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化、现代性、全球化等一批重量级词汇的活跃，意味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意味深长的转折。转折的识别依据并非仅源于特定的时间或事件，更来源于诸多因素合力所形成的趋势。经济建设、全球市场、产业发展代表了不同于阶级斗争的社会内涵，再次催生了文学蓬勃的叙事生机。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关注的焦点、叙事的形式、参与的文化表达与博弈，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市场时代的揭幕并不意味着旧问题的自然消解，反而使文学叙事所面对的社会关系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许多汹涌的情绪和认知接连不断地撞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此时的知识分子叙事记录了这种时代的印痕。

　　许多小说集中呈现了市场秩序兴起后知识分子生活的巨大变化，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谌容的《人到中年》里知识分子的清贫与困顿，迅速被另外一种表情替代。在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劼的《丽娃河》、阎真的《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何顿的《荒芜之旅》、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史生荣的《所谓教授》、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等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批被视为市场时代成功人士的知识精英既熟稔特定的知识话语体系，又擅长于将这种话语体系携带的象征资本充分地物质化、利益化。《桃李》的开篇就捕捉到市场时代对知识精英称呼的明显变化，比起“老师”，硕博士们口中“老板”突显的是权力和资本的色调，“一男多女”的情感叙事模式也顺理成章地漫延开来。《所谓教授》里刘安定教授对他的岳父宋义仁教授的评价，可以视为对这个时代知识精英形象的理想化勾勒：“岳父是一个最懂得生活的人。

　　在事业上，岳父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让学问走向市场变成经济效益，成了名，挣了钱。在生活上，岳父儒雅而不死板，开放而不张狂，既有知识分子的稳重，又有现代青年的热情浪漫。如此活一辈子，怎么说都应该是活得很有质量，很有内容。“①”懂生活“”有质量“”有内容“将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心拉回到日常秩序的意义范围中，个人的需求理直气壮地抬头，这是相比于革命时代价值判断所发生的明显转变。

　　市场时代解放了个体的、感官的、物质的诉求，但这种诉求也可能是饥饿过后的饱食，很快产生新的不适。知识分子不可能都热衷于名利的追逐。强大的人文道德传统、执着的行为价值追问，都在抵抗或消解这种知识精英的魅力。就在同一批小说里，一些志得意满的知识精英们被安置进略显突兀和夸张的死亡结局中。《欲望的旗帜》里一把年纪的贾兰坡教授带着情感上的暧昧和内心中的困惑跳楼，却栽到了楼下寡妇的阳台上；《桃李》中的法学界大腕邵景文的尸体被情妇耐心地割了一百零八刀；《荒芜之旅》中在1990年代初就拥有硕士学位的张逊在纵情于肉欲和赌博的刺激后死于车祸。相似的是，北村在《最后的艺术家》里将堕落而茫然的艺术家们扔进了重症和疯狂的绝境，但与《欲望的旗帜》或《桃李》等小说不同的是，北村对知识分子的安置以信仰的确认为终点站，在某种意义上，这批艺术家的皈依就是回避。邵景文们在市场时代的答卷显然无法令人满意，章永璘——张贤亮发表于1984年的《绿化树》中的知识分子——用几何知识仅能争取到让罐头筒多盛些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精神世界的饥饿或恐慌可能造成更为持久且剧烈的痛感。思想史或文学史的研究者都发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个难以概括出共识的时代。知识话语分散为各个相互孤立的单元，“同一性已经不存在了，统一的思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的话语……在知识话语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已经荡然无存了”②。自然而然地，价值判断也难以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以往的‘价值立场’产生怀疑和困惑，知识界和文化界一度出现‘阐释的焦虑’和‘失语的惶惑’。如何阐释目前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态，采取何种价值立场与话语体系，知识分子角色功能的转换等话题，成为90年代文化界关注的焦点。”③邵景文们的张狂、惶惑和暴亡，都是价值认同无法安放的表征。

　　这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想象的一个简要而又必要的背景。说简要，是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不仅只有同步性地思考时代的一面，还有如宗璞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花费三十余年完成的《野葫芦引》长篇系列、李洱的《花腔》、格非的《人面桃花》等其他主题。涉及知识分子叙事的线索，可以追溯到当代文学史中杨沫的“《青春之歌》三部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郁达夫的《沉沦》、叶圣陶的《倪焕之》、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等名篇，这个名单的丰富性足以引人注目。说必要，则是考虑到科幻小说内在的现实性及其与主流文学的关联性，这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必要环节。众所周知，达科·苏恩文对科幻的界定就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④詹姆斯·冈恩也强调，科幻小说“一向与大众思潮和公共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它与主流文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高垒深沟：“科幻小说既是文学，也是通俗小说，既可以预言，也可以推测；科幻小说可以严肃地思索问题，并期望受到严肃的对待。”⑤西方科幻小说发展史清晰地呈现出与主流文学的呼应关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科幻遵从现实主义的叙事法则，新浪潮运动带动科幻进入现代主义，而1970年代末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又成为科幻写作重要的动力资源。⑥呼应与融合同样在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中上演，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80年代末，“中国科幻最重要的收获，是将社会现实题材纳入科幻小说的创作范围之内，同时又吸收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题材文学的成果”⑦。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同时期相同主题的文学创作，是探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知识分子想象的起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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