督教“神性”在不同时期的阐释，以及“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出现，都应更为准确地把握。

　　张泰旗从“当代文学”的概念和“边界”的讨论出发，指出《三体》具有“开放的文学性”。这并非当代文学史中要求“纯文学”的“文学性”———历来为批评家们所诟病的《三体》所缺乏的“文学技巧”。张泰旗认为，“文学性”不应是“纯文学”的注脚，而应该是对它的进一步思考。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能够在《三体》中看到自己所关切的问题，这是标举“文学性”的“当代文学”难以理解的现象。《三体》通过科幻———一种别样的“文学性”，介入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状况，突破了当代文学的表达形式，表现了对普遍人性的反思和期盼。高菲从文学传播机制出发，围绕“刘慈欣热”的“破壁”传播，指出文学机制的运作不再仅仅是围绕文学文本，还包括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信息与物质产品。传统的图书出版和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媒体技术，已经成为大历史语境下中国当代独特的文学传播机制。就中国科幻文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刘慈欣热”的经验或许具有参考价值，也能够促使对当下中国科幻文化景观的多元形态更为理性的分析。评议人朱志刚表示，研究讨论“刘慈欣何以‘热’起来”，若将主题深化为“刘慈欣何以可能‘热’起来”，则研究重心将从刘慈欣背后的传播机制扩大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生态，更具时代性和前沿性。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