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格在影视中的生与死

Terminated: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Cyborg in Film and Television

[美]里斯·欧文·托马斯　Rhys Owain Thomas

刘宜冰　译

　　作为单词“控制论的”（cybernetic）与“有机生物体”（organism）的混合体，赛博格（cyborg）一词有效地唤起了人们在说明这种形象时所带有的特征：电子设备的熔断，带有生物形象的机器或机器人。自从曼菲德·E·克莱恩斯与内森·S·克莱恩于1960年在Astronautics的一篇文章中创造该词之后，（1）这一词汇的流行度就呈指数性增长，而且带有赛博格形象的作品很快就成为与科幻小说同类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作品中，赛博格一般有两种方式被创造出来，一种是通过在原本完整的有机生物体中（一般是残忍地）嵌入机械部件，比如在《星际旅行》（StarTrek）中出现的博格人（2）；另一种方式是作为一种生物与人造物的结合体被直接设计制造出来，比如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终结者》（Terminator）中经典的角色。技术上来说，赛博格主义并不局限于人类，但是在电视、电影作品中的例子大部分都为人类与机械的混合体。（3）抛去细节，半个世纪以来，赛博格这一形象都使电影与电视剧观众为其着迷，批评家与学术理论家亦是如此。此章节对这种极具吸引力的赛博格原型在电视、电影中流行的初始情况做了一个简明的调查。其流行开始于一种将赛博格一词作为特殊的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普遍观点。其后的五十年间，这一词汇体现了不同种类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相关问题。玛格丽特·洛克认为：“有关对于这种将大自然放在认识论的中立地位的主张和自然与社会之间的隔离状态被……模棱两可的科技实体——既非生亦非死、同时生死共存——所挑战时，对道德的训诫变得狂野了。”（4）洛克提到了现实世界中的“活死人”，（5）但她的主张也简明地总结了由赛博格（不管是现实中还是小说里）引起的复杂反应。洛克的主张是强调方式方法，基于人类个体所具有的统一天性，即广泛的信仰的考虑。她的声明强调了“人造”科技的嵌入物进入“自然的”人类身体的方法，是一种伟大的具有重大个人意义的行为，这种行为挑战了已有的社会标准。被灌输了社会、政治、文化甚至宗教意义的人与机械的混合物，产生了具有争议性的形象。更进一步说，作为一种本质上“非自然”的个体，赛博格永远无法单纯“存在”——它的存在标志着某些意图，并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一些类似于“为什么（存在）？”“赛博格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因此，赛博格在虚构叙事中存在的意义，即为对于其自身内涵及表达所发出质疑的邀请函。

　　作为字面意义上的科技与生物混合体，赛博格一词不出意料地被理解为一种渠道，即衔接关于建立在新科技对已有的自我认同与主观性概念的冲击的理论。这种焦虑特别集中在20世纪晚期的电信革命，和其对“自我”这一重要思想的冲击上。实际上，赛博格叙事的中心就是对于人性丧失的恐惧。正如J·P·特洛特令人信服地认为，（6）科技发展在影响着人类身份与当代主观性的同时，也正带来新的可能性，这些叙事正运用赛博格形象来寻求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进一步说，人类“内在的”特质看来似乎被有所质疑，并且作为本质的假设而揭露出来。由多种多样的赛博格角色展示出了主观性的广阔范围，比如《机械战警》（RoboCop，1987/2014）中的亚历克斯·墨菲，《挑战未来》（Nemesis，1992）中的艾力，《星际迷航：重返地球》（StarTrek: Voyager，1995—2001）中的九之七（Seven of Nine），《蜘蛛侠2》（Spider-Man2，2004）中的章鱼博士和《超越时间线》（Continuum，2012—）中的基拉·卡梅伦等。这些角色都表达了一个人永远无法确定那条可以准确划分自然与非自然的线，或其是否在任何真正意义上能够存在，抑或即使存在这条线，多种不同的同一事物之内的排列与主观立场也可以将它取代。缺少明确的分界线将自然与非自然隔离，这引起了对于后现代性质量（什么叫“后现代性质量”）的定义：一种主观性的分裂达到了主观性概念本身变得难以实施的程度。当自然/有机与非自然/无机变为单一个体时，区分这两者的界线变得随意到给人以错觉。

　　尽管作为不同的有机生物和科技要素的混合体，赛博格也并不是“原型”的简单复制。赛博格并非相似于机器人，即另一种重复出现于科幻小说中并常常导致赛博格被误解的人造人形机器，赛博格不是其他同类的简单派生物。它们没有指示物，亦非一种模拟。按照让·鲍德里亚的说法，它们是幻影。实际上，鲍德里亚对这种幻影的定义可以作为对于赛博格所表现内容的报告进行解读：

