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爱伦·坡科幻小说中的异化与人性关怀

欧华恩

　　一　引言

　　肇始于英伦半岛的工业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美国也深受其影响。19 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工业的发展标志着美国在经济上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因为他们可以购买自己国家生产的衣物、鞋帽等家庭日用品了但在一些有识之士眼里，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环境破坏、人的思想被操控、道德滑坡，等等。

　　爱伦·坡和艾默生、梭罗、惠特曼就生活在美国工业蒸蒸日上的19 世纪，他不像爱默生等人颂扬资本主义的文明，以迎合当时的文学批评家，而是用自己独到的眼光来观察和认识社会，写出自己对社会的独特感受，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担忧，这也是他不被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看好的原因。他是一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他对美国的民主进程持怀疑态度，并且敏锐地觉察到了工业文明的弊病，尖锐地批判了这个科学理性操控一切的庸俗贪婪的世界，哀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同时也对他那幼稚愚蠢、疯狂迷醉的同时代人所表现出来的狂妄自大和极端理性，以及他们对人类进步和幸福的盲目轻信产生了深切的忧虑和关心。他没有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而是通过他的科幻小说，用一种小说的艺术世界与客观现实相疏离的虚幻形式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忧。“现代派作家对异化现象的抽象把握及其审美意向的抽象性，必然导致其艺术表现上的虚幻性。所谓虚幻性，主要指事件的发生往往缺乏明确的社会背景，甚至带有超越具体的时空性质，同时又采用反常规的艺术构思和离奇的艺术情境，造成现实与幻想交融的情景，从而导致小说的艺术世界与客观现实的疏离。”[1]读者往往能从他的科幻小说创设出来的那些亦真亦幻的故事中读出精神的荒原，读出人类的孤独和异化。

　　二　异化的人

　　《莫斯肯漩涡沉浮记》的叙说者“我”和两个兄弟习惯于驾船驶过莫斯肯岛，在靠近浮格岛附近的岛屿间捕鱼。在渔民们通常去捕鱼的地方随时都能捕到鱼，而且没有多少危险，但是他们不去渔民通常捕鱼的地方而要去那礁石丛中去捕鱼，从叙说者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原因：“可这礁石丛中的好去处不仅鱼种名贵，而且捕捞量大，所以我们一天的收获往往比我们那些胆小的同行一个星期得到的还多。”叙说者和他的两个兄弟没有和其他的打鱼人一样在安全的海域打鱼，而是要冒着危险靠近浮格岛附近的岛屿间捕鱼，就是因为那里不仅鱼种名贵，而且捕捞量大，所以他们一天的收入相当于其他同行一个星期的收入。叙说者和他的兄弟追求的是一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他们占有大量的和名贵鱼种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挣很多的钱，他们也会因此过上好日子。正如弗洛姆说：“现代人也具有贪婪的占有和使用新物品的欲望，并理智地认为，这种贪婪欲乃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体现。”[2]尽管在礁石丛中捕鱼收获很多，但是危险性也很大，因为一旦海上刮起狂风，船只就会卷入莫斯肯漩涡。这不幸的事还真让叙说者“我”和两个兄弟遇上了，在他们满载而归的航程中，海上突然狂风大作，船被卷入漩涡，“我”和两个兄弟吓得魂不附体，“我”的弟弟和哥哥先后葬身漩涡，“我”抱着个圆桶在漩涡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历经绝望和恐惧后，被冲到渔民们通常捕鱼的渔场被一条渔船打捞上来，侥幸活了下来。即使侥幸活下来了，“我”也没有从惊恐万状中回过神来，恐怖使“我”说不出话来，那些老伙计和经常见面的朋友都认不出“我”来了，因为“我”的乌黑发亮的头发变成了一头白发。弗洛姆认为：“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是他的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表现。在这一真正活动的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变成了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一种手段，而且就是目的本身，它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因此劳动带来愉快。”[3]而坡的小说《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所展现的劳动“不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的确，小说中的叙说者和他的两个兄弟不仅没有丝毫的愉快感，反而有两个在经受了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之后葬身大海，侥幸存活下来的一个在吓得魂不附体、死里逃生之后，一头乌黑的头发陡然之间全白了。这种劳动就是异化了的劳动，在这种异化了的劳动中，人的尊严与价值、生命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这就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

　　叙说者和他的两个兄弟也明知去那种地方捕鱼会有危险，正如叙说着自己所说“事实上，我们把这营生作为一种玩命的投机，以冒险代替辛劳，以勇气充当资本”[5]。尽管这种做法可能会相当危险，甚至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把以占有为目标的生存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6]。

