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著名科幻作家，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并称为中国科幻“四大天王”，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韩松于1984至199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后以优异考试成绩进入新华社工作，历任新华社记者、采访室主任，《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副总编、执行总编，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被称为“中国当代的菲利普·迪克”，著有“医院”三部曲、“轨道”三部曲、《宇宙墓碑》《红色海洋》等科幻代表作，曾获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京东文学奖等。2023年7月，恰逢武汉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武汉大学邀请韩松等13位优秀校友回母校参加“珞珈论坛”，共同回眸中国本土科幻发展历程，回忆珞珈往事。在这场论坛上，韩松谈及了往日校园生活与科幻创作生涯的开始，这一话题也成为本次访谈的开端。整个访谈围绕韩松科幻创作之路的开始、科幻创作观形成的源泉、对科幻本质与文学性的理解等展开，以期描摹韩松眼中的珞珈记忆，探寻他科幻奇旅的过去与未来。

　　一、科幻创作缘起与珞珈山记忆赵文杰：韩松老师，您好，感谢在武大创办130周年之际，能经由《写作》杂志对您进行访谈。作为一名从武大走出的珞珈少年，您在科幻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十分瞩目，也是母校的骄傲。

　　能否先介绍一下您的科幻写作是怎样开始的？

　　韩松：非常感谢《写作》杂志委托你对我进行采访。我开始科幻写作是在1982年，那时我正在上中学，联合国举办“国际空间年”活动，发动全世界的中学生通过征文写作来庆祝，中国大概有十几个城市的中小学校参加，我们中学也在其中。学校组织所有学生都参与比赛，由此我就正式开启了第一篇科幻小说的写作。因为空间与科幻有关，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是写科幻，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科幻也很热门，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科幻正处于高潮时期，大家都爱看科幻。

　　1984年我考上了武大，继续科幻写作，到后来基本上就再未间断。

　　赵文杰：2023年6月底邀请您回武大时，您深情回顾在武大众多的“第一次”：比如喝酒、下馆子、穿牛仔裤、坐小汽车、谈恋爱。您也说在武大学会了提出问题、提炼问题和调查研究，同时培养了对民间疾苦的悲悯和关注世界的情怀。回望在武大7年求学时光，如果用几个关键词去概括母校对您创作的影响，您认为是什么？

　　韩松：武大对我创作的鼓励非常大。一个关键词是“独立”。武大非常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当时很多老师都鼓励学生不仅要学习课堂上所教授的东西，还要学会独立思考，从中提出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外教，在上课时很鼓励学生提问，如果大家提不出问题，他会不高兴。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例，那时各种课程的课堂上都是这样，整个氛围都是如此，大家都有自己的思考，包括在同学之间，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经常探讨各种问题。我记得经常是在晚上，我都已经躺在床铺上了，但大家还在思考各种问题，比如宇宙是怎么回事，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大家都在进行各种思考，无论是不是写科幻的。我记得当时有位同学就想到了光速与人的关系，他说是否是因为我们人类无法超越光速，所以被局限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世界的真相是否与此相关……当时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想法。

　　第二个关键词是“自由”。武大有一个很自由的环境，大家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与课程。在1980年代，无论是尖锐的声音、各种珍贵的观点，还是很一般的见解，都能在武大找到交流的空间。我记得当时讲座特别多，校方会邀请很多名家来校分享，比如刘宾雁、丁玲等。这其实形成了一种自由交流碰撞的氛围，这一点对科幻创作的影响也很大，因为科幻的本质就是自由的，科幻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想象，要打破禁区。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都能在武大找到流行的踪迹，尤其是在刘道玉担任校长之时。我觉得“自由”与“独立”有相乘关系，独立性是写作者进行科幻创作时需要具备的很特殊的能力，作者要坚持自己独特的想法，要与众不同、很特异，作品才能立得住脚，然后就是自由地敞开。

　　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武大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包含了各种学科与门类。当时大家都能选修很多课程，这一点非常吸引我。我曾选修易中天的“文心雕龙”课，选修过为全校学生开设的“普通物理”公共课，当时还要参加考试，还旁听过“高等数学”，选修过“商周考古”等很冷门的课程，同时还选修了很多新闻系的课程，后来我就考取了新闻系的研究生。