　　现实是由小型单位、母体、记忆银行与命令模式所产生的——因此它可以被无限次地复制。由于不需要再与理想或者消极事物进行谨慎衡量，现实不再需要是合理的，它不过是可操作的。事实上，由于不再被虚构所笼罩，现实也就不再真实了。它是高度写实主义，是在没有大气层的超空间里的辐照合成产物。（7）——让·鲍德里亚

　　赛博格是科幻小说里最令人敬畏的超现实先驱，在《终结者2018》（Terminator: Salvation，2009）中，其大量生产杀人机器，甚至在工厂流水线生产终结者机器的场景，将鲍德里亚带有危险预言性质的理论变得“有血有肉”（和金属）起来。影视作品中出现的赛博格形象被显著地描绘成一种恐怖可畏的事物，它们杂交的天性与“失常的”形体就像现代的科学怪人。而机器人，作为现代纪元中有人类特点并带有特权的合成机器，则常常被描绘成有用的、为了协助人类而被制造出来的机器（至少最初是），作为“他者”的机器人很明显表现出对人体完整性毫无威胁。同时，作为机器人的后现代对等物，赛博格代表了对肉体腐朽的恐惧，科技的入侵式渗透，与对思想与肉体和谐协作关系的滥用。珍妮丝·霍肯和托马斯·弗伦茨已经指出：“现代主义的思想/肉体的二元分化，为后现代主义里思想/肉体/机器的人性三分法让路，同时那些曾经对抗过笛卡尔哲学的思想与肉体，在被现代科技吞噬的现状面前都变得脆弱了。”（8）

　　关于赛博格较新的学术讨论开始试图反转这种将赛博格纯粹用作消极词汇的倾向，而通过将社会、政治或文化归类来分析赛博格如何能够脱离这种不利的模式。很明显，唐娜·哈拉维就提出了一种争论，即赛博格主义作为一种可以避免通过陈旧的性别观念来标明个人身份的方法应被予以赞扬，赛博格内在的分裂允许了一种对退化的雌雄二进制的替代。哈拉维坚持认为：

　　赛博格意象在我们对自己解释自己的身体和工具这一点上提供了一种脱离二元论迷宫的方法……它是一种含混的男女平等主义的想象，将恐惧打入了新右派的信徒中。它意味着同时建立和毁灭机械、个体、种类、关系、空间的历史。尽管两者都被束缚在了螺旋循环中，但比起女神，我宁愿选择做一个赛博格。（9）——哈拉维

　　通过调查过去50年里科幻电影与电视剧的情况，可以很明显发现，比起拉哈维理想主义的表达，赛博格的形象表现更加趋向于由技术上的担忧引起的负面联想。然而，赛博格并非没有历史记载的造物，它的形象已经反映了社会对于科技、个人身份、社会主观性三者变化的态度，同时也自始至终反映了十年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转变。这一点通过两部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的科幻电视剧可以很明显表现出来。

　　这两部电视剧也塑造出了最早的，同时是最持久正面的赛博格形象——《无敌金刚》（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1974—1978）和其续集《无敌女金刚》（The Bionic Woman，1976—1978）。《无敌金刚》由1972年马丁·凯登的赛博格小说改编，同时期的《无敌女金刚》实际上是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再制作。两部电视剧的主角史蒂夫·奥斯汀和杰米·索默斯在被卷入了一次意外事故之后经历了电子生化改造，最终双双作为探员为一个美国秘密政府机关科学情报局（OSI）工作。他们未必是最早被描绘出来的赛博格形象，但在可考证的范围内，这两个角色成为了当时最知名的赛博格。（10）这两个赛博格形象之所以在其时代中刚一出现便名声大噪，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的不可消灭的特点，这一特点与70年代中期一些在美国爆发的基本社会与文化势力息息相关。最显著的是由空前的科学技术进步所激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日渐增长的科技爱好者。宇航员史蒂夫·奥斯汀与杰米·索莫斯，因其卓越的体魄与科技实力而被解读为企图转移美国在科学方面落后于俄罗斯的恐惧倾向（尤其是美国在早先的太空竞赛中首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赛博格也代表了本质上使人受益并让生活变得多彩的新兴科技的当代乐观主义。这两部电视剧的制片人（同时偶尔也是作家/导演）哈维·贝内特解释了电子生化人史蒂夫·奥斯汀最初的概念化，指出他是如何“拿到了这个迷人的角色，一个拥有仿生学能力的牛仔，并问自己：‘他会如何存在？他将做什么？他能如何帮助我们？’”（11）很明显，至少对于贝内特来说，由逐渐发展的赛博格身份带来的科技可能性不只是积极的，更是必需的。鉴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也许这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奥斯汀与杰米塑造出了一个健康、健全并强有力的美国，这是对于当时因“水门事件”与越南战争陷入丑闻与腐败的美国政府的直接讽刺。