　　他们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使得他们完全忽视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和对自由的追求。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不仅在劳动机械化中失去了创造性和自主性，还在需求和消费方面产生了异化。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在不断膨胀，对精神和自由的追求也就相对被弱化。人们这种对物质的需求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虚假的”需要。这种表面上的、对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是人们发自内心、真正需求的满足，而是一种虚假需求的满足。它掩盖了人在精神上的需求。这不仅导致了人们消费的异化，还造成了人们文化心理的单向度性。人们不再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而将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对物质的占有上。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包括虚假需要，以叙说者为代表的人们必须永无止境地赚钱，把自我的成就感完全投射到金钱上。丹尼尔·贝尔说：“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7]这种永不满足、永无止境的“占有”欲望，便是人的异化。

　　常耀信先生称赞爱伦·坡是“第一个探究人类意识最深处幽暗领域的人”[8]。的确，爱·伦坡在他很多短篇小说中都挖掘了人的内心世界，把人性格中的乖戾和人内心深处最黑暗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展示人类潜意识中“恶”的同时，爱伦·坡也描绘了这种恶与善的斗争，本能与理性的交战。这种斗争和交战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就是严重扭曲变态的分裂人格，所以，坡所描述的人物大多数是人格严重扭曲分裂、神经过敏的病态的人。一方面，他们在“反常心态”的作用下，不由自主地去犯罪作恶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被罪恶感和自责感所折磨，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自动暴露罪行，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在《反常之魔》中，坡就对人性最幽深处的黑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在考虑人类精神原动力的官能和冲动之时，骨相学家从来没有给一种性格倾向让出一席之地，尽管这种性格倾向一直明显地作为一种固有的、原始的、不可缺少的情感而存在，但它同样也被所有比骨相学家高明的伦理学家们所忽视。鉴于理性十足的傲慢，我们全都对这种性格倾向漠然置之。”爱伦·坡认为这种性格倾向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行为本质，由于它的驱使，人类为了不应该有的理由而行动，坡称之为“反常心态”。这是一种原始的冲动，很多时候，冲动变成希望，希望变成热望，热望变成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而这个欲望被纵容。任何对这种念头瞬间的纵容企图，都是不可避免的毁灭。

　　故事的叙说者就是那个“反常之魔”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叙说者实施谋杀之前一连几个月反复斟酌了谋杀手段，杀人后，他不仅没有被发现，而且还继承了被害人的遗产，舒舒服服地过了好几年。每当想到他绝对安全时，他心底涌起一种强烈的难以置信的满足感，而且习惯了沉迷于这种感觉。

　　可是后来，那种感觉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种缠绕于心、挥之不去的忧虑。忧心忡忡的他常常在考虑自身的安全，常喃喃自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我安然无事”。有时，他又不停地暗示自己有可能傻乎乎地供出自己所犯下的谋杀罪。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在痛苦的折磨中，他讲出了那番为他定死罪所必须讲的话，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究其原因，都是“反常之魔”导致的。

　　这种“反常心态”就是爱伦·坡的“本能说”的集中体现，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异曲同工，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本我是人出生就具有的本能冲动，它不受理性或逻辑法则的约束，只遵循快乐原则和死亡原则，满足本能的需要。人不仅有生的本能，也有死的本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便是攻击欲、罪恶欲、虐待欲等，而凶杀、暴力、战争等也由此产生。“反常心态”也好，“本我”也好，都是人的一种本能，是非理性的存在物，这些说法都是对人类内心深处进行深入探究的结果。不过，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类的潜意识进行理性的阐释与分析，而爱伦·坡则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展现和挖掘人们内心深处的黑暗。坡有一系列探寻被“反常之魔”所驱使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小说，像《反常之魔》、《泄密的心》、《威廉·威尔森》就属于这一类小说。

　　所以，人们往往把爱伦·坡视作心理小说的先驱。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夫曼也认为坡探索了人类自我的分裂性：自我中有隐藏的自我，这个“反常之魔”即是从自我中分裂出来的那一部分。这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受死的渴望的驱使，其目的在于毁灭自我。[9]坡通过这一类小说表现了他对人类道德的关怀。这一类小说中那些为作恶而作恶的人，最终都因为负罪感而泄露了他们内心潜藏的机密，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坡的这类小说对于反常之魔驱使下的人格分裂的人的描述是坡道的关怀缺失的体现。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克莱曼就提及“反常之魔”以进一步佐证坡小说中道德关怀的缺失。[10]但是，那些人是因为有一种负罪感才吐露真情的，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忏悔的表现，危磊认为：“忏悔的本质是揭露关于自己的事，通常是对自己有害的事情。”[11]而在康斯坦看来，“从宗教的意义讲，忏悔不是简单地承认自己有罪，而是对内心转变的一种声明。从哲学角度看，忏悔被描述为引导忏悔者重新获得其在犯罪中所丢失的社会位置”[12]。由此，忏悔就是人回归到与社会的正确关系的一种途径。那些作恶者通过忏悔吐露了真情，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危磊认为：“坡的‘反常之魔’命题包涵着善恶有报、正义必将得到伸张的道德寓意。坡的‘反常之魔’心理小说也是对人性本质的探索，这种对人性恶的追问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关怀。”[13]