　　新闻系的课程对我帮助非常大，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能帮助我建立认识世界的逻辑，引导我提出问题，发现真相，探究真理，帮助弱势群体。新闻学是一门很有深意的人文社会学科，它包罗万象，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政治等领域都要有所涉猎，所以当记者的人都是“杂家”，同时又要做社会活动家，并不是张雪峰说的那么简单。选修新闻学的课程对我的科幻创作帮助很大，这些课程把多元的知识、各种学科的视野都融合到一起，能促使我的思维保持活跃。科幻实际上是一本百科全书，创作科幻既需要文科的知识，也需要理工科的知识，且都不能偏废。在这一方面，武大为我打下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多元”还意味着我能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比如像刘道玉这样很有思想的学者，以及各个学科、各个层级的教授，他们的思维很发散，又想得很深、很开阔，这些在当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学科与专业的同学，大家互相之间聚在一起交流探讨问题，不光是局限于本系，我有一些朋友是数学系、计算机科学系的。当时雷军就住在我们隔壁，大概有两年的生活轨迹交叉，我们曾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好像没有见到过，我对他也没什么印象。

　　当时还有很多同学是从农村考上来的，相当贫困，大家就互相帮助，也都能体会到彼此的不容易。贫困的同学其实非常多，但他们也愿意去帮助别人。我记得当时因为我要留校考研究生，有位同学在离校时买了一件T恤衫送给我，他也是来自农村的。因为这些，我当时就培养了一种认识民间疾苦的意识。其实创作科幻小说就得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的疾苦，不能脱离现实。我有这种意识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1980年代大家都很关注现实的变化，八九十年代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社会变化非常大，当时大家都不是待在象牙塔中凭空想象，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其他，所做的事情都在与现实发生关系，包括研究生所写的论文都与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

　　所以总结下来主要就“独立”“自由”“多元”。

　　赵文杰：您从武大毕业后，为什么选择去新华社工作？

　　韩松：我是1991年毕业的，当时不太好找工作，报了很多岗位都被拒绝了，曾经也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研究所邮寄了简历，但他们已不再招人，后来我也曾想过，如果实在不行就回重庆老家，在当地的媒体工作。但这个时候就很巧合，新华社不知为何突然来武大招聘，其实新华社很少到武大招聘，那年新华社在武大只招聘两个人。武大当时请负责招聘的老师来开讲座，他是一位驻中东的高级记者，好多同学去当听众，我也报名了。新华社对外部招聘要求比较特别，应聘者需要有外语基础。我当场就把自己写的科幻小说拿给负责招聘的老师看，他很感兴趣。后来参加考试的同学有英文系的、新闻系的，也有外语专业的，最后录取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负责招聘的老师认为我英文基础还不错，他后来也对我说，好像我写的科幻小说亦帮了忙，因为他能从小说中了解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也能看出文学和中文功底。中文功底不好的人，一般也从事不了新华社的工作。这些可能都有关系，就这样我进入了新华社工作。

　　二、科幻之本的认知与科幻创作观形成的源泉赵文杰：在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您以《〈科幻世界〉：一本杂志与一个民族的想象力》为题，分享年少时期人生有几大愿景，其中之一便是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一篇小说，把构造的神奇世界展现给大家看。在1984年，您19岁就实现了这个愿景。您说发表科幻小说的使命完成以后，此后您的写作已不再单是追求发表，而是探索世界、表达内心、寻找自由，并表示“我很庆幸，当时我就找到了科幻的本质”。在不久后的1988年，您23岁时就写出了《宇宙墓碑》等一批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在此，想请您分享您所认知的“科幻的本质”是什么。

　　韩松：在当时，我觉得科幻带来的是超越既有经验的感觉，一种通过想象获得的奇异性、陌生性、神奇感。我着迷的是宇宙真相，科幻与这有很大关系，我很早就喜欢天文，对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感兴趣。我觉得这是科幻本质的东西。

　　赵文杰：非常敬佩您在年少时期就找到科幻的本质，并一直坚定地行走着。您曾向我坦言您所创作的一些作品，能够公开发表出版，是极其艰难的，也是非常幸运的。《南方周末》形容“贯穿您所有作品则是一个深幽诡谲的鬼域，非常惊骇、看上去完全异于中国科幻传统创作的作品，阅读反响也两极分化”，就此，我想请您谈一谈您的创作观和创作观形成的源泉。

