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情感转向与情动理论情感转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形成两条相对清晰的发展路径：一条是由斯宾诺莎—德勒兹—马苏米发展的带有本体论色彩的“情动”；一条是以马苏米为交点、由塞奇维克发展出的女性主义情动批判。迈克尔·哈文特在为《情感转向》一书所作的前言《情动何益》中强调，所谓“情动”最重要的是两种先兆性的研究：一是对身体的研究，二是对感情（emotions）的研究，由此而生的“情动”视角是一种基于对身体与心灵、理性与激情的综合而提供的对因果关系的复杂看法，“情动”既说明了我们影响周边世界的力量、周边世界对我们影响的力量，也包含了二者之间的关系[1]。

　　哈文特的论述对情动理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做出了界定：“情动”理论以情感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密切关注人心灵—身体—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互相影响的能力。

　　“情动”理论可以追溯到斯宾诺莎《伦理学》当中对情感的起源性质的论述，斯宾诺莎以其决定论的视角，将人的情感等同于自然之物，与一切自然界中的事物一样皆出于自然的同一和必然性的力量。因此其在考查情感的产生时，采用的是与考查线、面、体积类似的几何学方法，通过揭示情感产生及人的行为，目的是寻找“人心征服情感的力量”，即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把握情感的可能性。斯宾诺莎的“情动”指的是“身体的接触”，是身体在周围之物的影响下活动力量的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着情感观念的变化，即一种身心平行的情动。德勒兹在《情动与观念》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情动”，取消了身体与心灵的分隔，同时看到了斯宾诺莎论述当中被“物”所驱使的、被动的身体的“情状”与心灵的观念在与“物”的交互之中不断流变生成的富有生产力的“情动”，通过区分“情状”（affection）与“情动”（affect），从而将“情动”定义为存在之力或行动之力的连续流变[2]。德勒兹有意将“情动”纳入其“流变-生成”理论当中，着重阐发的是“积极情动”的作用。斯宾诺莎与德勒兹共同赋予了“情动”本体论的含义，何以情动、如何情动、情动为何成为区分个体的标准，显示了独特的理论意义。

　　“情动”作为一种理解经验的新的理论路径，反对修辞学与符号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取消绝对的中心与同质性的符号界定，指向对差异性、流动性、短暂性的当代体验的认知。随着德勒兹对斯宾诺莎“情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情动”理论在当代广泛影响了社会学、心理学及文学艺术等人文社科领域，并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

　　二、科幻文学的情动书写——《克拉拉与太阳》1950年阿兰·图灵的“图灵测试”尖锐地提出了区分人与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不但在智力上超越了人类，甚至在情感认知上也与人高度同化，难以区分。

　　当代科幻文学展现了人在智能时代的处境，以想象的方式探讨人机共存的后人类社会图景与挑战。西方科幻小说书写中人对机器人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人对异己生物的拒绝与排斥，人机间存在激烈的矛盾冲突，既表现出人对技术的恐惧，也暗含着对建构稳定科技伦理的需求；二是机器人作为人类的忠实奴仆存在，科幻小说对建构人机关系做出了尝试，但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一种主奴对立的方式，注定无法回答机器人危险论的质疑；第三类则展现人机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后人类主义的兴起，人机的边界进一步模糊，当代科幻小说以技术对人类的改造为基点，探讨了人机共生的新可能[3]。《克拉拉与太阳》正属于第三类。

　　《克拉拉与太阳》是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2021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后人类存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高科技社会当中，克拉拉作为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陪伴机器人，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自己从被售卖到寿命耗尽的故事。克拉拉的陪伴对象乔西是经受技术改造而患病的后人类，克拉拉在乔西的家庭中不断与人类发生更深入的联系，最终在“太阳”的帮助下治愈了乔西。

　　虽然仿生人和改造人已经随处可在，故事也有一个温情而圆满的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建构了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人与人、人与机甚至是机与机的矛盾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表现出来，每个个体都面临着自我认识的困境。正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尽管这部小说披着科幻文学的外衣，但核心命题依旧是“人心”[4]，与其说是“人心”，不如说是人能够成为自己而非他物的证明，在这样一个身份缺失的社会中，“人心”的命题尤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情动理论为视角，聚焦最引人瞩目的人物——机器人克拉拉，寻找克拉拉的“机械之心”。克拉拉的情动与其生命是一体的，展现出的不是人类的独特权利与属性，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开放的过程，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动物和非人类生命部分”[5]。

