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研究刍议

张朔

　　科幻小说发源于英国，随着科学技术在西方世界的崛起，科幻小说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20世纪，西方的科幻小说经历了“黄金时代”“新浪潮”等几个阶段，涌现出一大批知名作家和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品，知名作家如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丹·西蒙斯等，著名作品如《基地》《2001太空漫游》《海伯利安》等。随着作品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西方理论界也对此作出了回应。

　　“赛博格”“赛博朋克”等一系列概念与术语正是随着科幻而成长的。科幻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文学写作形式的丰富、文学内容的充盈以及文学理论的拓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中国而言，科幻小说可谓是纯粹的舶来品。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是译介作品——1900年逸儒和秀玉翻译的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最早的原创科幻小说，则是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尽管中国科幻小说肇始于晚清，但其真正获得发展是在1949年后。因此，本文着重考察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科幻小说发展现状，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概览

　　“科幻小说是什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数个“子问题”，如“科幻小说应该怎么写”“科幻小说究竟应该重‘科学’还是重‘小说’”“科幻小说应当作为科普文本使用吗”可谓贯穿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发展的始终。关于“科幻小说”的定义，实际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众说纷纭。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认为“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描写的是人类对科技水平变化的回应”［1］8。

　　布里安·阿尔迪斯则认为：“科学小说是一种文艺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社会，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播科学知识或是预见未来，但它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描写，可以启发人们活跃思维，给年轻一代带来勇气和信心。”［2］10中国科幻小说研究者吴岩指出，“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3］1。类似的为科幻小说下定义的说法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不难看出，关于科幻小说定义的讨论，多集中在“科学性”“叙事性”“未来性”“现实性”等方面，不同的作家和评论者分别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将科幻小说嵌入这四个向度之中的某几个，企图为科幻小说完成其自身的符号化和秩序化，并把它从其他门类的文学当中完全区分开，这样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然而可惜的是，科幻小说的定义化工作似乎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其自身容量的丰富性使得它很难被从现实主义小说或说浪漫主义小说中区分开来，它一直在上文所述的四个向度之中游移不定。这种由于科幻自身原因造成的定义的模糊性虽然扩大了科幻小说的边界，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便是在这四个向度的相互纠缠之中进行的，形成了“三个时期，三代作家”的创作格局。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者主要是以郑文光、童恩正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幻作家。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国家提倡、科普倾向、少儿阅读。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纲要》从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入手，将发展科学技术上升到了具有国家权威的层面。在文学领域，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社论中明确指出，“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中国作家协会还应当配合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组织一些科学家和作家，用合作的方法，逐年为少年儿童创作一些优美的科学文艺读物，以克服目前少年儿童科学读物枯燥乏味的现象”［4］。社论中不仅把少儿读物定性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更是要求作协要创作科普读物。也就是说，此时的科幻小说，实际上是极具功利性的少儿科普读物。在这一写作方针的指导和要求下，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主要有郑文光的《共产主义畅想曲》《从地球到火星》《征服月亮的人们》等，童恩正的《古峡迷雾》《五万年以前的客人》《我的第一个老师》等，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等。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意识形态的规约以及科幻小说创作技术不纯熟等原因，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显示出情节单调且高度模式化、热情有余而思考不足和低龄化幼稚化科普化倾向。《共产主义畅想曲》写的是一个新疆观光代表团在一位老教授的带领下，游览20年后的北京，发现北京山清水秀，经济繁荣、科技发达，并对首都和祖国的发展发出由衷赞叹的故事；《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讲述的是少先队员郭小林无意中发现一块“奇异石头”后，同科学院教授李明哲共同研究，得知此块石头是从火星而来，最终证明火星上有高级生命存在，因此激发了无数青少年的天文梦；而《布克的奇遇》说的是狼狗布克在一次去马戏团表演途中不幸被撞身亡，第七实验室的姚良教授利用器官移植技术将其复活的故事。其他几部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上与笔者所举例子不尽相同，但是故事模式却高度相似，即“弱势角色（少年儿童等）发现问题——寻找年长的自然科学知识分子解决问题——知识分子利用自身学识解决问题——向弱势角色科普科学知识——解决问题——憧憬未来”。这一写作模式虽然呆板，但却十分高效：简单的故事能够降低读者的阅读难度，丰富的科学知识成为吸引青少年的绝佳设计，充满希望的结尾正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单从工具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无疑是成功的。但从科幻小说主体性的角度出发，这些创作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带有故事情节的少儿科普读物。但无论怎样，第一代科幻作家们为中国科幻小说所作出的贡献同样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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