　　韩松：这个问题真的还比较难回答。简单来说，我的科幻创作观其实就是刚才讲的追求奇异性和探究宇宙的真相。我好像还没有特别梳理过更为系统的创作观，如果要回答，可能会加上对现实保持关注，以及在创作中融入科学性，或者说至少要大概熟悉科学是什么。我从小喜欢天文，又喜欢自然，小时候的爱好与成长环境是我科幻创作观形成的源泉之一。大学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武大这样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常常鼓励我去思考问题。科幻其实就是探究世界的真相。在武大所感受的环境刚好与小时候的那些经历相连接，又一次把我给点燃了。只有大学环境的影响还不够，一定是因为从小对这方面就抱有强烈的兴趣，对奇异性的、地球之外的、未来的事物感兴趣。这一兴趣是怎么形成的，就很难说了，好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机缘。所以在那时，武大可能会出现雷军，也会出现像赵如汉这样的科幻作家，虽然我当时也跟赵如汉有生活轨迹上的交叉，但未曾见过，那时不知道大学里还有其他人在写科幻。

　　科幻创作观形成的源泉是双方面的，最重要的就是成长中的经历，从小学开始成长的经历，再加上在大学中获得的触动，这些基本形成后就很难再改变了。

　　赵文杰：在新华社的工作，对您创作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韩松：新华社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国家机关，它能让你站在很高、很全面的位置来看待世界和国家，也能接触更多的社会实际。我觉得这对创作还是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也是小说，它不是无源之水，需要作家从现实中吸取很多灵感和素材。在新华社的采访工作很多时候对我创作的影响不一定是直接的，它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拥有宏观的、综合的或者细致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赵文杰：您觉得苦难和有限的认知、交流，是催生好作品的一种源泉吗？比如王晋康、刘慈欣他们从小都是在河南长大，当时的交通、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韩松：有关系。像王晋康、刘慈欣他们很多作品都是发自他们内心，从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你能感觉到，比如刘慈欣的《乡村教师》《中国太阳》，这些都是从他的家乡土地上长出来的。

　　现在的很多作品都是用网上收集的资料组合成的，很多年轻作者很缺乏真正的、有生命的体验，较少接触世界不同的面貌。不过根据网络上的资料组合信息，有时候也能产生不错的作品，现在有些年轻作者也能写得很好。

　　赵文杰：在您创作的过程中，哪些作家对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具体是怎么影响的？

　　韩松：科幻方面，我最开始看的是名家作品——艾萨克·阿西莫夫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接着看阿瑟·克拉克的，再接下来是看小松左京的，最开始这几位作家对我影响最大。再后来也曾看过菲利普·迪克、厄休拉·勒古恩的作品，他们的科幻作品更偏向于纪实。大家都说我是中国当代的菲利普·迪克和厄休拉·勒古恩，但他们对我的影响反而不是那么大。

　　主流文学方面，我看的书也比较多，比如所谓的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像尚-保罗·沙特的作品，像库尔特·冯内古特写的《第五号屠宰场》等偏科幻的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日本籍作家如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的作品。这些作家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我觉得他们表达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一个人一种方式，每个人都用他们的语言和视角重新表现了一遍世界，让我们感觉到原来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比如存在主义文学认为，人是可以在中间进行选择的；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则表现了一种宏大的人生的宿命感；有很多作家写的作品例如《第五号屠宰场》表达了一种黑色幽默；日本作家安部公房写的《樱花号方舟》也是表达了一种荒诞感。这些对我影响也很大。这些合到一块就会让我形成一种创作的可能，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我的作品里面。

　　赵文杰：我看了很多关于您的文章和研究，发现观览越多，越难了解和形容全面的您。请您本人回答，您会如何介绍“韩松”？

　　韩松：还是会介绍自己是科幻作家，不会介绍我是纯文学作家。其他的还能怎么去介绍呢？好像也根本没什么可介绍的了，一辈子好像就这样。在新闻工作方面，能替代我的人太多了。就是介绍自己是一位科幻作家，只能如此。

　　赵文杰：如果您为这个世界创作最后一篇科幻小说，你希望这部科幻小说是关于什么的？

　　韩松：肯定是与自己有关的，不是写外面世界的发展，而是写自己，写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感悟和体验，用科幻的方式表达出来。

　　赵文杰：对您年少时就寻求的最本质的那个东西，最终做一个回答。是这样吗？

　　韩松：对。

　　三、科幻是蕴含痛感和先锋性的文学赵文杰：您所创作的科幻小说是中国当代科幻中一道独特景观。其中有个非常值得讨论的点，在您的文字作品（所有新闻作品、微博随笔、非虚构作品和虚构作品）中有非常明显的“文学性”一面。这是很多科幻作家难以达到的。您认可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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