　　三、前主体的“我要”德勒兹在《情动与观念》当中区分了情状、观念、情动三个概念间的区别，他认为在斯宾诺莎的论述当中，这三个概念紧密相关但是不能等同。

　　首先，德勒兹指出情动从根本上是不可认知的。在对观念与情动的辨析当中，他指出：观念先于情动，原因在于只有拥有一个预先的观念，才能产生指向这一观念的情动，尽管这个观念可能是模糊不清和不确定的。这与其先前的论述并不矛盾，而是在于指出从发生和逻辑的先后次序来看，观念先于并且直接导致了一种情动的产生，而情动必然拥有一个先于自身存在的观念，但是这先后产生的两者之间并不是单箭头的指向关系，观念的产生和其情动的可能都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两者并不可互相还原。由此可见，试图寻找人物产生某种情动的唯一原因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只是将人物放置于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寻找其观念与情动发生关联的某种可能性。其次，与表象性思维样式不同的是，情动是一种非表象的思维样式。正是在这一特点中，人的“想要”的想法成为一种独特的体验受到了重视，“想要”某物指向的是一个特定的对象，这一对象蕴含着指向自身的观念，但“想要”是一个事实而非一个观念，作为非表象的“我想”就是一种情动。

　　因此，情动首先是一个前个人的范畴，因为“情动先于身份/同一性划分来确定自身，由种种转移来表现自身，而这些转移无论是从其起点的视点还是从其终点的视点来看都是不可定位的”[6]。

　　在情动的发生当中，主体对自身情动的产生和认知都是模糊不清的，人物的情动尤其不能在其自我的语言表述中去探究，而应该回到其在无意识当中产生“想”的第一个瞬间，以及人物具体的不加掩饰的行为意图当中。

　　克拉拉情动的前主体性首先体现在反常的举动当中。克拉拉作为机器人，其行为由数据编排确定，稳定性使他们成为人类最值得信任的朋友，然而克拉拉的举动却充满了“意外”。“情动是身体通过在大量可能中根据实际情况，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行动的方式”[7]，在克拉拉的意外行为中，乔西成了不可缺少的存在。克拉拉一直期待在橱窗被售卖，但是情况在乔西出现后却有了变化，克拉拉甚至开始拒绝喜爱自己的孩子，她想要遵守与乔西的约定，成为乔西的太阳能机器人（AF）。这是克拉拉做出的第一个“盲目”的决定，她仅凭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口头约定就放弃了出售自己的好机会。在与乔西约定期间，克拉拉不同寻常的行为正是情动发生的证明，有什么东西在她与乔西之间发生了。而后在更多与乔西或其他人相处的场景中，克拉拉做出了自己从未甚至不应该做出的事情，克拉拉的情动与她的处境有密切关系。

　　克拉拉情动的前主体性还体现在她行动观念的杂糅中。在克拉拉早期的“我想”中，最重要的便是站在商店的橱窗中被售卖，但这一冲动的原因却是复杂的。经由克拉拉自我的讲述，三个原因是已知的：站在橱窗中更容易出售，橱窗中有更充足的太阳，克拉拉对外面世界的渴望。这三个原因促使克拉拉期待并积极争取站在橱窗出售的机会，但这一行为却不可还原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原因，并且这三个被意识到的观念也无法从根本上还原为一个固定的无意识观念。从男AF克雷斯口中，可以看出AF们之所以渴望太阳是因为太阳能够保持自身的活力，以便更好地被一个孩子选中，在对太阳的喜爱这一观念中，杂糅也在发生，无法确定使自己有精神和被孩子们喜爱，或是被“更好的”孩子们喜爱哪一个观念对AF更重要。因此在考查克拉拉的任何一个行为时，都应该充分认识其行为原因的杂糅性。

　　克拉拉前主体的情动充分体现了她与其他物的差异性。首先，克拉拉显示出与人类的不同，她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是成为孩子的好朋友，这在她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当乔西表现出购买克拉拉的意愿时，克拉拉按照母亲的指令完成模仿乔西的动作，还是在克拉拉照顾乔西过程中对乔西细致的关怀，抑或看着窗外孤独的孩子而感到难过，她的行为都在彰显自己的身份——AF。其次，克拉拉的情动与其他机器人不同，通过经理的评价，我们了解到克拉拉是一个具有出色学习能力和共情能力的机器人，在克拉拉的无意识独白中，她时常能够关注到其他机器人不能关注到的事物。克拉拉成为乔西的机器人，也得益于她特殊的能力，“生命开端于纯粹的差异、生成和差异化倾向，它本身就应该是模棱两可的”[8]，克拉拉的生命也发端于此。

　　四、代替与被代替危机中情动能力的增强克拉拉始终处于代替或被代替的危机中，面临来自机器人、人类与自身的三重威胁。克拉拉作为机器人，取代了上一批次机器人，但也有被新机器人取代的风险。克拉拉看到经理介绍B3机器人给乔西时，“一种恐惧也钻进了我的大脑”，克拉拉第一次清楚地察觉到自己被取代的可能。