　　三　人与自然的异化

　　爱伦·坡的小说《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是死后重生的莫诺斯向他的妻子尤拉讲述死后感觉的对话。在对话的开头，莫诺斯和他的妻子就在讨论“再生”的话题。莫诺斯告诉尤拉说生前不相信教士们的解释而长期为“再生”这两个字的神秘含义而冥思苦想，是死亡本身替他揭示了这个秘密。在这里，爱伦·坡借助死亡这一意象来表达超越人生之渴望。在爱伦·坡看来，死亡能够使人获得重生。正如美学家杜弗海纳所言，“这种死亡可能成就一种脱胎换骨，成就一种超现实的降临，也成就一种新意义的产生”[14]。这种新的意义在爱伦·坡那里就是再生，就是人死后能够重生，就是莫诺斯所说的“已被死亡净化过的人类”。只有这种已被死亡净化过的人类对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才看得更加清楚、更加透彻。

　　死后重生的莫诺斯对人类社会的困境看得一清二楚，他告诉尤拉说：“冒着浓烟的大城市成千上万地出现。绿叶在高炉的热浪前瑟瑟退缩。大自然美丽的容颜遭到毁伤，就像遭受了一场可恶瘟疫的蹂躏。”他还告诉尤拉“地球被技艺弄的伤痕累累”1808 年的禁运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刺激，由于对外贸易停顿，制成品的来源就此中断，这就促使美国不得不走上自行生产工业品的道路。美国工厂的兴起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到1809 年，美国的棉纺织厂已增加到80 多家，到1810 年已建立起了20 多家毛纺织厂，1820年有100 多家，拥有织机700 多架。[15]不仅纺织业，其他工业行业也取得了发展，如冶铁业，1810 年已拥有150 多座熔炉。1812 年美英战争，使得美国国会拨出巨款来扩大军用品的生产，纺织、冶金、制铁、交通、造船等行业都得到了发展。此外，借助于1816 年的第一个保护性关税，美国的工业革命从此迈上了稳健的发展步伐。到1839 年的时候，美国的工业部门已经比较齐全。制造业产值达到了4亿美元。[16]福克纳也指出，到1840 年时，美国纺织业和制造机器的工厂设备都已相当完善，营业也非常发达。1815年至1833 年，棉织品的产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5.4%。

　　[17]1820 年到1840 年，煤炭产量增长了6.4 倍，生铁产量增长了13.6 倍。[18]肇始于19 世纪初的美国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兴建的大量工厂催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空气被污染、环境被严重破坏。

　　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使城市中出现了大片的工业区、仓库码头区、商业区，完全改变了原来城市功能单一的状态。通常情况下，工业完全由于资本家的营利观点而杂乱无章地建立起来；工业外围为简陋的工人住宅，城市进一步扩大，工业又将其包围，因而造成工业与居住的混杂。城市的交通线路、车站、码头，缺乏合理规划，形成对市区的胡乱分割；有的城市沿水面盲目蔓延，使河岸、海滨完全为厂房、码头、堆栈所占，再加上城市半径不断扩大，结果使市中心区与大自然完全隔离开来。城市的盲目发展，功能布局混乱，市中心远离自然，市区内给城市带来一丝温馨格调的花园绿地被侵蚀殆尽。这一些必然使城市失去生态平衡，导致城市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林立的烟囱排放出滚滚的浓烟，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城市里的工厂、铁路、商店、家庭炉灶排放出大量的煤烟、粉尘，空气污浊、烟雾弥漫，白天也难得一见日光和晴朗的天空。吉尔伯特·菲特和吉姆·里斯合著的《美国经济史》中这样描述了1884 年匹兹堡令人触目惊心的空气污染状况：“匹兹堡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个烟雾弥漫的阴森森的城市。从最坏的方面来说，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城市更黑暗、更污秽、更令人沮丧了。匹兹堡位于软煤层地区的中心，从住家、商店、工厂、汽船等处冒出的一股股烟柱汇成一大片乌云，笼罩该城所在的狭窄山谷，直到太阳冲破重重乌云黑雾，显露出它黄铜色的圆脸来？？城市住户和工厂燃烧的煤炭有很大一部分化为浓烟直冲云霄。”[19]匹兹堡的空气污染就代表着芝加哥、克利夫兰、米尔沃基、堪萨斯、辛辛那提、圣路易斯等许多工业城市里的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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