　　抛去最初两位主角对于生化移植物的反感，两部电视剧均通过强调生化改造的有效收益来促进对于人类身体强化的乐观前景。实际上，挽救了史蒂夫和Jamie生命的仿生学手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科技可以更容易使逃避死亡的手段被实现。因此《无敌金刚》与《无敌女金刚》两部电影的叙事就试图约束具有潜在隐患的、围绕着生命/死亡阈限的论述，同时促进有关科技与人性正面而积极的关系的理论。然而这两部电视剧也暗示了更多有关科技、人类肉体与个人主观性三者关系的消极理论的存在。它散发出一种信号，即在其叙事内容的边界外，存在着对于这三种概念之间更加复杂与负面的联系。如崔西娅·詹金斯所说：

　　在对一位议员激动地发言中，吉米（Jamie）解释了自从拥有了生化肢体之后，她不断地感受到对于失去人性的恐惧，但这位议员却打算将她关进人类动物园里。这暗示了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政治家对于危及了其他公民自由的人会采取带来更大的、失去人性风险的行动。（12）——詹金斯

　　20世纪80年代有关赛博格的电影，很大一部分主题是生控体系统主观性与人类身份的复杂关系，其中包含的电影有《机械战警》、《天雷地火》（Cyborg，1989）、《霹雳战士龙》（Hardware，1990）、《机械战警2》（RoboCop2，1990）、《终结者2：审判日》（Terminator2: Judgment Day，1991）、《挑战未来》、《再造战士》（Universal Soldier，1992）和《机械战警3》（RoboCop3，1993）。这些电影或多或少都思考了将科技应用于“增强”人类种族这件事的伦理学问题。尽管赛博格主义有着已知的好处，但那种程度的“被接受的”身份强化是有问题的、残忍的并且有时是毁灭性的。

　　这些电影将作为赛博格的优点/缺点与赛博格主义如何对个人主观性带来冲击这些矛盾的观点合并成一体。萨曼莎·何兰德已经提出：

　　很明显，赛博格电影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身心关系问题”，关于任何唯物主义者自我的概念，其叙事倾向于重申一种本质上精神的、笛卡尔哲学的“自我”。当多种手段的运转是为了使观众比起唯物主义立场来更加倾向于选择与笛卡尔哲学紧密结合，这些电影中的以人类身体为中心反而削弱了叙事中着重强调的脱离肉体的“自我”，于是这些电影内容的立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模棱两可。（13）——何兰德

　　与此同时，尽管《无敌金刚》与《无敌女金刚》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同时取消了这两部电视剧的1978年之后，电视中的赛博格角色变得久远而稀少了。这种情况持续到1989年《星际旅行：下一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中第二季16集“真实的Q”（QWho）中引进了博格人这一种族，于是赛博格再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变为了可以接受的存在。博格人在星际迷航的宇宙中迅速变为主角标志性的对手。

　　它们的成功不只是帮助了在当时一直被自己的商业价值阴影所笼罩的《星际迷航》系列，使其巩固了自身重现生机的流行度，更重要的是，该系列将博格人一族变为了自从1984年原型的《终结者》之后在媒体中拥有最高知名度与接受度的赛博格形象。正如它们的名字所暗示的，博格人是赛博格种族，它们由非自愿“升级的”多种有机物种个体组成，经过科技增幅改造，并决心“吸收”所有其他有机生物种族和它们认为因具有科技上的特殊性而有加入博格集合体价值的种族。博格族中每个个体的踪迹都被抹消并纳入了中央蜂巢大脑，蜂巢大脑经由一个称为“博格女皇”的个体来管理/被严格管制，她用最具效率的方式直接领导“工蜂”来确保博格族的目标完成。因其冷酷、高效并且毫无感情左右的忠诚性，博格族被描绘成自然界中无法阻挡的“势力”（单数上的），而非由不同的战士个体组成的集合体。对于赛博格原型来说，博格人具有代表性，它们概括了人与机器之间带有矛盾情感的关系，即对人性的侵蚀或丧失的恐惧，与追求肉体与精神上的完美，即使博格人苍白的皮肤与僵尸似的行为暗示了牺牲后者而着重强调前者。在《星际旅行：重返地球》的部分剧集中出现了一位美丽、金发碧眼如雕塑般的博格人，名叫九之七，她贯穿了这部剧集系列，并使问题复杂化。实际上，由于九之七通过过去对于博格集合体的经验告诉大家科技强化是如何使人受益的，从而证明了她是主角一行中宝贵的一员。正如贾斯汀·埃弗雷特指出，因为80年代早期的赛博朋克运动，博格人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学术上、医学上以及社会上的关于后人类主义理论的增长。此外：

　　近来控制论的进步——特别是在对于神经脉冲作出反应的人造肢体的引进和越来越接近其生物器官的全部功能……证实了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步向前。（14）——勃朗宁，皮卡尔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赛博格叙事不经常（很少）完全对隐约逼近的后人类主义和人类/机器二元论持积极态度。它们大部分创造“不安”的故事，用来探索人类与机械融合的后果。


试阅到此结束，如需查看全部内容请购买正版文献。如因学习需要阅览全文，请联系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