　　当朋友嘲笑克拉拉的性能不如B3时，乔西与朋友的玩笑“现在我开始觉得我确实应该要了”始终提醒克拉拉，如果她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立马就会被替换。除此之外，克拉拉能取代人类，也有被人类取代的风险。作为陪伴机器人，克拉拉代替家人和朋友帮助孩子摆脱孤独，这是拥有更多共情能力的机器人更受家庭喜爱的原因，也是克拉拉从始至终的任务，“我相信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让乔西避免了孤独”。一定程度上，陪伴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代替人类，但是人类对机器人的信任却始终有所保留，梅拉尼斯管家对克拉拉的排斥，乔西拒绝克拉拉的陪伴只愿意与里克玩“泡泡游戏”，乔西从睡眠中惊醒执意寻找母亲，即使机器人做得再好，他们总在某一时刻被更重要的“人”所代替。最大的危机是，克拉拉被用来代替乔西，克拉拉取代乔西的可能性来自自身优秀的学习能力，然而当代替发生时，消失的将不仅是乔西，还有克拉拉。

　　这些代替危机并非由克拉拉造成，但是最大的压力最终却落在了克拉拉身上，在不同力量的拉扯下，克拉拉看似被赋予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经理告诫克拉拉“是孩子在选我们”，父亲与母亲在争执是否制造假乔西时，假乔西的身体已经摆在实验室里等待克拉拉的数据测试。“主体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受到影响”[9]，被动的处境无疑会造成克拉拉行动和存在之力的削弱，从而使克拉拉在极端情况下陷入两难的处境当中。在这种境况下，克拉拉反常的举动显示出她对“非我”力量的拒绝，同时也是对自身同质化可能的拒绝。克拉拉在聚会当中态度强硬地拒绝听从孩子们的指令，和对乔西不可代替性的察觉，最终都指向了克拉拉对自己独特情动的确证，这种确证与外在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梅尔尼斯管家从最开始对克拉拉的排斥到对她说出“我们是一伙的”，父亲和里克在治愈乔西中提供的巨大帮助，都显示出克拉拉与更多人达成了“同盟”，“只要人们为情欲所激动，则人与人间彼此的本性可以相异”[10]，这种同盟并非基于一种相似性，而是差异性，是基于“非克拉拉不可”达成的同盟。

　　情动是对对象的界定及其可能性的确证，最终指向的是自身的存在。克拉拉取代乔西，是对克拉拉学习能力的高度肯定，而这正是克拉拉作为AF的独一无二之处，但如果克拉拉一旦完成取代乔西，对她自身将不再是一种肯定，而是一种毁灭。克拉拉最终认识到，乔西的不可代替性不是在于“人心”的独特性，而在于乔西在周围人心中不可代替的地位。在这样一种情境中，试图取代乔西将不再增强克拉拉自身的特性，其取代的行动力也就无法增强。在危机的不断解除中，克拉拉也证明了自身的不可代替性。

　　五、积极情动：从“希望”到“信心”斯宾诺莎认为人具有三种最基本的情动：快乐、痛苦与欲望，而任何事物都可能偶然成为这三种情动的原因，因此由这三种情感变化而组合的各种情动的产生，都蕴含着巨大的巧合[11]。克拉拉从“希望”到“信心”的转变正是产生于这种巧合当中。

　　“我们不应该放弃希望”，克拉拉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希望的代名词，在所有人都认为乔西的病已经没有治好的可能时，克拉拉——作为一个仿生机器人，而非一个医生——展现出巨大的希望。布洛赫认为希望指向未来，预示某种愿望的实现，它是对抗焦虑和恐惧的积极情感，是所有情感中最积极的部分。斯宾诺莎则认为希望是一种不稳定的快乐，这种快乐起源于对过去或将来某一物的观念，但是对这事物的前途我们却是有所怀疑的。“情动指向行动能力的增强或减弱，而行动力一定面对感触即人与物或物与物的关系。”[12]希望蕴含着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随着“信心”作为一种绝对的积极情动作用于克拉拉，她的行动力在物的影响下展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克拉拉首先受到他人消极情动力量的影响，母亲对失去乔西的巨大恐惧使其不敢对治愈乔西抱有任何希望，这对克拉拉的行动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其次，客观存在的困难也阻碍克拉拉的行动，难以到达的谷仓、被限制的活动范围、消灭不尽的库廷斯机器人，无一不减缓了克拉拉的行动速度。

　　克拉拉的积极情动首先发生于对外在困难的克服。在里克、父亲的帮助下，克拉拉完成了她对太阳的承诺，这是其积极情动产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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